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黃埔區廟頭村的南海神廟，建于隋開皇十四年（594年），距今已1500多年歷史。這座我國歷史上規模最大、歷史最久遠的海神廟，不但是2000多年廣州港歷史見證，而且它蘊涵海洋文化內涵，是嶺南文化海洋性特質和中西文化融合、創新一個典範，具有非常重要歷史文化價值。在廣東建設文化大省的熱潮中，繼承和弘揚南海神廟所表現的嶺南傳統文化精神，對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發展產業文化，將提供重要歷史借鑒和決策上重要參考。
南海神廟的文化價值，包括如下幾個方面：
一、廣州海上絲路文化的一座豐碑
南海神廟位於廣州外港所在古扶胥鎮，因隋唐海運貿易興盛而建，保祐航海安全。廣州作為我國海上絲綢之路一個始發港，其興衰歷史都與南海神廟有不可分割聯繫。自唐代“廣州通海夷道”開通以後，廣州崛起為世界性貿易大港，中外商舶雲集珠江水域，時稱“大海”的扶胥港即為南海神廟所在港灣，為主要出航地點。韓愈《南海廣利王廟碑》中有“扶胥之口，黃木之灣”之句，正是廣州珠江河段與獅子洋連接點，適宜放洋。而1973年8月在附近發現古港碼頭木樁，經14C測定為1160 ± 80年，相當於晚唐，顯見海上貿易很興旺。唐天寶十年（751年）南海神被封為“廣利王”，意為廣納財利。宋代廣州外貿不減於前，南海神又于宋康定二年（1041年）加號“洪聖”，地位較唐上升。元代廣州海上貿易僅次於泉州，但仍保持相當優勢。據陳大震《南海志》統計，來廣州貿易國家有147個之多，扶胥鎮一年稅收4467貫，超過新會、東莞、清遠等口岸，並受7次官祭，南海神廟也得到大規模重修，顯示它崇高地位。明代，雖因環境變遷，扶胥港淤淺，廣州主港移至海珠島潖洲，但扶胥港仍維持一定運輸功能，南海神廟地位不減於前。朱元璋稱帝第二年，在嚴行海禁之時，仍重修南海神廟，敕祀南海王，有明一代官祀南海神有10次之多，為歷代之最；入清以後，潖洲港和後起黃埔古港（今黃埔村）持續興旺，扶胥港地位式微，但南海神作為航海保護神，仍受到隆重待遇。道光年間神廟重修。此前，順治八年（1551年）、康熙六年（1667年）、五十八年（1719年）、嘉慶五年（1800年）等多次奉祀，加賜封號、禦書等，實為南海神廟地位一種折射，也是它在廣州海上絲路文化的一個集中體現。
二、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結晶
南海神廟作為廣州海上絲綢之路的產物和一個最重要標誌，中西文化也同時在這裏交流、融合，成為嶺南文化一個組成部分。神廟所展現海洋文化特質和風格，在很大程度上折射了嶺南文化海洋性的光輝，它本身就是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結晶。
南海神廟所在廣州外港，隋唐時當地還是俚文化為主流文化，漢俚文化處於整合時期，阿拉伯、印度文化這時正大舉進入廣州，廣州所設蕃坊即為外僑聚居地。唐代“廣州通海夷道”開闢，域外文化籍此登陸廣州，必然在南海神廟留下深刻痕跡。神廟今供奉古波羅國使者達奚司空，帶來波羅樹種，後種於廟前，是印度文化一種移植。《新唐書•摩揭國傳》曰：“摩揭它，一曰摩伽陀，本屬天竺國。貞觀二十一年（647年）始遣使自通天子，獻波羅樹，樹類白楊。”這位使者死後被厚葬在廣州，其塑像穿上中國衣冠，請進廟中供奉，唐宋時封“達奚司空”和“助利侯”，從番神變為中國神，後波羅樹種於廟前，果實累累，廣種於嶺南各地，故清範端昂《粵中見聞》說：“波羅蜜，……種於南海廟前。今他所有，皆從此分栽。”後來又從波羅樹衍生出波羅雞、波羅廟會、波羅誕等飲食和風俗活動。這實為印度文化在我國傳播、生根和改造，故明朝東莞詩人蘇應機《題波羅廟顯相達奚司空像》詩曰：“風萍浪梗總無涯，莫認歸帆望眼賒。萬國分封雖異域，一天同戴即為家。煙消黃木朝朝日，春好羅浮樹樹花，況荷衣冠更左袵，旅魂何必重咨嗟。”（張其淦《東莞詩錄》卷12）。這裏說衣襟左開扣為異族之意。雖然如此，但穿上中國衣冠，已無中外畛域之見，從這裏也可見嶺南文化相容性之一斑。此外，保存在廟內《劉侯之記碑》，記載包括達奚司空、杜公司空、順應侯、濟應侯、輔靈侯、贊甯侯等6人事蹟。他們有的來自印度的海員，被南海神封為侯，還記載南朝蕭梁普通七年（526年）印度名僧即禪宗始祖達摩泛海來廣州史實，皆從不同層面展示中西文化在廣州交流、融合歷史篇章。
三、貶謫文學的一個搖籃
唐宋時代嶺南，瘴癘充斥，中原人視為畏途，每為朝廷貶謫罪臣犯人之地，他們中不乏大政治家、文學家、詩人，多取道廣州分赴各地，南海神廟是他們常履之地，也有為官嶺南官吏和當地的志士仁人，以及嶺外人士，他們有感於南海神廟聲望，而留下大批題刻、詩文、祭文，形成千年詩廊。他們中有唐代韓愈、王建、張籍、杜甫、曹松、賈島、劉禹錫、白居易、李群玉、高駢，宋代蘇東坡、文天祥、唐庚、楊萬里、方信孺、劉克莊、葛長庚、李昴英，元代呂城、汪廣洋，明代田汝成、郭棐、蘇應機、陳任俊、湯顯祖、陳獻章、梁佩蘭、張詡、陸萬鐘、徐攸溥、薛綱、僧跡刪就、譚湘、陳邦彥、僧見性，清代今詔、今嚴、屈大均、查慎行、法海、李文藻、趙良澍、徐樾、林伯桐、張際亮、孟鴻光、金錫齡、裘行簡、王士禎、李紱、趙翼、董篤行、黎民懷、杭世駿、趙善鳴、呂飛熊、曾燠、宋湘等，詩作數以百計。（參見陳永正《中國古代海上絲綢之路詩選》，廣東旅遊出版社，2001年）。這些詩文，除了傾瀉個人離愁別恨、家國情懷以外，更多的是描寫嶺南山川風物、人文勝景，大部分又是專為南海神廟而寫的，如韓愈寫珠江河面“蓋海旂幢出，連天觀閣開。”“貨通獅子國，樂奏越王台。”劉禹錫則曰“連天浪靜長鯨息，映日帆多寶舶來。”宋代蘇東坡《浴日亭》：“劍氣崢嶸夜插天，瑞光明滅到黃灣。坐看暘谷浮金暈，遙想錢塘湧雪山。已覺蒼涼蘇病骨，更煩沉瀣洗衰顏。忽驚鳥動行人起，飛上千峰紫翠間。”一江美景，盡收眼底，個人感懷身世悲涼也躍然紙上。宋楊萬里《題南海東廟》中有“大海更在小海東，西廟不如東廟雄。南來若不到東廟，西京未睹建章宮。”賴有其詩，知道南海神廟有兩座，後西廟被拆，東廟即今廟尚存。這類詩作、祭文等，都是寶貴文學遺產，對研究嶺南歷史文化，尤其神廟文物古跡有很高價值。如廟中唐韓愈碑亭、宋開寶碑亭、明洪武碑亭、清康熙萬里波澄碑亭，以及東廊詩碑、後廊刻碑等都是極為珍貴文化遺產，可供學術研究和文化開發。
四、從大陸文化到海洋文化一個轉捩點
中華文化最早發源于黃河流域，後向長江、珠江、黑龍江流域推進，形成多元一體格局。以地理區位、資源關係，我國自古農立國，農耕文明在早期占主導地位，故封建帝王對土地重視有加，秦漢以前祀山川即為一明顯表現，說明大陸文化佔優勢。秦漢以來海上絲綢之路開通，尤其廣東沿海，江河相通，對外交通便利，海洋文化逐漸發展起來，開始了在重視大陸文化同時，也注意海洋文化。南海神廟在隋代廣州興建，即非偶然，是適應這一時代潮流轉變產物，以後各朝帝王都對南海神加封號、派員祀祭，祈求海不揚波，梯航萬里，與海外諸國保持和平友好文化和商貿往來，保持廣州作為“天子南庫”地位。揭去這些封號、祀祭活動外衣，實是海洋文化地位、作用反映。南海神廟堪為我國實現以上轉變一個開端和標誌，具有劃時代意義。
德國哲學家黑格爾在《歷史哲學》中說，儘管中國靠海，但並沒有分享海洋賦予的文明，海洋並沒有影響他們的文化。僅從歷代封建王朝對南海神廟的封祭活動，就可見黑氏之論違反歷史，也不合嶺南文化海洋性特質。從這個意義上說，南海神廟價值也是不同凡響的。
五、海神民間崇拜的中心
嶺南作為古越人居地，越人善水，對水神崇拜有悠久歷史和多種形式，但自南海神廟建立，成為官祭海神崇拜中心之後很快傳播到民間，引發了以南海神崇拜為中心一系列風俗活動和興建海神廟高潮。據中山大學葉春生教授估計，建國前廣東南海神廟（含稱洪聖廟、廣利廟）不下500座，超過天后廟數量（300多座），但分佈不平衡。南海神廟在珠江三角洲地區甚多，建國前僅南海、番禺兩縣就有100多座，有的鄉多至8座，佛山鎮內有4座，其他地區沒有或者偶有，帶有強烈的地域性，說明南海神廟和沿海的地理環境有很大關係。陰曆二月初十至十三為波羅誕，珠江三角洲各地參拜者甚多，舊有“第一娶老婆，第二游波羅”之諺，說明南海神廟在老百姓心中具有很高的威望。順德縣清代有南海神廟14座。珠江三角洲邊緣或週邊，南海神廟極少或者絕跡，如清遠還有洪聖廟，博羅則沒有，而到高州、化州一帶甚至梅縣、新興、陽山等縣又出現，不過有的稱為龍王廟，有人認為這位龍王即南海神廣利王。如江門潮連洪聖殿即供奉南海洪聖龍王，把南海海神和南海龍王合在一起了。這個分佈格局反映廣州作為海上絲綢之路的最大港口地位和珠江三角洲航運、水產業興盛，以及由此產生的以海神為中心的一系列風俗文化活動。
六、小結
南海神廟作為我國規模最大、歷史最悠久、保存最完好的一座海神廟，它所具有的多元文化內涵和歷史文化價值，在我國各種海神廟中堪為翹楚。由於它是官修神廟，其祭拜活動開始是借助于行政力量擴布，後來就轉為民間崇拜，形成系列風俗活動，成為嶺南文化海洋性特質的一個縮影。南海神廟作為廣州一項歷史文物古跡，應予妥善保護，充分弘揚其優秀的歷史文化價值，為今天的文化建設服務。
(作者：司徒尚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