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15世紀以來地理大發現所積累近代地理學知識是明末開始的西風東漸一個最主要內容，以利瑪竇為代表西方傳教士首途廣東在我國所傳播西方文化都把地理學作為一種最有效、最能開啟中國人視野的工具。經過利瑪竇等不懈的努力，西方地理和製圖知識作為一種新事物漸漸為我國人所接受，進而促使我國人產生足夠的膽識和抱著寬廣的襟懷去面對和接受更多西方事物，到鴉片戰爭時期，在廣東以澳門和廣州為中心，形成一個翻譯西方地理著作的高潮。1841年林則徐委託好友魏源在譯員梁進德將英國人幕瑞（Hugh Murry）所著《世界地理大全》譯成《四洲志》基礎上，編纂《海國圖志》100卷，凡80萬言，成為我國人瞭解外部地理知識的開山之作。林則徐由此被譽為近代“開眼看世界”第一人。此後，廣東時代先進文化代表人物鄒伯奇、梁廷楠、鄭觀應、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等都非常注重西方地理學在革命和建設中重要作用，推介不遺餘力，對傳播西方文化和近代地理學在廣東發展貢獻匪淺，其中又以梁啟超推介人地關係論和地理環境決定論等西方近代地理學思想成就最為突出，堪為中國地理學史上最早介紹西方近代地理學思想第一人。可是在已出版中國地理學史上，幾乎見不到介紹梁啟超這方面貢獻的文字，實有失公允。很多人只知道梁啟超是一位維新變法代表人物、一代文化宗師，但不知道梁啟超也同樣是一位推介西方近代地理思想的先驅。這其中一個原因是已有中國地理學史作者多為北人，對地理學在廣東發展瞭解不足，而研究梁啟超學術成就多集中在他的思想文化，即使介紹梁氏輸入西學，也沒有把地理學作為一個獨立門類加以闡述，使他失去在中國地理學史上應有地位。在弘揚嶺南文化優良傳統、建設廣東文化大省中，梁啟超對近代地理學在中國發展的貢獻，實在值得珍視，尤為廣東人引以為驕傲和自豪。茲述梁啟超在這方面的貢獻如次。
二、推介人地關係貢獻
人地關係是近代地理學研究一個核心。鴉片戰爭後，廣東產生一批最早覺悟拯救國家民族于水火的志士仁人，他們在向西方尋找真理之同時，也將西方近代地理學思想和知識介紹進來，並首先立足廣東，成為這一時期地理學在我國發展一個重要標誌，其中以梁啟超推介人地關係論的貢獻最大。他以敏銳的目光、活躍的思想、精闢的見解，深入研究了地理與歷史、地理與文化等關係，自清末至民初發表了一系列論著，打破了沿革地理獨佔我國傳統地理學主流地位，開一代新風。
在文化與地理環境關係方面，先後發表了《歐洲地理大勢論》、《亞洲地理大勢論》、《中國地理大勢論》、《近代學風之地理的分佈》等論文，指出文化的風格、人才之產生，皆與地理環境有關。如《歐洲地理大勢論》，認為歐洲半島、島嶼、海灣多、岸線長、航運發達，有利於思想、技術、語言的交流，故歐洲文化進步快；《中國地理大勢論》指出中國的人種、語言、文學、教育、風俗之所以一統，根源在於中國的地勢，即東西流向的黃河、長江、西江（珠江），鑄造了方便的交通，能互通資訊，奠定了一統的基礎；又《亞洲地理大勢論》指出歐洲文明始於希臘，在於其為半島地形，海岸崎嶇，海洋適於利用，“此其開化之所以獨早”的原因［1］。梁啟超對於前人所說，“山東出相，山西出將”，深表贊同，是“環境對於‘當時’、‘此地’之支配力，其偉大乃不可思議”。梁氏類似的見解不勝枚舉。
在社會歷史與地理環境關係方面，也相繼發表《中國史敘論》、《地理及年代》、《歷史統計學》、《中國地理沿革圖序》、《世界上廣東之位置》等文章，認為應將歷史放在地理環境這個空間或時空座標中觀察，才能得出正確的結論。如他從海上交通史考察廣東位置的歷史意義，指出今廣東在一百多年前無足輕重。近世形勢大變，廣東成為東西海洋交通一孔道，對中西文化交流作用甚大，“今之廣東依然為世界交通第一等孔道”。地理區位優勢的感化，使廣東人形成“其驃悍、活潑、進取、冒險之性質，於中國民俗中稍現一特色焉。”梁啟超認為歷史上北方地理環境比南方長期佔有優勢，指出“全國文明，自黃河起點，而傳播於西方，帝王實力亦起於是，積之者厚，故其勢至今猶昌也”［2］，並列舉22個王朝首都所在地，所以歷史上的都城絕大多數建在黃河流域。
在軍事與地理環境的關係方面，梁啟超也做了某些探討，認為軍事活動與地理條件密切相關，如認為如果南北交戰，北多勝於南，即與南北的地理差異有關，還提出了“兵事地理”概念。他在評價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為極有別栽之軍事地理學，而其價值在以歷史事實為根據，……蓋將以為民族光復之用” ［3］。無論“兵事地理”還是“軍事地理學”，梁啟超是最早提出者之一，顯然這是建立在軍事活動與地理條件、與政治目的相聯繫的基礎上的。
在政治與地理環境的關係方面，認為中國封建制度之所以存在幾千年，也與中國版圖龐大，民間團體太散，交通不便，難於連接有關。又認為歐洲之所以小國林立，即與歐洲山脈縱橫和多小平原有關。
在民性與地理環境關係方面，梁啟超也不乏真知灼見，如在《中國地理大勢論》一文中指出，廣東“其民族與他地絕異，言語異，風習異，性質異，故其人頗有獨立思想、進取之志。”廣東能夠成為近代中國革命策源地，誕生了一批站在時代的前列、叱吒風雲的革命群體，即與廣東人的上述民性有關。
在人文地理學術概念方面，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評價劉獻庭《廣陽雜記》，提出“人文地理”的概念，慨歎劉氏“惜其業不競，而後亦無繼也”。顯見梁氏又是我國較早使用“人文地理”術語的學者之一。
當然，人地關係論不是梁啟超的獨創。我國古代已有不少人地關係思想的萌芽。這種思想發展到明代以章潢《圖書編》為代表，即有不少篇章論及政治、軍事、經濟與地理環境的關係，如《總論長安、洛陽、汴梁三都形勢》、《統論南北強弱》、《論西北古今盛衰》、《論川陝大勢》、《統論南北形勝》、《兩廣統論》、《百粵總論》等［4］，都不乏精闢見解。如論南北強弱差異，指出“西北之風渾，東南之俗偷；西北之人直，東南之民詐；西北之土沃，東南之土瘠；西北之士勁，東南之兵囂。此形勢之所異也”。故“西北之政多以嚴致平，東南之政多以寬為治，則人民之各有得失” ［5］。清初大興文字獄，這種樸素的人地關係思想被扼殺。直到晚清國事日非，亡國滅種的厄運壓在國人頭上，首先是知識份子奮起抗爭，變法圖強，梁啟超作為其中的代表人物，從我國古代文化和這時傳進的西學中尋找變法圖強的思想武器，西方近代地理學的人地關係論也在這種形勢下被梁氏介紹進來，使國人耳目一新，其貢獻是無可置疑的。但科學意義的人地關係論，只在德國近代人文地理學大師李特爾（Karl Ritter,1779年~1859年）首創“地學”一詞，強調人地相關的綜合性與統一性以後才建立起來。李特爾的學說這時作為西學還在東傳之中，並不一定為梁氏所瞭解，所以上述梁氏所推介的人地關係思想與科學意義的人地關係論會有一定的距離，但這無損于梁氏在推介這個學說的貢獻。
三、 介紹“地理環境決定論”
“地理環境決定論”是西方近代地理學一個主要流派，也是關於人地關係最有代表性一種學說，其代表人物是18世紀法國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Monte Squieu，1689－1755年）及其著《論法的精神》（也譯作《法意》）。而晚清較早將孟德斯鳩的地理環境決定論介紹到中國的人物也是梁啟超。雖然在他之前三十年我國已有人介紹孟德斯鳩的著作，包括《律例精義》、《萬法精匯》、《論法的精神》等，但時人只注意孟德斯鳩的三權分立學說，而未顧及他的地理環境決定論。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梁啟超在《清議報》（三十二期）上發表《飲冰室自由書》中，以其中一篇《蒙（孟）德斯鳩之學說》為題，簡要介紹孟德斯鳩的生平和政治學說，並涉及其地理環境決定論思想：“法律者，以適合於其邦之政體旨趣為主。不寧惟是，又當適於其國之地勢及風土之寒熱，又當始于其國之廣狹，乃與鄰邦相接之位置，土壤之肥瘠，及民之所業，或農或牧或商賈，各各相宜。又當適於其國民自由權之廣狹，以及所奉之宗教。又當適合於民戶之多寡，及人民多數之意向與其性質。不寧惟是，此法律與彼法律者，必有相因，當求其所以設立之故，並創制此法者宗旨之所在。凡欲講一邦之法律者，必須就此數端，悉心考求之，未可執一以論也”。在這裏，自然地理、人文地理環境與法律政治的關係說得一一俱全。梁氏雖在此未對孟德斯鳩地理環境決定論作任何評論，但所介紹一個國家之法律制度應與其地理條件相適應，顯然是國人前所未聞地理觀點。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梁啟超又在《新民叢報》上發表《法理學大家孟德斯鳩之學說》一文，重申了孟德斯鳩的上述觀點，顯見梁氏對地理環境決定論是贊同有加的。
地理環境決定論另一個代表人物德國哲學家黑格爾，他的《歷史哲學》中《緒論•歷史的地理基礎》即反映地理環境決定論思想。而我國較早介紹黑格爾地理環境決定論學說的也仍然是梁啟超。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梁啟超在《新民叢報》上撰《地理與文明之關係》一文，認為土地高低與文明發達關係有比例關係，高原宜牧，人口流動，不能立國，無文明可言；平原河流發育，土地豐富，宜農立國，文明燦然；海濱“能發人進取之雄心，超然萬里，行為、思想皆得無限自由”，比陸居優越。並引用黑格爾說的“水性使人通，山勢使人塞”，“水勢使人合，山勢使人離”之語［6］，贊同並鼓吹黑格爾“歷史上真正之舞臺在於北半球之中帶”。英國地理環境決定論者巴克爾（Hennu Thomads Buckle，1812年～1862年）《英國文明史》認為亞、非、美洲的“文化都發源于熱帶國”［7］，以及氣候對文明有決定作用等觀點，梁氏都是認同的。巴克爾《英國文明史》的許多觀點，清末為日本人浮田和民著《史學原論》所使用。梁啟超後在所著《新史學》、《中國史敘論》、《新地理》等書中都大量引用《史學原論》的觀點［8］。基於梁啟超的聲望，他雖然不是地理學者，但仍有人認為“將孟德斯鳩有關地理環境的論述系統而全面的接引到中國來的則是梁啟超”，“梁啟超對地理環境作用的鼓吹宣傳極為周詳。孟德斯鳩論及之處，他基本上面面俱到，無所脫漏。這固然與他對孟德斯鳩本意的準確把握有關，也同他系列論文的安排部署分不開。如果說，最先發表的《地理與文明之關係》主要從地理環境對歐、亞、美各州文明發展的決定作用做俯瞰式的總體介紹，那麼，緊接著發表的《亞洲地理大勢論》幾篇文章則是分別深入到各該州作進一步的論證”［9］。 這個評價是有根據的。事實上梁氏除以上論文外，明顯帶有地理環境決定論色彩的還有《中國史敘論》（《清議報》第90－91冊）、《新史學》（《新民叢報》第1－20號）、《論太平洋海權及中國前途》（新民叢報）第26號）等，在當時全國有關地理環境決定論作者群體中，梁啟超是文章最多的一個，也是這種立場最堅定、鋒芒畢露的一個代表人物。如在1900年發表《中國史敘論》中即指出：“地理與歷史，最有密切之關係，是讀史者所最當留意也。高原適於牧業，平原適於農業，海濱河渠適於商業。寒帶之民，擅長戰爭；溫帶之民，能生文明。凡此皆地理歷史之公例也。”結合中國實際，梁氏又指出：“我中國之版圖，包有寒溫熱之三帶，有絕高之山，有絕長之河，有絕廣之平原，有絕多之海岸，有絕大之沙漠，宜於耕，宜於牧，宜於漁，宜於工，宜於商。凡地理上之要件與特質，我中國無不有之。故按中國地理，而觀其歷史上之變化，實最有興味之事也。”梁啟超總結指出“故地理與人民二者常相恃，然後文明以起，歷史以成。若二者相離，則無文明，無歷史，其相關之要，恰如肉體與靈魂相恃以成人也”［10］。這是他地理環境決定論思想集中表現，以後所發表《中國地理大勢論》、《近代學風之地理學分佈》對各省區學風盛衰與地理環境的關係作了不同程度的闡述，指出江蘇在“大江下游南北，及夾浙水之東西，實近代人文淵藪，無論何派之學術藝術，殆皆以茲域為光焰發射之中樞焉”。廣西文化落後，因“廣西崎嶇山谷，去文化圈絕遠，學者無得而稱焉”，進一步闡述他對地理環境與中國文化地理關係論述，也集中體現了他的地理觀。
地理環境決定論有一定合理性，作為一種新興思想，對處於思想理論貧乏的當時中國知識階層，無疑有很大吸引力。所以梁啟超引進地理環境決定論在國內影響強烈而深遠，不但為時人接受並運用來研究地理，鼓吹民族主義，乃一時之風尚，而且寫進地理教科書，灌輸給青年學生。如清末第一部大學地理學教科書《京師大學堂中國地理講義》中就寫道：“社會之發生與否，厥有天有人。其土地之位置及形勢氣候、物產多寡，此天也；其體質強弱，性情善惡，此人也。治地理學者，當就此原因，以究國之興廢存亡”［11］。甚至我國近代地理學創始人之一張相文也不能不受其影響，在1908年所寫《新撰地文學》中也寫道：“各種族之盛衰，常視其分佈地之氣候產以為進退。……寒熱帶之人，為天然力所束縛，或昏恕馳緩，或猥瑣困陋，皆不免為野蠻。亞洲則生物以健。得天頗優，常為開化之先導。亞寒帶則生物鮮少，人尚武健。在中古時常足以戰勝他族，然發達競爭，要以溫帶之地為高尚人種之鍛煉場，故今世富強文明諸國，莫非溫帶之民族所創建也”［12］。類似文章和見解不勝枚舉，地理環境決定論長期佔領我國地理學理論陣地，應歸結于梁啟超篳路藍縷，以啟山林之功。
梁啟超在介紹地理環境決定論的同時，也決非一味推崇，而能有批判地吸收，注意到人和地理環境在社會歷史文化發展的意義以及相互間作用，顯見廣東學者不是食古不化，更不是食洋不化的頑固保守和民族虛無主義者。如上述梁啟超談社會發展，文明與地理環境關係，強調後者對前者的作用，並無不妥，當然若強調過頭，則有可能墮入地理環境決定論泥坑。事實上，梁啟超地理思想又是矛盾的，即一方面追隨地理環境決定論，但又不儘然，他似乎也看到它的缺陷，如在分析地理環境對中國政治制度、意識形態的影響時，指出“環境對於‘當時’、‘此地’之支配力，其偉大乃不可思議”，但同時又說“謂物質的環境萬能力”，只“含有一部分真理”，“專從此（指地理環境）方面觀察，遂可解答一切問題耶？又大不然。使物質上環境果為文化唯一之原動力，則吾儕良可以委心任運，聽其自然變化；而在環境狀態無大變異之際，其所產獲者亦宜一成而不變。然而事實上決不爾爾。……人類所以秀於萬物，能以心力改造環境，而非悉聽環境宰製”［13］。他還以美洲為例，說明500年前之自然環境與今日並無不變，但文明卻有天淵之別，並正確地指出：“人類征服自然之力本自有界限，且當文化愈低時，則其力愈薄弱，故愈古代，則地理規定歷史之程度愈強”［14］。這個見解，即使現在看來，也是可取的。總之，以梁啟超人地相關思想為標誌，說明晚清我國關於人地相關的科學認識已發展到較高水準，這是廣東學者對我國地理學一個重大貢獻。
四、最早評價徐霞客及其他地理學者
作為一位學貫中西的學者，梁啟超較早運用近代地理學注重地理實踐性、實用性的思想，評價我國古代地理學的成就，在這方面的成果相當突出。
晚明時代先驅，後受到毛澤東同志高度讚揚的徐霞客生前未聞于士林，自1928年地質學家丁文江介紹其人其書之後，作為地理學家和旅行家，聲名鵲起，以研究《徐霞客遊記》為主要宗旨的“徐學”逐漸成為顯學，這與丁文江的貢獻是分不開的。但在實際上，梁啟超對徐霞客其人其書的評價也是很精到和科學的。梁在丁文江之前1924年所撰《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設“地理學”專條，評價主要是清代地理學的成就，特別指出徐霞客“是一位探險家，單身步行，把中國全部都遊歷遍了。他所著的書，名曰《（徐）霞客遊記》，內中一半雖屬描寫風景，一半卻是專研山川脈絡，於西南——雲、桂、蜀、貴地理，考證極為詳確。中國實際調查的地理書，當以此為第一部”，“晚明有一大地理學者曰徐霞客，所著霞客遊記成於崇禎十三年（1640年），一般人多以流連風景之畫視之，不知霞客之遊，志不在險勝，而在探幽也”。同時充分肯定清代學者潘次耕為徐霞客遊記所作的序言，指出徐霞客探險西南的地理發現，“實中土人創辟之事”。“蓋以科學精神研治地理，一切皆以實測為基礎，如霞客者真獨有千古矣”。並與清康熙另一位地理學者梁質人比較，指出“徐霞客為西南探險家”，梁質人所著的《西陲今略》，與“霞客遊記同受吾曹激賞也” ［15］。梁啟超早發現徐霞客作為時代先驅者在實踐中探求科學真理、經世致用的貢獻，較之後人對徐霞客的評價毫不遜色，這也是廣東地理學者引以為驕傲的。此外，梁啟超對清代陳倫炯根據航海考察寫成《海國聞見錄》、梁質人《西陲今略》、劉繼莊《廣陽雜記》、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等都作出恰如其分的評價，充分肯定劉繼莊“不以記述地面上人為的建置沿革為滿足，進而探求‘人地之故’——即人與地相互關係，可謂絕識矣”。梁氏“人與地相互關係”思想，正是現代地理學，尤其是人文地理學研究物件，這是何等深刻見解。又梁氏指出我國古代地理學，可謂為“歷史地理學”，“蓋以便於讀史為最終目的，而研究地理不過其一種工具，地理學僅以歷史學附庸之資格而存在耳”。他還根據清代地理學發展概況，分為三個時期，“第一期為順 （治） 康 （熙） 間，好言山川形勢厄塞，含有經世致用的精神。第二期為乾 （隆） 嘉 （慶） 間，專考郡縣沿革、水道變遷等，純粹的歷史地理矣。第三期為道 （光） 咸 （豐） 間，以考古的精神推及邊僥，浸假更推及於域外，則初期致用之精神，漸次復活”。這個分期，非常恰當，所以根據梁啟超對我國沿革地理的深入瞭解和多位地理學者其人其書的評價，他又無愧為一位地理學史專家。當然，梁氏所說的“歷史地理學”並不是作為現代地理學一部分的科學的歷史地理學，而仍屬沿革地理的範疇。歷史地理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是從沿革地理改造、發展而來的，北京大學侯仁之先生即為歷史地理學的一位奠基者。
五、小結
近現代廣東文化精英，對推動中國歷史前進和社會發展作出過巨大貢獻。梁啟超作為其中一位佼佼者，不僅在政治、學術、文化等流域有過重大建樹，而且在推介西方近代地理學思想方面的成就和貢獻也是卓絕超群，為同時代人難以望其背項的。特別是梁啟超引入西方地理環境決定論，雖然這個學說有它錯誤部分和負面效應，但在喚起人們對地理環境的重視，認識人與環境，人類活動與文明發展關係方面的價值，卻是不可否定的。梁啟超在地理學方面的這些思想和貢獻，是在中國地理學壇佔有重要一席之地的地理學嶺南學派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地理學這個領域凸現了嶺南文化的開放性、先進性、領潮性和相容性等文化風格。上世紀30年代，陳寅恪提出“南學”之說，並預見“南學”會超過黃河流域的“北學” ［16］。“南學”之嶺南學，由各學科在嶺南的代表人物及其學術成就組成。新會自明代有陳白沙，清代有梁啟超，民國有陳垣等，他們的成就即體現了“嶺南學”文化風格。所以研究地域文化、發揚歷史名人作用，應充分注意各個地區、各個學科代表人物的業績，給予正確的評價，為今天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廣東文化大省服務。
注 釋：
［1］梁啟超.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中華書局，1989.130.
［2］飲冰室文集之十.中國地理大勢論.
［3］飲冰室合集•專集七十五.
［4］章潢.圖書編.卷34、35. 見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二六七.類書.
［5］章潢.圖書編.卷34. 見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二六七.類書.
［6］梁啟超.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十（影印本），中華書局，1989.108.
［7］轉見郭雙林.西潮激蕩下的晚清地理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52.
［8］參見鄒振華.晚清西方地理學在中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226.
［9］轉見郭雙林.西潮激蕩下的晚清地理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53.
［10］梁啟超.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六，中華書局，1989.4-5.
［11］轉見郭雙林.西潮激蕩下的晚清地理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61.
［12］轉見郭雙林.西潮激蕩下的晚清地理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61.
［13］梁啟超.飲冰室文集.之四十一.
［14］梁啟超.飲冰室文集.之四十七.
［15］梁啟超.飲冰室文集.之七十五.
［16］參見陳垣來往書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377.
(作者：司徒尚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