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江門設市80周年，作為一種新型行政區域，它所具有的各種功能和效應，不僅城市自身得到發展，而且以自己積蓄能量，輻射周邊，顯著改變潭江流域乃至西江流域的社會經濟面貌，對推動當地歷史發展作出重要貢獻。在慶祝設市之際，回顧、總結江門設市的歷史經驗，吸取有益的教訓，不僅有助於認識城市發展規律，而且對制定城市和區域發展規劃，也提供不可或缺的決策參考。
一、關於城市型政區的理論
城市是人類文明的產物，從農村到城市就是一次文明的飛躍，所以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不止一次指出“物質勞動和精神勞動的最大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鄉村的分離”［1］。如果說這是從歷時性來說明城市產生根源的話，那麼，“城市本身表明了人口、生產工具、資本、享樂和需要的集中；而在鄉村裏所看到的卻是完全相反的情況：孤立和分散” ［2］。這進一步揭示了城市的本質特徵。即城市是生產、交換、消費的集中地，是生產力的空間存在形式。而從商品流動視角觀察，如馬克思說，“商業依靠於城市的發展，而城市的發展也要以商業為條件，這是不言而喻的”。商品經濟的活力，將到達它所發揮作用一切地方，推動捲入商品生產地區發展，故列寧認為：“城市是經濟、政治和人民的精神生活的中心，是前進的主要動力”［3］。這種動力不僅表現在物質生產領域，也凸現在文化方面，恰如馬克思指出，生產者在改變客觀條件的同時，“生產者也改變著，煉出新的品質，通過生產而發展和改造著自己，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觀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語言” ［4］。即城市文化比起農村文化具有先進性和更高勢能，故能傳播到農村，提高那裏文明和進步。城市對區域發展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帶動作用，古今中外毫無例外。研究區域絕不能忽視、脫離城市，同樣地，考察一個城市歷史和發展規劃，也必須以區域為背景，對江門市也同樣如此。
在我國近現代行政區劃體系中，有城市型政區、區域型政區和民族型政區之分。城市型政區是指實際城鎮人口和非農業人口在總人口之所占比重、產業和人口的集聚程度、城市基礎設施和服務設施水準、城市生活方式的普及程度等多方面來衡量已經基本實現城市化的政區。這種政區可以是不同等級的城市、城鎮或者建制鎮。而從行政功能來說，城市型政區既是近現代工業、科技、商業、教育、資訊的集中地，也是公民思想，包括政治態度、政治信念或信仰、民眾道德、風俗、生活方式，以及其他政治環境的特殊之區。它們都與政府功能及其運行有非常密切關係，需要在行政上加強管理，所以一個城市是否具有行政功能，不僅與城市本身發展，而且與周邊地區發展有很大關係。佛山在歷史上長期不具行政功能（南海縣長駐廣州），依靠宗族勢力管理，純粹是一座商業城市，缺乏行政作用力，城市規模和經濟輻射受到限制，遠不及行政建制城市，這種情況，主要在建國後得到改變，佛山極大地發揮它的政治功能，並帶動周邊地區經濟發展。由此可見，政區型城市和非政區型城市無論在歷史還是現今，在多個層面上都顯示它們功能和效應差異。這應是考察江門設市歷史和區域效應一個出發點。
二、江門設市歷史基礎
江門設市是潭江地區歷史發展產物，一方面有著自身深厚的社會經濟基礎；另一方面也是適應時代發展要求而產生一種新型政區，在當時是一種新生事物，為後來城市和區域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
位居潭江與西江交匯地區江門，作為珠江三角洲一部分，經宋代以來經濟開發，到明代已成為富庶魚米之鄉，特別是商品經濟有很大發展，形成專業性經濟作物種植區。屈大均《廣東新語》將“新會宜蒲葵”與番禺、東莞、增城、陽春糖蔗、順德、南海水果、蠶桑、廣州水果等集中種植區並列，說明當地商品生產在明中葉以來已達到一個較高水準，商業貿易隨之興起。漢唐時還是西江出海口的江門，明初出現為一個普通鄉間圩市，到成化年間（1465～1487年）已成為“行人思飯店，過客避圩煙”的圩市［5］。每逢圩期，滿載農副產品的船隻，“千艘如蟻聚江門” ［6］。據有關方志統計，明嘉靖到清雍正、乾隆年間（1522～1795年）新會圩市從16個增加到45個，清咸豐到宣統年間（1851～1911年）又上升到70個［7］，是珠三角地區圩市密度較大地區之一。商品經濟活力，促使江門圩市規模不斷拓展，從明初在蓬萊山西坡到明末移至蓬江北岸階地，至清康熙初年，已發展為新會縣一個重要商貿集鎮，在康熙《新會縣誌》疆域地圖中首次標上“江門”地名，“因蓬江南北有煙墩山與蓬萊山夾峙，故名江門，又曰“蓬城”。另有據有關地方誌統計，清康熙到道光年間（1662～1850年），珠江三角洲有長行渡500條，橫水渡485條，經江門、新會或以它們為樞紐的有屬潭江、西江水系江門至廣州、佛山、香（中）山、石龍、西南、古鎮；古勞至廣州、江門、甘竹灘；珠江水系（狹義珠江）香山（石岐）至廣州、佛山、陳村、石龍、澳門、順德、江門、新會；沙頭至江門、陳村等［8］。陸路交通方面，明崇禎年間，修築廣州通三角洲各主要口岸大道，包括廣州通黃鼎、順德、新會、香山、三水等地［9］。顯示江門在潭江流域和西江流域交通和商貿居重要地位，有力地支持了城市發展和商業活動。據載，明清在廣州、佛山開店外地商人，大體上“順德之人居其三，新會之人居其二”［10］，江門既為商埠，自是各地商人蝟集之區，各類商品集散中心。
為適應日益興盛商品流通需要，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在江門設立正稅口，隸屬于在廣州粵海關。嘉慶二十三年（1818年）又成為粵海關轄的一個常關，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根據《中英續議通商條約》，江門被辟為對外通商口岸，洋貨、洋人開始湧入，江門商貿地位不斷提升。據新編《江門市志•海關》統計，設關前一年經江門關過境旅客為209萬人，設關當年上升到252255萬人，1910年為301894萬人，1920年為375748萬人，分別比上一年相應增加21％、20%和25％。這與五邑僑鄉在戰後大批農民破產，不得不飄洋過海分不開的。中外貨運量也隨著設關而增長，僅設關當年，按普通行輪章程，進出江門海關英輪達1930艘次，載貨量70.6萬噸，另有葡、法、美、德等國船隻；而按內港行輪章程，進出港的船隻達133萬艘次，載貨405萬噸，其中中國籍船隻9842艘次，占74％［11］。江門河面一派繁忙，江門海關代理稅務司烈悌（OGReady）在《江門海關十年報告》（1904－1911）寫道：“江門連接三角洲所有五個入口水道，許多世紀以來是這個地區的重要貿易中心。……各種各樣的船隻緊密地擁擠在江門河的情況，在中國其他地方可能不易看見；……官鹽船、糧食船，滿載陶器或生豬、活鴨、水果、蛋類，以及絲蠶的民船；兩邊有孔洞，有流動水艙用以裝載活魚的船艇、舢板、巨大的竹排或木排以及數不清的各種小船艇；一些被放逐的麻瘋人居住的家宅船。上述無數的船隻造成江門河十分擠擁，以致小船行使其間也十分困難”［12］。江門海關設置，也同樣刺激陸路運輸和近代產業的興起。光緒三十年（1904年）臺山愛國華僑陳宜禧開始集資興建我國第二條民辦鐵路——新寧鐵路。1913年建成通車，從台城到江門北街，長1044km，幾乎縱貫整個潭江流域，也是一條經濟軸線，帶動沿線經濟發展和一批新市鎮，如鬥山、沖蔞、公益、白沙、四九等形成和興旺，並由此輻射周邊地區發展。這些小市鎮同樣需要接受區域性中心城市江門的經濟輻射，構成雙向輻射、優勢互補空間格局，推動各自發展和壯大。
五邑僑鄉特殊社會經濟狀況，也加速了江門城市發展。設關後江門“華洋雜處，商旅輻輳”，加上水陸交通方便，因而成為民國初年匪患嚴重五邑地區華僑、僑眷避亂之地，不少置業公司應運而生，在江門附近購置土地，建立地緣性或宗族性聚落。如水南東海裏、龍環裏、東升裏、鳳翔裏、江華里、阜元裏、先德里，紫泥村福田裏等。新甯鐵路通車後，計有石灣村（今稱石灣直街）啟明裏，原鳳翔裏附近的光堯裏，北街人和裏一、二、三巷等，這些新聚落，擴大了城市用地和人口規模。
五邑僑鄉是我國近代產業興起地區之一。江門開埠後，中外資本紛紛湧入，興辦商業、服務業和各種實業，包括石油等洋貨經銷、造紙、印刷、機械、建築、發電、交通運輸、農業、醫藥等製造維修或產品經營等，改變了城市產業結構，也造就了一批新型產業工人。與此同時，西方宗教、新式教育、西醫等西方文化也登陸江門，建立起教堂、學校、醫院、報社、劇院等新式建築，城市建築文化景觀大為改觀。
江門城市各項事業興起和繁華，也引起各種政治力量和黑社會勢力的注意，紛紛插手地方事務，危及社會安寧和民生。1915年7月21日，發生新寧鐵路列車中外旅客百余人被土匪劫持事件，中外震動，也促使有關當局關注五邑地區政治、軍事佈置問題。提高江門城市建置級別不失為加強防範力量，靖化地方治安措施之一。
正是在這些政治、經濟、城市發展因素綜合作用下，廣東省政府於1925年設立江門市政廳（同時成立還有海口市政廳），成為繼廣州、汕頭之後第三個省轄市。自此，江門以一個嶄新城市型政區出現在廣東政治地圖上，也揭開城市和五邑地區發展歷史新篇章。
三、江門設市區域效應
近代建制城市反映時代氣息，不僅用近代行政理論和體制、架構強化了城市本身治理，促進市政建設和經濟發展，而且改變了廣東政治空間結構，形成高踞于其他政區之上的政治中心，加快了行政指揮的空間進程，提高辦事效率，也推動地區之間的政治和經濟結合，產生巨大的區域效應。這可在這時先後設立省轄市中得到驗證，江門即為其中一例。
其一，在潭江流域形成一個直轄於省府政治中心城市，這在當地建置史上是一種創新，也是順應時代潮流的產物。自此，廣東省政府的各種政令、決策和措施等，可直接在江門市貫徹執行，形成政治上垂直關係，有利於地方治理，也為其他普通縣的治理提供一種範例。當然，在政治腐敗、社會動盪舊中國，要達到政治清明和享受政治平等是不可能的，但引入西方近代城市建置制度和管理模式，對於封建專制而言，畢竟是一種進步。從這個意義上說，江門設市也是走向政治進步的一個表現。而在20年代，除了廣州、汕頭、江門、海口以外，另有佛山、九江、陳村、石龍、北海（今屬廣西）、梅菉先後成立過設市籌備處，但它們1928年都次第撤銷，江門市能維持到1930年與海口市同時被廢去，亦顯示江門市的政治、經濟地位高於其他籌建市制城市。
其二，在五邑僑鄉設市，順應僑情，有利地方社會進步。五邑是我國著名僑鄉，華僑華人遍及世界各地，但以北美為多，包括政治制度在內，西方文化在五邑地區有悠久傳播歷史和深厚群眾基礎。江門設市後，設立僑務局，有利於保護華僑利益，方便涉外活動；設立水、陸巡警局，有利於維持社會治安；設立電報局、郵局等通訊機構，方便海內外往來；採用凝聚著西方制度文化成果的城市規劃制度佈局，執行新的市政管理條款和措施，有利城市向有序化方向發展。舉凡這類在西方城市很普遍制度或現象在江門出現，對於這個浸染著西方文化僑鄉，總歸是起到帶動地方進步作用的。
其三，在潭江流域形成一個經濟增長極，帶動區域發展。城市是經濟生長極、吸引和輻射中心。江門設市前，《新會鄉土志》（1908年版）已稱“唯東北江門一口，為出入交通之所經，故五邑之郵、電、路、航四大政攢集于江門，以趨省會，如網之有綱，如衣之有領”，即江門已成為一個經濟集聚和輻射中心，與廣州關係甚密。設市後，吸引大批僑資、技術、產業、人口等向市區集中，進一步強化它經濟吸引和輻射功能，從而帶動整個潭江流域經濟發展。新會、開平、臺山、恩平深受其影響，經濟有不同程度增長。我國政區曆有按照不同指標劃分等級慣例。等級不同，反映區域社會經濟水準差異程度。清末縣分四等，稱“最要縣”、“要縣”、“中縣”、“簡縣”。潭江地區屬要縣的有新會、赤溪廳（後併入臺山），中縣有新寧、開平，簡縣有恩平［13］，即地區發展水準從上游向下游提高；到1931年，廣東縣分5等，新會、臺山屬一等縣，開平屬二等縣，恩平屬三等縣，赤溪屬四等縣［14］。顯見潭江中下游地區縣等級或維持原有地位，或上升，尤其是新會，清末以後一直高居全省為數不多要縣或一等縣之列，這與江門設市產生社會經濟區域效應有不可分割聯繫。
其四，促進城市建設，奠定江門後來發展基石。江門由一個普通鎮改為省轄市，與此相應，城市功能、佈局、分區發生很大變化。自此，江門城市建設有很大發展，拆建河堤，修築碼頭，開闢馬路，建設公園等，形成江門沿蓬江兩岸伸展的城市格局。商鋪、茶樓、酒店、牙行、欄口、煙賭妓館等接踵而起，城市呈現畸形繁華，這都為江門以後發展奠定基礎。當然，一座城市興起和發展有多種原因，但城市建置變化作為一種政治力量，它的作用又是不可低估的。以後隨著江門城市地位的上升，它城市發展規模漸漸超過新會縣城，成為潭江流域首位城市，為1949年建國後重新設立江門市，1950年改為省轄市，1966年和1975年經變動後二次再改為省轄市，乃至1983年管轄範圍擴大到兩陽地區，都與城市建設堅實基礎和它強有力輻射功能有不可分割聯繫。
其五，江門設市，提升它作為五邑僑鄉文化中心地位，成為廣東華僑文化一個重鎮。五邑本有“教育之鄉”、“文化之鄉”之譽，20年代前後，僑鄉書報刊物蔚然興起，開平司徒氏圖書館、關族圖書館開我國民辦圖書館先河，教育事業也蒸蒸日上，各類學校遍佈五邑大地，群眾性體育事業蔚為風氣，飲譽全國。這些文化事業分佈雖很普遍，但江門是一個重要中心。自明代陳白沙創立“江門學派”以來，江門即成為這個學派中心。學者景從，流風所及，曆世不衰。近世傳進西學，華僑是個先鋒。一代中西文化大師梁啟超即誕生於新會，後又有被毛澤東稱為“國寶”的陳垣，也是新會人。江門設市，帶來文化集聚，教育、新聞、西醫、科技等西方文化進一步在江門發展，與傳統文化並存，使江門成為一座中西文化珠聯璧合的城市。
四、小結
江門設市，是20世紀20年代廣東政區建制史上一件盛事，不僅改變當時廣東政區整體格局，而且對城市和周邊地區社會經濟、文化發展產生巨大影響，對推動五邑地區向近現代化方向前進，作出重要貢獻。應珍視江門設市這筆寶貴歷史遺產，為繼往開來，建設經濟繁榮、環境優美、社會和諧、人文昌勝新江門服務。特別是城市建設和佈局所留下寶貴經驗，更應認真總結、傳承和發展（如江門騎樓建築，即堪為廣東騎樓一個代表），作為舊城改造、新城建設決策參考。
注 釋：
［1］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意志意識形態.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56-57.
［2］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意志意識形態.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57.
［3］列寧全集.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264.
［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1979.494.
［5］道光.新會縣誌.卷2.陳白沙詩.
［6］道光.新會縣誌.卷2.李之世詩.
［7］ 司徒尚紀.珠江三角洲經濟地理網路的嬗變.見司徒尚紀.嶺南史地論集.廣東省地圖出版社,1994.89、106.
［8］ 司徒尚紀.珠江三角洲經濟地理網路的嬗變.見司徒尚紀.嶺南史地論集.廣東省地圖出版社,1994.97.
［9］雍正.廣東通志.卷60.熊火燦.修廣州城西渡海陸路碑記.
［10］龍廷槐.敬學軒文集.卷2.初與邱滋畬書.
［11］江門市志•海關.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1153.
［12］轉見龔源超.江門通商口岸的開闢與江門關的設立，未刊稿.2003.12.
［13］清史稿.卷19.地理志.
［14］廣東年鑒.第五篇.第三章.縣行政制度.1941.
（作者：司徒尚紀 該文在2005年11月25日“江門建市八十周年理論研討會”上發表，合作許桂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