組成泛珠三角各元素主要是單一、獨立起作用於整個區域的，不僅它們之間存在相互關係和空間作用問題，而且落實到區域上，即表現為組成泛珠三角的自然區、經濟區、行政區和文化區的分離與彌合關係上。它們關係整合與否，直接影響到這個經濟區運作和效能。而這種不同性質地理區域歷史相互關係，既有其整合一面，也有欠整合和不整合一面，借助於歷史考察，可以為現今建立和諧（9＋2）區域關係提供經驗教訓，以供有關省區制定相關決策和措施參考。
按照不同氣候、地形、土壤、生物等自然要素綜合作用劃分的一定等級的地理區劃，即為自然區。自然區是經濟區、行政區、文化區賴以存在、劃分的自然基礎。一般說來，自然區較為穩定，現在自然區在相當程度上與歷史時期的區域界線不會有重大改變，所以可以將現在自然分區視為歷史時期泛珠三角自然區。
按中國自然區劃，泛珠三角屬東部季風區，為全國三大自然地理區之一，按其內部差異，從南相北，又分為華南濕潤熱帶地區，含南海諸島、海南島、滇西南季風林區和雨林區三個區；華中華南濕潤亞熱帶地區，含中亞熱帶嶺南丘陵常綠闊葉林區、雲南高原常綠闊葉林區、貴州高原常綠闊葉林區、四川盆地常綠闊葉林區、長江南岸丘陵盆地常綠闊葉林區（湖南、江西）、浙閩沿海山地常綠闊葉林區9個區。即泛珠三角橫跨我國一個自然地理區域（一級區）、3個自然地理地區（二級區）、9個自然地理區（三級區），自然地理區域－地區－區，構成泛珠三角自然地理基礎。其共同性為氣候濕潤或濕熱，活動積溫高（4500－7500℃），乾燥度低（05－10），無霜期230天以上至全年無霜。在這樣的氣候背景下，生長熱帶季風林和常綠闊葉林，發育磚紅壤、紅壤和山地黃壤，結合山地、高原、丘陵、平原、盆地等多種地形分佈格局，形成泛珠三角範圍內上述自然地理環境主要地域差異體系，為人類經濟活動奠定自然基礎［1］。
經濟區是根據不同自然條件和資源下形成不同土地利用方式、產業結構和勞動地域分工所劃分的區域。在我國近現代之前，經濟區主要是依農業生產地域差異而劃分的。而農業本質在於自然物再生產和經濟再生產相結合，對自然條件與資源要求很嚴格，也最敏感，所以我國歷史上經濟區往往與自然區相吻合，泛珠三角也不例外。
在古代，水利事業是農業生產發展的生命線，河流則是水利事業的自然基礎，而農業又是封建經濟的最重要支柱。一個流域往往成為一個經濟區。在泛珠三角，到明清時期，形成以西江、北江、東江中下游為主體的嶺南農業區；以岷江、涪江、嘉陵江、綦江匯流四川盆地農業區，即長江上游農業區；以湘江、資江、贛江流域為主體的長江中游農業區（一部分）；以閩江、九龍江流域為主體東南沿海農業區；以南盤江、烏江流域為主體雲貴農業區［2］。這些農業區與上述泛珠三角自然地理分區基本相符。如嶺南農業區對應於中亞熱帶嶺南丘陵常綠闊葉林區，四川盆地農業區對應於中亞熱帶四川盆地常綠闊葉林區，長江中游農業區對應於中亞熱帶長江南岸丘陵盆地常綠闊葉林區；東南沿海農業區對應於中亞熱帶浙閩沿海山地常綠闊葉林區；雲貴農業區對應于中亞熱帶雲南高原常綠闊葉林區和中亞熱帶貴州高原常綠闊葉林區等，顯示泛珠三角歷史農業區與自然地理區存在著耦合關係。這不僅是農業生產適應自然條件，也是區域歷史農業發展到明清時期的結果。溯自中唐以來，我國經濟重心逐漸南移，長江中下游開始發展為經濟重心區，巴蜀、兩湖、武陵山、雪峰山以東，江西羅霄山以東贛江流域；福建沿海等成為產糧和漕糧供應地［3］。宋代，我國經濟重心完全轉移至江南、嶺南，形成“南盛北衰”格局。四川盆地、洞庭湖南北成為主要農業區［4］，珠三角也上升為一個次等（農業）基本經濟區。明清時期，整個珠江流域、雲貴高原中河谷、盆地，長江流域四川、兩湖、江西，以及福建等成為上述農業經濟區。在這裏自然區與經濟區得到一定協調，形成緊密的依存關係，也是泛珠三角歷史經濟發展的空間格局。
行政區是一個國家在其領土上實行行政管理的地域劃分，也是實施國家管理權力的空間組織形式。它雖屬上層建築和政治體制的範疇，但卻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產物。如馬克思所說：“在生產力發展的一定階段上，總是需要一定的空間”［5］。行政區劃既然是國家行政管理在空間上的表現，就不能不涉及所在地區的自然、社會經濟和歷史等因素。特別是地理條件及其分佈格局歷來被政區劃分所重視，具有分界意義的山脈、河流往往成為政區分界之處，而獨立流域或其他地理單元則成為某一政區的空間範圍。前面說到泛珠三角歷史政區建置所遵循一個“山川形便”原則，即考慮到地理界線在其中所起作用。又因為地理環境相對一致性，包括地形、氣候、水文、植被、土壤等自然地理特徵，都影響到當地農作、物產、聚落、居室，乃至人的精神風貌等，這也是劃分政區一個主要參考。如橫亙廣東北部南嶺山地，對廣東省北界形成有很大關係，所以歷代統治者都很重視這種地理環境相對一致性對政區建置的意義。故歷史上大部分時間，嶺南被劃為高一級政區，與嶺南在自然區劃上屬中亞熱帶丘陵常綠闊葉林區和歷史經濟上屬西江、北江、東江下游組成嶺南農業區這兩種區劃單元有很大關係。
在泛珠三角，歷史政區劃分，即有上述如嶺南相類似的自然區與經濟區關係。經過歷史上政區變動多次離合，到清代泛珠三角省級政區已經定型，趨於成熟和相對合理，無論在政區範圍，還是政區中心即行政首府位置上，都為後世絕大部分保持和延續至今。而這些政區設置，都與地區經濟發展水準及其地區差異有密切關係，即以某個經濟區為核心，依託它的地域範圍設立省行政區。清代兩廣建立在上述嶺南經濟核心區上，廣東以珠三角、西江流域、東江下游為核心，廣西以西江中游，即桂東，主要為梧州府、郁林府為核心而建立的。廣東首府在廣州，在經濟核心區內，而廣西首府在桂林，在經濟核心區之外，但依靠湘桂走廊獲得經濟資源和便利交通，同樣能發揮政治中心作用。湖廣省在清初解體後，劃分為湖北、湖南。湖南擁有湘中盆地和南洞庭湖平原作為經濟核心區，農業發達。明代諺曰“湖廣熟，天下足”，到清代改曰“湖南熟，天下足”，顯示湖南作為中國一個大糧倉，支持了湖南建省，長沙作為省會很快發展起來，並成為全國四大米市之一。江西經濟核心區在贛江下游平原和鄱陽湖濱平原，省會南昌在贛江注入鄱陽湖附近。江西歷史上農業發達，長江邊九江也是我國四大米市之一。江西餘糧供應周邊地區。福建經濟重心在沿海平原，沿海岸線延伸，雖然山多田少，農業欠發達，糧食不足，但兼有海洋舟楫之利，依靠商業外貿發展海洋經濟，彌補陸地經濟不足，仍支持了省建制。省會福州作為深水港，盡收海洋之利，清洋務派首領左宗棠即在此建馬尾船政局，以海興閩，成為當地經濟模式。四川建省，幾乎全賴成都平原發達灌溉農業，曆稱天府之國，經濟核心也在成都平原，水稻產量名列全國前茅。省會成都即建立在平原中央，並形成長江航運、商業重鎮重慶，兩大都會一農一商，相互推動四川經濟運作，並帶動整個四川發展。雲貴高原以山間盆地和河谷平原（俗稱壩子）為經濟重心區，具多種農業、林業、礦產資源。元設雲南省，明初設貴州省，加強對西南地區政治統治雖為主因，但明清西南邊疆地區經濟開發成就，包括大量漢人入居，仍是不可忽視原因。昆明、貴陽作為省會，即與它們分別位於兩省中部，具有良好經濟基地和交通中心，便於政治、軍事控制有關。
文化區是按照文化特質差異而劃分的區域，與自然區、經濟區、行政區有緊密聯繫。因文化載體是人群，人類群體生活在一定地理環境，一方水土養一方人。《禮記•王制》曰：“廣穀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器械異制，衣服異宜”。這些都是人類群體文化差異表現，以此為基礎，可以劃分不同文化區。文化又是歷史積澱和時間投影，具有深厚歷史淵源和變化滯後性，現今文化往往是歷史文化積澱反映，所以文化區劃分，必須充分考慮歷史因素。
泛珠三角文化多元性及其融合關係，已見前面章節，但對這一區域文化分區，研究卻很不足。方言和風俗被認為是劃分文化區主要標誌。上古語言變化很大，在此不必討論，到明清，在泛珠三角範圍內，形成（1）西南官話，覆蓋西南雲、貴、川、湘西北、桂北等地區；（2）湘語，包括湖南湘江、資江流域；（3）贛語，主要分佈在江西；（4）粵語，以珠三角、西江流域和桂東為主要分佈區，在海外華僑中也廣泛使用；（5）客家語，廣見於粵北、粵東北、閩西、贛南，與中原移民入居有很大關係，東南亞華僑也有相當一部分用客家語；（6）閩語，分佈在福建大部、廣東潮汕、雷州半島和海南島，在東南亞華僑中也廣為流行。這6大方語，成為近代泛珠三角文化一個主要差異和分區體系。
風俗也具有長久歷史繼承性，同樣反映文化區域差異，張步天先生劃分風俗文化區，泛珠三角地區古代屬巴蜀南中區、楚湘區、閩台區和嶺南區。
到明清時期，風俗發生不少變化，泛珠三角地區被劃分為川滇黔桂民俗區，西南諸族風俗區、中南、東南諸族風俗區、荊沅風俗區、湖湘風俗區、客贛風俗區、閩潮風俗區、兩廣風俗區。這8大風俗區，反映漢族和少數民族風俗文化地區差異，頗為泛珠三角文化地域差異一個縮影。
不管單質還是綜合文化分區，都與自然區、行政區有不可分割關係，在泛珠三角各省區大不乏其例。在這裏可舉湖南文化地域分區為例加以說明。按語言和風俗差異，湖南被劃分為湘資文化區和沅澧文化區，前者使用湘方言，後者使用官話為主，另外民間信仰、婚俗、歲時節慶也有不同。這種分區的原因就與湖南自然、行政劃分、土著文化與分區有很大關係。近乎南北走向雪峰山將湖南分為湘東、湘西兩大部分，是資水、沅水分水嶺。湘東由湘水、資水流域組成，湘東屬江南丘陵，湘、資二水上游屬南嶺山地。湘資文化區開發比沅澧區晚，但後來居上，文化積累雄厚，漢化程度高。這些差異又與政區建置有很大關係。湘資區秦代屬長沙郡，漢代分屬長沙、桂陽、零陵三郡，南朝置湘州，唐後期置湖南觀察使，宋屬荊湖南路。而沅澧區秦代屬黔中郡，漢代屬武陵郡，南朝分屬荊州和郢州，唐後期分屬荊南節度使、黔州觀察使、宋屬荊湖北路。元代以後，兩區雖同屬湖廣行省，但下轄基層政區設置未變，顯示兩區各有自己獨立歷史進程，從而導致文化差異。至於兩地土著文化，湘資區主要是越族分佈區，越文化為主流，唐柳宗元說南部郴州一帶為越地，“永州于楚為最南，壯與越相類”［6］ ，並指出：“瀟湘參百越之俗” ［7］。宋代樂史《太平寰宇記》潭州條引《湖南風土記》說潭州（今長沙一帶）“茅廬為室，頗雜越風”。明王士性稱“永州、寶慶、郴州分屬粵西”說明湘資文化與越文化有淵源關係；至沅澧文化區，隋人指出，沅陵郡“多雜蠻左，其與夏人雜居者則與諸華不別，其僻處山谷者言語不通，嗜好居處全異，頗與巴渝同俗”［8］，即與四川等地同一文化風貌。明代王士性又指出：“當以辰州、沅州、靖州分屬貴陽” ［9］，表示沅水中下游地區文化與貴州相近，這都與它們曾同為一個歷史政區建置有不可分割聯繫。又湘南臨武、宜章等地，屬北江支流武水流域，秦漢屬長沙郡和長沙國，與粵北同屬一個政區，雖後時有離合，但仍具嶺南文化特點。同治《桂陽直隸州志》稱“秦水（武水）通湞而臨武習越俗”，顯見湘南這些地區已由於政區隸屬關係而具珠江文化特質。桂東北全州，秦漢以來長期與湖南同屬一個高層政區，湘桂走廊經此，南北往來頻繁，其文化屬湖南文化組成部分，樂史《太平寰宇記》說其風俗“與永州同”，當地使用湘語，說明政區歸屬對全州文化起了制約作用。所以語言學者LR帕默爾指出：“如果行政區域超越了自然地形的界限，那麼對於方言的歷史發展起著主要作用的就是行政區域” ［10］。以上這些例子可以作為認識自然區、行政區和文化區相互關係的典型。
近年，地域文化興盛一時，有關學者將全國劃分為24種地域文化，每種地域文化分佈地區，在某種意義上也可視為一個文化區。據此，泛珠三角包括了巴蜀文化、江西文化、八桂文化、八閩文化、滇雲文化、瓊州文化、嶺南文化、黔貴文化等8個地域文化區。這種劃分是否合理，可進一步討論。如在傳統嶺南文化範圍內分出瓊州文化就值得商榷。無論如何，這個劃分方案，至少說明泛珠三角文化差異也是很明顯的，也是文化多元性表現。但如前面所述，它們的交融性、共同性也是很多的，在這種多元一體格局下，如何整合這些文化空間關係，以及它們與自然區、經濟區、行政區關係，都是一個非常複雜、又不可避免問題，容下再述。
綜觀泛珠三角這些省區無不建立在某個經濟核心區基礎上，再擴大至周邊地區，最終形成各自疆域。而經濟核心區又與自然區緊密相連，構成自然區－經濟區－行政區不可分割區域關係。即空間上不一定重合，自然區範圍最廣，經濟區多為自然區條件最好部分，行政區則兩者兼顧而產生，表現出更多的人為因素，但無論如何，行政區不能脫離前者的影響。而文化區則深受歷史因素影響，同時也為自然、經濟、政區劃分制約，表現出持久、滯後和穩定性。四種區域相互作用，是泛珠三角空間結構和分佈格局變遷基本動力。
注 釋:
［1］ 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地理卷.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3.803-806.
［2］ （美）施堅雅主編（葉光庭等譯）.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北京：中華書局，2000.244-247.
［3］ 王育民.唐代中葉前後經濟重心的轉移（圖）.中國歷史地理概論（上冊）.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362.
［4］ 史念海.兩宋時期長江流域農業地區分佈圖.中國歷史地理綱要（下冊）.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336.
［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6］全唐文.卷573.與李翰林建書.
［7］全唐文.卷576.謝李吉甫相公示手劄啟.
［8］隋書•地理志.
［9］王士性.廣志繹.卷4.
［10］ 周振鶴.中國歷史文化區域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7.312－322.
(作者：司徒尚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