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漢文化成為泛珠三角主流文化之同時，不同地域文化融合也隨而發生生，各地區文化共同性特點進一步增多，這肇于宋而高潮於明清，也在明清時期，發生泛珠三角文化進一步融合，隨而推動區域關係新發展。
在四川，到明末清初掀起“湖廣填四川”運動中，大批湖南、湖北、廣東等省區移民入居四川，不但帶來經濟多樣化，也引起當地文化變遷，加深巴蜀文化與移民源地文化關係，在多個文化層面上表現出來。雍正《四川通志•卷首•序》說“其民則鮮土著，率多湖廣、陝西、江西、廣東等處外居之人，以及四方之商貿，俗尚不同，情性亦異”。移民“五方雜處，俗尚各從其鄉”［1］，他們原居地很多風俗文化被保存下來。志稱入川者“著籍（入籍四川者）既之，立家廟，修會館，冠婚喪祭、衣服、飲食、語言、日用，胄循原籍之舊，雖十數世不遷者”［2］。但另一方面，具有厚重積澱和強大吸納能力的巴蜀文化在與移民文化碰撞、交流中，畢竟是處於優勢地位，所以隨著時間推移，大約到清中葉，許多移民文化發生變化，“習尚半從其籍”［3］。越往近代，這些移民文化基本上融合于巴蜀文化中。如四川官話，開始形成於明代，定型於清代，屬北方官話一部分，與雲貴地區屬一個語言區，這對文化經濟交流具有重大意義。又如移民在四川建立大批會館，即有湖廣會館、廣東會館、福建會館、江西會館、貴州會館等，遍佈全川。其中犍為縣139座會館中，湖廣移民所建有20座，廣東移民建有20座，江西移民建有22座，名稱不盡一致，建築風格各殊，展示這些地域文化特色 ［4］ 。而最有特色的還有風俗。雍正《四川通志•卷首•序》指出：“大抵屬湖廣者習故常信巫覡，以楚俗尚鬼也；屬廣東者趨利益好爭奪，以粵俗喜鬥也；屬江西、福建者轉徙懋遷，以贛、閩濱江臨海利交通也”。這些地域文化移植四川，一方面影響當地風俗，另一方面又保留、傳承原居地文化。無論哪種方式都起到文化交流，加強省區、族群關係作用，有助於泛珠三角文化更多地向共同性方向發展。
閩、粵、贛文化交流和融合，主要是通過客家人遷移和定居而實現的。三省接壤地區即為這種文化交互作用地帶。客家人原居中原，歷史上有過多次南遷，但以宋元規模最大、流布地方最廣，客家系也在這一時期形成。研究顯示，北宋元豐初年主客戶比例在各州分佈，其中廣東梅州、惠州和廣西融州、潯州的這個比例都在50％以上，表明外來人口在當地佔優勢，奠定了客戶成為一個共同體的人口基礎。後來梅州、惠州成為客家人在廣東的大本營。宋末元初，進入閩、贛、粵交界地區的漢人更多，大量地方文獻和譜牒記載了這個移民盛況。據羅香林《客家源流考》統計，南宋從江西、福建以及安徽、江蘇南遷廣東龍川、五華、和平、梅縣、大埔、蕉嶺、河源、始興、南雄、興甯、惠陽、平遠、翁源、豐順、揭陽等地的有魏、曾、徐、謝、饒、丘、華、鄧、劉、巫、何、張、溫、吳、羅、廖、陳等18姓。如《五華魏氏族譜》雲：“時值宋末，天下混亂……我祖兄弟，驚恐流涕，商議只得移別處逃生。……至公至惠州長樂（五華）為一世開基祖。”《興甯黃陂曾氏族譜》記：“宋政和壬辰年（1112年）由南豐徙福建甯化石壁卜居焉。因宋元兵擾，不能定居，由寧化徙廣東長樂縣家焉。現居興甯、梅縣、平遠、鎮平、五華、龍川、惠州、河源、和平、廣州、新寧（臺山）等縣之曾姓，皆為此祖之後。”劉士驥《梅州丘氏創兆堂記》雲：“謹按梅州丘氏……先世由中州遷閩。……少與鄉人謝翱善，信國勤王師起，與翱同杖策入幕府。信國既北行，複與翱同歸閩，道梅州北，今鎮平之文福鄉，喜其山水，因卜居焉。”又南雄《南陽堂鄧氏修族譜》曰：“名世之孫升，南宋建炎四年（1130年）以升為散騎郎。……越三世坤鐘，避宋季亂，徙居南雄象湖。”王象之《輿地紀勝》引《梅州圖經》（已佚）：“（南宋時）郡土曠民惰，而業農者鮮，悉汀、贛僑寓者耕焉，故人不患農田，而田每以人力不給廢。……然由其說可知南宋以前土著之少，而汀、贛客民僑寓之多。故，<太平寰宇記>載梅州戶，主一千二百一，客三百六十七，而<元豐九域志>載梅州主五千八百二十四，客六千五百四十八，則是宋初至元豐不及百年而客戶頓增數倍，而較之於主（戶），且浮（高）出十之一二矣” ［5］。近年有人對209個客家氏族入居廣東的時代分佈作了調查，得到以下結果［6］（表1）：
表1 209個客家氏族遷廣東時代分佈（略）
除時代不明的氏族以外，宋元入居廣東氏族佔有明確記載氏族135個的68%。這些氏族入居對客家系在廣東形成起了重要作用。同一項研究結果，還展示這些氏族地域分佈的集中現象（表2）［7］：
表2 宋元62個氏族遷廣東地區分佈（略）
這些州縣除潮州、揭陽、海豐、東莞以外，都為客家人主要遷入地。1986年南雄縣地方誌編纂委員會對境內2400多個村落142姓作過來源調查，其中劉、葉、陳、黃、李、張、鄧、何、鐘、王十大姓族譜記載，他們主要自宋元從福建、湖南等地度嶺遷入南雄，再輾轉南遷，而留在當地的有八成左右成為客家人［8］。道光《直隸南雄州志》雲：“稽戶口于南雄，昔也往來無定，今也安止不遷。週末越人徙此。晉遷江左，而西北縉紳隨以南焉。宋南渡而仕宦之族，徙湞水者尤眾，是嶺表之首，亦遠人之所萃也。然仙城鑒海間，自北而來者不少，望南以去者亦多。而今殊不爾矣，煙村鱗櫛，考其先世來自嶺北者十之九。”光緒《嘉應州志》也指出：“其後屢經喪，主愈強，至元初大抵無慮皆客，元史所載，亦不分主客，疑其時客家之名已成，無主之非客矣［9］” 。這裏特別提到元代“客家”專稱已經形成，說明客家作為一個獨立民系至少在人口結構上已占壓倒優勢［10］。
在福建，客家人主要在閩西。據《唐書•地理志》，唐代中葉開元二十二年（734年）設置汀州時還只有4千多戶，一萬多人，其中還包括後來劃出汀州府的沙縣在內。500年之後，據《元史•地理志》，劃出沙縣之後還擁有4萬多戶，23萬人。戶數增加9倍，人口翻20番。據宋代元豐、崇寧年間的統計則有七八萬戶，可能是閩西人口的高峰期。閩西的開發是客家人遷入的功勞。唐代中末葉，特別是黃巢起義之後，長江中下游和贛北地區為主戰場，民不聊生，在那裏立足未久的中原南下流民又開始了新的遷徙，主要的途經便是沿贛江南溯到贛南，越過寧化石壁村到閩西一帶避難。兩宋三百年間，沿著寧化通道，佈滿閩西各地，並繼而向粵北粵東遷徙。從宋代的七、八萬戶到元代的四萬多戶，應是反映了宋末動亂時期，客家又從閩西逃難、勤王南下入粵的史實。後來入粵的客家人所編族譜，十之八九都有唐代中末葉經由“寧化石壁村”入閩的記載［11］。客家文化特有的耕山，強烈宗族意識，語言、習俗、尊師重教等文化特質，同樣使閩、粵、贛成為客家人分佈地區。而原先生活在這裏的土著佘、瑤人先後被漢化，或他遷。宋樂史《太平寰宇記》雲：“（梅州）主為佘、瑤，客為漢族”，光緒《嘉應州志》稱“梅地古為佘所居”。閩西古時土著狀況也與粵東相類，如“武平是佘族主要聚居地” ［12］。該縣至今還留下30多處“佘”字地名，鄰近連城、長汀、龍岩、上杭、永定5縣“佘”字地名多達100多處，還有“瑤”字地名，說明它們曾為佘瑤族居地。被稱為客家“基地”的閩粵贛地區，據徐旭曾《豐湖雜記》：“西起大庾，東至閩汀，縱橫蜿蜒，山之南，山之北，皆屬之。即今（清中葉）之福建汀州各屬，江西之南安、贛州、寧都各屬；廣東之南雄、韶州、連州、惠州、嘉應各屬，及潮州之大埔、豐順，廣州之龍門各屬是也” ［13］。作為客家“通衢”的自宋代以來即有“閩粵通衢”之稱贛東南石城，為一個水陸交通樞紐，是客家遷民從贛北遷閩西、粵東、贛南、粵北的必經之地，當然又是客家文化傳播通道；江西贛州即贛南大片地區，連接梅關被認為是客家“錨地”，含今江西18縣市，占地約4萬km2，總人口710萬，其中客家人約680萬，占95％以上［14］，這部分人被稱為“老客”。由於遷移中迂回、反復等原因，他們具有客家文化某些特質，還不是典型客家人，但不管怎樣，贛南仍不失為粵贛兩省文化共性最大地區之一。福建寧化縣石壁，因處閩贛往來隘口，亦為南遷漢人棲留之地，被稱為客家“驛亭”。光緒《嘉應州志》稱：“今之土著，多來自元末明初。以餘耳目所接之人，詢其所自來，大抵多由汀州之寧化，其間亦有贛州來者” ［15］，即為一個過往之地，也是一條客家文化走廊，在此滋潤了客家文化，並經此傳播到福建汀州和廣東嘉應州。汀州因處於閩西、贛南、粵東交會地帶，又為韓江上源，南通潮汕，唐以前為佘、瑤人所居，宋以來大批漢人遷來，發展為客家系，被稱為客家“首府”；最後，以梅州為中心粵東北大片地區，被稱為“客家腹地”，也是客家文化特質表現最鮮明、最具代表性地區。
從上述客家人形成、遷移到客家文化傳播、覆蓋地區分佈，不難發現，宋代以來大量漢人南遷，一方面使少數民族漢化或退居山區，另一方面使漢文化像墨漬擴散一樣，分佈到遷民所到之處，從而改變當地文化特質和風貌。無論漢人後來在嶺南發展為廣府系、福佬系，還是在粵閩贛相鄰地帶乃至某個腹地發展為客家系，其漢文化共同性仍是主流，較之少數民族文化畢竟是先進的，因而促進地區開發和進步，故到宋代，珠江三角洲經濟有長足發展，已成為全國一個基本經濟區［16］。嶺南文化也呈後來居上之勢，宋代已有“嶺外科舉尤重於中州”之說［17］。在潮州也人文蒸蒸蔚起，宋詩人楊萬里贊曰：“舊日潮州底處所，如今風物冠南方”，潮州被稱為“海濱鄒魯”，堪為泛珠三角文化進步一個縮影。
五嶺以北，同處中亞熱帶的江西、湖南、四川一帶，宋代以來由於人口遷移、商業活動等，也形成很多文化共性。就居民來源而言，如譚其驤先生指出“湖南故老傳說，謂湖南人皆系江西移民之後裔，故湖南人自來稱江西人曰江西老。老者老子之謂。易言之，即祖宗是也” ［18］。由於這種群落淵源，江西風俗對湖南影響極大。如湘東的醴陵，其地毗連江西，居民祖籍“半屬豫章”，故而其語言習慣，與贛西各地“大相類似” ［19］。江西人祀奉神祗許遜，其許祖行宮、許真君廟等遍於湖南各地。江西人也擅長經商，且無處不到，但以小本生意為著。清葉調元《漢口竹枝詞》雲：“銀錢生意一毫爭，錢店尤居蝨子名。本小利輕偏穩當，江西老表是錢精” ［20］。舊時還有“無江西不成買賣”之說，江西人足跡“豫楚滇黔粵陝川，山眠水宿動經年。……舟車經過數千里，東北浙西西粵南” ［21］。江西人也深入四川各地，不少竹枝詞說“銀錢鋪盡江西人” ［22］， “痛規錢鋪南昌老” ［23］， “怪他老表江西客，多認紋銀是水汀” ［24］。也許是江西人攪亂四川社會寧靜，引起官府不滿。明成化十年（1474年），刑部公佈一條例《江西人不許往四川交結夷人許告私債例》，內稱：“不許江西人前往雲南、建昌夷地買賣，以除邊患” ［25］。在雲南也出現類似情況。明末人文地理學者王士性指出：“滇雲地曠人稀，非江右（西）商賈僑居之則不成其地，然為土人之累亦非鮮也” ［26］。這說明江西人對雲貴社會也發生很大影響。另外，江西人也流向廣東打工。明人葉權《賢博編•遊嶺南記》說江西人秋收結束後，大都越過梅嶺到廣東打工。一則廣東能提供就業機會；二則廣東氣候溫暖，可省去冬衣。冬天過後，春天地氣轉暖，他們才回到本地從事耕作，年年如此。廣東人稱他們為“使郎”，像信使一樣往來［27］。這些活動實際也是一種文化交流和傳播。明代江西人在官場上有很大勢力，形成“江西幫”。江西有一種地方劇種“弋陽腔”，一人獨唱，眾人幫腔，只用打擊樂伴奏。明嘉靖年間弋陽腔流行於湖南、廣東、福建、雲南、貴州，以及北京、南京、安徽等地，應為江西文化一個代表。另外，江西民間信仰也遍及全國各地，王士性指出：“江湖社伯到處有祀蕭公、宴公者，其神皆生於江右（西）” ［28］。這種民間文化傳播，突出了移民與商業活動。由此也說明，泛珠三角文化自宋以來已有很多交往，明清發展到一個更大規模階段，並形成許多共有文化特質，顯示區域文化關係進一步緊密。
注 釋:
［1］嘉慶.江安縣誌.卷1.
［2］民國.廣安州新志•戶口.
［3］同治.南溪縣誌.卷3.
［4］ 段渝、譚洛非.濯錦清江萬里流.重慶：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356－368.
［5］光緒.嘉應州志.卷2.
［6］ 吳松弟.中國移民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4)：177.略有改動。
［7］ 吳松弟.中國移民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4)：188.略有改動。
［8］魏家瓊.史志文存.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56.
［9］光緒.嘉應州志.卷7.方言.
［10］ 司徒尚紀.嶺南歷史人文地理.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1.30－32.
［11］王耀華.福建文化概覽.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4.68.
［12］武平縣誌.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3.120.
［13］胡希張、莫日芬.客家風華.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7.74.
［14］胡希張、莫日芬.客家風華.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7.77.
［15］光緒.嘉應州志.卷7.
［16］ 冀朝鼎.中國歷史上基本經濟區與水利事業的發展.(附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
［17］周去非.嶺外代答.卷4.風土.
［18］ 譚其驤.湖南人由來考.長水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319.注（2）.
［19］民國.醴陵縣誌•方言志.
［20］中華竹枝詞.北京：中華書局，1982，(4)：2596.
［21］中華竹枝詞.北京：中華書局，1982，(3)：2377.
［22］中華竹枝詞.北京：中華書局，1982，(3)：3198.
［23］中華竹枝詞.北京：中華書局，1982，(3)：3186.
［24］中華竹枝詞.北京：中華書局，1982，(3)：3203.
［25］皇明條法事類纂.卷29.
［26］王士性.廣志繹.卷4.江南諸省.
［27］鄒逸麟.中國歷史人文地理.北京：科學出版社，1985.397.
［28］王士性.廣志繹.卷4.江南諸省.
(作者：司徒尚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