粵港澳區域文化綜合體作為粵港澳三地文化存在和有機結合一種空間形式，有自己的文化景觀、文化區域結構和文化中心，共同構成這個區域文化綜合體。而要保持這個綜合體的生機和活力，必須建立溝通三地的文化地理網路，保障它的結構穩定、功能發揮和文化資源在三地暢通無阻地流動、更新和開發利用，以謀取最大限度的經濟、社會和生態效益。這個文化地理網路作為三地文化載體融合在粵港澳之間的人際交流、商品流通，以及日益發達的地理資訊網路之中。借助於交通線、城鎮體系的文化傳播作用，實現三地文化優勢互補、區域整合和可持續發展。欲達此目的，應採取以克服三地空間距離為中心對策和措施。
一、文化地理網路的組成
粵港澳文化傳播和擴散，主要依靠人際傳播、商品流通、大眾傳媒等方式。這些要素組成的文化地理網路覆蓋粵港澳各個角落，保障這個文化綜合體所具有的功能及其運作。
（一）人際傳播
人作為文化最活躍一個載體，他們之間的往來，也是文化傳播的方式。粵港澳之間經年不斷的人流，形成強大的文化通道。這條通道自港澳作為貿易港市和中西文化交流中心興起就已存在。早在清末，“粵民僑寓澳門，人數眾多，良莠互異。南（海）、番（禺）、香（山）、順（德）等縣，商民往來省澳者，何止數萬？……至於閑民濫匪，往來如織，尤無紀極”［1］。尤其是對接受西方文化有重要的影響教徒來往，更凸顯它的文化傳播作用。志稱民國時，“禮拜之期，附近南（海）、番（禺）、東（莞）、順（德）、新（會）、香(山)各縣赴（澳門）拜者，接踵而至，間有外省之人，唯順德縣紫泥（今屬番禺）人最多”［2］。清政府曾一度下令禁止赴澳門禮拜，但收效甚微。可見粵澳兩地文化人際傳播非常頻繁，非行政力量所能制止。雖然後來澳門衰落，香港崛起，但澳門作為“東方蒙地卡羅”城市定位和文化的特殊性仍使它具有很強吸引力。粵澳人流只有高低起伏而沒有中斷，特別是抗戰時期，澳門是唯一沒有淪為日敵的沿海城市，大批難民湧入，深受澳門文化浸染。上世紀70年代，特別改革開放以來，澳門經濟復蘇，與廣東關係進一步發展，兩地往來人數持續上升。1981年經水路來往于澳門—廣州、澳門—江門的旅客為11萬多人次，1985年增至32萬人次，1992年又增至37萬人次。通過陸路進入澳門客車，1994年為217726輛次，1996年為265521輛次，增長22.2％。1990年平均每天進入澳門客流量為3000人，全年為108萬人次［3］。澳門回歸以後，珠三角經濟和空間一體化正逐步形成，粵澳人員交流更加頻繁，這無疑在粵澳間架起一道更暢通文化交流橋樑。
鴉片戰爭後，香港崛起為東方貿易大港和中西文化交流中心，粵港澳文化傳播網路也同時產生，而這主要通過人員往來實現。1845年香港為24萬人，1901年30萬人，1940年180萬人，1951年200萬人，1981年520萬人，超過廣州城市人口，大約每10年增加100萬人［4］。並且，這些增加人口主要來自廣東。據統計，1971－1993年，中國內地合法移民香港的有79萬之多［5］。非法越境進入香港的1970－1980年超過30萬人［6］，1981-1995年為317萬人［7］。也就是說1970－1995年香港合法和非法移民累計達1407萬人。而內地主要是廣東前往港澳和港澳回內地旅遊的人數一直在上升。據有關統計，1993年廣東旅遊部門共接待港澳遊客473萬人次，1994年經深圳羅湖車站過境的旅客達4300萬人次。同樣地，內地去香港旅遊人數，1992年達100萬人，1995年升至200萬人。1995年內地去澳門的旅客達45萬人 ［8］。至於參加各種形式進修、培訓、訪問、公差等的人數更多。港澳居民前往深圳、珠海、廣州和三角洲其他地區度假、消費、經商、購物等已成為風氣，人數更難以統計。這種人際往來帶來的必然是生活方式、思想觀念、風習時尚的相互溝通和相互影響，也就是文化雙向傳播。早在1927年魯迅到香港演講，就指出香港“文化沙漠”的估計未免太頹廢。1935年胡適在港大演講，也希望“使香港成為南方的一個新文化中心”［9］。這兩位歷史名人對香港文化的評價，顯然離不開廣東文化對香港文化輻射作用。當然，香港文化對廣東文化導向性作用，在物質、制度、觀念文化各個層面和各個時代都很鮮明。改革開放後，廣東接受香港影視、流行音樂、禮儀、語言、消費觀念、人生價值、行為方式等無不滲透到各個角落。這其中的一個主要媒介即為人員交往。
（二）商品流通
商品凝聚著文化成果，商品必須通過交換實現自己的價值。這個過程也同是文化傳播的過程，所以商品流通方式和通道也成為文化地理網路成份。
粵港澳商品流通有著悠久歷史，中西文化交流也利用這種方式從不間斷地進行。明中葉以後，澳門被葡人佔據，成為番舶交易之地，廣東主要是珠三角居民紛紛前往謀生，“百工技藝，趨者如市”［10］。萬曆中，澳門“外國寶貨山積”［11］，前來澳門貿易的國家和地區達46個，“皆以澳門為津市”［12］，澳門憑藉中外貿易港地位而成為西方文化進入內地基地，其第一站即為廣州。“廣州諸泊口，最是澳門雄”［13］。澳門成為廣州外港和番貨採購港，廣州是澳門番貨銷售和批發市場，兩地商貿十分頻繁，不少商販“群自廣州赴澳門承買番貨，獲利甚豐”［14］。廣州濠畔街、高第街、賣麻街等即為經營番貨街市，被稱為“奇貨之地”。這些番貨所凝聚西方文化也同時流布廣州，繼及它們販運所到地區。清人金武祥《赤溪雜誌》指出：“往來鄉落城市間，附客載貨者，……粵中謂之渡船，必承餉方能開行。赤溪（今屬臺山）有澳門、江門兩渡船。自外惟田頭壚亦有之。至澳門者約五日往返一次，生意較盛；至江門者約每日三四次，無定期。……凡衙門賁遞公文，商賈貿遷者，鹹資之”。鴉片戰爭後澳門地位下降，但仍維持與廣東傳統商貿關係。到上世紀70－80年代，澳門經濟在長期沉寂以後踏上新臺階，與廣東貿易不斷增長。據有關統計，1985年內地輸澳貨值為13145億元（澳門幣，下同），1989年增至2337億元，增長4375％，1997年又增至4741億元，占澳門進口總值的2856％［15］。輸澳產品也從傳統農副產品增加成千上萬種工業、生活用品，從文化意義上說，這也是廣東與澳門一種文化對接和交流。
香港戰後迅速成為珠江口外一個強大外貿轉口港，19世紀70－80年代，約1/5中國出口貨和1/3進口貨經香港中轉［16］。上世紀30年代，內地輸港商品占香港總輸入的1/3，抗戰後到1951年則為24％。與此同期，香港輸往內地商品分別占總輸出40％和30％［17］，其中香港對華南貿易額又約占其對中國內地貿易額的一半［18］。以香港為樞紐的內河航線抵達省內各地。建國後，香港與廣東貿易從未中止，香港經濟在60－70年代起飛，改革開放以後，與廣東貿易更大幅度上升。作為華南最大一個經濟中心，香港以其強大、密集、高速、多樣運輸系統和發達資訊網路開展對廣東經貿活動。1989年香港裝卸貨物8500萬噸，年處理標準集裝箱達446萬個，成為世界最大集裝箱港口［19］。其吞吐量遠遠超過廣州港。珠江三角洲和廣東沿海各港都保持與香港港直接聯繫，形成強大物流產業。這在取得巨大經濟效應之同時，其文化網路的連通作用也是不言而喻的。改革開放以來，廣東人在服裝、髮型、個人興趣、職業選擇、文化娛樂等方面以香港為時尚，形成一股又一股強勁的“南風”，即香港文化大規模傳播內地，其一個重要途徑是伴隨粵港兩地商貿流而產生的文化效應。
（三）大眾傳媒
大眾傳媒一是指各類印刷品，如書刊、報紙之類；二是指電子媒體，如廣播、電影、電視等音像製品。近年興起互聯網，也屬其列。以歷史和地緣關係，大眾傳媒在粵港澳甚為普遍，文化傳播作用也最大，是聯結三地一條無形紐帶。
在中國傳媒歷史上，粵港澳一直充當發祥地角色。在澳門，鴉片戰爭之前已有《蜜蜂華報》。戰後，各類報刊在港澳接踵而起，並傳入內地。如香港華文《迴圈日報》、《華字日報》、《維新日報》、《粵報》等。在廣州、佛山、中山石岐、順德大良等設分理處，並發行到廈門、福州、牛莊、九江、漢口、煙臺、上海、天津、寧波等及世界各大商埠，建立起嚴密發行網路。在廣州，辦有《述報》、《廣報》、《廣東探報》、《中外新聞七日錄》、《嶺南報》、《可報》、《人權日報》等。這些報刊對推動維新變法、辛亥革命作用匪淺，並且粵港澳三地通過它們互通聲息，互相鼓舞，形成非常密切聯動關係，這在中國歷史上恐絕無僅有。
現在，香港形成為國際性資訊中心，電影、電視、歌曲製作業非常發達，至今每年生產電影約200部，居世界第四，被稱為“東方好萊塢”［20］。香港電影以商業性、平民性、通俗性、娛樂性為特長，且多使用粵方言，故極易為廣東，尤其是珠江三角洲百姓喜愛而獲得迅速傳播。如粵語片《最佳拍檔》、《鬼馬雙星》贏得廣大觀眾，傳遍粵語地區。
上世紀80年代，電視在香港普及，電視成為最主要的傳媒。電視新聞和電視連續劇深受觀眾歡迎，從早年《大地恩情》、《秋海棠》到後來《新紮師兄》、《上海灘》到近年《包青天》、《再見豔陽天》等，不但風靡港澳上下，而且迅速傳入內地，幾乎佔領廣東城鄉電視市場。
廣東傳統音樂初期佔據港澳歌壇。上世紀60－70年代，歐美流行曲和臺灣國語流行曲在港澳取得主流地位。70年代，粵語流行曲崛起。80年代，流行歌壇巨星輩出。90年代以來，流行歌曲向多元化、產業化方向發展，成為香港文化市場一支勁旅。
報刊和以電影、電視、流行歌曲三位一體構成的香港文化市場，以貼近現實內容和新穎形式，產生巨大吸引力、競爭力和輻射力，因而能在改革開放以後很快進入內地，以廣東為最大市場，推動廣東影視業發展和新潮歌曲流行，產生《孫中山》、《洪秀全》、《公關小姐》、《情滿珠江》、《萬花筒》等優秀影視作品，並形成粵港澳大眾文化市場一派興旺景象。
近幾年，互聯網作為一種信息量最大、不受空間限制的傳媒方式異軍突起，無孔不入地進入各個家庭、學校和一切娛樂場所，並產生各種正面和負面效應。當然，這不是粵港澳地區特有現象，但作為一個地域文化綜合體，有著高度發達互聯網設施及其參與，無疑有助於三地文化交流、互動和空間結合。
二、文化地理網路的空間格局
粵港澳文化交流和傳播必須建立自己的空間格局，以保障三地作為一個區域文化綜合體有效地運作，及其在嶺南文化或珠江文化體系中地位和作用。這個空間格局，離不開已有的交通線和城鎮體系及其輻射作用，它們是三地文化相互交流賴以發生的依託和空間形式。
（一）穗港、穗澳走廊及其文化傳播作用
粵港澳地區長期的交往，至遲在明清時期就形成以廣州、澳門、香港為中心梯形的海陸交通線。包括廣州－佛山，並東延至惠州，西延至肇慶的東西向交通線，由廣三鐵路，多條公路和航道組成，也是一條密集的經濟軸線。其橫貫人口稠密、產業集中、經濟發達的珠江三角洲腹地，在發揮經濟輻射的同時，也以自己高位文化勢能向周邊輻射，傳播文化資源。
香港作為一個經濟中心形成以後，1910年廣九鐵路竣工，1937年加入全國鐵路網，運輸業務大有長進，成為珠江三角洲東部運輸幹線和輻射主軸。改革開放以來，廣深高速鐵路、公路建成，沿線產業聚集，形成穗深港經濟走廊，構成三角洲東翼最強大經濟輻射軸。香港文化經此源源進入三角洲，再擴散省內外。
澳門比香港更早成為中西文化交流中心，早就與廣州聯成三角洲西翼交通走廊。改革開放後廣珠高速公路建成，縱貫三角洲腹地，沿線城鎮眾多、產業密集，經濟較發達，直抵澳門，形成一條強大經濟輻射軸。中外文化藉此頻繁交往，沿線信仰西方宗教的人最多，與澳門宗教特殊地位及其對外傳播不無關係。
港澳之間海上交通線，自香港開埠即已形成，中間沒有城鎮，可以直接往來。澳門作為遠東最大賭彩業中心，吸引香港人大批前來參與賭彩。賭彩和賽馬一樣也屬文化範疇，在港澳非常普及，近年又傳入三角洲一些城鎮，這也離不開港澳文化輻射。
（二）以穗港澳為中心城鎮體系文化輻射
穗港澳區域文化綜合體包含穗、港、澳三個文化特質有差異的中心城市，以及以它們為中心形成的城鎮體系，構成這個綜合體的文化輻射點軸格局。因為城鎮是經濟集聚中心，經濟反映文化成果，所以也是文化集聚中心。文化輻射區域效應，帶動周邊地區文化振興和發展。
按照珠三角城鎮體系演變，建國前，珠三角城鎮體系可分四級，第一級廣州、香港；第二級佛山、江門、肇慶、惠州、澳門；第三級建制鎮，約50多個；第四級普通圩鎮，約350多個［21］。它們一起發揮各自經濟也同時是文化輻射功能，覆蓋整個珠三角。
建國後，經多年建設，珠三角原有城鎮體系發生顯著變化，尤以香港、廣州、江門、肇慶人口規模發展最快；二級城鎮人口也有不同程度增長；三級城鎮主要是縣城數量增加，由30多個增至40多個；四級圩鎮發展到400多個。但由於長期實行閉關鎖國經濟政策和文化上強調意識形態純潔性，除港澳以外，其他城鎮經濟集聚的規模有限，文化輻射作用也較弱。
1978年以後，珠三角成為我國率先改革開放地區，崛起為全國經濟高峰區，城鎮體系格局也發生重大改組。廣州、香港繼續發展，改變過去相互隔離、獨立狀態，正建立相互促進、共同繁榮的共存關係。澳門從70年代開始成為珠三角南部一個次級經濟中心。而深圳、珠海兩個經濟特區的建立和崛起，特別是香港、澳門的回歸，已成為深港、珠澳孖城經濟關係。歷史文化名城佛山仍然居珠三角經濟次中心地位；中山、東莞，還有曾屬珠三角經濟區範圍的清遠設立地級市和經濟實力大大加強，也增加了廣州內外輻射的中繼站。1987年珠三角城鎮達452座，成為全國城鎮化水準最高的地區，也是一種強有力的文化集聚和輻射之源。加上三角洲各項產業的發展，城鎮職能的多樣化，以及交通幹線的改造和擴建，都極大地增強了城鎮職能的吸引力和輻射力，形成了上述“兩縱兩橫”即梯形經濟地理網路，也是文化地理網路空間格局。這個格局固然將合理地組織三角洲經濟要素及其組合的合理流動，使三角洲經濟達到更高層次的空間結合，實現其更快、更高水準的增長，同時也使區域文化綜合體內各經濟地理點軸發揮文化輻射功能，達到經濟與文化同步發展之目的。
三、建立粵港澳區域文化綜合體文化地理網路的對策
以上三地文化地理網路的成份及其空間格局，在當代粵港澳經濟和空間一體化的背景下，不但有了建立的必要和極大的可能，而且被保證以各種有力的的條件，包括港澳回歸後三地都同在一個主權國家範圍內，建立和完善各種經濟、社會、文化和合作關係；含港澳在內珠三角經濟區，泛珠三角即（9＋2）經濟區建立和運作，以及為此需要的文化支援，還有各省區為實現優勢互補而採取的各項政治、經濟、科技、文化、教育等政策，都有利粵港澳文化的交流和整合，加速三地文化諧調，為珠三角和泛珠三角經濟、社會科學發展和可持續發展提供有效服務。為達此目的，應採取對策和措施：
（一）加強建設綜合體文化特色中心城市
穗港澳作為這個綜合體三個文化中心城市，各有自己文化特質和風貌，應加以保護和進一步發揚，以作為區域和城市文化代表。廣州是珠江文化或嶺南文化中心城市，反映整個珠江流域或嶺南文化特質與風格，集中西、南北、傳統與現代文化於一體，近年更成為一座薈萃、涵攝各區域文化精華，日新月異地變革中城市。廣州是嶺南文化發祥地、近代革命發源地、改革開放試驗地。傳統文化積累深厚、人才濟濟、精英文化發達，國學、古典藝術、中國歷史研究功底深厚，有自己優勢，非港澳可比。因此，廣州應成為這個綜合性文化中心城市，按照這個定位來構建城市形象和文化發展方向。
香港民族文化底蘊較淺薄，但與西方文化接觸深廣，現代文化成份多，西方文化色彩濃厚，特別是商業文化、大眾文化高度發達，應發揚其作為中西文化交流基地仲介作用，同時加固中國民族文化根基，加強與內地文化交流，使之成為更富民族性城市。
澳門與香港相類似，但民族文化保留較完整，中西文化交融深入、調諧。只是澳門城市小、腹地有限，影響範圍淺窄。應在壯大城市經濟同時，加強作為國家歷史文化名城保護和開發利用，發揚澳門作為拉丁語系文化代表，在擴大與拉丁語系國家交往中起到橋樑作用。
（二）在“一國兩制”背景下，保持和弘揚港澳文化特色
港澳主權回歸，粵港澳經濟和空間一體化已成為一個不可逆轉趨勢。在這種背景下，港澳文化是否也需要“回歸”。這是一個曾有爭議的問題，至今也不一定能統一。但不管怎樣，港澳文化始終是嶺南文化一部分，其本根仍在廣東，主要又在廣府地區。只不過由於歷史原因，兩地文化都在廣府文化基礎上加上資本主義文化和殖民主義文化。香港與英國、澳門與葡國關係不同，兩者文化特質有差異，因此港澳文化大同小異。一般說來，文化是根深蒂固的，尤其是觀念文化，其形成和變化需要一個較長過程。在當前“一國兩制”背景下，港澳文化許多優勢繼續在發揚它們為內地文化代替不了的作用。所以，不宜提出港澳“文化回歸”問題。應在與內地文化“和而不同”、“共存、共生、共榮”前提下，繼續保持和弘揚港澳文化特色，與廣府文化一起，構築粵港澳文化綜合體更加多元、開放的文化體系。
（三）培植深圳、珠海特區文化，使之成為穗港、穗澳文化走廊的中繼站
深圳、珠海經濟特區，以毗鄰港澳關係，成為接受港澳文化前緣。又因是新興特區移民城市，文化歷史積澱淺薄，利於形成自己文化特色和風格，現已形成“特區文化”類型。深圳既受香港文化，又受廣州文化及各地移民文化影響。而珠海則受澳門和廣州文化影響，各地移民文化不及深圳那樣強勁。深珠“特區文化”雙重身份，在粵港澳經濟和空間一體化背景下，應充分利用這個文化區位和文化定位優勢，不斷吸收、積累自己文化勢能，構築起對港澳和廣州及珠三角其他地區雙向輻射、並駕齊飛態勢。這樣深圳、珠海作為穗港、穗澳文化走廊上兩個最重要文化節點和中繼站，將為構建和鞏固粵港澳區域文化綜合體發揮巨大歷史作用。
（四）加強和加快發展文化產業
粵港澳有著豐富文化資源，高度發達經濟水準和文化水準。這些經濟和文化要素的良好結合，即為文化產業。它既是文化發展的一個方向，也是經濟發展的必然需要，可以產生巨大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應。美國好萊塢電影業即是一項巨大文化產業，它創造的巨額營業收入舉世矚目和佩服。穗港澳文化特色鮮明，發展勢頭未減，而三地經濟正處在黃金時期。無論政府還是文化市場經營者都應迅速轉變觀念，制定相關政策和機制，各行業、各層次、各管道動員，優先發展粵港澳基礎較好的新聞出版、影視、旅遊、廣告、文化娛樂等文化產業，合理配置資源、協調好與其他產業關係，做好文化產業規劃和實施工作。文化產業不僅有可能成為粵港澳一個支柱產業，而且為鞏固和加強粵港澳區域文化綜合體提供一個強有力支撐和成為範例。
（五）協調外來文化與粵港澳文化關係
粵港澳能夠成為一個區域文化綜合體，一個基本前提是三地文化均質性，即都屬嶺南文化的廣府文化範疇，在文化共同性大於差異性之下所結合而成的區域文化體系。雖然，這是一個開放文化系統，在動態中與外界不斷進行各種形式文化交流，使之變成一個有序系統，力圖使“熵”越來越小。這是構建這個綜合體所追求的一個目標。
近年，廣東湧入數以千萬計外地流動人口（2004年五普調查約2430萬）絕大部分集中在珠三角，尤其是穗港、穗澳經濟走廊地帶。這些外來人口主要來於湖南、四川、江西、廣西、河南、湖北、貴州、安徽等省區，帶來了湖湘、巴蜀、江西、八桂、荊楚、黔貴等地域文化，與嶺南文化既有交融，又有衝撞，使本來較為均質的粵港澳文化，大量增加了外來文化成份。這一方面是使這個綜合體變得更加五彩繽紛，但另一方面也產生很多矛盾和摩擦。這都是由於語言、習俗、生活方式、價值觀念等差異所致。外地人與當地居民、雇主和工人之間的這些文化沖融，其正面效應應是主流，但負面效應也不容忽視。為了建立一支穩定、素質高外來勞工隊伍，同時有利於粵港澳經濟增長和建立和諧社會，實有必要加強對往來流動人口以嶺南文化宣傳教育、使之認同嶺南文化，緩解各種社會矛盾，融入當地社會，乃至成為當地社會一成員。這樣有助於從文化深層次上穩定粵港澳社會，不但有助於經濟發展，也是當前鞏固和發展這個區域文化綜合體所要求的。
（六）強化穗港、穗澳走廊的文化傳播和整合功能
穗港、穗澳走廊現已成為珠江口兩岸兩個城市連綿區，大量人口、產業、資訊、城鎮集聚在這兩條經濟軸線上。人流、物流、資訊流高速流動，正帶動沿線經濟不斷高漲。與此同時 ，粵港澳文化和外來文化也不斷在此沖融，正形成兩條多元文化薈萃走廊，並發生強烈文化輻射。有鑒於此，應充分認識這兩條文化走廊的意義，加強沿線文化基礎設施和服務設施建設，大力發展這裏文化產業，開展對沿線上千萬外來人口的嶺南文化或者珠江文化宣傳、認同工作，使之成為嶺南文化與外來文化整合的文化走廊，以構築起粵港澳區域文化綜合體的兩條骨架和強大支柱。
四、小結
保障粵港澳區域文化綜合體各組成要素空間結合和有效運行的方式是它的文化地理網路。在一般意義上說，這個網路包括了文化傳播的各個載體，即人際傳播、商品流通和大眾傳媒，它們以各自功能和效應，將粵港澳各地聯成一個文化整體。這個文化網路的空間格局，即這些文化載體的通道、節點和集聚中心等，主要由廣佛及其延伸的東西向交通和經濟軸線，穗港、穗澳走廊以及港澳海上交通線組成的梯形經濟地理網路，也同是綜合體的文化地理網路。由於穗港澳文化勢能的差異，產生不同文化梯度力，歷史早期文化由廣州傳播港澳，近代以來，由港澳向廣州方向傳播，近年三地經濟發展水準差距在縮小，文化傳播方向性有所減弱，但仍維持港澳文化傳播優勢地位，顯示文化傳播和整合是以經濟發展水準為基礎，以人流、物流、資訊流為載體，以交通線和城鎮為空間形式或紐帶而實現的。基於粵港澳文化差異，以及當前大量外來人口對珠三角文化的沖融，應不斷加強穗港澳中心城市文化特色，特別是保持“一國兩制”下港澳文化個性，培植深圳、珠海特區文化，加快發展文化產業，協調好粵港澳文化與外來文化關係，充分發揮穗港、穗澳走廊文化傳播和整合功能，以鞏固、加強粵港澳區域文化綜合體的聯繫，保障其順暢地運行，為增強粵港澳經濟競爭力，構建和諧社會提供有力文化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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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司徒尚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