北江大堤是珠江三角洲最重要一道堤防，捍衛著廣州、佛山等城市和三角洲腹地人民生命財產和一切經濟活動。大堤的安危，為歷代政府所重視，並被列入當地水利事業不可或缺一部分。現在，北江大堤雖可曰“固若金湯”，達到抵禦百年一遇防洪能力，但這經歷了三角洲人民世代經營，尤其是建國後黨和政府帶領當地人民前仆後繼、防洪搶險、艱苦奮鬥、不斷建設的一項成果。隨著時代和環境變遷，不利於北江大堤維護和發揮效益的因素也在增長，特別是隨著珠江三角洲經濟崛起，廣州、佛山等城市連綿區出現，以及大量人口、財富在三角洲集聚，向北江大堤提出了更高的防洪要求。為此，北江大堤的維護和建設需要更加科學、合理和卓有遠見的決策和管理。這一方面要借助于現代科學技術和管理技術所提供的有效手段，另一方面，歷史經驗教訓也是有借鑒作用的。本文擬在後者作某些探討，以求教于方家。
一、北江大堤修築的歷史自然地理基礎
現代北江大堤在廣東北江下游左岸，從清遠石角鎮騎背嶺，沿北江支流大燕水入幹流南下，入三水大塘、蘆苞、黃塘、河口、西南鎮，止於南海小塘鎮獅山，全長6334公里，是珠江三角洲眾多堤圍中最長的一條。它所捍衛範圍屬北江、西江三角洲地區，地質時期是珠江溺穀灣一部分，海灣中聳立著一系列小島，晚第四紀（1～2萬年）以來，多次海浸海退，形成西北江複合三角洲，但直到近千年時間裏，才堆積形成現代三角洲平原。考古發掘顯示，3～4千年前新石器時代，人們多數在河流邊緣的低丘或河流轉彎處交通比較方便地區居住。由此推想，新石器時代北江主流由石角經蘆苞與西江匯於河口，今日之蘆苞湧已是北江下游一條比較重要支流。
北江另一條支流樂（一作落）排河（其下游為白泥河），也經石角向東流，沿白泥東南流至廣州。河水不斷下切，形成花都赤泥相對崗、峽崗、石門等峽谷。考古同樣發現，今廣州石門、沙貝、泌湧等地，即今北江下游西岸，也有新石器時代遺址，可見白泥河貫流於此。根據以上北江在三水一帶流經狀況，可以判斷，新石器時代以前，石角以南已存在一個很大沖積扇，北江下游河道在其上漫流，漸漸下切和旁蝕，發育了蘆苞湧、白泥河、北江幹流等河道。但這些河道兩岸，地勢低窪，排水不暢，為洪潮氾濫之地，早期開發很困難，因而成為水生動物的淵藪。三國時，交州刺史步騭到廣州，登高遠望，“見土地形勢，觀尉佗舊治處，負山帶海，博敞渺目。高則桑土，下則沃衍，……海怪魚鱉，珍怪異物，千種萬類，不可勝記”［1］。步騭所見即為一片未被利用處女地。但北江作為到廣州重要航道，在秦漢時已得到利用。史載秦始皇南征百越及漢武帝平南越國，“樓船將軍（楊僕）將精卒先陷尋峽（今飛來峽），破石門”［2］。雖然很難說明秦漢進軍所走的是蘆苞湧還是白泥河，因史無明文，但這兩條河流是通廣州要道無可置疑。另據1973年出土長沙馬王堆《地形圖》，白泥河基本上和北江使用同樣大小線段繪出，顯示白泥河為漢代南下重要交通線。到宋代樂史《太平寰宇記》引譚子和《海嶠志》稱“二月、五月、八月，有潮上二禺峽，逐浪反（返）五羊，一宿而至，故曰中宿峽”。宋代祝穆《方輿勝覽》也引《海嶠志》說：“東漢時二、八月中，有潮（水）至峽，經宿而退”。石角到廣州不到100公里，一夜可到廣州，只有走白泥河才行。若走蘆苞湧，明代要2～3天才可到廣州［3］。由此反推，秦漢時白泥河為優良水運通道。但到晉代，白泥河已見淤淺，蘆苞湧成為通廣州的主要交通線。蘆苞湧邊上有南海官窯（靈洲山），上有“望氣樓”古跡，為往來船隻所仰望。宋代蘇東坡謫貶嶺南，曾維舟靈洲山下，登高遠望，臨流賦詩，還遊覽了妙高臺、棲霞閣等勝跡。另說“官窯”地名，以唐宋時附近陶瓷業興旺而得名。因陶瓷業須依賴方便水運，由此可想見唐宋時蘆苞湧水量豐盈，仍不失為通廣州要道。
以上所說，顯示北江大堤未修築之前，北江左岸大片河灘沼澤還草萊未辟，只在沿江一些低丘、臺地上有一些聚落，地廣人稀，經濟落後，遠遜于中原北方。北江幹流、蘆苞湧、白泥河為通廣州要道，但屬自然河流，人類活動還沒有在這塊土地上留下多少痕跡。
二、宋代以來北江下游修堤歷史
宋代珠江三角洲進入以土地利用為中心開發高潮，圍墾河灘和三角洲平原又是取得耕地、發展農業的主要方式，結果極大地改變三角洲社會經濟面貌。著名經濟專家冀朝鼎指出，到南宋時珠江三角洲已成為我國一個次等基本經濟區［4］。圍墾作為三角洲最主要水利工程，首先是在北江、西江兩岸河灘，繼及三角洲平原開始的。北江大堤前身多條小堤修築成功，奠定了它們後世聯圍的基礎。
北宋至道二年（996年）珠江三角洲開始有修堤記載，其中築於北宋14條，南宋7條，另有7條南北宋時代不明。兩宋共修築堤28條，總長66024丈（約220公里），捍衛農田24322頃［5］，以西江、東江沿岸最多，次為北江沿岸。在今北江大堤附近的有三水蘆苞湧南岸築于宋鹹淳八年（1272年）榕塞西圍、永安圍，是宋代珠江三角洲分佈最北堤圍。另佛山附近有有存院圍、羅格圍。這些堤圍規模較大，但矮小，防洪能力有限。如民國（1948年）《羅格官洲圍志》稱“我圍位居西、北江下游，始建自宋真宗代（998年－1022年），……而當時河床闊曠，潦勢不甚倡狂，故堤高不滿三尺”［6］。這堪為宋代北江沿岸堤圍一個代表。
元代珠江三角洲築堤集中在西江沿岸。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北江榕塞西圍曾被沖決，後被修復成新堤，有助於保護北江沿岸農業生產。 明代珠江三角洲圍墾達到高潮，北江幹流及其支流蘆苞湧、西南湧、官窯湧以及石門水道沿岸為重點築堤地區之一。在北江大堤沿線修有石角圍、上梅埗圍、下梅埗圍、長洲社圍、青塘圍、永豐圍、木棉圍、奎岡圍、大良圍、沙頭圍、良鑿圍、獅山圍等。另在西南湧沿岸修有高豐圍、大圍、湧圍、古灶圍、河□圍、董圍、蘆荻圍、犀牛頸圍、箕尻圍、大欖背圍、烏茶埗基、馬布埠圍、七甫村後圍、上波灣圍、白沙圍、山腳圍、曲基圍、茶盅上下圍等；在流溪河與西南湧交匯處，還修築北圍、龍洲堤、白坭堤等，凡35條，總長（不完全統計）189667丈，占明代珠三角築堤181條的19％，總長87％［7］。這些堤圍皆在今日北江大堤捍衛範圍之內，包括清遠、三水、南海等地，都開始或重新築堤，揭開地區開發新一頁。
清代，三角洲平原面積迅速擴張，人口增多，水患次數上升，水利事業顯得更為迫切和要緊，三角洲圍墾進入鼎盛時期。但堤圍分佈主要在三角洲前緣新生成陸地，而北江大堤地區除修復沖決堤圍以外，新修的也不少。計有清遠大朗底圍、洲心圍、東河圍，三水蘆苞附近九曲圍、黃渦圍，南海官窯附近崇永福圍、靈洲圍、裕豐圍、永登圍；三水河口以下閂門圍、大良圍、鼎安圍、肚窩圍、射州圍、芳山圍、昌山圍；佛山北邊河朗圍、白界圍、永裕圍、遠安圍、伯和圍、合豐圍、吉菜圍、阿婆渡圍、五丁圍、大成圍、崗子圍、溥利圍；佛山南邊石閣圍、永安圍、金釵圍，廣州海珠島潖州圍等33條，與明代所修築堤圍數量相近，約占清代三角洲築堤總數190條的174％。這些堤圍，除少數在蘆苞湧沿岸，大部分分佈佛山湧兩岸。因到明代，蘆苞湧已經淤淺。嘉靖《廣東通志》記“蘆苞水，其水秋涸，夏始溢”，已變為排洪水道。康熙《三水縣誌》也稱“嘉靖年間（1522年－1567年）胥江貿易鱗集，比西南有加，而蘆苞冬涸，客艘道出西南”。蘆苞湧淤淺，河灘面積擴大，為圍墾提供更大可能。至佛山湧，在三水縣西南湧經過明中葉百多年交通繁榮湮涸之後，于明清時踞有“入府孔道”、“扼省之吭”［8］位置，成為通廣州主要交通線，佛山也由宋元時一個小聚落發展為廣東四大鎮之一。佛山湧兩岸土地利用進一步深入擴大，築堤圍墾在其中發揮重要作用。
民國時期，隨著廣東治河處、廣東水利局等水利機構成立和近代治水技術引進，北江大堤地區修築圍墾向聯圍和統一管理方向發展。而新修築堤圍主要集中在各大口門沙洲。北江只在清遠縣城至石角之間右岸修築一段堤圍［9］。與清代洲心圍、東河圍相對，這段堤圍使北江水勢安瀾。1924年在蘆苞湧口修築蘆苞水閘，為珠江流域第一座鋼筋混凝土水閘，減輕北江支流和廣州之間洪患，捍衛耕地25萬畝，該閘使用至今，已成為一項重點文物景點。
建國後，水利事業得到空前重視。北江沿岸各分散堤段聯成一體，全面進行加固，1954年正式定名為“北江大堤”，是珠江三角洲最重要聯圍工程。此後經三次大規模培修加固，到1991年，北江大堤全長6334公里，擁有大型分洪閘2座（蘆苞、西南），穿堤的灌溉、排水、交通閘35座，防汛公路57公里，防汛倉站112間，面積28萬平方米，以及一大批通訊設施［10］，成為捍衛北江左岸珠江三角洲大片土地和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的屏障。
三、北江大堤圍墾建設的成就
水利事業是封建社會一項大政，事關國家財政收入、民生和社會治亂，每為封建統治者所重視。《宋史•河渠志》曰：“地理以水為主，水者地之脈絡也”。“有洲可居，有堰可灌，曰井，曰泉，曰澳，曰塘；魚鱉生焉，菱青出焉，舟楫通焉，稼穡賴焉，合而名之曰水利，示有益於民也”。珠江三角洲開發，首先緣于宋代以來築堤圍墾，並取得良好的經濟效益，奠定了明清以來三角洲成為我國最富庶一個地區的經濟基礎。這個社會經濟效益，包括航運、灌溉、防洪等，北江大堤堪為珠江三角洲一道生命線。
（一）航運
河流是廣東最主要的運輸方式，北江又是五嶺南北最主要一條交通線，有“大使道”之稱。秦漢進軍嶺南，下湞武二水，順北江直取番禺（廣州）。《史記•南越傳》載“樓船將軍（楊僕）將精卒先陷尋峽（今飛來峽），破石門”。雖然這條水道是經白泥河還是蘆苞湧，學術界仍無統一意見，但都在北江大堤捍衛的範圍之內。
唐代，廣州為世界性貿易港，中外商賈雲集。著名中西交通史專家張星烺指出：“唐時，廣州之波斯、阿拉伯商人，北上揚州者，必取道大庾嶺，再沿贛江而下，順長江而至揚州也”［11］。廣州北上走白泥河入北江。到宋代，蘆苞湧作為北江通廣州最短河道，交通十分繁忙。宋詩人楊萬里有“北江西水兩相逢，胥江波濤特地雄。急流欲上人聲鬧，近岸還移牽路窮”之句，說的是今蘆苞水閘附近通航繁忙景象。蘇東坡坐貶嶺南，泊宿於官窯附近的小金山（即靈洲山），“題詩寺僧，自此，靈洲之名滿天下。其地，不過江中一灘耳”［12］。南宋李昴英也有“眼前無限往來舟”之句，顯見官窯一帶商貿興旺。元代，蘆苞湧仍是廣州要道。陳大震《南海志》稱“南海水馬站一，官窯站船十，西南站五，胥江站十”［13］。從北江驛站分佈來看，蘆苞湧水運居首位。只到明中葉蘆苞湧因淤淺而航運日漸式微，讓位給西南湧。
西南湧交通地位在明中葉以後，因“綰轂廣州”，“地當二廣之沖”［14］，而成為廣州要津。康熙《三水縣誌》引崇禎縣誌說“嘉靖初，台監使者風檣往還如織”；“兩藩鎮巡監司使命，暨諸郡縣百官、島夷貢服皆取道出此”，成為“舟居罔日夜，公私浮費，百倍他邑”的交通樞紐。清初，西南湧東面河灣深處西南潭，“商船多泊於此”［15］。“西南雄鎮，商貿輻輳，帆檣如雲”，“歲輸內監，槯餉六百餘兩”的商業重鎮［16］。西南湧興起繁榮百餘年後又漸淤淺，其航運地位為佛山湧取代，促成佛山鎮作為天下名鎮崛起。志稱佛山所謂“群流來會，結為巨鎮”，“水陸交通，百貨總至，五方雜處，九市殷闐，日積月盛”，遠至“秦晉楚豫，巴蜀販客，絡繹偕來”，“佛山一鎮逐為天下都會，稱極盛焉”［17］。清乾隆以後，佛山湧淤積日重，“沙口漸淤涸，下至三家店倒流皆然，每候潮長（漲）舟楫始便通行”［18］。道光十九年（1839年）林則徐來廣東查禁鴉片，過嶺後循北江南下，經三水、紫洞、河口、佛山到廣州。船過紫洞候潮半天［19］，說明佛山湧航運已經衰落。不管怎樣，北江大堤地區這些河道，對溝通廣、佛等古代工商業城市與海內外交通，繁榮三角洲地區經濟發揮了重大歷史作用。
（二）防洪
據《漢書•地理志》等記載，“中宿（今清遠）有洭浦官”，又嘉靖《廣東通志》曰：“漢安帝元初六年（119年），詔江海陂、園、池及少府者，以假平民，勿稅賦”，即漢代在北江下游設水利官，可為北江大堤地區有墾辟活動之始。唐開元十年（722年）又先後頒發“弛陂澤禁”，即減免水利興修和墾辟農田稅收的政令，諒有助於堤圍修築。宋代開始，修築大堤成為可能，於是“私基以起，逐後村族日眾，聯合組織，擴大圍築，遂成公基，進而聯防合作之統籌”［20］。堤圍防洪灌溉功能加強。如據《羅格官洲圍志》（1948年），佛山附近羅梧圍“始建自宋真宗代（998年－1022年），……而當時河床闊曠，潦勢不甚倡狂，故堤高不滿三尺”。雖然堤不高，但仍起到防洪作用，珠三角出現“潮田無惡歲”［21］的糧食生產喜人景象。廣州成為南方一大米，“廣南是最多米去處，長歲商賈轉販，舶交海中”［22］。福建“福、興、漳、泉四郡，全靠廣米以給民食”［23］。這些糧食主要產自珠江三角洲。為有堤圍保護，沿線新興不少村落，為移民繁衍、創業之地，如南海縣南宋時增加不少村落，羅格圍“是時沿水而居，幾同澤國。……（後）興築基堤，袤長十餘裏，堤內沙洲數百遂成沃壤”［24］。這樣的事例不勝枚舉。
明代，三角洲河道淤淺已較普遍，水患增多，防洪對堤圍提出更高要求，堤圍這些功能也被提高。如被視為“五邑屏障”的石角圍，光緒《清遠縣誌》載：“清平圍（即石角圍），……石角圩最為貼邊，……此圍直障大河，圍內糧田無算，一有缺口，水即橫溢，從邑東南田心、國泰等處，直抵花縣白泥地方，並南（海）、番（禺）連屬境界，俱受害焉。”由此可見北江大堤早期防洪貢獻之一斑。清初，清平圍由兩廣水師提督直接掌管。
入清以來，珠三角河道淤淺日多，洪災也急劇增加，且涉及面廣，往往西江、北江水患合併發生，往往數縣同時受災，北江沿線各堤承受著巨大防洪壓力，決堤事件也屢有發生。據《北江大堤志》統計，從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到民國三十八年（1949年）235年中，北江流域發生較大洪水51次，平均4年發生1次［25］。其中特大或大洪水有道光十三年（1833年）、民國四年（1915年）、民國三十年（1941年）、民國三十六年（1947年）和民國三十八年（1949年）、1959、1962、1964、1966、1968、1976、1982年洪水。1915年乙卯洪水為有史記載最大洪水，洪流淹沒廣州及以北平原、清遠、三水、花縣、南海及佛山大片土地成為澤國，廣州全城2/3受淹，西關、長堤一帶水深數尺，長達7天以上，損失慘重。由此反觀，北江大堤對捍衛洪水具有生死攸關意義。所以建國以後，北江大堤多次培高加固，防洪能力一再提高，至今仍在提升大堤工程品質，就是從歷史防洪教訓以及珠江三角洲今後發展趨勢總結出一項戰略決策。
但問題在於，過度圍墾也會造成洪水災害增長，早在1930年，《中國水利史說略》作者就指出“廣東水患與北省異。北省水患，患在無堤；廣東水患，患在多堤。無堤則害多而利少，多堤則利多而害亦隨之”［26］。這是對珠江三角洲修堤圍墾正確評價。如何處理這一矛盾，即使在現代條件下，也是一項很複雜系統工程。如北江三角洲宋代以來築堤圍墾，形成大片水田區，成為糧倉，這是成功一面，但河床由此淤淺，沿岸堤圍不斷加高。研究顯示，近40年來，北江在清遠縣城，河床已淤高2米［27］。由此引起負面效應也是不言而喻的。
（三）灌溉
灌溉是利用水資源，保障農業收成不可或缺方式之一。宋代以來珠江三角洲開始築堤，也開始使用水車灌田。元代隨圍墾擴大，灌溉田畝應有較大增加，保障三角洲糧食生產仍有提高，餘糧銷售外地。史稱“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禁廣州官民毋得運米至占城諸蕃”［28］。這顯然與原北江大堤各基圍發揮灌溉作用分不開的。
明清時期，基塘農業在三角洲興起，產生巨大經濟、社會和生態效益，三角洲成為我國富庶之區。水利灌溉事業功不可沒。時人雲：“凡粵之田，近海者虞潦，則有基圍；近山者虞旱，則有水車，故凶荒之患常少”［29］。綜合有關方志資料，明萬曆年間，三角洲各縣灌溉面積占全部田畝比重，可分六級，最高為增城、三水、東莞、高要，達80％以上；次為四會，達65％，再次為花縣、南海、順德，達40％，以下是其他各縣不等［30］。明中葉，北江大堤所捍衛三水、花縣、南海，灌溉比例都在最高或次高之列，其中三水為33萬餘頃，南海6500餘頃，番禺4300余頃（時花縣未立縣）［31］。由此糧食生產水準顯著增加。明初，三角洲地區已有“潮田無惡歲”［32］之說。廣州府單造潮田畝產三石或四石，特別是南海縣，歲收以“畝入十石為上功，七石為中功，五石為下功”［33］，畝產之高居全國之首。三角洲糧食生產自此日益增加，持續到明中後。這就有可能騰出一部分田地種植經濟作物，使包括北江大堤範圍在內大片土地成為發達商品農業基地，形成蠶桑、甘蔗、水果、塘魚、香料、花卉、蔬菜等專門生產，集中佈局區域。據有關統計，萬曆九年（1581年），三角洲各縣課稅魚塘為159828畝［34］。若以三基七水比例計算（另一種比例為四基六水），則有桑田68497畝。三水、番禺、高明、寶安等縣有些地區已達到或超過現在水準。如廣州附近“凡磯圍堤岸，皆種荔枝、龍眼，或有棄稻田以種者”［35］，乾隆年間，南海居民多以“桑魚為業”［36］。經濟效益甚為優厚，“家有十畝之地，以桑以蠶，亦可充八口之食矣”［37］。基塘農業有力地支持三角洲經濟和改善民生。
民國時期廣東水利事業進入近代建設階段，作為珠江流域第一座鋼筋混凝土水利設施的蘆苞水閘興建，發揮防洪、灌溉、生態等功能對北江大堤地區社會經濟發展，特別是對廣州、佛山等市政建設、廣三、粵漢鐵路暢通、近代產業佈局，堤內糧食、經濟作物生產，都起了巨大保障作用。
建國後，增建西南水閘，改造蘆苞水閘，對北江大堤進行一系列堤防工程，以達到抗禦百年一遇洪水標準，並採取現代化科學管理方法，使北江大堤各種設施和功能達到歷史最高水準，真正成為珠江三角洲東部屏障。
四、結語
綜觀北江大堤地區水利事業是在三角洲網河水文、地形等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它始于宋代築堤圍墾，經元明以來擴大和發展，到清代達到高潮。然而只到民國時期，水利才作為一項綜合性基礎設施出現在社會經濟生活中。這個過程和發展規律，又與三角洲開發歷史階段性特點緊緊聯在一起的。宋代北江堤圍主要在發展糧食生產方面起了保障作用，明中葉以後，則在三角洲經濟作物種植，基塘農業興起，促進廣州、佛山等工商業城市繁榮，以及三角洲東部區域發展等方面發揮不可替代作用。北江大堤所具有的直接或間接的航運、防洪、灌溉等功能，雖每因時代而變遷，但它們是作為一個整體互相影響，綜合發揮作用的，且與所在地區社會經濟狀況、生態環境變化形成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的聯繫。可以說，沒有水利事業的發展和興盛，三角洲的開發和經濟繁榮是不可能的，北江大堤在其中起了一個舉足輕重作用。即使在今天，水利事業仍是三角洲各項產業發展和維護生態平衡的重要因素，它的歷史作用並沒有因其發展過程完結而泯滅。總結北江大堤修築、維護、管理等歷史經驗，尋找其成敗得失，對三角洲水利事業、城鎮和流域規劃、產業佈局都有重大意義。
注 釋：
［1］酈道元.水經注•水.
［2］司馬遷.史記•南越傳.
［3］萬曆.王臨亨.粵劍篇.
［4］ 冀朝鼎.中國歷史上基本經濟區與水利事業的發展.附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
［5］佛山地區編.珠江三角洲農業志（二）.1996.5.
［6］轉見佛山地區編.《珠江三角洲農業志》（二）.1976.6.
［7］ 參見佛山地區編.珠江三角洲農業志（二）.明代珠江三角洲堤圍示意圖.1976.27－29、72 .
［8］道光.廣東通志.卷126.
［9］ 參見佛山地區編.珠江三角洲農業志（二）.附圖.1911－1949年珠江三角洲堤圍示意圖.1973 .
［10］ 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員會.珠江志.第三卷.廣州：廣東科技出版社,1993.110.
［11］張星烺.中西交通史料彙編（2）.北京：中華書局，1977.255.
［12］ 轉見中國水利史研究會.桑園圍暨珠江三角洲水利史討論會論文集.廣東科技出版社,1992.103 .
［13］陳大震.南海志.卷9.
［14］康熙.三水縣誌.卷10.水利.
［15］道光.廣東通志.卷1.山川.
［16］康熙.三水縣誌.卷10.水利.
［17］道光.佛山忠義鄉志.祖廟靈應祠碑記.
［18］道光.佛山忠義鄉志•水利.
［19］溫昌江.廣東省珠江航道及其對內交通.載珠江志通訊.1985，（2）.
［20］廣東圍墾與防洪.珠江水利.1947:（2）.
［21］永樂大典•唐子西詩.
［22］宋史•辛棄疾傳.
［23］真德秀.真文忠公集.
［24］轉見司徒尚紀.珠江傳.河北大學出版社，2001.197.
［25］譚雷主編.北江大堤志.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36.
［26］ 轉見中國水利學會水利史研究會等.桑園圍暨珠江三角洲水利史討論會論文集.廣東教育出版社，1992.136 .
［27］曾昭璿.珠江三角洲歷史河道的變遷.見熱帶地貌.1981，2（2）：217 .
［28］新元史•食貨志.
［29］郭棐.粵大記.卷20.
［30］司徒尚紀.明代廣東經濟地理初探（碩士學位論文）.油印本.1981 .
［31］嘉靖.廣東通志.卷26.食物志.水利.
［32］轉見佛山地區編.珠江三角洲農業志（二）.1973.
［33］霍韜.霍渭崖家訓.
［34］轉見佛山地區編.珠江三角洲農業志（二）.1973.12 .
［35］屈大均.廣東新語.卷25.木語.
［36］乾隆.廣州府志.卷10.風俗.
［37］屈大均.廣東新語.卷24.蟲語.
(作者：司徒尚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