銅鼓是古代南方越人神器，具有豐富文化內涵，在泛珠三角大部分地區都有過廣泛使用，並留存至今。它們分佈和文化共性，充分顯示泛珠三角具有共同文化源流。在嚴酷的大自然面前，用石器和弓箭武裝起來的原始部落，畢竟是非常軟弱，甚至是無能為力的。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大約在夏代，中原人首先放棄了已使用數十萬年的石器，踏進一個嶄新的青銅時代。而珠江流域，由於社會的歷史進程滯後，直到商末或西周，這個時代才姍姍到來。自此，珠江文明才進入到一個新的紀元。雖然學術界對嶺南的青銅時代和相應的奴隸社會問題還有很多爭議，但對存在過不發達的青銅文化的認識卻是一致的。這時期的遺址發掘表明，三四千年前，古越人已用自己的雙手，鑄造出色彩斑斕、風格獨特的各種青銅器件，特別是銅鼓，文化內涵豐富，技藝精湛，在我國青銅文化史上獨領風騷上千年，至今仍令人驚歎不已。
由於珠江流域幅員遼闊，民族眾多，青銅時代在早晚和青銅文化的水準仍有一定的地域差異。銅鼓的類型和所代表的文化內涵尤為明顯，並有從珠江中上游向下游傳播之勢。
先秦雲貴高原，大部分地區處在部落聯盟社會，如以滇池、洱海為中心的滇中地區古“滇”國；也有少數地區建立起奴隸制國家，如北盤江流域所在的夜郎國。這時青銅已成為人們生產、生活、軍事活動的重要工具和武器。據近年統計，雲南出土的近萬件青銅器中，有起土用的銅钁，中耕用的銅鋤，收割用的銅鐮，砍伐森林、開闢耕地用的銅斧，祭祀用的銅牛，捕魚用的魚鉤，多種用途的銅鼓等。雲南是我國有色金屬之鄉，銅出產豐富。後來，《漢書•地理志》說：“俞元懷山出銅”，俞元即滇池以東南盤江流域的澄江、江川、玉溪一帶。該書還記載今個舊、蒙自、峨山一帶產錫、鉛、銀，都是冶煉青銅合金的主要原料。所以上述青銅器不但數量多，用途廣泛，而且不乏精品。例如撫仙湖畔江川出土“牛虎銅案”，在大牛腹下鏤空，雕一頭小牛從腹中走出，牛尾巴被一隻老虎咬住，形象肅穆，精美絕倫，為青銅器之瑰寶。這類青銅器上，還有極為精緻的線刻、金銀錯刻、鑲嵌工藝和鎏金工藝等，圖案多種多樣，栩栩如生。大理附近祥雲出土的銅棺，通件以七塊銅板合成，冶煉規模和水準相當可觀。夜郎人敢於自大，也不無道理。他們也有值得稱道的青銅文化，在春秋戰國時期墓葬中，就出土不少鼓形銅釜、銅戈、銅鏃、銅刀、銅鋤等。研究顯示，雲貴高原先秦時的青銅器物，在形制和風格上僅能看到中原青銅文化的蛛絲馬跡，說明它是本土文化，是生活在珠江上源古越人獨立發展起來的文化體系［1］。
先秦時期，兩廣青銅文化也閃爍過燦爛光輝。據何介鈞《試論嶺南青銅文化》一文統計，嶺南出土先秦青銅器超過1700件，分佈在60個縣市，約占兩廣全部縣市的1/3。另有報告說廣東青銅遺址、墓葬為400－500處，各類青銅器近千件，而廣西有500多件。這些青銅器初露頭角于商周，經春秋戰國的發展，衰退于戰國晚期，既有來自中原、荊楚、吳越，也有不少是本地製作的，南越、駱越、西甌等族人，應是這些青銅器的創造者。兩廣青銅器在西江、北江、東江和珠江三角洲都有分佈，以西江水系最為豐富，肇慶、懷集、廣甯、封開、四會、羅定的銅鼎、銅鑒、銅缶、銅鐘、銅盉、銅鐸等為代表性銅器。北江之清遠、英德、曲江、佛崗、樂昌、始興、東江之和平、新豐、博羅、惠陽，以及珠江三角洲之珠海、深圳、中山、香港等都出土過同類青銅器，為青銅時代在廣東發生、發展和繁榮的歷史縮影。在廣西西江各支流沿岸的武鳴、恭城、平樂、賓陽、賀縣、柳州等地，都出土有與雲貴高原和廣東相同或相似的青銅器物，說明西江作為一個水系早就有文化往來。在廣東發現的鑄銅石範，也與在雲南、廣西發現的相同，反映彼此間鑄銅工藝具有共同特點。過去對廣西壯區青銅文化研究較少，很多人只知道壯人銅鼓很出名，實際上壯人其他銅器同樣比雄於其他民族。如廣西武鳴出土的商代牛頭提梁卣，為駱越人與周朝交往中獲得的回贈品。武鳴出土的西周銅胸鈴、銅飾物、銅鉞、銅矛等，皆合范鑄成，內容新穎，形象生動，極力追求奇巧，皆為不同凡響之作。直到秦漢，廣西青銅鑄造業仍有光輝成就。1969年桂林市西林出土漢代鎏金銅棺，長2米，寬060米，高068米，重116斤，甚為罕見，惜後來被作為“四舊”砸毀。1976年貴縣羅泊灣出土的銅鑄扶桑樹燈，上有展翅欲飛的金鳥，據研究系依《山海經》上記“湯穀上有扶桑，十日所浴”的神話鑄就，具有很深刻的文化內涵，亦為一件稀世珍品。
在古越人琳琅滿目的青銅器中，最為光輝奪目的首推銅鼓。它像中原的銅鼎一樣，享有崇高地位，被賦予種種神秘法力，是古越人及其後裔心目中的神器，受到頂禮膜拜。它同時又是一種打擊樂器，在公眾活動中廣泛使用。珠江流域是我國銅鼓的故鄉。雖然中原北方華夏族在商代已掌握銅鼓冶鑄技術，但其形制與南方不同，在青銅文化中的地位遠不及在南方顯赫，所以人們每談銅鼓，皆以古越人銅鼓為代表。著名民族史學家徐松石著有《百越雄風，嶺南銅鼓》，視銅鼓為嶺南古越人風習標誌。此外，鄰近我國的東南亞一些國家，也出土過與我國形制相同的銅鼓，但這些銅鼓是由我國西南傳播過去的。春秋時期開始，珠江流域古越人先後鑄造和使用銅鼓。最早是雲南楚雄萬家壩銅鼓，距今約2600年，而珠江流域雲南江川李家山銅鼓時代稍後，約在西元前三世紀至西元前一世紀之間。在中原文化傳入以後，古越人鑄造、使用銅鼓的熱情未曾稍減，漢代為它的鼎盛時期，流行直到明清。新中國成立前，流域內一些少數民族仍保持著濃厚的銅鼓文化風俗。據統計，到1986年我國各地博物館收藏的銅鼓約1500面，其中雲南約有200面，廣西435面，占全國的29％，是全國銅鼓分佈中心。廣東銅鼓主要分佈在北江以西和西南地區，最集中的是粵西地區，有113面，此外，貴州銅鼓也不在少數。珠江流域的銅鼓約全國的一半，堪稱銅鼓王國［2］。銅鼓類型複雜，在珠江流域出土的就有8種，它們的大小、圖案不同，反映的文化內涵也各具特色。但大類言之，可分為滇桂類型和粵桂類型兩類。前者分佈在南盤江、北盤江、紅河水、柳江、灕江等流域，包括廣西中部、北部、西部和西南部，以及雲南、貴州和廣西接壤地區。這類銅鼓主要特徵是多數鼓面小於鼓胸，胸部膨大凸出，腰部明顯收縮，鼓面中央太陽紋不隆起而較大，光芒較長，鼓面、鼓身有暈，且較寬大，晚期鼓紋飾簡而粗，計有翔鷺、舞蹈、划船、野獸、水波、人物、花草等26種以上。紋飾華實富麗，既有寫實人物各種活動，也有虛擬動物，以及人類各種幻想等。晚期這類銅鼓面上邊緣裝飾有蟾蜍、騎士、牛拉鐵撬、龜、母子馬等立像，形神俱備。其時古越人雖無文字，但銅鼓比文字更形象、生動地反映了他們的生活、理想和追求。1976年在廣西貴縣羅泊灣西漢墓葬中出土的一面這類銅鼓，花紋非常精美，沉睡地下二千多年，器表仍光亮如新，堪為銅鼓中極品。粵桂類銅鼓主要分佈在廣西東部和廣東西部，包括黔江、潯江和廣東西江地區，地理上相連成片。這類銅鼓的主要特徵是鼓面大於鼓胸，胸部不甚突出，胸以下逐漸收縮成腰，胸與腰之間有一條圓匝分界線。體積大而沉重，鼓面中央太陽紋隆起而小，光芒短，各暈間距相差不大；紋飾有雲紋、雷紋、獸紋、蟲紋等15種以上。鼓面邊緣主要飾以水鴨、騎人的雙馬，也有的鼓腳飾以立體小鳥。這些紋飾，以細緻繁縟、樸實無華見長。這類銅鼓中北流式銅鼓，體形特別高大、厚重、古樸、北流縣出土的一面宋代大銅鼓，面徑165釐米，高65釐米，重300公斤，可當睡床使用，為國內外罕見。一千多年以前嶺南土著居民竟能鑄造體形如此碩大、工藝如此精湛、文化內涵如此豐富的銅鼓，他們驚人的創造力和高度的智慧多麼令人驚歎。
這兩類型銅鼓，最早出現于雲南楚雄，後又北向四川，南向緬甸、泰國，東向貴州，東南向廣西、越南以及東南亞等地傳播，故雲南被認為是南方銅鼓的源地。廣西銅鼓除了當地形式以外，還有來自雲南、貴州式樣。而廣東銅鼓又屬廣西北流式和靈山式，自是從廣西傳播來的，如此形成銅鼓文化從珠江上源向中下游傳播，並造成風格上有顯著差異的格局。
銅鼓因具有多種功能，被披上神秘色彩，因而成為公共活動的核心。作為權力象徵，它有發號施令作用。晉裴淵《廣州記》說：俚僚“欲相攻擊，鳴此鼓集眾，到者如雲。有是鼓者，極為豪強”。宋淳化元年（990年）廣西南丹州壯族首領莫洪皓曾向中央政府貢獻三面銅鼓，得到嘉獎，表明自己的權力和地位為中央承認。作為財富，銅鼓是少數民族追求的目標和標誌。直到明代，朱園的《湧幢小品》仍說：“夷俗最尚銅鼓……土豪富室必爭重價求購，即至百不惜”。同時代廣東南海人鄺露，懷才不遇，曾浪跡廣西瑤區，也見銅鼓身價甚高，在所著《赤雅》一書中指出，“夷俗賽神宴，時時擊之，重貨求購，多至千牛” ［3］。作為樂器，銅鼓在各種紅白喜事中大顯身手，如廣西壯族有葬蛙習俗，屆時葬場是一片彩旗海洋，紙旗上畫著五穀六畜、鳥獸蟲魚，銅鼓聲連天價響，伴著其他樂器聲和地炮聲，響徹山谷，經久不息。入夜，人們又在銅鼓聲中踏歌、起舞、逗樂、閒聊，好一幅古樸風俗的生活畫卷。宋李昉《太平御覽》記載，生活在西江一帶烏滸人有獵頭習俗，“出得人，歸家合聚鄰里，懸死人當中，四面而向，擊銅鼓歌舞飲酒，稍就割食之”。作為原始崇拜物件，銅鼓更具有驅鬼鎮邪威力。《宋史•蠻夷傳》說“雍熙元年（984年），黔南言溪洞夷獠疾病，擊銅鼓、沙鑼以祀鬼神”。銅鼓有這麼多功效和威力，連漢人也不能不折服。《後漢書•馬援傳》說東漢大將馬援征交趾徵側、徵貳起義，“得駱越銅鼓”，事後仿鑄。馬援其人素有好馬和養馬癖性，於是“乃鑄為馬式”，即在銅鼓上鑄上馬圖案。以後這個“馬式銅鼓”成為定制。據明張穆的《異聞錄》載，“銅鼓，昔馬伏波（按馬援曾被封為伏波將軍）征蠻物，以山溪易雨，因制之。一懸之梧州鎮府左廊，昔沉潭中，聲震十裏。鼓出遂無怒，人言為其祟，令舟賴以無險”。照此看來，銅鼓又有遏制風雨、保護舟楫安全航行的法力。這就難怪雨多風大、浪湧連天的珠江流經地區，出土那麼多銅鼓了。在廣西有一個流傳很廣的 《銅鼓的故事》 ，說銅鼓是壯人祖宗所制，能驅趕太陽和月亮照耀不到角落裏的毒蟲惡獸與妖魔鬼怪；銅鼓身上許多圖案會教人學會很多本領，有了它可以安居樂業。所以壯人非常愛銅鼓，家家戶戶、村村寨寨都照故事主人那樣造銅鼓，越造越多，多得像天上繁星一樣。這個故事把銅鼓人格化了，實際上是銅鼓文化一種歷史和現實結合的折光［4］。銅鼓不僅廣見於珠江流域，四川、湖南西部也是銅鼓分佈之區［5］。四川雅州“邛雅之夷僚，俗信妖巫，擊銅鼓以祈禱” ［6］；瀘州一帶“擊銅鼓，弄鞘刀” ［7］；渝州“不解絲竹，唯擊銅鼓” ［8］，直到近現代，西南地區仍有許多少數民族有使用銅鼓習俗。這種銅鼓文化流行格局，充分顯示泛珠三角地區古代民族有著共同器藝文化淵源，並彼此交流、融合，形成銅鼓文化風格的共同性多於差異性，也是區域間交流和聯繫日漸加強的一種佐證。
注 釋:
［1］參見司徒尚紀.珠江傳.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1.62.
［2］司徒尚紀.珠江傳.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1.64 .
［3］參見司徒尚紀.珠江傳.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1.62.
［4］司徒尚紀.珠江傳.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1. 61－67.
［5］張步天.中國歷史文化地理.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164.
［6］雅州風俗.卷7.
［7］瀘州風俗.卷88.
［8］渝州風俗.卷136.
(作者：司徒尚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