粵港澳文化創新及其擴散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06-05-31 14:57:45  



文化創新(innovation)是指文化變革,它以觀念創新為基礎,體制創新為保障,生產力創新為先驅,從而促進原文化新陳代謝和新文化產生,成為人類社會發展的一種推動力。粵港澳文化基於三地深刻的地緣、族緣和史緣等關係,大抵在20世紀初,作為一個區域文化綜合體雛型已經形成。近20多年,內地改革開放,三地文化交流、融合、互動日益頻繁,這個文化綜合體得以最終形成。這其中的動力毫無疑問應是粵港澳文化創新,即港澳在原先廣府文化基礎上,移入英國和葡萄牙等西方文化,包括資本主義文化和殖民主義文化,經過長期衝撞、融合,產生港澳文化。廣東主要是珠江三角洲,在廣府文化基礎上接受港澳文化,並通過文化改造、涵化,產生新文化特質和風格;同樣的過程和後果也回饋于港澳文化,於是形成三地文化圓融互動、共生共榮格局,在我國地域文化之林中佔有獨特一席之地。因此剖析粵港澳文化創新歷史過程、時代特徵、地域特徵和價值特徵,總結其發生發展規律,不但有助於驗證文化創新的基本理論[1],而且對加強粵港澳區域文化、經濟交流合作,鞏固在港澳實行“一國兩制”,都有積極的應用意義。

一、文化創新歷史進程

粵港澳文化創新可按港澳文化歷程及其與廣東文化關係劃分為四個階段。

(一)16世紀以後粵澳文化交流創新階段

16世紀中葉葡萄牙入居澳門以後,一方面傳入歐洲文化,包括宗教、科技、醫藥、教育制度等傳入廣東,義大利教士利瑪竇即為一代表人物;另一方面,歐洲文化又在粵澳得到改造,產生新的文化風格。如建於1637年大三巴牌坊,在浮雕中有“聖母踏龍頭”圖案,這被解釋為“居留澳門的葡萄牙航海者,以中國居民所供奉的媽祖類比他們熱烈信奉的聖母。澳門的中國居民卻把葡人供奉的聖母類比觀音和媽祖”[2]。 這種中西文化融合和創新的事例在我國甚至世界上很罕見。1594年,葡萄牙人在澳門創辦遠東第一所西式高等學校聖保祿學院,1839年在澳門又有了馬禮遜學堂之設。這種新式教育制度和機構很快傳入廣東,一些官紳效法西式學堂創辦書達188所,增加速度很快[3]。有論者指出這些書院增長,“香港地位確立和廣州辟為通商口岸後對外貿易得到了促進”[4]。此前,1796-1820年,廣東公私書院71所,增長速度也很快[5],這又與澳門創辦新式教育有不可分割的聯繫。

在中葡商貿交流中,葡語在澳門、廣州部分地區流行,但初期也是借助于廣州話注讀而實現彼此交流的。16-18世紀這種語言稱“廣東葡語”,志稱“西洋語雖侏,然居中國久,華人之習,多能言其言者,故可以華語釋之”[6]。如國王稱“哩(rei)”,首相稱“善施哩(chancelle)”等,這是一種語言創新。18世紀中葉以後,中英貿易壓倒中葡貿易,英語地位壓倒葡語,於是又產生以廣東土音注讀英語的“廣東英語”,如男人(man)稱“曼”,今日(today)稱“土地”,湯(soup)稱“蘇披”等,這種化洋為中同樣是一種文化創新。鴉片戰爭後,上百萬廣東人遷居上海,“廣東英語”隨而流布滬上,後來才出現“洋涇濱英語”的前身實是廣東人創新的“廣東英語”。

(二)鴉片戰爭以後三國分治下粵港澳文化創新

鴉片戰爭以後,香港割讓給英國,發展為一個世界性貿易城市和中西文化交流基地,英國沒有在香港強制推行“西化”,而採取自由港政策。這一方面保留香港固有廣府文化,另一方面又為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一定空間。而澳門戰後已經衰落,故這一時期文化創新主要發生在港粵之間。包括英國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等在香港實施和傳播,西方文化與本土文化在香港、廣東之間交匯、並存,並不斷發生沖融,繼而在觀念、制度、生產力等方面都有所創新,並產生顯著的社會經濟效應。西方工業文明、市政設施、教會學校、英語教育、英文報刊、西式建築、跑馬場等西方文明在香港興起和繁榮固不待言,在廣東也同樣掀起這種西方文明效法、創新浪潮。地中海建築“騎樓”清末民初在廣州、香港、澳門及廣東沿海城鎮交叉興起,為歐洲文化與嶺南自然、人文地理環境相結合產物。廣州“十三行”商館作為承攬外貿機構,帶有濃厚“咸水味”。西式教育在廣東特別是廣州迅速擴展,19世紀70-80年代,廣州就有真光、培英、培道、培正中小學和格致書院,即嶺南大學前身,而廣東人也到港澳辦學堂和私塾,使港澳後成為保持中華傳統文化最完整地區之一。東西文化在粵港澳激烈衝撞,孕育出中國最早一批文化精英,形成變革中國社會核心力量,從洪秀全、林則徐、魏源經康有為、梁啟超到孫中山即為他們傑出代表。如孫中山革命思想即深受港澳文化影響,他說:“我之此等思想發源地即為香港”[7]。戰後,在粵港澳社會文化背景下培養近代中國最早一批洋行買辦,他們後來遍佈國內各通商口岸,並且都是廣東人[8]。作為一個新興階層,這些洋行買辦兼具中西文化品格,在他們身上體現了兩種文化交融和創新。在民國初年,粵港澳不止一次掀起反帝鬥爭,1925-1926年震撼世界“省港大罷工”達到高潮,從文化意義上說,這是珠江文化一次勝利。郭沫若曾評價“我們要改造中國的局面,非在國民革命策源地的廣東不能擔當;我們要革新中國的文化,也非在國民革命的空氣中所醞釀的珠江文化不能為力”[9]。這裏所說廣東,按當時社會經濟往來頻繁程度,實也包括港澳,在文化創新意義上結成一個整體。

(三)建國初期,三地分割背景下粵港澳文化獨立創新發展

基於建國初期國際背景,內地實行閉關鎖國,三地文化交流基本中斷,但各自獨立地發展起來,形成自己文化個性,這其中也離不開文化創新。

在廣東,服從於全國性政治需要和強調意識形態純潔性,北方文化大舉南下,廣東地方文化特色有所削弱,但在發展新式教育,反映工農兵生活的文學、藝術突出文化創新。文革期間,地方文化備受摧殘,可以說這期間廣東文化談不上有重大創新。

20世紀50-60年代以來,香港經濟迅速起飛,崛起為“亞洲四小龍”之一,同時變成一個法治社會,形成中西文化並存、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並存、殖民文化與本土文化並存、商業文化與非商業文化並存的多元文化和而不同、共榮共生,並對全世界文化開放格局[10]。這種格局深層根源在於占港人主流現代化意識、法治觀念、講效率、講功利觀念,從而促進生產力快速發展,也保障社會穩定和繁榮,這完全符合文化創新的內涵。

而在廣東文化和香港文化夾縫中生長的澳門文化,擅於從多元文化中吸取養分,形成最具特色的開放性、相容性和和諧性文化風格[11]。有人對此總結出:“澳門的確是在中國文化所有的‘創造性調整’力量支配下使觸及它的生活模式的一切東西都發生變異,使在澳門長久定居下來的葡萄牙人的‘民族性’,甚至語言表達方式都發生了變異。同樣令人感到驚奇的是,作為海洋民族的葡萄牙人一旦在澳門這塊中國的土地上‘定居’下來以後,竟然失去了冒險精神。混在一起的時空與人在澳門產生一種非歐洲、非亞洲的與眾不同的生活模式,存在一種特有的不同於其他民族風俗習慣的葡萄牙人生存方式,一種共存的能力,一種力圖入鄉隨俗而又不干涉他人的方式,和一種對世界各種生活方式中求和平的渴望”[12]。多元文化沖融中能保持自己個性澳門文化,也源于自己強大文化適應性和創新能力。

(四)改革開放以來粵港澳文化交匯創新高潮

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不但在經濟上,而且在文化上打破長期封閉的樊籬,粵港澳文化交匯創新達到空前鼎盛時期。首先是香港文化觀念湧入廣東,包括經濟意識、市場觀念、價值觀念、行為規範、生活方式等,促進廣東文化革新。如深圳人第一次在國內敢於引用美國百多年前就流行“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口號,重商觀念、競爭觀念、消費觀念深入人心,經濟特區的創辦就是一種文化創新。這類事例實在難以列舉。而港澳在1997、1999回歸祖國以後,也經歷了空前文化創新,“一國兩制”在港澳實施,即為我國制度文化一項創舉。普通話在港澳推行,一些學校使用普通話教學,更多港澳青少年回廣東上學,參加夏令營、軍訓營及歌唱、舞蹈、體育比賽、觀光旅遊等。內地訪港澳人數不斷增加等,都擴大和加快港澳文化創新內容和進程。

縱觀粵港澳歷史文化交流進程,可見文化創新一直是這個進程的主流,並形成早期的澳門,繼後的香港和從未衰落的廣州三個文化交匯創新的中心城市,並通過廣州,輻射全國。其驅動力源於上述三地各自文化創新和下述相互傳播和影響。

二、粵港澳文化創新擴散

粵港澳文化各自或交叉創新,必然通過人口遷移和日常往來、商品流通等方式,發生文化擴散,包括在三地人口群體和地域間的傳播。創新文化具有較高文化勢能,具有較大地域差異,地理上一體的粵港澳特別有利於這種文化擴散。從文化創新伊始,這種擴散基本沒有中斷,且廣及各個文化要素,它們的有機結合,形成粵港澳區域文化綜合體。

(一)建築和規劃文化創新與擴散

港澳淪入英、葡殖民者之手以後,以騎樓為代表西式建築接踵而起,成為城市主要街景,也是一種建築創新。香港被占之初,市區興起西式與華人盒子式居宅並存,後華人富商也採用西洋別墅式建築。20世紀初,廣州拆除舊城牆,拓建馬路,也採用騎樓建築,廣州東山、荔灣等城區,出現中西合壁式仿西式僑居別墅,構成廣州城市風貌。這時期穗港澳三個城市都在拓展城市範圍,劃分功能區,騎樓符合嶺南氣候特點,又面對顧客,做活生意,很快獲得店主青睞和採用,首先由地中海沿岸傳入澳門、香港、廣州,歷年不衰,反映它非同尋常生命力。

20世紀60年代以來,高層建築(石屎森林)在香港興起,並採用世界最先進建築工藝和材料,如大面積玻璃幕牆等,對緩解地狹人稠、日益嚴重人地關係作用匪淺。同時,香港在新界建設沙田、元朗、將軍澳、上水、大埔一批衛星城鎮,興建一個又一個公共屋村,解決居者有其屋問題,不但是香港城市規劃制度一項創新舉措,也形成新城市文化景觀,香港作為現代化國際大都市形象屹立而起。香港此風,很快擴散到廣州、深圳等城市,廣州五羊新城、珠江新城、祈福新村,以及效法香港命名方式的××花園、××廣場、××中心等新聚落、商場大批湧現,城市面貌煥然一新。香港成了這種城市規劃制度和建築文化創新最大一個源頭,傳遍廣東各大中城市。

(二)語言文化創新和擴散

粵港澳面對西方文化沖融以外,外貿需要,語言交流首為緊要,而廣東複雜的方言又是一個很大障礙。在這種背景下,溝通中西語言管道成為一種最直接有效文化創新。如上述,首先是鴉片戰爭之前為克服中葡語言隔閡,廣東人首創用廣州話注音“廣東葡語”,18世紀後,中英貿易地位壓倒中葡貿易地位,英語作用超過葡語,於是出現以廣東土音注讀英語的“廣東英語”(西洋人稱為Canton English)。外國教士記“嘉慶間,廣東有將漢字夷字對音刊成一書者,甚便於華人之譯字,而粵吏禁之”[13]。 廣州坊間當時流行一本叫《鬼話》小冊子,即屬這類讀物,頗受僕役、勞力和店主歡迎。鴉片戰爭後,“廣東英語”以借詞方式融入廣東方言,成為廣東方言組成部分。如摩登(modern)、波(ball)、嘜(商標mark)、呔(車胎tyre;領帶tie)為廣州話、客家話、潮汕話廣泛使用,甚至掀起全民性學習英語潮流,連普通婦女也捲入其中。一首竹枝詞雲:“髻盤委墮鬢如雲,窄袖蠻靴襯布裙。裝束工趨時世樣,女兒還喜演英文”[14]。英語的普及,不僅在香港,在廣州也達相當程度。1841-1869年,廣州英文報刊即有《廣東探報》、《中國新聞七日錄》等數種。改革開放以來,英語更大量滲入廣東,變成日常用語。有關統計,1949年前,廣州話中英語借詞約有160多個,現有400多個[15]。英語和漢語在香港整合成特殊“港式中文”,與標準漢語有較大差異,常用“有”作常態動詞,如曰“當局證實至少有找到62具屍體”[16]。“今日睇真D”,“我唔like it”等。這種偏離標準中文的“港式中文”現今已流行廣東城鄉。

民初、抗戰及內戰時期,大批上海人來港,吳語滲入香港,“大閘蟹”、“交關”等成為香港粵語成分,後又傳入廣州的城市,至今已被廣泛使用。這些創新語言,早期從廣州向港澳輸出,後來隨著香港經濟社會現代化而從香港傳入廣州,繼擴散省內城鄉乃至全國大中城市,至今被普遍使用,但許多人不知其來源。

(三)風俗文化創新與擴散

風俗是較為穩定、世代傳承一個文化層面,但在中西文化沖融中,在粵港澳也不乏文化創新,且擴散得非常迅速,被認為是三地文化互動一個晴雨錶。

中西風俗混合首先源於港澳,繼而擴及廣東內地。歲時節日,在港澳完全是中西合璧。內地傳統節日與西方節假日同等歡度,春節、復活節、耶誕節一樣熱鬧非凡,西方情人節、母親節、愚人節等在青年人中尤有市場。春節期間港澳數以百萬計居民浩浩蕩蕩湧入內地探親旅遊,為世界上罕見風俗活動。

經過變異的港澳風俗,伴隨港澳經濟崛起而在改革開放後以高屋建瓴之勢傳入廣東。西方節日在廣州、深圳等大城市大行其道,先生、老爺、太太、阿太、小姐等廣東舊有稱謂重新由香港傳入,並很快取代“同志”、“服務員”、“工友”等。中國古代和國外已婚女性名字前面冠以夫姓,這種土洋結合習慣在港澳流行多年又傳入廣東,出現所謂“新複姓”,但未能成為風尚。

香港在現代化進程中,西方速食大量湧入,“速食文化”有很高佔有率,大有與中餐平分秋色之勢。近年又迅速進軍廣東和內地市場。肯德雞、麥當勞、必勝客、大快活、“港式粵菜”、“香港名廚主理”等招牌至為觸目,是當地未有過的文化景觀。而港澳“開party(派對) ”、“穿nike”等流行語在廣東青少年中擴散,香港舞臺設計、廣告創意等無不在廣東城鎮傳播。香港大眾傳媒、娛樂文化也無不為廣東仿效。香港人消費風尚,與時俱進,世界各種名牌、珍品等,每年每季每月都會在香港市場出現,為港人首先使用,再擴散到內地,首先是廣州、深圳等城市,同樣是一種前所未有文化現象。

(四)文藝創新與擴散

  文藝作為社會生活的反映,粵港澳既因文化本底同源,社會經濟制度有異,以及頻繁社會往來而出現創新和互動不斷變化局面。民國初期,港澳文藝主要受廣東影響,從廣州流向港澳。如粵劇名伶在三地交替演出。30年代,粵劇在香港得到創新,即一方面吸收北派功夫、京劇武術、梅派花式、電影表情、西劇置景和內容,《茶花女》、《羅密歐與茱麗葉》也被編成粵劇,甚至還有英語粵劇[17],飲譽一時。

50年代-70年代在粵港澳獨立發展背景下,大眾文藝或曰通俗文藝在港澳崛起,包括通俗小說、流行歌曲、電影、電視連續劇等,因迎合港澳觀眾商業性、娛悅性、功利性等心態,而獲得很大發展。金庸、梁羽生武俠小說就風靡一時,後來又傳入內地,贏得大批讀者。這些文藝形式不在港澳產生,而源自西方國家,但經過港澳文藝工作者創新,如運用西方現代小說、電影手法把傳統武俠小說改造成新派武俠小說,在流行歌曲中以普通話為基礎,又大量使用粵語;內容上既有中國傳統觀念,又注入西方生活方式。這些內容和形式深刻反映港澳社會變遷和市民心態、理想和追求,不但在港澳佔有廣大市場,而且傳遍海外華人社會,甚至外國人,成為他們瞭解中國文化的一個途經。

80年代以後,港澳文藝大量傳入廣東,它包括電影、電視、流行歌曲等,並很快佔領廣東各個角落。香港無疑是最大的產品製作中心,而廣東也從當初模仿達到創新,形成自己地域風格。1979年廣東電視臺與香港無線電視臺合作在廣州舉行“歡樂今宵”春節聯歡晚會,獲得轟動效應,也開創廣東廣播業向娛樂性、商業性發展序幕。香港曾以獨創功夫片打進歐洲電影市場,這也推動廣東電影業發展,80年代以後產生了《孫中山》、《周恩來》、《洪秀全》、《黃土地》、《情滿珠江》、《雅馬哈魚檔》等一大批優秀電影、電視片。電影、電視與流行歌曲三結合是香港文藝發展一種模式,也是一種創新。80年代廣東電臺設立全國第一個流行樂壇,電視臺則先後舉行流行歌曲、歌手大賽,培養了一批飲譽全國歌手和詞曲作家,這離不開香港文藝模式的移植和發展。

(五)價值觀創新與擴散

價值觀是一種文化核心,在既相同又有差異背景下孕育發展起來粵港澳文化,其價值觀也不乏各自創新性,且相互影響,為三地文化擴散一個主要領域。

有人認為,在特定社會背景下,香港人價值觀,一是“個人第一、金錢第一”,特別講求功利,即一切講究實際利益,為了謀取更多生存資料和生存空間而努力拼搏,盡可能多賺錢,改善、享受更好生活。這在實際上刺激、推動香港社會發展和進步,60年代以後香港經濟起飛,與此不無關係。二是多元性,即在香港存在中西文化傳統和中西兩種不同制度,在以中國傳統文化為基礎的價值觀以及以中西文化融合為基礎的價值觀共同構成香港主流價值觀之下,多元價值觀並存於社會各階層,這有利於保持香港社會活力。三是邊緣性,即香港社會主流價值是跨中西文化價值的,一個香港人可以同時受制于兩種文化價值,在表面西化之下潛藏中國文化因素,這個特徵使香港文化富有張力和彈性,蘊含著勃勃發展生機[18]。

而與香港相比,澳門社會價值觀特點在於澳門人傳統與現代相融合的文化協調性,恪守中庸之道的文化中度性,隨時代變遷較小的文化穩固性等。在這個價值觀作用下,維繫著澳門社會平穩、和諧。

至廣東人文化價值觀,同樣具有對外來文化寬容的文化開放性,處世或判斷的理性,以及對各種文化的相容性等。三地這些文化價值特徵,都有其隨政治、經濟強弱而出現和消長根源,但都有符合社會經濟條件而產生的創新性一面,且三地都相互輻射和影響,形成區域互動關係。

大抵在建國初到改革開放前,港澳與內地關係基本中斷,價值觀交流管道受阻,即使存在,也限於民間,且十分微弱,談不上有多少創新。而改革開放後,港澳價值觀憑藉強大經濟後盾而潮水般湧入廣東,深刻地改變廣東人價值觀念。有人在90年代初對廣州大學生作婚前發生性行為問卷調查,回答可以理解的占了32.4%,而四川大學生同樣回答只占21%,顯然較廣州大學生為低[19],顯示廣東比內地更富有開放性價值觀,這與港澳文化價值觀十分相似。而從家庭結構來看,在婚戀、生育、家庭規模、男女在家庭地位等方面也反映三地價值取向的共同性及相互影響。有研究顯示,三地青少年都選擇自由戀愛,視情感為婚姻基礎,在家庭內強調成員間自由平等、男主外、女主內分工;在商業經濟高度發達背景下,男女獨身在三地日見流行,離婚率、再婚率在上升,小家庭觀念深入人心,“包二奶”現象在港澳和珠三角得到廣泛認同,是這種“婚外戀”、“地下情”集中地區[20]。廣東人對金錢、物質崇拜和佔有欲越來越向香港人看齊,說明香港文化處於強勢,廣東人隨而更多地崇尚、追隨香港價值觀念。但近年廣東經濟崛起,加上港澳回歸,不管是否存在港澳文化回歸問題,反正港澳與廣東文化價值觀共同性在增加,差異在進一步縮窄。而從表面上看,港澳主要在行為、消費、大眾文化上擴散到廣東,而廣東則在政治制度、意識形態影響港澳。前者擴散容易,而後者較困難,說明價值文化擴散不是對等的。

三、小結

文化創新作為粵港澳文化發展和交互作用的動力,自粵港澳形成各自文化特質和風格以後即發生作用,並最終形成一個區域文化綜合體,在綜合體內不斷進行文化創新和擴散。這個過程從澳門作為中西文化交匯點興起到近年廣東改革開放大致經歷了以上四階段。每個階段各有文化創新時代特點和內涵。近年內地改革開放,港澳回歸,“一國兩制”實施,促使三地文化創新和擴散都達到歷史巔峰。這個歷史過程,在粵港澳城市建築和規劃、語言文字、風俗文藝、價值觀等文化要素各個層面都有鮮明表現,且相互擴散,使三地構成區域文化綜合體的結構關係更加堅固、功能更趨合理,維持並推動綜合體文化新陳代謝和繁榮。這其中香港作為一個高度開放自由港城市,保持著與世界各地最緊密的聯繫,掌握著各地靈通的資訊,所以世界各地新潮事物都會以最快速度在香港出現。香港也以自己敏感和靈動接受、追逐、享受、擴散新潮,也同時創造和領導新潮,是世界上保持對“新潮”追求最狂熱一個城市。澳門文化深受香港影響,但又有強烈個性,港澳文化並稱,反映兩者有更多文化共性。基於港澳文化這種創新性或新潮性、領潮性,以發達經濟為背景,歷史上長期,特別是近代以來強烈輻射廣東,成為廣東文化發展一個方向。但港澳文化本根又在廣東,且同屬廣府文化範圍,所以港澳文化同樣從廣東文化中吸取有益養分,作為文化創新的基礎 。近年,隨著港澳回歸和廣東經濟迅速崛起,廣東文化創新特色日見明顯,從過去主要接受港澳文化輻射轉變到日漸加強對港澳文化影響,形成三地文化趨同性不斷增加,差異性在減少和削弱的格局。把握三地文化變動趨勢,無論是保持港澳社會穩定與繁榮,還是建設廣東文化大省都有積極意義,尤其是對於後者,更有其供建設文化大省的決策和參考價值。

 注 釋: 

[1] 周尚意、孔翔、朱竑.文化地理學.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157-167. 

[2] 章文欽.澳門航海保護神崇拜與中西文化交流.澳門.文化雜誌.1997,(33). 

[3](美)施堅雅主編.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北京:中華書局,2000.572.

[4](美)施堅雅主編.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北京:中華書局,2000.573.

[5](美)施堅雅主編.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北京:中華書局,2000.57.

[6]印光任、張汝霖.澳門紀略.卷上.

[7]孫中山全集.第7卷.北京:中華書局,1985.115.

[8]許錫揮、李萍主編.粵港澳文化關係.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1.9.

[9]郭沫若.我來廣東的志望.見革命生活.旬刊.1928,(5).

[10] 許錫揮、李萍主編.粵港澳文化關係.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1.25-27. 

[11] 魏美昌.澳門文化的特色、優勢與前景.嶺南文化與澳門.見澳門.文化雜誌.1996年春季版 

[12] 劉月蓮、黃曉峰.澳門:從歷史失語症看跨世紀文化整合.見吳主良主編:東西文化交流.澳門基金會.1994. 

[13] (美)威廉•C•亨特著.馮樹鐵譯.廣州“番鬼錄”.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44. 

[14] 廣東炎黃文化研究會編.嶺嶠春秋.(一).嶺南文化論集.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4.475. 

[15] 許桂靈、司徒尚紀.英語在嶺南傳播的歷史與影響.嶺南文史.2003,(4):49. 

[16]星島日報.2000年9月28日,A4版.

[17] 許錫揮、李萍主編.粵港澳文化關係.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1.119. 

[18] 許錫揮、李萍主編.粵港澳文化關係.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1.191-193. 

[19] 許錫揮、李萍主編.粵港澳文化關係.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1.200. 

[20] 參見李偉民主編.粵港澳社會關係.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1.40-43、50. 

(作者:司徒尚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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