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從多學科、多角度、多層面上，準確、生動地論述珠江文化，揭示珠江文化的特質、內涵和精神？黃啓臣主編的《廣東絲綢之路史》（廣東經濟出版社，2003年5月出版）、黃偉宗著的《珠江文化論》（汕頭大學出版社，2003年3月出版）、司徒尚紀著的《珠江文化與史地研究》（中國評論文化有限公司，2003年5月出版）三本巨著作了精闢、詳盡的回答。三位著者分別是中山大學歷史系、中文系、地理系著名教授、學者，是廣東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館館員和廣東省人民政府參事。他們從事史、地和文化考察研究多年，掌握的材料十分豐富、翔實和準確。許多史料鮮爲人知，不少觀點有獨創性。尤其是他們各自旁徵博引，精彩地論述了廣東人民“敢爲天下先”的開拓精神、面向世界的開放精神和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歷史淵源。這是海上絲綢之路研究的學術里程碑，擦亮了珠江文化這一極其重要的品牌。
珠江文化是什麽？它有何地位？這些問題多年來或被忽視，或被曲解，就象一顆閃亮的珍珠一樣被塵土遮掩著。同時是《珠江傳》的作者司徒尚紀教授研究珠江文化頗具匠心，他告訴人們，珠江文化的提出始于上世紀20年代。1926年，郭沫若來廣州，任教于廣東大學（中山大學前身），在《我來廣東的志望》一文中說：“我們要改造中國的局面，非國民革命策源地的廣東不能擔當，我們要革新中國的文化，也非在國民革命的空氣中所醞釀的珠江文化不能爲力。”郭沫若不僅提出珠江文化一詞，而且高度評價了珠江文化的作用。到底如何區分嶺南文化和珠江文化，道出珠江文化的真正含義？司徒尚紀教授從六個方面對兩個概念進行比較：出現時間比較；涵蓋地域範圍比較；海洋性比較；系統性比較；起源比較；地域文化之間比較。比較的結果，司徒尚紀教授認爲兩個文化概念各有其優勢，可以視具體場合分別使用或混用。如突出某個政區文化，特別是它全部或大部在嶺南這個地域範圍內，宜使用嶺南文化。如屬跨省區文化，則宜使用珠江文化。從與時俱進的形勢看，他認爲使用珠江文化概念或許更能貼近現實和利于它的發展，使珠江文化與黃河文化、長江文化等同幷立而毫不遜色。在對珠江文化的視野、品格、氣度、境界、形象等方面作了分析、展示之後，黃偉宗教授在多篇文章裏論述了珠江文化特質所具備的多元性、兼容性和開放性。他明確地指出：“多年來，我們以‘嶺南文化’稱謂華南文化，在世界上知者甚少，也在于此概念不够確切，又未能與世界水文化觀念接軌。如果明確以珠江文化的稱謂和概念取代、擴大和包括嶺南文化，不僅可以解决這些問題，而且能够與黃河文化、長江文化等江河文化幷列和對接……”，這些建議是頗有見地的，既符合珠江文化的特質，也順應了時代和潮流。司徒尚紀和黃偉宗教授獨具智慧的分析和建議，得到了歷史學家黃啓臣的呼應和證實。他在“廣東海上絲綢之路的自然生態和人文地理”章節中指出：“廣東省是中國的一個海洋大省，全省海洋國土面積爲356萬平方公里，占全國渤海、黃海、東海、南海四個海域海洋國土面積472.7萬平方公里（臺灣省以東的海洋國土面積缺）的74%。”還指出“三江來水，八門出海”的珠江，形成了海洋和內陸交通的樞紐。這些水域自然是海上絲綢之路的必備條件，同時也就决定了珠江文化的多元、兼容、開放的品格。追溯到5000年前的咸頭嶺文化、距今4800年至4300年的石峽文化和距今5000年以降的“幾何印紋陶文化”，都與江海有關，隸屬于水文化範疇。無疑也具備了珠江文化的多元性、兼容性、開放性品格。歷史、地理和人流决定了文化風格。三本巨著可貴之處是依照地域的本來面目、歷史的變遷事實，以及人類的生存形態來評判珠江文化的特徵和品格，達到了珠連璧合的境界。三者以大量的史實和地理環境、人口變遷的情况，相當完整、準確地概括了珠江文化多元、開放、包容、重商、務實、創新的文化風格，和推陳出新、與時俱進的時代精神以及自强自立、反抗外侮的民族精神。由此，找到了廣東與世界接軌的靈魂。廣東成爲嶺南文化中心地、海上絲綢之路發祥地、民主革命策源地、改革開放前沿地的條件也就完全具備了。廣東人“敢爲天下先”的形象也自然凸現出來。
珠江文化的魅力何在？三本巨著以很大的篇幅作了極富誘惑力的闡述。司徒尚紀教授以珠江特有的氣貫長虹的氣勢寫出珠江的驚人氣度和歷史責任感。形象如猛將馳騁疆場——“大河如扇廣開網脉，异風奇巧八口往來”。這是浩氣、豪氣、勇氣匯成的永恒大氣；胸懷似宇宙坦坦蕩蕩——“兼收幷蓄，獨樹一幟”。這是兼容、寬容、包容構成的廣闊胸懷；視野遼遠清晰——“融通中外，莽莽蒼蒼”。這是智慧帶來的真知、遠見；膽略蓋世過人——“商朝滾滾，奔騰千載”。這是意志引出的活力、青春。珠江文化難道不是一種具有大氣、智慧、活力的青春文化嗎？在描繪這一文化特徵的時候，黃啓臣以及其他合作者，則具有精雕細刻的功力和抽絲剝繭的耐力。他們參考的書目便有1000多本。他們列舉的“大事記”跨越六、七千年。由珠江到南海、印度洋等海域；由廣州到達阿拉伯海、紅海的巴士拉港，經30多個國家和地區，全程長達14000公里。順著海上絲綢之路，《廣東海上絲綢之路史》詳細地展示了由漢代到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及民國等久遠年代的興衰風貌、自然生態、人文地理、歷史變遷等都考察得清清楚楚，引錄史實十分詳細、明瞭。譬如，漢武帝爲什麽組織這次大規模的海外貿易（即《漢書》卷二十八下《地理志》記錄船從徐聞、合浦出海的史實）？爲什麽選擇從廣東出海呢？當時出海港在哪里呢？這些問題一直沒有人作過系統而中肯的論述。黃啓臣等教授通過考察運用了考古和多方研究的成果，作了精闢的論證，回答了歷史上關于海上絲綢之路不解的問題。黃啓臣教授認爲：一，由于西漢時期航海技術欠發達，造船技術還落後，從番禺啓航的航船，在白天向西南方向依靠沿岸地物、夜間靠看天體星宿確定方向沿著海岸邊行駛。二，因爲要等候季風才能出海，于是須在徐聞等候季風，也可順便補給淡水、食物和再補充貨物。三，《漢書•地理志》也提及“番禺，其一都會也”，因此番禺也是始發港之一，出海港在徐聞、合浦、日南。這些重要見解說明：珠江出口至各大海域，抵達西方各國，證明了珠江文化的開放性特質。這種特質有別于長江文化和黃河文化，這是毫無疑義的。在跨越的2000多年的海上絲綢之路上，一切經濟、政治、文化的活動，都展示著珠江文化的開放姿態，帶著水文化的濃烈色彩。一部海上絲綢之路史，實質上是珠江文化對外輻射的歷史。這部歷史的完整、精細和獨具海洋文化的韵味，直接顯示了珠江文化的無以倫比的魅力。難能可貴的是，在論述珠江文化的歷史沿革和思想淵源的時候，黃偉宗教授的分析中有新的發現。《珠江文化的始祖——舜帝》和《珠江文化的哲聖——惠能》，給人的印象是，立論新穎，史料充分，分析透徹。他說：舜帝開發和統一南方，事實上早于秦始皇、漢武帝統一南方的時間，起碼1000年以上。這意味著：通常稱的中華民族有5000年的文明史，才有實際的依據；也意味著：這5000年的中華文明史，不僅是黃河文化從發祥到興旺的歷史，而且包含著長江、珠江等諸多江河在內的文化史。珠江文化在中華民族文化中的地位恢復到應有的高度。黃偉宗教授關于惠能應是珠江文化的古代哲聖—說，引起衆多學者的注意。他即分析了惠能禪學形成的珠江文化背景，又指出惠能禪學的珠江文化特質。他的發現有四：一是惠能的“識心見性，自成佛道”，强調自身的解脫超脫自主精神，正是新興思想文化意識和力量的體現，也因有這種意識和力量而使得珠江文化具有創新性、開放性、靈活性的特質。二是惠能的“人人心中有佛”這一理念傳達了禪宗思想的大衆意識和平等觀念，這正是珠江文化大衆性、多元性、平等性特質的體現。三是惠能的“無念”、“無相”、“無住”、“三無”、“三十六對法門”和“頓悟”的修行法，與珠江文化的浮動性、變通性、敏感性的特點相吻合。四是惠能關于“農禪合一”的修行主張與珠江文化的實用、兼容、平民性相同。因此，黃偉宗稱惠能是珠江文化的古代哲聖也就有了根據。
綜觀世界各國的歷史，都有一個共同的規律，這就是凡有高度文化的國家，在文化與物質兩方面是幷重的。對于一個地區來說也是這樣。就廣東省而言，經濟發展很快是事實，文化呢，也有相當高度。這便是文化與物質幷重的典型事例。近年崛起的珠江文化之所以閃現出品牌的光輝，是與經濟發展的映襯分不開的。文化光輝自然也直接著影響經濟的亮度。近些年來，珠江流域得改革開放之先，走在我國經濟發展的前列。雄厚的物質基礎，引發了關于文化的深入思考。探究文化與經濟之間的關係，是廣大學者義不容辭的責任。珠江文化是數千年間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它的品牌定位是由同時幷進的物質，即經濟實力來促成的。如果物質都上不去，談文化有何作用，有何前景？如果文化已衰落，其物質又怎能長存和發展。在這種情况下，廣東領導層提出搞經濟强省和文化大省，是有極其重要的現實意義和遠見性的。這種文化與物質的幷重，决定了廣東精神的永恒生命力和經濟繁榮的美好前景。
珠江文化到底有何美好的前景？它未來的輝煌有何物質的基礎？它與經濟的密切聯繫，在未來歲月裏如何確立領先的地位？這一重要命題，在《廣東海上絲綢之路史》中得到完滿的解答。該書認爲，江海文化形成了商業流通的活力。一條珠江，八門出海，最早打開了與世界各國的經濟通道。秦漢以後的海上絲綢之路帶來的商貿的强悍生命力，在世界成了亮點。中國古代經濟的對外輻射，珠江起了重要作用。珠江文化在中外文化的影響下，形成了自己獨有的多元、開放、兼容品格，無疑成了經濟發展壯大的一種精神動力。《廣東海上絲綢之路史》成功之處在于始終把文化的活力隱藏于各個朝代的經濟之中。文化因物質而亮麗，物質因文化而厚實。第四章“隋唐五代海上絲綢之路的繁盛”指出“廣州通海夷道”航綫空前延伸的史實。那時，對外貿易相當繁盛。唐前期，國內政治開明，政局相當穩定，對外開放政策推動了物質的發展。那時的廣東也相當繁華。《全唐文》卷八二七陸扆《授陳佩廣州節度使制》稱：“漲海奧區，番禺巨鎮，雄藩夷之寶貨，冠吳越之繁華。”唐朝經濟的發展，促使文化昌盛，唐詩代表著唐文學的新高度而名揚千古。珠江文化不但發展著儒家文化，同時也吸收了印度、波斯、阿拉伯和東南亞諸國文化因子，充實自己的文化內蘊。因此，在大唐時期，珠江文化與整個大唐文化一樣已具備多元化和國際化的特點。自秦漢到民國時期，黃啓臣教授等在談海上絲綢之路帶來經濟興衰的同時，必談文化的興衰。通篇貫穿著“文化”與“物質”的主綫。讀者可以從中理解珠江文化的發展規律，認識其成爲廣東品牌的必然過程。司徒尚紀教授在觸及珠江文化品牌的前景這一問題時，則從歷史地理的角度，揭示地域、城市（特別是廣州）生態環境的歷史變遷規律，精闢地論述了經濟與文化之間的關係。他還把筆觸伸到各種文化領域，恰如其分地分析了珠江文化與廣府、客家、福佬文化的差异和相互關係，找出了互動規律。這裏，司徒尚紀教授的視野廣闊，歷史的、區域的、生態的、旅游的等等，許多“物質”都提及幷作了論證。他的結論是，珠江文化的過去是美麗的，珠江文化的行進是闊步的，珠江文化的未來是輝煌的。作爲爲珠江立傳的第一人，司徒尚紀教授因爲對珠江的歷史與現狀有極其深刻的瞭解，所以他有著如珠江八口出海的扇形思維，輻射面特別廣。他道出了這樣的事實：無論是過去、現在，或者將來，珠江都不是孤立的，正如千水匯江，江流出海一樣，它是一位巨人，與外界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珠江文化也决不是單一而孤立的。它兼容而及多元，它流動而及開放，因多元、開放而得活力。因此，可以斷言，珠江文化這個品牌光明無限。在這些情形下，珠江文化的升華是十分重要的。讀黃偉宗教授的《珠江文化論》，就强烈地感到作者不同凡響的理性升華。他對珠江文化研究所表現出的痴迷和熱情，值得欽佩。對珠江文化的視野、品格、氣度和境界的精心研究，使他這本巨著現出光彩。他創立的珠江文化理論，經歷了許多艱苦歷程。如果說，《珠江文化概論》是就文化方面展示他的理論才華，使人耳目爲之一新的話，那麽《珠江文化建議》，則是從“物質”的角度表達了他注重實踐，寄厚望于改革的智慧。他的“概論”旁徵博引，令人驚喜；他的“建議”幾乎全部被政府以及各地所采納。研究、考察和開發相結合，使他的《珠江文化論》的理論和實踐形成了統一體。這種理論聯繫實際，歷史與現實統一的研究方法，使珠江文化更具魅力。作爲一位著名的文化學者和文學評論家，黃偉宗教授的突出成就還在于他對珠江文化的形象思維。一條珠江以及珠江所波及的遼闊地域，在黃偉宗教授的眼裏簡直是活力無窮的龍。他多年來在珠江水域考察，不辭勞苦，寫作了許多關于珠江文化的散文。這些散文在對珠江文化的形象塑造上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澳門之‘門’”、“香港之‘風’”、“深圳之‘窗’”、“深圳之‘龍’”、“深圳之‘鵬’”，生動地道出珠江流域的改革開放的姿態；“珠海之‘珠’”、“清遠飛霞”、“仁化丹霞”，精巧地寫出珠江文化的光亮；而“河源四‘源’、”“肇慶五‘氣’”、“徐聞濤聲”、“樂昌樂音”、“南雄雄根”、“韶關文流”等等，則寫出珠江的浩氣、豪氣和陽剛之氣。
《廣東海上絲綢之路史》、《珠江文化論》、《珠江文化與史地研究》三本著作在廣東建設文化大省的呼喚中適時誕生，無疑是廣東政治、經濟、文化發展進程中的大喜事。如此及時、集中、全面、透切地論述珠江文化的方方面面，筆者認爲前所未有。這些著作理論上的重要貢獻在于擦亮珠江文化品牌，而實踐中必將爲我省乃至我國的經濟建設再創輝煌。
作者：洪三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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