嶺南史前考古在中國考古學中的地位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06-03-08 20:35:11  


  一、前言

  當歷史跨入21世紀之際,科學發展也迎來了一個騰飛的時代,考古學雖然是一門古老的學科,但也毫不例外地以新的姿態投入到科學發展的行列中來。作爲中國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的嶺南地區,它地處我國最南端,生態環境屬于熱帶和亞熱帶地區,我國四大河流之一的珠江水系貫穿其境。這裏是高溫、多雨、潮濕、日照强、海島多、海岸綫長、颱風多的地區,也是人類起源搖籃地的南亞地區通往東亞和東北亞地區的橋梁地帶。到了人類社會出現以後,這裏又成了多民族聚居的地區。山青水秀、人杰地靈,加上複雜的自然環境,在這裏生活的先民們,在適應各種各樣的生態環境中,創造了多種多樣豐富多彩的文化。嶺南地區的歷史文化是中華民族歷史文化中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它和黃河、長江、遼河地區一樣的悠久,一樣的光輝,一樣幾經興衰的變化,最後融合到中華民族這個大文化中來,成了我國南方的一顆明珠。

  二、現代中國人起源關鍵性地區

  人類起源,世界公認是源于類人猿,北京中國猿人第一個頭蓋骨的發現,成了達爾文進化論和從猿到人學說堅實的科學依據,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裏也成了中國人起源的搖籃地。

  但不久前,由中國醫學科學院生物學研究所諸家祜教授爲首的,由中國7個研究機構12位科學家組成的中國基因多樣性課題組,對中國56個民族中的28個民族群體的基因樣本進行分析,幷將其結果與其它亞洲和非亞洲群體進行了比較,完成了題爲《中國各人群的遺傳關係》的論文。中國學者的研究結果認爲“源自非洲的現代人構成了目前亞洲人口基因庫的主體”,他們認爲現代中國人的祖先大約在4萬到6萬年前從非洲出發向東經印度洋,取道東南亞進入中國華南地區。這種觀點意味著,原來科學界所公認的中國人自北京中國猿人和其他古人類類型進化而來的傳統看法遇到了嚴峻的挑戰,而這種挑戰是來自生命科學的最新探索領域——分子生物學。

  類似的科學研究結果不僅限于此,20世紀80年代下半葉,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一批分子生物學家根據對147名各大洲不同人種婦女胎盤細胞中的綫粒體DNA分析,將所有現代人起源追溯到20萬年前生活在非洲的一位婦女,這被稱爲“夏娃理論”或“走出非洲”的假設對學術界産生了巨大的衝擊。這意味著人類起源和進化的主幹在非洲,其他各大洲的古人類代表都不過是進化中的旁支。

  還有,1997年德國萊因漢斯博物館和慕尼黑大學的分子生物學家聯手,采取聚合酶鏈反應(PCR)分析方法,確認歐洲典型尼人的綫粒體DNA序列處在現代人類序列的變异範圍以外,因此不可能是我們的直系祖先。這一進展被列爲當年世界十大科技成就之一。

  最近,分子生物學研究有了更新的突破,一項由19項信息更爲豐富的Y染色體指標被用來揭示東亞人群父系傳承的遺傳學研究在美國的斯坦褔大學完成。由于變异相對較小,用Y染色體指標來重建人群的遺傳歷史期沒有進展,直到一種更有效的測定方法——高性能液相層析法(high-performance liqnid chromatogramphy)被引入之後,這一領域的探索才有了進展。在過去幾年裏,大量Y染色體指標被分辨出來。通過對包括21個中國不同民族的人口、22個省份的漢族人口,3組東北亞人口,5組東南亞人口,以及12組非亞裔人口在內的大量樣本的分析,表明了東南亞人口要比亞洲北部的人口擁有更大的變异。這意味著東南亞大陸應是東亞現代人群最早的定居點。根據Y染色體變异速率的推算,晚期智人進入東南亞的時間大約在距今18000~60000年前,緊接著開始了向北方的遷徙過程。與此同時,另有一批晚期智人群體從東南亞開始向南遷徙,進入馬來西亞和印尼幷到達太平洋群島。爲此,Y染色體分析的結果與體DNA的證據完全吻合,這進一步證實了“夏娃理論”和東亞人口向南北遷徙和擴散的模式。

  不過,分子生物學的進展幷沒有獲得中國古人類學家和考古學家的欣然認可,比如中科院院士吳新智教授認爲,中國發現的古人類化石不但在形態上,而且在時空分布上都顯示出進化上的連續性,而且中國的舊石器文化也顯示出傳統的延續,缺乏人口替代經常伴隨發生的外來進步文化的取代。吳院士還指出,如果中國的晚期智人是從非洲來的,那麽他們應當携帶著更進步、和中東地區類似的舊石器工具。但是中國幷沒有發現這樣的工具。吳院士還認爲,晚期智人從非洲遷移到歐洲取代了尼安德特人的過程可能是真的,但中國人經歷了一個不同的進化過程,現代人類在遠東的演化以本地人種延續爲主,外來人種雜交爲輔。

  由此看來,“走出非洲”或“夏娃理論”爲21世紀的中國舊石器時代考古學提出了一個意義極其深遠的科學難題。這就要弄清楚現代中國人如何起源的。

  解决這個難題的關鍵地區不是在華北的黃河流域,而是在我們先前認爲舊石器發展脉絡不清的華南地區。更爲重要的是嶺南地區。在過去70年裏,以周口店發掘爲起點的中國舊石器考古學建立起以華北爲中心的演化模式,表現爲泥河灣早更新世地點爲代表的直立人,經籃田人、北京人、許家窑人、大荔人、金牛山人、峙峪人和山頂洞人爲主要脉絡的演進譜系。今天,要對“夏娃理論”的進一步檢驗有可能完全改寫中國這一史前的發展模式。

  不過,“夏娃理論”是立足于現代人群綫粒體DNA和Y染色體等遺傳物質突變速率推算所得出的假設,這一遺傳學證據幷非直觀而被科學界稱爲“軟材料 ”,而我們還需要考古學和古人類學的實物證據來做進一步的檢驗,考古學材料被認爲是重要的“硬材料”。以上的觀點是本中心陳淳研究員所收集到的最新資料,對此觀點筆者比較認同,而且從筆者自己近十年來積累起來的考古材料來看,幷非一點也沒有,只是有些被我們忽視了(材料另文發表)。

  依上所述,從遺傳學進展的證據來看,解决現代中國人起源問題的關鍵地區不在華北地區,而是在我國的華南地區,這是現代智人祖先從東南亞進入中國內地的第一站。爲此,華南地區的舊石器時代考古學在解决現代中國人的起源問題上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由于國際學術界意識到遺傳學的證據不能直接起到仲裁者的作用,關鍵的證據還得靠考古學的發現而决定。所以面對科學新課題的挑戰,嶺南地區的考古學已經處在一個極其重要的關鍵位置。我們必須以解决科學問題出發,有目的、有計劃、有步驟地進行嚴謹的科學探索,以此來尋找能够檢驗中國現代人起源的證據。言下之意無論是肯定還是否定中國現代人的“非洲起源說”,對于科學界而言都將意義非凡,它必將成爲一項有世界意義的科學成果。

  三、稻作起源的搖籃地

  有關農業起源的研究,近30年來發表的研究論文很多,取得一些可喜的成果。但對于原始農業何時開始和從哪里開始?哪種作物最先被馴化?以及農業起源的原因及其演化的進程,迄今爲止還沒有一個確切的答案,還處于各種推斷和爭論之中。不過隨著發現的材料越來越多,我們相信要取得最後的答案已爲期不遠了。在20世紀70年代,由于在我國浙江省余姚河姆渡遺址發現了豐富的稻作遺存,經鑒定研究證明屬于栽培稻的籼稻,時間爲距今7000年左右。曾經被人們認爲這是迄今爲止我國發現的年代較早的人工栽培稻,也是亞洲最古老的稻米實物遺存之一。但從稻穀穀殼,稻杆和稻葉等形態結構的研究結果證明,河姆渡遺址的稻作絕不可能屬于最早期的稻作,而是帶有相當進步性狀的稻作。由此可見,更原始的稻作應該到更早的時代中去尋找。後來,在地處長江中游的彭頭山,城背溪、皂市等新石器遺址中發現距今7000~8000年的人工栽培稻遺迹,更早的還有湖南南部道縣玉蟾洞發現的栽培稻遺迹,據研究者報道,年代可達10000年左右。這是在中國近幾年來發現年代最早,最確鑿的有關稻作起源的例證,比浙江余姚河姆渡遺址以及草鞋山、松澤等稻作文化遺址早得多。正因爲如此,所以不少研究者都認爲稻作起源于長江中游說是最多考古實例支持的一種觀點。可是,接著湖南道縣玉蟾洞發現之後不久,在廣西桂林地區的臨桂縣廟岩遺址和廣東中部地區的英德市雲嶺牛欄洞相繼發現了年代超過距今10000年的栽培稻矽質體和原始型栽培稻的矽質體。這樣一來,引起了全國學者的注意。如果回顧一下南嶺南麓的石峽文化遺址,它不僅在距今4200~4800年的文化層中發現了栽培稻的遺迹,而且在距今5500年左右的文化層中也有炭化稻米發現。經研究確定,這些水稻已經確認爲以籼型稻爲主,也有粳型稻,這結果明確告訴我們,這是栽培稻不是野生稻,這是相當進步型的水稻而不是原始型的水稻。由此可見,年代更早的原始型栽培稻應該到別的地方去找。正好,同是處于珠江流域的臨桂縣廟岩遺址和英德市雲嶺牛欄洞遺址,均發現超過10000年的水稻遺迹,特別是英德市雲嶺牛欄洞遺址出土的水稻是正處在分化階段(即非籼非粳)的原始型水稻,也就是說是處于早期栽培的類型。英德牛欄洞和石硤遺址同在北江邊,但牛欄洞在曲江石硤遺址以南130多公里處,和廣西臨桂縣的廟岩遺址處于差不多的緯度上。這種情况是偶然呢還是必然呢?這都很難說准。再看看處于湖南之道縣玉蟾洞遺址,與其說把它劃歸長江中游範圍,倒不如把它劃歸嶺南地區更爲合理,因爲它地處南嶺北麓,緊靠著桂北丘陵,從緯度上來看,它已進入亞熱帶的範圍。生態環境已是和桂林地區一般。所以,從上述的材料來看,嶺南地區作爲稻作起源的主要地區是很有可能的。當然,水稻的種類不少,野生稻也不可能只有嶺南地區才有,只要自然條件適合,而早期人類又在當時當地的條件下,從集中强化采集,逐漸把當地的野生稻培養成栽培稻也不是不可能的,哪怕是時間比其他某些地區晚了些,這樣這個地區的水稻也不失爲稻作起源區之一。我覺得任何一種作物都不可能只有一個起源區。凡是獨立發展起來的都應是起源區,不見得非得由別處傳播過來的。

  以上談的是關于稻作的起源,至于其他農作物的起源則更爲複雜,而且還得與出土的農耕工具結合起來全面考慮才行,因此,在此就不一一介紹了。

  四、家畜馴化之起源地

  家畜起源也是一個主要的課題,它和農業起源有著密切的關係。摩爾根和恩格斯認爲,先有動物飼養後有農業生産,他們以爲農業生産的根本原因歸結爲解决動物飼養對飼料的需要。贊同此觀點的中外學者不少,例如,S•梅加夫認爲,最早的農業不是出現于最適于耕種的地區,恰恰相反,農業發生僅在那些適于放牧牲畜的地方才有可能。布雷伍德也主張,農業起源是由于公元前9000~7000年間西亞家畜飼養的發展以及加緊野生穀物采集、實踐的結果。中國學者孔令平先生有許多文章中都表明了同樣觀點;農學家梁光商也認爲,南方野生稻變爲栽培稻是牲畜飼養的需要而引起的。

  持不同觀點的學者也有。例如,文化地理學家埃裏奇•伊薩克認爲農業先于動物馴化,他指出:“人類馴化植物早于馴化動物的事實似乎是明確無疑的”。考古學者馮孟欽對此問題作了精闢的分析,他寫道:“姑且不論孰先孰後,它們(指農業起源與家畜飼養)之間有關聯,但未必是因果關係;說它們有關聯,是因爲它們都與永久性定居生活相適應。需要著重指出的是,幷非所有的牲畜飼養都仰賴農業提供飼料,摩爾根觀點的正確性是有限的。在考古發掘中經常可以見到牛、羊、鹿的骨頭,這類動物的飼養是不需依靠農業的;對于這類動物,其實只有草、葉供應便足够了。狗是最先飼養的動物,也不必以農業爲基礎。至于猪的飼料是否一定依賴農業提供飼料,也需探討,從生理學的角度看,在猪的飼養的初始階段,人們不可能預見到可以把人類糧食作爲猪的飼料;合乎邏輯的推想只能是,當時人們用于飼養猪的飼料,跟野猪的食料相似,即野生植物的葉、莖、根塊等。只是到了後來,人們才用殘羹剩飯作補充飼料,幷逐步過渡到以殘羹剩飯(或糧食)爲主的階段——也只有在改變了食物結構之後,猪才能獲得馴化特徵。基于以上的分析,我們不難看出,在諸多牲畜中,唯有猪在一定程度上需要提供飼料。因此確切地說,猪的飼養才可以作爲判斷農業發生的一條標準”。

  那麽世界上到底什麽時候開始對野生動物的馴化?哪些動物是最早被馴化?這些動物的馴化在中國範圍內哪里出現最早?對此我只能概括性談談,重點還是放在中國範圍內。

  迄今世界上已發現的較早馴化的動物品種有:綿羊、狗、山羊、猪、牛、水牛、牦牛、馬、爪哇牛、驢、駱駝、家鶏、蜜蜂、蠶蛾、鴨、鵝、魚。

  狗是大家公認的爲人類最早馴化變爲家養的野生動物。世界上最早的狗被發現于伊朗的巴勒高拉,年代爲公元前12萬年。在非洲和美洲也發現了狗的骨胳,年代都相當早,都是距今1萬~15萬年前。中國最早的狗骨胳發現在距今7000年前浙江余姚河姆渡遺址中,至于發現在廣西桂林甑皮岩遺址的標本,是否屬于家養的狗還很難于肯定,雖然有少數標本已經反映出狗的特點:嘴較短,齒列緊密,齒隙小,下頜骨水平枝變彎等等。但大多數標本還保留著狼的特徵,不如說甑皮岩遺址出土的犬科標本正處于被馴化的早期階段更爲合適。

  猪也是人類馴化相當早的野生動物。世界上已發現最早的猪過去認爲是在伊拉克庫爾德斯坦地區的賈木爾遺址中,發掘出距今約8500年前的猪骨,還有在土耳其加約努出土的猪絕對是飼養的家猪,它已有距今約7000年的歷史,但古生物學家李有恒和韓德芬兩位研究了甑皮岩遺址出土的野猪骨胳後認爲,這裏發現的不是野猪,而是具有家養特徵的猪。若此無誤,中國馴化野猪的歷史應該是迄今世界上最早的,距今約1萬年,在國內也是最早的。不過,袁靖先生根據猪的第三臼齒M3大小和超過2歲的猪所占的比例高而否定了李、韓兩人的結論。對此,我認爲後者忽視作爲家養猪的鑒定標準最爲重要的是齒列結構,以及對比研究需要控制于同一地區內,不能漫天地對比,因爲這涉及到時間和地理空間的差別,絕不能忽視。

  其他的野生動物馴化的時間都較晚,不少都不在嶺南地區,甚至不在中國。例如黃牛最早出現在土耳其和希臘;水牛最早發現在印度和巴基斯坦;牦牛最早發現于我國西藏;馬最早發現在中亞草原上。不過最近在廣東英德雲嶺牛欄洞遺址中,發現了一個很重要的迹象,從遺址存在年代的中段起,食草的偶蹄類種屬和個體同時大增,尤其是年青的個體數量有明顯的變化,以至偶蹄類動物占整個動物群的65%。這種現象似乎標志著牛欄洞遺址的先民此時已開始馴養鹿類。

  由上述的資料來看,嶺南地區成爲某些家畜馴化的起源地是很有可能的。如果依上所述,家畜馴化和農業起源的關係密切,穀物的種植是出于飼養家畜的需要。那麽猪、狗的馴化在嶺南地區應該有其物質基礎,因爲嶺南地區成爲稻作的起源地之一是不成問題的。這點我在《中石器文化與家畜起源關係》一文中已較爲詳細地論述過。

  五、中石器文化研究的重點地區

  中石器時代文化的研究到了今天已進入到一個新臺階,關于中石器時代是否存在,什麽是中石器文化,中石器時代的界定和稱呼都不是最爲重要的,因爲這些問題,在歐洲地區已取得了共識,在世界其他各大洲中也逐漸地意識到它的存在。更爲重要的是,大家都意識到,在舊石器時代行將結束,新石器時代即將開始之際,在人類歷史的長河中,人類經歷了一個新的轉折點,這個轉折將導致人類逐漸擺脫長期以來依賴自然的采集食物經濟,變成富于創造性的生産食物經濟。隨著這一轉折,人類的農業、家畜飼養和畜牧業都在起源,人種分化已完全確定,社會結構體制開始轉化,由原始群轉化爲氏族社會,人類流動生活轉向半定居和定居,原始宗教和藝術都在萌發。幷且在長期的研究中發現,這個時期的文化內涵和當時當地的生態環境的變遷有著極爲密切的關係,由于這樣,使我們清晰地意識到,要解决這個轉折時期的文化及有關問題,單靠歷史或考古學科的研究已經不行了,必須依靠多學科的參與才能真正解决問題。同時又清楚地看到,由于在這個轉折時期,地球上正處在最後一次冰期行將結束,冰後期即將開始的時候,地球上的生態環境正處于劇烈的變化,由于受到這些因素的影響,所以全球各地的自然條件千差萬別,就算處于同一時期的不同地區的自然條件也差別很大。正因爲如此,所以過去考古界一直喜歡尋求一種模式去把中國南北不同地區在同一時期的文化統起來,實踐證明這是行不通的,尤其是對于處在變化萬千的轉折點時期的文化,中國中石器時代文化之所以一直未能取得共識,可能這也是一個主要的原因吧。過去幾十年以來,不少中國學者都看到中國南北地區,大範圍內清晰地反映在這個轉折時期,起碼存在著以細石器爲主體的文化(北方)和以陡刃礫石石器爲主體的文化(南方),有些人很難理解爲什麽會出現這種局面,以爲凡是不能用一個模式統起來的文化,就不能算是一個時期的文化,往往人爲地把兩個文化面貌截然不同的文化劃歸不同時期,沒有意識到這是文化的同期异相,更不知道導演出這種狀况的主要原因是生態環境。

  在南方這個轉折時期的文化地點分布很廣,北到長江以南,西到雲貴高原東側,東到臺灣,南到海南島,但尤其集中于嶺南地區。早在20世紀60年代初期,裴文中教授在廣西地區已有所發現,武鳴苞橋A洞、芭勛B洞、騰翔C洞、桂林D洞等一系列洞穴遺址均屬這一時期的文化遺址。當時只因爲從這些洞穴遺址中發現的文化遺物與北方地區發現的那套以船底形石核和小石葉爲代表的細石器文化所象徵的中石器文化格調不一樣,因此,對這些文化遺存的確認,一直處在反復之中,有時把它們劃爲舊石器時代晚期末,有時又把它們劃歸新石器時代早期文化。亦有人把它們劃爲中石器時代的文化。但如果拿它們與歐洲那些典型的中石器時代文化相比,就顯得更加相距太遠。所以反復在所難免。可是隨著南方田野考古工作的發展,這類遺址的發現越來越多,如廣西的蓋頭洞、柳江思多岩、蘭家
村(圖17)、崇左矮洞(圖16)、柳州白蓮洞II期(圖18),大龍潭鯉魚咀下層、桂林穿山月岩、東岩洞、桂林甑皮岩下層;廣東的陽春獨石仔下層、封開黃岩洞、羅沙岩上層,還有羅髻岩、乞丐岩、高岩、羅定的飯甑山岩、平塘下山兒洞、英德青塘朱屋岩、雲嶺牛欄洞下層等等遺址。在湖南的湘南和湘西懷化地區也陸續發現了這類文化遺址,既有分布在溶岩地區的洞穴內,也有分布在大小河流的階地上,甚至有些以貝丘遺址形式出現。在沿海岸和海島的沙堤遺址中,雖然迄今仍未有確切的發現,但在香港大嶼山島南面的石壁東灣遺址中,在其礫石層面上,已發現了陡刃礫石文化,這很可能 是屬于這一時期的文化遺物。當今,香港地區已有距今6000年前的文化,突破這一時期的文化有所存在也不爲奇。(其實2004年冬,在香港西貢深涌黃地峒遺址出土那一大批石製品已是舊石器時代産物,即香港地區在幾萬年前已有人類在生息。)

  依上所述,這類遺址目前大多數集中在嶺南地區,所以要解决南方中石器文化的研究問題,嶺南地區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地區,如果聯繫到現代中國人的起源問題,這個課題的研究就更有意義了。
既然有文化,與文化有聯繫的社會結構問題,意識形態問題,以及人種分化問題,原始宗教和藝術起源問題的研究也將會有豐富的材料提供,因爲這是相互有密切聯繫的相關問題。要研究和解决這些問題,在嶺南地區史前階段都能找到其豐富的材料。這是我國其他地區所不具備的,或者只具備說明當地某一個發展階段的材料。由此可見,嶺南地區在中國史前考古中具有何等重要的地位就一目了然了。

  作者:張鎮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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