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區域文化綜合體概念
在地理學上，近幾十年，常見自然綜合體、地域生產綜合體或區域生產綜合體等概念，指的是諸自然要素或生產要素在一個地區的有機結合。中山大學梁溥先生將“綜合”分作兩部分釋義，“綜”就是錯綜複雜，就是矛盾；“合”是有機結合，就是統一，綜合體就是矛盾的統一體［1］。這個詮釋，已得到地理界認可，而在區域地理研究中廣為使用。在人文地理復興背景下，文化地理作為其中最為活躍和蔚為時尚一個分支，區域文化地理研究是一個主要內容，其核心應是區域文化綜合體。在這裏，區域文化實際指某一個地區的文化的總和，由這個地區各文化要素有機結合而成的統一體，即為區域文化綜合體。一個區域文化綜合體不是各文化要素的機械相加、拼湊，而有其內部結構和外部聯繫與交流，有其發生、發展規律，保持區域文化綜合體活力和運行。這個內部結構包括文化景觀結構、文化的區域結構和文化中心，三者統一，構成區域文化綜合體。
(一)文化景觀結構
廣義文化由物質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或觀念文化所構成。
它們各自之間存在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關係，因而也是有規律的。在一定生產方式下形成物質文化，反映文明進步程度，這種物質生產必須有一定制度文化來保證，而在物質文化基礎上產生與之相應精神文化，這三者有機結合和相互推動是非常明顯的，可作為文化結構的一種表現。但文化地理所研究的一個重心，即文化景觀，包括可視和可悟文化景觀，以上三種文化要素反映在文化景觀上，即通常所指土地利用、聚落和建築、語言、風俗、宗教、地名、服飾、飲食、娛樂等，這些文化景觀同樣有其結構和時空發展和分佈規律。在珠江三角洲網河地區，低地圍墾形成沙田，沙田土地利用或為稻作，或為經作（蔗、果、桑）文化景觀，為適應這種地理環境而建立聚落多沿河靠堤或其交叉地段分佈，呈長條形或丁字形，構築水棚、簰等臨水或浮水屋、竹簡屋、明字屋、三間兩廊等加諸物，使用具有古越語詞匯和語法的粵方言與多與水有關地名，盛行迷信、信奉中西宗教，以及具有濃厚水鄉特色風俗和生活方式等，為珠三角文化景觀結構及其運行範例。
(二)文化區域結構
文化必產生於一定的空間，文化景觀也必佔用一定空間或地域，所以有文化產生和有文化景觀，就必定有它們賴以發生和存在的地區。景觀與地區聯在一起，因而文化區域結構與景觀結構總是相互適應的。不同文化景觀佔有不同地區，形成單一文化區。如稻作文化區、經作文化區、方言區、宗教區、民間崇拜區、飲食區等。一個文化綜合體既然由各個文化景觀結合而成，也就必然包括多種不同文化景觀區，這些景觀區同樣是相互依存、相互聯繫、相互推動、相互結合為一個複雜綜合文化區，它們各個部分所占地域，也就是文化區域結構。如珠江三角洲，既有稻作區，也有基塘區、粵語區、龍母、媽祖崇拜區、粵菜區等，所占空間有重合也有離合，反映珠三角文化地域結構。
上述綜合文化區也簡稱為文化區。綜合文化區也就是綜合文化體所佔用空間範圍，或者說是它的空間表現形式。不管稱綜合文化區還是綜合文化體，都是同一個文化事象的兩個面，具體到某一個區域，則應把兩個概念聯起來，稱區域文化綜合體。
(三)文化中心
在區域文化綜合體形成過程中，必然會產生文化景觀比較集中、同時向外發生輻射、傳播的文化中心或文化核心，這樣的中心在區域文化綜合體中處於特殊地位，起著區域文化發展、組織、帶動作用，因而也是綜合體結構中不可或缺組成部分。文化中心一般都為區域中心城市。如廣州，無論在嶺南還是珠江流域，它都是這兩個區域文化單元的文化中心。
這樣，一個區域文化綜合體包括了景觀與區域、景觀結構、區域結構和文化中心等概念。這幾個概念緊密聯繫，不可分割、孤立地看待。把握它們的差異和聯繫，就能遊刃有餘地分析區域文化的各種關係。
二、粵港澳區域文化綜合體形成
(一)背景和條件
從地域概念上說，粵港澳是指廣東全省和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但從區域文化意義，即文化淵源、特質、風格的共同性而言，粵港澳主要指珠江三角洲、香港和澳門所聯成地域，相當於清代廣州府全部、肇慶府和惠州府一部分，現在則分屬廣州市、佛山市、江門市、深圳市、東莞市、中山市、珠海市、惠州市、惠城區、惠陽市、惠東縣、博羅縣和肇慶市的端州區、鼎湖區、高要市和四會市，以及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基本上為粵方言覆蓋區域。基於深厚地緣、親緣和史緣等關係，粵港澳文化的共同性遠遠大於它們差異性，並借助于歷史文化交流和轉化，最終形成粵港澳區域文化綜合體，這大約經歷了百年歷史。
1.地緣關係
地質時期，珠江溺穀灣就分佈眾多海島。進入歷史時期，這些海島不斷被沉積物填充，一些成為珠三角上山丘，一些仍為海島，香港即屬其列。珠江三角洲既有坦蕩平原、大面積水網，也有斷續丘陵、臺地，但無高山阻隔，水陸溝通甚為方便，使粵港澳地理上成為一體，同屬一個地理單元。在一個幅員不大範圍內，地形、氣候、水文、土壤、生物等自然特性差異較小，以此為背景而感應、孕育、發生的文化，其原始特質應是相對一致的。考古成果顯示，港澳在5000－6000年前就是一個以漁獵經濟為主的海島和半島，在距今這個時段新石器中期遺址在港澳就有多處。如屯門、湧浪出土石鉞、石環等較為先進細石器就與廣東曲江“石峽文化”同類器物十分相似；香港大嶼山、蒲台島、長洲等地以幾何圖案為內容的摩崖石刻也與珠海高欄島寶鏡灣石刻畫十分相同。澳門路環島黑沙灣海灘出土石器、玉器、陶器屬嶺南新石器“大灣文化的一個代表”［2］，而大灣遺址在香港南丫島上出土彩陶盆為大灣文化指示物，廣見於珠江三角洲，包括增城金蘭寺、東莞企石萬福庵、中山南朗龍穴、佛山河宕、深圳大、小梅沙，乃至廣東東西兩翼，甚至海南島沿海等。這個“大灣式彩陶文化圈”將粵港澳史前文化聯成一個整體。故著名考古學者安志敏認為：“大灣文化的含義不僅僅局限於特定歷史時期下的香港本土文化，亦是同一時期整個珠江三角洲文化的總稱”。任式楠研究員則指出：“從香港出土的文物來看，毫無疑問，香港文化是大陸文化的延伸。即使是新石器時代的，也都可以證明它的根在大陸”［3］。
廣東青銅文化遺址和墓葬約700多處，在香港有30多處，出土大量精巧青銅兵器、飲具、刀斧等，以及鑄造青銅器的陶范和石範模具，說明香港地區已能夠鑄造青銅器物。同樣青銅器物大量見於珠江三角洲，包括廣州、佛山、深圳、珠海、中山等地，文化風格極為相近，並與長沙、貴陽等地同類青銅器也很相似，表現出史前時期粵港澳不僅在本地，而且與周邊地區發生文化交流和融合。
2.文化史緣關係
歷史時期，粵港澳發展，促進文化關係進一步彌合，形成深刻歷史淵源。這種歷史淵源最重要一個表現是政區建置，它深刻作用于社會經濟文化各個層面。列寧在《論“民族文化”自治》中說：“只要各個民族同住在一個國家裏，它們在經濟上、法律上和生活習慣上便有千絲萬縷的聯繫”。粵港澳文化的史緣關係，也恰恰如此。
港澳和珠三角其他地區一樣，先秦為禹貢揚州外徼，屬荒服地區。秦平嶺南，粵地初開，首置郡縣，整個珠三角，包括香港、澳門均屬南海郡番禺縣。西漢初南越國時期及其後，港澳同屬番禺，後漢因之。東晉鹹和六年（331年）東莞郡從南海郡劃出，下轄寶安、海豐、興寧等6縣，香港開始屬寶安縣。隋開皇九年（589年）撤銷東莞郡，寶安縣屬廣州南海郡。唐代撤郡留州，寶安縣直隸于廣州，兩地關係更加密切。唐至德二年（757年），寶安改稱東莞縣，治所從南頭遷到到湧（即今莞城），香港即為東莞縣轄。此後曆南漢、宋、元，直到明末，廣州轄境包括珠江三角洲大部分地區，與香港關係進一步加強。萬曆元年（1573年）新安縣從東莞縣劃出，駐南頭。清初受“遷界”令影響。新安縣一度併入東莞縣，康熙八年（1669年）複界，重置新安縣。直到鴉片戰爭割讓給英國前夕，香港絕大部分時間在新安縣轄下，社會經濟和文化有一定發展，海防和海運地位也日益突出和上升。
澳門古代行政建置同香港一樣，先後同屬番禺縣、寶安縣、東莞縣。直到南宋紹興二十二年（1152年）香山縣（後中山縣）成立，澳門歸入香山縣管轄，結束與香港同屬一縣的歷史。澳門歸入香山縣的行政隸屬關係一直維持到近代，即使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葡萄牙人賃居澳門，澳門發展為一個世界性貿易港口，但澳門主權仍在中國政府手中。只是到光緒十三年（1887年），清政府與葡萄牙政府簽訂《中葡和好通商條約》換文生效以後，清政府被迫讓出澳門主權，成為葡萄牙政府管轄地區。
可見，港澳在被英、葡實行殖民統治之前，漫長歷史時期一直是廣東政區一個組成部分，特別是與珠江三角洲所在州府縣保持著不可分割行政建置關係。這種行政建置史緣，自然使港澳文化還不能獨立出現和發展，而是嶺南廣府文化一部分，不存在文化特質方面的差異。但港澳淪入英、葡手中以後，實行殖民主義加資本主義制度，從早期西風東漸視窗或基地轉變為西方文化大舉登陸、傳播地區，並與當地文化發生碰撞、交融和創新，形成獨具一格的香港文化和澳門文化，與珠江三角洲這時所實行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政治制度下形成的廣府文化存在一定的文化差異。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內地實行社會主義政治制度，港澳自然保持原有政治制度。珠江三角洲文化在新歷史條件下按照自己方式發展，而港澳文化仍按固有方式繼續前進。
1997和1999年港澳回歸，港澳特區政府成立，消除殖民制度，實行資本主義制度，“一國兩制”。在這個嶄新歷史條件下，港澳文化又出現新發展條件和特點。而1978年以後，內地實行改革開放政策，珠江三角洲文化也面臨新形勢和機遇，從而揭開粵港澳文化關係新進程和格局。
3.文化族緣關係
人是文化載體和傳播媒介。粵港澳民族和人口遷移，一則造成文化傳播，二則使不同文化發生交流，形成新文化，推動文化向前發展。故民族和人口遷移對地域文化形成佔有很重要地區，而移民素質、源地、遷移時間、路線和分佈，又影響到一個區域文化特色。粵港澳區域文化的創造及其特質和風格的異同，在很大程度上應歸結于歷史移民運動。
港澳原為人口稀少海島、半島。1841年5月香港首次人口統計，共4350人。戰後香港城市發展很快，主要來自廣東移民迅速增加。1845年香港2.4萬人，1858年7.5萬人，1861年12萬人，1871年13萬人，1901年30萬人，1940年180萬人，1951年200萬人，1961年313萬人，1971年394萬人，1981年520萬人，超過廣州城市人口，大約每10年增加100萬人［4］。即使在我國嚴行閉關鎖國時期，內地非法進入香港的人口也不在少數。1970－1980年超過30萬［5］。1981-1995年達31.7萬人［6］。而澳門人口，1555年為400人，1600年為2000－4000人，1700年為4900人，1825年為2.25萬人，1924年為1932萬人，1967年為20萬人，1997年為45.4萬人［7］。上世紀70年代以來增長最快。從澳門人口地緣構成看，明清移民以廣東、福建為多，尤以珠江三角洲為著，有謂“粵民僑寓澳門，人數眾多，良莠互異。南（海）、番（禺）、香（山）、順（德）等縣，商民往來省澳者，何止數萬？……至於閑民濫匪，往來如織，尤無紀極”［8］。除中國人外，港澳也有一些外國人，但所占比例很低。1980年以後在澳門葡萄牙人和其他外國人僅占澳門總人口12.3％［9］。無論香港還是澳門，粵語是強勢方言，在香港，使用粵語者約占總人口90％，廣府人是當地居民主體，而使用客家話、閩南話、潮州話、吳語的占總人口7％，使用英語、普通話的分別為2.2％和1.1％［10］。這顯示，港澳文化是以廣府文化為主流，同時帶有其他文化成份，呈一元為主，多元共存格局。當然，人口民族或民系構成所反映文化淵源和地位，對於大眾文化有更多參考價值，對於精英文化卻不一定能等量齊觀。無論如何，港澳居民來源多樣性，且從未間斷的歷史進程，畢竟是它們文化族緣關係的反映，也是認識粵港澳區域文化綜合體形成的一個重要背景。
(二)歷史進程
1.珠江三角洲廣府文化核心區形成
珠江三角洲作為廣府文化核心區，也是粵港澳區域文化綜合體的歷史核心。它的形成發展有自己歷史和特點，溯自秦漢統一、開發嶺南，在珠江三角洲就發生漢族和土著南越族，以及後來俚族的文化交流和融合，以唐宋粵方言形成為標誌，廣府文化作為嶺南文化一個核心已經形成。宋元大規模圍墾開發，形成多種土地利用類型，奠定農業文化深厚基礎。到明清時期，珠江三角洲成為中國基本經濟區之一，建立起發達商品農業，城鎮連綿、人文興旺，各類科舉人才、教育機關和公私著述，其數量之多，學風之盛，甲於全省。廣府文化完全定型成熟，故屈大均《廣東新語•文語》說“天下之文明至斯而極……至有明乃照于四方焉，故今天下言文者必稱廣東”。特別是明末以來，珠江三角洲作為西風東漸首受之區，得到西方先進文化滋潤，廣府文化內涵被充實與提高，發展成為時代先進文化，具有很強文化勢能，並以高屋建瓴之勢，形成向國內外輻射格局。這可從洪秀全、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詹天佑等組成人才群體，站在時代前列，推動中國社會前進的歷史事件中得到驗證。建國後，內地與港澳基本處於文化交流分隔狀態，珠江三角洲文化在社會主義體制下獨立發展，由於經濟建設的挫折和“文化大革命”動亂而處於停滯狀態。只是自改革開放20多年來，珠江三角洲成為全國經濟高峰區，廣府文化被染上更濃重商業色彩。港澳文化、華僑文化、西方文化，以及在珠江三角洲謀生數百萬外來人口帶來其他省區地域文化，使珠三角文化更加豐富多彩和向著更加先進道路發展。廣府文化由此積累更加強大文化勢能，不斷向外傾瀉，以粵語、廣貨、影視、音像作品、時裝、流行音樂，以及新潮生活方式、價值觀念在全國擴布，即為新時代背景下珠江三角洲文化脫羽、成熟標誌。珠江三角洲這些文化成果在很大程度上為粵港澳區域文化綜合體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而自秦漢以來一直是嶺南首位城市的廣州就是這個綜合體的文化中心，志稱：“五嶺之南，郡以十數，縣以百數，幅員數千里，鹹執秩拱稽受治于廣州之長”［11］。在制度文化上如此，在教育上也一樣，廣州是廣東書院集聚中心。西方漢學家帝萊曼•格裏姆在研究了廣東書院分佈後指出：“到十九世紀時，在學術功能和官方地位方面列為高等的書院，往往坐落在高級城市；較低級書院為層級中較高級書院輸送學生，以及較好書院為較差書院提供山長和學長的整個結構，在廣州達到頂點”［12］。而近現代廣州，作為中西文化交流橋樑和基地，一直在發揮中西文化交流整合功能，即一方面通過各種管道，吸納西方文化成份，並加以改造、完善和創新，變為嶺南文化一部分；另一方面，又將自己吸收、積累文化能量輻射出去，傳遞到內地，乃至海外。廣州這種文化角色從未動搖，高踞嶺南文化中心地位，帶動周邊地區文化發展，保障珠江三角洲能夠成為嶺南區域文化重心和代表。
2.香港區域文化形成
香港作為一個海島，歷史早期是南越文化，後來主要為客家文化所覆蓋。有關族譜記載，從宋到明遷居新界和港島的鄧、侯、文、廖、彭等姓主要是客家人，他們建聚落，開圩市，繁榮當地經濟，也帶來客家文化。清初，沿海“遷界”和以後入居香港地區也以客家人為主，並與其他民系雜處，可以說，鴉片戰爭前香港是客家人的社會，也決定客家文化是香港文化的本底。
如前面所述，鴉片戰爭以後，大批內地人，主要是以珠江三角洲為主居民遷居香港，帶來廣府文化、粵方言、風俗習慣，包括衣食住行、婚喪嫁娶、社交禮儀等都與廣州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地區相同，廣府文化覆蓋香港大部分地區，只在新界山區保留傳統的客家文化。但香港畢竟是英國管治下，實行殖民主義加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制度，以及自由港政策，以英國海洋文化為主的西方文化一方面得以暢通無阻地在香港傳播、生根、發展，如英語、英國政治制度、法律、西方建築、藝術、宗教、節假日、禮儀、餐飲、服飾、跑馬、劇院等娛樂，乃至行為方式、價值觀念等、新聞、中華文報刊、中西式學校、圖書館、博物館等。由於港英當局並沒有在香港採取同化的文化政策，中西文化得以相互並存、碰撞和交融，形成香港文化既有與珠江三角洲文化“同聲、同氣、同根”一面，又是西方文化最直接傳入之地，而具有濃重洋味。兩者兼收並蓄，凸現香港文化多重個性與商業化、世俗化、享樂化風格。當然，香港文化經歷了近半個世紀發展過程，直到20世紀初，廣府文化仍是香港文化主流。但50年代以後，在香港與內地互相分隔背景下，香港經濟起飛，進入現代化軌道，文化進入獨立發展階段，形成香港本土文化。所以不少人認為，香港文化在20世紀中後期形成［13］，而對香港文化地位、性質，更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不管怎樣，香港本根文化在廣東，但又有全面的開放性和國際性，濃厚的傳統性與高度的現代性並存，這種多元性甲於世界許多地區，是一種很獨特混合型文化，但香港文化始終是嶺南文化一個特殊部分。
3.澳門區域文化形成
彈丸之地澳門雖然比香港更長時間受殖民統治，但葡萄牙國勢弱小，實行自由港政策，也沒有強制華人葡化，加上葡語屬小語種，只在官方使用，沒有在學校教育中推行，所以葡萄牙文化在澳門除葡式建築、葡式飲食，以及占總人口2％左右中葡混血土生葡人至為觸目以外，主要還是在上流社會中存在。但澳門是個半島，更便於三角洲居民往來，與香港交往也非常便捷，香港文化大規模滲入、佔據澳門，大有反客為主之勢，所以有人將港澳文化視作一個文化類型。有區別的是，澳門文化有“濃厚的拉丁色彩，與香港的盎格魯薩克遜傳統不同，澳門在種族、語言、法律、行政、建築、民族、飲食等方面受拉丁文化的影響較深。中西文化交融的和諧性突出”［14］。而澳門穩定、寬鬆社會環境、悠久歷史，華人占當地居民絕大多數，在這種背景下，形成澳門文化與香港文化一樣，甚至比它更多地保留了傳統的廣府文化，同時糅合了形形色色的西方文化，也是一種多元混合型文化。
按照澳門及其與香港、珠江三角洲歷史關係，從澳門為葡人租賃到上世紀70年代以前，澳門文化處於獨立發展階段，以中葡文化融合、調適為特徵。70年代以後，香港現代文化崛起，並迅速佔領澳門市場，香港電視、音像製品、服飾等成為消費潮流。而自50年代以來澳門與內地相互隔離，澳門文化一方面獨自，另一方面受香港文化左右，兩股力量支配了澳門文化發展方向和模式。70年代後期內地改革開放，澳門文化才踏上與珠江三角洲文化相互交流、影響道路。
4.三地文化互動和區域文化綜合體形成
在既有共同又相對獨立的時空背景下，粵港澳文化各自作為一種類型先後形成，它們在地緣、史緣、族緣，特別是文化勢能差等作用力驅動下，除短暫時期以外，基本上不間斷地進行交流、碰撞，使文化景觀、結構等產生變化，最終的結果是區域文化綜合體形成。
粵港澳文化互動，在於三地商品經濟和城市化發展所伴隨西方文化與本地文化往返運動。歷史上三角洲幾次大量人口遷居港澳，廣府文化頑強地生存、擴展、佔用港澳空間，包括婚姻、歲時節日、民間信仰、飲食習慣等，舊禮俗、舊式私塾、四書五經等教材、粵劇、粵語、客家話或潮州話、歌曲，以及各種民間技藝等，涉及文化各個層面，港澳遂成為廣府文化天下，這是歷史早期廣府文化傳入港澳的一個方面。在這裏，港澳是接受一方。但港澳到底是西方文化登陸橋頭堡，擁有時代先進文化優勢，不但進入這裏的廣府文化被涵化、改造，而且借助於各種途經，將新生港澳文化傳入珠三角，促使那裏廣府文化發生改造和變異，形成新文化景觀和區域分異。
以城市建築而論，地中海式建築騎樓，符合嶺南氣候特點，首先在澳門，繼在香港立足，成為主要街景。20世紀初廣州拆除舊城牆，拓建馬路，也採用騎樓建築，構成廣州城市風貌。這時期穗港澳三個城市都拓展城市範圍，劃分功能區，騎樓便於面對顧客，做活生意，都為三地青睞和採用，形成相同城市建築風格。從騎樓由港澳傳入廣州，又在港澳、廣州之地流行，反映三地文化交匯關係。
以風俗文化而言，珠三角傳統風俗到了港澳，或多或少受西方文化影響而發生變異，具有中西多元混合特點。港澳特重西方耶誕節、復活節，但也同樣重視春節，一樣熱鬧非凡。近年這些西方節日傳入珠三角，尤為青年鍾愛，其喜慶氣氛不亞於港澳。
以語言文化而論，粵港澳都以粵語為本土方言，但在不同環境而產生變異和互動空間關係。早期粵語作為強勢語言進入港澳，佔領所有商業空間，成為共同語言。當地原有的客家話步步收緊地盤，只保留在新界傳統農村，潮州話也差不多走上消失道路。建國前，具有經濟優勢，避亂來港澳上海人帶來吳語，滲入粵語中，“大閘蟹”、“交關”這類吳語在港澳不脛而走，後來又倒流傳入珠三角，被普遍使用，至今仍有許多普通人不知其來源。上世紀50－70年代，港澳與珠江三角洲處於隔離狀態，大規模移民停止，粵語在港澳和珠三角各自獨立發展。這時期，香港社會經濟迅速實現現代化，香港粵語更多地進入澳門，使港澳粵語日趨同一［15］。而內地也由於政治需要，粵語中一些源於英語辭彙被普通話用詞取代，如“士多（store）”改稱“商店”，“士擔（stamp）”改稱“郵票”，“公共汽車（bus）”改稱“人民汽車”，“菲林（film）”改稱“膠捲”等，珠三角粵語景觀與港澳差異擴大。進入80年代，粵港澳趨於經濟和空間一體化，粵語空間佔用和互動關係不但一改舊觀，而且達到歷史高潮，但主動一方是港澳粵語，而珠三角則處於接受地位，與歷史早期傳播方向恰好相反。這些傳入粵語多為經濟和生活用語，如“阿sir” (員警)、“水貨”（走私品）、“走鬼”（亂擺賣）、“水魚”（笨蛋）、“杯葛”（抵制）、“基佬”（gay同性戀者)、“派對”（party聚會）、“酷”（cool時尚)等，其中不少辭彙由英語譯過來。這些粵語近年又由珠江三角洲擴散到全省乃至全國大中城市。香港常用“廣場”、“花園”地名一時風靡內地各個角落，成為最搶手商業、住宅區地名。這顯示，粵港澳粵語區域差異正日益縮小，正朝著語言整合方向發展。不過，具有經濟優勢的香港在領導這個變化和傳播潮流，仍是不爭的事實。
以文學藝術而言，港澳開埠以後，尤其上世紀20－30年代，廣州、佛山等地粵劇即進入港澳上演，“省港戲班”穿梭兩地，活躍於茶樓歌壇。著名粵劇大師馬師曾、薛覺先在港澳劇台上演，成為新聞猛料。早期香港流行歌曲和音樂來自廣東傳統音樂。三角洲民歌在港澳擁有廣大觀眾，一曲《月兒彎彎照九州》風靡港九上下。南海人招子庸《粵謳•吊秋喜》所寫愛情故事動人心魄。1904年香港總督金文泰把它譯為英文，題為《廣州情歌》，葡萄牙人庇山也把它譯成葡文，推介到歐美各國，引起很大震動，這堪為粵港澳文壇一件盛事。30－40年代，國內大批文化人避亂南下香港，如茅盾、夏衍、郭沫若、蔡楚生等，使香港一度成為華南進步文化中心。到香港淪陷前夕，香港創辦文化藝術團體之多，各種文化活動之盛，新聞、出版、教育事業之繁榮，實屬空前，傳頌一時。僅《大公報》1938－1941年發表來自延安抗日作品就有150多篇［16］。香港淪陷後，香港文化也隨避亂人士傳佈內地。在廣東臨時省會韶關，就集合了一批從香港遷來嶺南大學師生，他們在當地演唱貝多芬、莫札特樂曲，上演話劇《羅密歐與茱麗葉》，使山裏人耳目一新。他們也同時學會粵北民謠和山歌，以及流行抗戰歌曲［17］，為戰時粵港文化碰撞和交融一段佳話。80年代以後，粵港澳中斷近30年文化交流得以延續，並達到高潮。香港武俠通俗小說、粵語歌曲、電視劇等流行文化大舉進入珠三角，包括澳門，繼輻射內地，其影響極為深廣，舉世矚目。
以思想文化而言，粵港澳都是我國先進思想策源地、時代思潮的重點，但以港澳首得風氣之先，繼傳入廣州等地，引起社會異動和變革。早期康有為、梁啟超發動變法維新，其基地就在粵港澳。如康有為考察香港，看到資本主義先進事物，深感清王朝腐敗，才萌發改造國家、變法維新新思想，抱定“經營天下”大志。他大批新學圖書就是在香港採購的。以港澳為基地或由港澳培養的維新人物，還有著名思想家王韜、鄭觀應、何啟、胡禮垣等，他們或辦報、或著述，或辦學，奔走於粵港澳之間，在推動變法維新之同時，實際上也極大地促進三地文化聯繫。孫中山革命思想更深受港澳文化影響。他說“我之此等思想發源地即為香港”［18］；1897年，孫中山自述：“予在澳門，始知有一種政治運動，此種政治運動大可視為少年中國政黨之形成。……予當時深表同情，即投身為黨員，自信固為國利民福計耳”［19］。可見港澳不僅是孫中山投身革命之地，也是組織、指揮革命大本營，1895年孫中山在香港成立興中會，1905年中國同盟會成立，不久在香港和澳門成立分會。甲午戰爭到辛亥革命前，革命黨人在南方發動多次武裝起義，絕大多數在香港、澳門策劃和獲得補給支援。粵港澳實際成為顛覆清廷一個革命活動中心。
以宗教文化關係而言，港澳現是中西宗教在我國最大中心城市，教派眾多，教堂林立，信徒如雲，蔚為大觀；而珠三角歷史上也是迷信風行之地，各種宗教在三地互相感應，交叉傳播，由來已久。
珠三角和港澳民間信仰和原始宗教同源同根，歷史早期主要由珠三角傳往港澳，舉凡珠三角人信仰玉皇、洪聖、天官、天后、華光、關帝、金花、馬王軍神、阿婆神、井神、灶神、紫姑神、呂神等數不清的神祗，在港澳同樣有他（她）們的廟宇和信眾，無疑是珠三角居民遷移首先帶進去的。而這些神祗也隨港澳居民帶回內地，形成雙向傳播歷史格局。
道教自東晉葛洪在廣州羅浮山佈道以後，久經滄桑，南宋時傳入香港。清初道教在廣東有較大發展，也影響到香港。明清時香港道教頗為興盛，比較聞名宮觀不下10餘座。民國時期又呈上升之勢，至今已發展到120多座大小道堂、宮觀，如圓玄學院、青松觀、雲泉仙館、黃大仙祠等。其中黃大仙祠原址在廣州芳村，後遷香港新界，香火甚旺，在廣州原址後湮沒，近年才恢復，一神異地，堪為道教在粵港互動一個典型事例。而道教在澳門至遲在明成化年間已流行，此後道觀接踵而起，現在歷史在500年左右崇拜天后廟宇有8處之多，其他宮觀也多屬媽祖信仰範圍，反映澳門海洋文化特點，與珠三角多水、盛行江河海神崇拜一脈相承。
佛教西來，傳東漢已沿西江傳入廣州。蕭梁達摩抵廣，開一代禪風。惠能創立南宗頓教，佛教首在廣東完成本土化，並不斷向外擴布。香港在南北朝建青山寺、靈渡寺，後代有發展。只在鴉片戰爭後佛教在香港一度式微，到上世紀20年代又得到復興，各類佛教機構相繼成立，勢頭至今未減。據粗略統計，香港保存或新建大小佛寺、精舍達400多座（處），另有數百座小佛堂遍及港島各個角落［20］。這主要是由內地包括廣東傳過去的。如1920年太虛法師來港講經，聽眾景從，奠定佛教在港發展基礎。近年香港作為佛教在嶺南一個基地，經常入內地開展教內交流，珠三角成為常履之地。佛教在澳門興起雖晚，約在明中葉，但在一個多元文化相容背景下，仍獲得長足發展，1980年有教徒453萬人，占信教總人口193％［21］，是一個有一定勢力宗派。基於同樣理由，佛教在澳門也主要由廣東叢林法師過去而獲得傳播和發展的。
港澳本為西方宗教傳入我國最早基地，首先是天主教傳入澳門，1576年在澳門成立主教區，發展為天主教在遠東傳教中心。到明滅亡時，澳門天主教徒已達4萬人。此前萬曆十一年（1587年），利馬竇從澳門進入肇慶傳教，前後6年，建立我國第一座天主教堂仙花寺，翻譯一批天主教教義圖書。另一位教士羅明堅也曾隨同利馬竇來過廣州。天主教成功進入珠三角的消息傳到歐洲，引起很大反應，各國爭先恐後派教士到澳門，伺機進入內地。到雍正十年（1732年）在廣州已有男女天主堂8處，教徒12萬人［22］，並且很快在珠三角掀起群眾性信教高潮。志稱民國初年：“禮拜之期，附近南（海）、番（禺）、東（莞）、順（德）、新（會）、香（山）各縣赴（澳門）拜者接踵而至，間有外省之人，唯順德縣紫泥（今屬番禺）人最多”［23］。清政府曾一度下令禁止赴澳禮拜，但收效甚微，可見澳門作為西方宗教基地對珠三角影響多麼深遠，非行政力量所能制止。自此，天主教長驅直入廣東內地。1941年《廣東年鑒•宗教》指出，天主教在內地傳播，尤以惠州、潮州之客家地區為盛，教堂很多。近據廣東省天主教愛國會估算，全省天主教堂和教徒約有2/3分佈在粵東，這是繼承天主教在這些地區傳播歷史的結果。
香港天主教也由澳門傳入，1841年香港被列為監牧區，翌年在港建立第一間天主堂。第二次鴉片戰爭後，天主教又從香港向新安（寶安）、惠陽、海豐等地傳播，範圍不斷擴大，還辦天主教英文週刊、學校和慈善機構，遂使香港成為天主教一個主要中心城市和向內地傳播基地。港澳也是近世基督教向珠三角傳播最早城市。1807年英國傳教士馬禮遜進入廣州傳教未果，繼潛居澳門，將《聖經》譯成中文，並於1814年在廣州出版，後往來于澳門、廣州之間，發展教徒，1832年英文《中國叢報》在廣州出版。天主教勢力逐漸伸入珠三角和內地。鴉片戰爭後，天主教又由澳門登陸香港，1843年倫敦傳道會總部和所屬“英華書院”從麻六甲遷香港，此後基督各教派紛紛在港設教堂、學校、慈善和傳教機構。到1989年全港有基督教徒25.8萬人，約占全港人口4.4％，中英文教堂924座，教會興辦各類學校237所，學生31萬人，約占同期全港學生1/4［24］。同期在澳門有教堂、佈道所40多間，學校13間，學生1萬多人，與香港一起，成為基督教向珠三角和內地傳播基地。早在第二次鴉片戰爭後，基督教即以佛山為基地，首先擴布珠三角，繼沿北江、西江、粵東沿海傳入韶關、肇慶、潮汕一帶。到19世紀末，又進入漠陽江、西江一些支流，把陽江、陽春、德慶、羅定及海南島沿海納入宗教範圍，以後又滲入東江和海南島腹地，幾乎覆蓋廣東全省。到1919年廣東全省有基督教徒62262人，約占全國同類教徒1/6強。到1949年建國前夕，基督教在廣東劃分11個教區，擁有教堂222所。
在這11個教區中，19個縣市（鎮）在珠江三角洲（港澳除外），占全省基督教佈道區559％，而珠江三角洲面積其時約占全省45％。這種分佈反差，說明港澳與珠三角都是基督教傳播最集中地，兩地有非同尋常淵源和互動空間關係。
天主教在廣東與基督教相類似，1949年廣東分為9個教區，分佈如表：（略）
天主教以上各教區分佈，仍以粵方言地區為主體，而港澳也是粵方言區，語言一致極便於文化交流，所以天主教在兩地也和基督教一樣，仍屬一個整體關係。
建國後，在特殊歷史背景下，港澳與廣東宗教往來處於隔絕狀態。但改革開放後，港澳繼續保持和發展與廣東宗教往來，主要在扶貧、捐資辦學、賑災、互訪等加強彼此瞭解，發揮宗教正面功能。如1979年香港基督教協會資助廣東翁源縣龍仙鎮教會修建教堂，1987年香港蓬瀛仙館捐資修建廣州三元宮，1994年香港寶蓮寺捐建廣東六祖紀念小學，1990年香港道教青松觀捐助惠州玄妙觀，重建陸豐紫竹觀等。廣東宗教界也邀請港澳宗教界人士舉行各種學術研討會，參加荔枝節和各種宗教禮儀等。這些活動實際上已成為三地文化往來最主要方式之一，特別是港澳回歸以後，“一國兩制”背景下超越政治界線所取得的文化互動一種效應。
以價值文化而言，粵港澳各有自己價值觀念和體系。香港人的一切講究實際利益的文化功利性；香港人群體中多種價值觀並存的文化多元性；處在中西文化價值觀之間的香港文化邊緣性等，成為香港價值文化特質。這與英國對香港百年殖民統治所帶來西方文化，以及中國傳統文化根深蒂固雙重影響是分不開的。而澳門則因經濟地位低微，葡國文化勢力弱小等而形成澳門人傳統與現代相融合的文化協調性，恪守中庸之道的文化中度性，隨時代變遷較小的文化穩固性等。至廣東人所具有對外來文化寬容的文化開放性、處世或判斷的理性和相容性等，又是廣東價值文化的特質。這三地價值文化既有差異，制約文化傳播的政治、經濟地位也有高下，故三地價值文化相互影響和空間交流也勢所必然。直到上世紀50年代初，當廣州經濟勝過香港時，不少港人流回廣州；在60年代和改革開放之初，內地不少人被香港經濟繁榮所吸引，掀起一次又一次合法和非法入境風潮。特別是80年代初，香港文化價值觀首為廣東人崇尚，時裝、流行歌曲、影視作品、口頭用語、社交禮儀、明星崇拜等大舉進入廣州，繼風靡內地。但進入90年代以後，珠三角經濟崛起，粵港經濟差距縮小，這種風潮很快減弱。文化互動關係表現為兩地優勢互補和雙向流動。如港人休息日大批進入深圳、廣州等城市採購各種商品；內地更多人進入港澳觀光旅遊、探親訪友、學術和民間交流，顯然是緣於港澳獨特歷史文化和割不斷的親緣、史緣、族緣等關係。而這種交往結果，一方面是廣東價值觀發生改變，金錢、功利、娛樂、消費等觀念和行為越來越向港澳看齊，由此而形成文化景觀在廣州、深圳等城市甚為觸目，僅各種名目桑拿、按摩場所之多，即不亞於港澳。另一方面，普通話越來越在港澳流行。廣州、深圳等地高校接受港澳公務員培訓，人民幣也在港澳市面流通，這同是港澳文化景觀一種變化，由此改變港澳人對內地價值觀。特別是港澳回歸以後，即使實行“一國兩制”，但在一個主權國家之內，廣東對港澳的意識形態影響在加強，大量游港旅客所帶進的內地觀念文化氛圍也是一種鮮明文化景觀，而港澳價值文化也更容易傳入廣東。港澳回歸前後，一些人提出港澳文化回歸問題，這雖然是個有歧見議題，見仁見智者旗鼓相當，但問題的提出反映了對港澳文化，特別是對港澳深層價值文化的普遍關注。有論者認為粵港之間的文化關係，不是“求同存異”，而是“認同存異” ［25］。這一轉變意味著三地價值文化共同性在增多，互動作用在加強，這對推動三地文化融合和空間擴布是有相當作用的。
從上述可見，粵港澳文化互動在歷史絕大部分時間都未間斷，且涉及各個文化要素和層面，形成自己的文化景觀結構、區域結構和廣州、香港、澳門三個文化中心，三者緊密相連，標示者粵港澳區域文化綜合體的形成。其結構如圖示：（略）
三、小結
基於粵港澳深厚地緣、史緣和族緣關係，在各自地域文化形成基礎上，三地各個文化要素經過長期互動、傳播和影響，建立起不可分割的文化景觀融合、文化空間佔用和廣州、香港、澳門三個文化中心鼎立格局，形成三者的總和及有機結合，構成以中西文化相結合為主要文化特質和文化創新性、重商性、功利性、相容性、娛樂性等鮮明地域文化風格的粵港澳區域文化綜合體。這對區域文化地理的理論建設提供一個範例，也為建設廣東文化大省提供決策上重要參考。
注 釋：
［1］梁溥.區域經濟地理學的研究物件、任務與方法.地理.1986,(1).
［2］ 鄧聰、鄭煒明.澳門黑沙.田野考古報告專刊.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澳門基金會聯合出版，1996.103.
［3］ 轉見楊式挺著.嶺南文化考古論集.廣州：廣東省地圖出版社，1998.320.
［4］司徒尚紀.香港歷史地理的變遷.熱帶地理.1997,（2）.
［5］李若建.香港的內地非法移民與非法入境者問題.當代港澳.1996,（2）.
［6］李若建.香港的新移民及其社會適應問題.當代港澳.1996,（1）.
［7］黃啟臣.澳門通史.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1999.9－10.
［8］ 張之洞.張文襄公全集.卷20.詳陳澳界利害立約尚宜緩定折.見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乙集.
［9］黃啟臣.澳門通史.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1999.12.
［10］劉鎮發.香港原居民的漢語方言.見中國語文.1997.（2）.
［11］光緒.番禺縣誌.卷10.
［12］ （美）施堅雅主編.葉光庭等譯.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北京：中華書局，2000.589.
［13］ 許錫揮、陳麗君、朱德新.香港跨世紀的滄桑.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5.342.
［14］ 魏美昌.澳門文化的特色、優勢與前景.轉見許錫揮、李萍主編.粵港澳文化關係.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1.30.
［15］ 許錫揮、李萍主編.粵港澳文化關係.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1.64.
［16］ 鄧開頌、陸曉敏.粵港澳近代關係史.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287.
［17］ 許錫揮、李萍主編.粵港澳文化關係.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1.19.
［18］孫中山全集.第7卷.北京：中華書局，1985.115.
［19］孫中山全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22.
［20］李桂玲編著.台港澳宗教概論.北京：東方出版社，1996.296.
［21］李桂玲編著.台港澳宗教概論.北京：東方出版社，1996.437.
［22］陳垣學術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62.195－196.
［23］民國.香山縣續志.卷6.海防.
［24］李桂玲編著.台港澳宗教概論.北京：東方出版社，1996.296、348.
［25］ 許錫揮、李萍主編.粵港澳文化關係.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1.209.
(作者：司徒尚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