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農業起源的研究，近三十年來發表的文章越來越多，取得一些可喜的成果。但對於原始農業何時開始和從哪裏開始，以及農業起源的原因及其演化的進程，迄今爲止還没有確切的答案，還處於各種推斷和争論之中。到了70年代，在我國浙江省餘姚河姆渡遺址發現了豐富的稻作遺存，經鑒定研究證明屬於栽培的籼稻，時間爲距今七千年左右。這是迄今爲止我國年代較早的人工栽培稻，也是亞洲最古老的稻米實物遺存之一。但從稻穀谷殻、稻秆和稻葉等形態結構的研究結果證明，河姆渡遺址的稻作絶不可能屬於最早期的稻作，而是帶有相當進步性狀的稻作。由此可見，更原始的稻作應該到更早的時代中去尋找。最近，在地處長江中游的彭頭山、城背溪、皂市等新石器遺址發現距今7000-8000年的人工栽培稻遺跡，更早的還有湖南道縣玉蟾洞發現的栽培稻遺迹，據報導，年代可達10000年以上。這是在中國迄今發現的最確鑿的、年代最早的有關農業起源的例证。比浙江餘姚河姆渡遺址稍晚的稻作文化遺址還有草鞋山、崧澤遺址等，它們的年代是距今6000年左右。
與此同時，在華北和中原地區迄今最早的農耕文化遺址是裴李崗、磁山、大地灣等，其年代在公元前6000年左右。但他們栽種的不是稻子而是粟子，而且是大量的。
從生産工具上來看，不管是稻作農業或者是粟作農業，都比較進步，河姆渡遺址出土的石鋤、有肩石鏟，有段石錛和骨耜等工具，磁山、裴李崗遺址出土的舌形石鏟、橢圓形石斧和鞋底形石磨盤，以及鋸齒狀鐮形石刀等工具。這些工具都説明這不可能是最原始的農耕工具。但在距今約2萬年的下川遺址中，在西江流域的陽春獨石仔遺址、黄岩洞遺址、鯉魚咀遺址早已發現了可能與農業有關的工具，由此可見，在中國，最原始的農業還未發現，有待於我們繼續努力。
1966年，美國考古學家切斯特.戈爾曼(Chester F. Gorman)在泰國西北部夜豐頌府(Mae Hongson Province)空河西岸的仙人洞（Spirit Cave）發掘了一處洞穴遺址，其年代爲距今11690±560年—5780±140年。在遺址的早期地層中發現了杏、欖仁、檳榔、豆類、瓜類、葫蘆、菱角、胡椒、白胡桃、油桐子等植物種子，在距今8142±390年—7622±300年的晚期地層中發現了胡椒、檳榔和橄欖等種子。1973年至1974年，戈爾曼再次發掘仙人洞，又在早期地層中發現了栝樓屬或絲瓜屬(Trichosanthes /Luffa)、蓖蔴屬(Richinus)，在晚期地層中發現了苦瓜(Momorolica)，蓮屬(Nelnmbinm)，以及樸屬(Celtis)、大戟科(Euphorbiaceae)和竹類植物。因而戈爾曼認爲：“葫蘆和黄瓜的使用，以及菱角、帶莢的豆(PhaseolusorVicin)和豌豆(Pisum),形成一組食用的作物，指示着超過簡單的食物采集階段的經濟發展。而且他認爲，盡管仙人洞未發現稻穀，但某些石器工具都是與稻穀栽培有關，所以在東南亞，稻穀與無性繁殖的根莖作物是同時被栽培的。其年代應早於公元前7000年。美國夏威夷大學人類學家索爾海姆(W·G·Solheim II)根據以上的發現進一步研究認爲，世界上最早的作物栽培是由“和平文化”的居民開始的，其年代甚至可以早到公元前15000年。
美國夏威夷畢曉普博物館(Bishop museum)的植物學家延(D·E·Yen)在1977年發表了他對仙人洞植物種子的研究結果，他將仙人洞發現的植物分成三類：
第一類：油桐子、檳榔、橄欖、胡椒、杏、白胡桃、橄仁、竹、栲、樸、蓖蔴以及大戟科植物，都是當代東南亞原始或次生森林中的樹林或多年生植物。
第二類：黄瓜、葫蘆、菱角、苦瓜、蓮、栝樓和絲瓜屬，爲一年生及幾年生植物，多見於當代混種的園圃、菜地以及稻作地區的小池塘中某些具有野生的同類品種。
第三類：菜豆、豌豆類，爲一年生的作物，現在東南亞的農民慣於在小塊地裏與稻穀輪種，或與其他作物混種。
延(D·E·Yen)强調指出，這類種籽的鑒定是極不可行的，如果以此爲依據，認爲和平文化具有超過一萬年以前的園圃農業的可能性，其證明是非常不足的。我們只能設想當時的洞穴居民對於其周圍的環境已有廣泛的利用，雖然從發掘中鑒定出某些樹木以及所有的一年生植物均屬於當代的栽培植物，但它們難以證明是出於有目的種植，因爲它們在很大程度上都指向直接的使用，而非保存下來用於種植。它們的發現更難於説明這是本地以後開始栽種稻穀的序幕。
對此觀點，中國考古學家童恩正先生在1984年發表的《略述東南亞及中國南部農業起源的若干問題》一文中指出，因爲僅僅根據文化層中的一些種籽或炭化了的皮殻，是難以分辨其性質究竟是野生的或栽培的。因此不能斷定和平文化(特别是其早期階段)是否有作物栽培。不過仙人洞的發現有一點是值得我們注意的，就是仙人洞遺址所發現的植物當時即使都不是種植的，它至少也意味着和平文化的人民經過長期的摸索和篩選，正處於熟悉龢利用這些植物的過程中，他們至少已經站在掌握栽培技術的門檻上了。
此外，1964年，美國耶魯大學的冢田鬆雄在臺灣日月潭的日潭湖底，分層采集花粉標本，研究近六萬年以來日月潭一帶的古植物史。他發現大約在距今12000年前，這一地區的原始森林逐漸爲次生森林所代替，而且湖底淤泥中木炭的數量呈現持續性的增加，冢田鬆雄認爲這是人類反復焚燒森林，破壞原始森林結果。美籍華人哈佛大學教授張光直先生更進一步推測焚燒森林的目的是人類進行原始農業。爲此，張光直先生推測道：把泰國的和平文化層裏的植物遺留與臺灣繩紋陶文化(即臺北大坌坑文化——作者注)與臺灣古植物史合併起來看，現代的考古學已經或幾乎證明瞭，東南亞與華南地區，在穀類作物興起以前，在由和平、北山文化與臺灣繩紋陶文化所代表的古代文化層裏面，已經有人工栽培植物的開始。這時人工栽培的植物，除了作於容具與纖維工業的以外，很可能的已經有相當數量的食物：豆類、硬果類、根莖類、果樹類，以及嗜好品。這些食用的植物，多半還只是漁獵采集所得食物的補充，但它們的培植與利用，證明東南亞與華南是世界上最早的農業發祥地之一。至於它是不是如斯奥爾(即索爾)所説，是全世界最早的農業發祥地，則全靠將來對這種文化的新發現。
從上述的幾個例子中，我們已經知道在中國以及與中國有密切關係的東南亞地區有關原始農業發現的一些狀况，這些情况基本可以歸納爲幾點：其一，中國是一個世界上最早的農業發祥地之一，尤其是華南地區。其二，中國南北方原始農業所栽種的作物品種有所不同，南方是稻米，北方是粟子。其三，迄今發現的不是最原始的農耕，最早的農耕還得到早於距今7000年的時期去尋找。但這些發現足已説明，農業的起源起碼處於一個孕育階段。其四，在開始栽培稻子和粟子之前，很可能有相當長的一段時期栽種一些無性繁殖的根塊莖的作物。其五，農耕的起源與生産工具的産生是伴隨而來的，在工具的類型和製造工藝上有充分的反映。這可能和農業起源的諸因素有關。
關於農業起源的原因争論頗多，但不管怎樣，基本可劃分爲兩大方面，一方面是客觀的原因，另一方面是主觀的原因。即人類要試圖栽培野生植物，必須具備主觀和客觀的條件。適宜的生態環境以及爲人類所熟悉而又適宜於栽培的植物品種的存在，乃是必要的客觀條件，但這並非是唯一的條件。原始人群的經濟生活狀况。包括可利用的動植物資源與人口的比例，食物資源季節性變化的大小與獲取的難易程度，人們在狩獵與采集中消費的熱量與獲取的食物所能提供的熱量的比例，社會組織，風俗習慣、宗教信仰乃至部落的心理傳統等因素都可以影響到人們對於試驗栽培作物的態度。此外，人類掌握栽培技術的過程也不容易，比一般人所想象的要復雜得多，漫長得多，比起狩獵和采集，最初的作物栽培往往不是最經濟和最可行的謀生手段。而且大量的當代人類學的事實證明，並非所有生活在適當條件之下的原始人類都一定傾向於農耕。當自然資源十分豐富，人們花費較少的勞動就可以獲得充裕的食物時，栽培作物就不那麽有吸引力了。美國加利福尼亞州以橡實爲主食的印弟安人、澳洲的土人，雖然很容易從鄰近的農業社會學習到栽培作物的技術，但都不願學習。玻利維亞錫裏奥羅(siriono)的部落雖然早就知道原始農業，但經濟生活仍然主要依靠狩獵、采集和捕魚，因爲這些活動投入勞動較少而收穫却較多。在盛産野小麥的土耳其安納托利亞(Anatalia),一個家庭在幾個星期之内即可采集到全年的糧食，故而從來不會想到栽培小麥。這類例子還是不少的，所以有些學者認爲，天然食物日益供不應求時，農業就成爲人類迫切的需要。言下之意是，如果采集和狩獵所得足以糊口，無需另謀生計，這樣農業的誕生就提不上日程。但事實上，采集、狩獵、捕撈的發展不可能無限的，當發展到一定階段時，其所得和人類生活的需求之間慢慢地會發生日益尖鋭的矛盾。這個矛盾一方面來自人口的增長，另一方面來自食物資源的縮小。根據人類學家計算的推斷，地球上人口總數的變化是：舊石器時代末期，地球上人口只有300萬，中石器時代已經發展到1000萬人口，到新石器時代已增長到5000萬之多。人口的增長，所需之食物量明顯地增加，但自然界的食物資源，不論是動物或植物，在自然和社會諸因素的影響下，不僅没有增加，反而愈來愈少了。
影響到動物資源减少的自然因素首先是氣候的變化，最後一次冰期過後，氣候由冷變暖，使長期習慣於生活在寒冷氣候下的猛瑪象、披毛犀、麝牛和草原野牛等大型動物，在適應不了氣候變化的情况下而引起大量死亡甚至絶滅。動物對氣候變化的不適應反應是多方面的，例如過長的冬季，對孕期長的食草類大動物是非常不利的，這將使它們面臨幼仔出生時由於缺草吃而出現大量死亡。此外，冰期的環境在一些地區形成冰原或沙漠，使一些被困於緑洲中的動物成了孤立的群體，往往因此而失去對某些疾病的免疫力，等到冰期過後動物群發生次生接觸後會導致某些傳染病的發生，引起動物大批死亡。
在社會因素方面，導致動物資源减少的原因也不少。由於社會生産力的發展，狩獵工具和技術的不斷提高，由石塊、石片，木棒的打擊發展到挖陷井捕捉，用弓箭、流星球等工具進行遠距離的獵取，再加上學會“火林狩獵”方法。被獵取的往往是成群的動物，這種現象在舊石器晚期已開始出現，如峙峪遺址和許家窑遺址發現幾百頭的羊和馬化石就是一明顯例子。這種狩獵結果使獵取量和動物自我繁殖量失去了平衡，結果使可以被狩獵的某些動物的數量越來越少。
能影響到動物資源的因素對植物同樣發生作用。氣候的變化，由於嚴寒和乾旱，引起了植物區係的變更，森林大片縮小，可供人類采集的水果、堅果、橡粟等樹種的産量减少和分佈區域縮小。天然林火以及後來那種“火林狩獵”法無形中人爲地破壞了植被，危害到伴生動物的生存使生態失去平衡。結果導致了病、蟲害經常的發生，這樣對野生植物的影響更爲嚴重。原始人類的采集變成了失去來源。人口又不斷增加，對食物的需求量的增加是影響到植物生長的社會因素。
在人類生活的最低需求無法解决的情况下，爲了生存，人們不得不設法生産食物，以解决喫飯問題。於是，從采集—狩獵經濟向農業經濟過渡，就成爲人類生活的迫切需要。但這種需要不是一下子創造出來的，而是經歷了孕育、萌芽和發展三個階段。
孕育階段是漫長的，可以説人類從動物界解放出來那一天起，就爲將來創造出更高一級的生産食物階段而準備。因爲人類是從動物界演化而來的，必然承襲了類人猿的一些習性。他們像其他動物一樣，從大自然中尋找自己的食物，並和他們的祖先類人猿一樣保持着雜食性的習慣，既吃植物，又吃動物。一些植物的根部(特别是塊根)、莖部(特别是塊莖、球莖)、葉片、果實(水果、堅果)、種子等，一些陸生、水生動物 肉、蛋等，都被原始人選做自己的食品。在尚未學會生産這些食物的情况下，植物類食物全靠采集，動物類食物全靠狩獵、漁獵和捕撈。
采集和狩獵種類的確定，開始是盲目的。經過長期嘗試，付出巨大的代價後，才慢慢地確定下來。對各種野生植物的辨認，是經過長期的采集實踐才由上千種的植物中慢慢縮小到爲數不多的易得、好吃、無毒的品種。積累了相當豐富的經驗，在此過程中對這些植物的生態特點，何時開花，何時結果，在怎麽環境下它們纔可以長得好，才能大量地尋找到它們。這樣無形中爲人類由采集業向種植業過渡準備了條件。所以在冰期全盛期由於氣候乾燥造成植物區係的變更，加上其他因素的影響，使得一些地區在冰後期變得木本植物减少，禾穀類等草本植物擴大，人類的采集重心由采集水果、堅果、根塊莖轉而采集禾本科、豆科的種子。這個過程逐漸上昇到一個重要的地位，成爲采集業向種植業過渡的重要環節。(尚定因、王有文，1984)這些變化和過程，孕育着農業起源的條件。到了最後一次冰期後期，已使農業處於一個萌芽階段。持這種觀點的人有相當一部分。
關於農業起源的原因和條件，還有其他的看法。例如，已故的卡爾·O·索爾(Carl·O·Sauer)在他一次題爲“農業的起源及其傳佈”的演講中就提出：“農業不是起源於食物的逐漸私有制或經常不足。”他堅持認爲，生活於飢餓狀態人們根本没有辦法或時間去經歷一個緩慢的從容實驗的過程，以便使一種更好的不同的食物供給從容在遥遠的未來發展起來……通過選擇改良植物以更好地效用於人類只是生活在需求水平上的舒適狀態的人們完成的。爲此，索爾就選擇東南亞作爲這些食物采集者可能確實完成了向農業過渡的一個理想環境，一個具有扮演農業起源地角色所必須具備的各種條件的地區。因爲這裏具有極其多種多樣的植物、動物和林地、丘陵、山地的環境，並有淡水供應。他推測，那裏最早的農人是一個“先進的捕撈部落，他們居住在温暖氣候帶的淡水河流沿岸……水道充當了各村落聯絡的路綫，也起到了交流思想和發展思想的作用。水鳥、河岸上的哺乳動物、水邊植物提供了各種各樣的食物。韌皮和纖維用來製作魚網和繩索，附近適宜的樹木則可以製造小船和漿。”上述的推測似乎與我們在珠江流域所觀察到的生態條件相符合，不管是洞穴遺址或階地上的遺址，毫不例外地都靠近河流沿岸，大部分是分佈在丘陵地帶，少數靠近山地和高原區。森林的存在是普遍的。
根據此理論，美國哈佛大學的人類學家張光直教授，對照河姆渡遺址和臺灣大坌坑等遺址的情况進行分析後指出，索爾的假設是在東南亞的考古證據幾乎不存在時系統提出的，今天看來甚至比過去更加引人注目。因爲他發現，河姆渡遺址出土的大量動植物證據足以使人們得出結論認爲：河姆渡人類既是“豐富食物采集者”，又是稻作農人和動物馴養者。他們很重要一部分食物來源於自然資源，很大一部分器具是用動物骨骼製作的。遺址中發現了大量動物骨骼，其中包括400多件鹿角。没有迹象表明就在河姆渡文化出現之前的時期内，這裏的自然環境曾經歷過突然而重大的變化；據孢粉學證據我們還知道，河姆渡文化時期的氣候條件至少在其出現之前2000—3000年就已存在(即在距今10000年—9000年間)。這就反映出，河姆渡文化人類的直接祖先雖然可能只具有比他們自己少得多的農業因素，但與他們一樣也是豐富食物采集者。同時，臺灣西海岸的大坌坑文化也反映出類似的情况。這些例子似乎證明瞭索爾提出的理論是正確的。但是，如果按照索爾的理論來探討農業起源問題，這樣很容易使人感到，農業起源的原因似乎難於尋找。對此問題究竟應該如何看呢？根據前人發現和研究的結果，對照我們在珠江流域及鄰近地區觀察到的材料，我們認爲，和一切事物都有其發生、發展的過程一樣，農業起源也有一個從無到有、從少到多的發展過程，而不是一下子代替采集和狩獵，或者采集、狩獵、漁狩和捕撈經濟的。最初的種植不過是在自然啓示下的偶然試驗，後來慢慢地成爲采集經濟的補充，但仍居次要地位。只有不斷從事種植和進行飼養，才慢慢地顯示出這種生産食物經濟的優越性。表現出它比采獵經濟更可靠、更穩定、更安全和事半功倍的優點。一直到距今5000年前到4000年前這一時期，原始農業生産才在不同地區先後逐漸地上昇到主要的經濟地位。
説到其起源的原因，前面談到的兩種觀點都没有錯，只是都從某一個角度來解釋原始農業的起源。的確如此，人類不可能在飢餓狀態下從事馴化野生動植物。因爲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但人類一直處於豐衣足食的狀態下，也不會去致力於一次對自己可有可無的活動。豐衣足食的生活條件必然使人們處於一種相對穩定的狀態，人們不必經常處於漂泊不定、遷徙無常的狀態，而是處於半定居或季節性遷徙的狀態。這種狀態帶來的結果必然是人口的增加，當人口增加到一定程度時，就會打破人口與食物之間的平衡。也就是説，當人們對食物的需求量遠遠超過自然狀態下的供應量，爲了生存，人類必須開拓新的食物生産或者尋找新的食物來源。在這種狀態下就會出現下面的情况，人類面臨開始新的遷移，回復到原來那種游盪的生活，向能找到可供整個人群生活的新的食物地區遷移。在此過程中，再次打破半定居或定居的生活，顯然這樣做對群體的繁榮發展是不利的，而且往往這種作法阻力很大，這種阻力來自人類過慣定居生活後新形成的社會阻力和風俗習慣。不然，人類在失去平衡後被迫利用在原來通過長期采集過程中已逐漸掌握野生植物生長規律的知識，開始人工栽培過程，以求取得更多的食物，解决食物不足帶來的壓力。這樣，原始農業的種植就被提到日程上來。
在打破平衡的各種因素中，除了上述的外，著名的考古學家R·J·布列伍德認爲，農業起源是由於公元前9000—7000年間西亞家畜飼養的發展，以及加强野生穀物采集實踐的結果。早在1884年，恩格斯在《起源》一書中已經提出，“穀物的種植在這裏首先是由牲畜飼料的需要引起的，只是到了後來才成爲食物的重要來源”。考古學家E·西格斯(Higgs)和維拉·兹(Vila-Finzi)曾對巴勒斯坦的10個遺址的土壤情况進行調查，其結果如下表：
表中列出的是10個原始農耕遺址。從這個表中可以看出，只有4個遺址的可耕地超過45%，而其中可耕地占47%的拉卡範特遺址，只發現舊石器晚期的石磨、石鐮，未發現種籽，研究者認爲劃它爲農耕遺址是比較勉强的；可耕地占62%的夸弗薩，中途輟耕，遺址被遺棄，只有可耕地占78%和62%的色克阿裏和美吉多後來合併成一個大的農業文化而延續下來。餘者的原始農耕並不起源於可耕地占多數的地區，而是起源於最適宜於放牧的地區。研究者想以此來證明，農耕最早並不是爲瞭解决人類的食物，而是爲瞭解决飼料的需要而發展起來的。
筆者認爲，關於農業起源的原因頗多，最關鍵的還是氣候條件和人口兩個因素。其他的因素都圍遶着這兩個主要因素在起作用。這樣一來，我們認爲不管是“緑洲起源説”也好或者是“原生地起源説”也好，還有“豐饒的半月形地帶”理論等觀點，都有他們合理的一面。現在不妨讓我們分析一下。
由R·龐培裏在1904年首次提出的“緑洲起源説”。這種觀點認爲，農業生産是起源於一萬年前冰河期結束，由於氣候的變化所引起的。他説：“隨着居住地面積的逐漸變小和成群的野生動物的消失，人類都聚居到緑洲來並和緑洲發生關係，迫使其謀求新的生存手段，開始利用自然的植物，並從其中學會了鑒别在干土地上和在乾燥區的大河河口的沼澤地上，生長的各種不同的草籽，隨着人口的增長和其必然性，他們學會種植種子。這樣做可能是自覺或不自覺的選擇，邁出了穀物種植進化的第一步。”這種觀點得到世界上著名的考古學家和哲學家V·G·柴爾德(Child)的支持。柴爾德認爲，最早出現農耕的應該是在埃及的尼羅河谷。
對此觀點，我們認爲有它合理的地方，其一，“緑洲”的産生是離不開氣候的變化，只有在氣候變得乾燥的情况下，地球上某些地區才會出現“緑洲”。“緑洲”的産生不是隨處都有的，它必須在其他條件的允許下才會形成，這些相應條件則是當地的地理環境。最後一次冰期行將結束時，世界上某些地方，在經歷了冰期的長期影響下，氣候確是相當乾燥，年降雨量也不多。這種現象尤其在内陸區和高原丘陵區表現得更爲明顯。有些地區會出現大片沙漠或草原。在這種情况下，無論是人類或野生動物，也只能往生存條件較好的水草豐盛的所謂“緑洲”地區遷徙和集中。能形成“緑洲”的地方大都是靠近水源的地方，不是河流沿岸就是有泉水的地方。在“緑洲”里人口密度人爲地提高，加上相對地定居的生活也會給人口的繁殖帶來增加的趨勢。當人口發展到一定程度，人口和資源之間的平衡受到破壞時，很自然“緑洲”上的原始居民必須采取措施，一是往别的“緑洲”遷移；一是想法控制人口的增長；再一個是謀求新的生産手段，增加食物的生産。這時，不管是原生地居民或是外來遷入的居民，都會加入開始栽培野生植物的行列。把他們過去在長期采集過程所新學會和掌握的有關可利用的野生植物的生長特點運用起來，邁出馴化野生植物(包括根、塊莖植物和種子材料)的第一步。所以説，這種理論有它合理的一面。而且，這種觀點和那種認爲農業起源與飼養動物有關，是爲瞭解决家畜飼料而開始種植的觀點没有矛盾的地方。在此我們比較贊同人類學家L·賓福特提出的某些觀點，他認爲，人類的智慧和體質上的能力，在十萬年前已有可能從事動物的飼養和植物的耕作，但爲什麽没有實現呢？因爲當時人口和資源之間的平衡没有受到破壞。如一旦這種平衡受到破壞，由外地大量移入新的部落，結果吃的資源不足。爲了就地解决喫飯問題，移入的新部落就把其原居住地的資源——野生小麥和大麥種子引入其新到達的邊緣地區。賓福特這種觀點，主要目的是想説明農業起源不一定發生在作物的原生地，很可能發生在邊緣區。他曾以在伊朗南部札格羅斯山側發現的阿裏、庫什(AliKosh)遺址爲例加以證明。該遺址年代爲公元前7000年。當時氣候十分乾燥，年降雨量僅有12毫米，除采集外，該遺址還開始少量種植小麥和雙穗大麥。但此地區不屬於野生小麥和野生大麥的原生地帶，但其出現農耕的年代要比耶莫遺址(屬前陶新石器遺址)早。所以，農業起源不一定發生在原生地。
其實，1926年由H·皮史和H·弗洛爾提出的農業起源於“原生地”的假説，是因爲在西亞高地發現了野生小麥和野生大麥的原生地。所以，他們認爲，農業首先出現在幼發拉底河上游河谷，或者起源在美索不達米亞平原的邊緣和山脚下。
1950年，美國芝加哥大學考古學家R·J·佈雷伍德，在美索不達米亞北部組織了一系列的發掘，希望能找到冰河期以後氣候的變化和早期農耕的證據。由於佈雷伍德考古隊是由植物學家、動物學家、地質學家、考古學家及歷史學家組成，是多學科的大協作，這使布的發掘工作取得極其豐碩的成果。他們從孢粉學和地質學的鑒定結果得出，西亞開始家養動物和栽培植物時，氣候没有特殊的變化，當時西亞的氣候只比今天的氣候稍爲冷一些和乾燥一些。因此他贊同皮克和弗洛爾的觀點，主張“原生地説”。他認爲，大約在公元前8000年左右，在西邊從巴勒斯坦的那吐夫山丘起，經叙利亞，到土耳其南部的塔露斯山，入東到伊拉克和伊朗交處，折向南沿着扎格羅斯山南下，直到波斯灣爲止這一半月形地帶，這裏被稱爲“豐饒的半月形地帶”。這是西南亞野生原始小麥區。這是一個海拔1000米左右的山丘地區，既不是平原區，更不是大河三角洲地區。這裏年降雨量在250-500毫米的地區，不存在人工灌溉，全靠雨水天然灌溉。生活在這個“豐饒的半月形地帶”裏的原始居民已經懂得其故鄉是適合於種植植物和飼養家養動物，而這些動植物都是他們以前曾經狩獵和采集過的。因而提出農業並不起源於“緑洲”而起源於野生小麥的原生地——西亞高地。最後佈雷伍德總結並認爲，農業起源是在公元前9000—7000年間由於西亞家畜飼養的發展，以及加强野生穀物采集實踐的結果。
其實上述的任何一種觀點都多少涉及到農業起源的基本條件：一是是否具備可被栽培的野生作物或者這種植物的種子。二是當地的氣候條件和地理生態環境是否適宜進行某種栽培植物的生長。三是當地居民是否具有進行農業生産的願望和需要。如果以上三大條件都具備，不管在山區高原或者在丘陵區，甚至在河谷地帶都能産生原始的農業。在此我們特别指出一點，世界上各種糧食作物對生長條件的要求是不同的，對環境適應的能力也不同。所以它們在世界上的分佈不可能相同。它們的野生型分佈的範圍可能是有限的，但它們馴化後變成栽培植物後，其分佈的範圍則往往擴大得多。所以在探討農業起源時，我們必須注意這些因素。這方面的問題我們準備在《中國中石器文化與周邊地區同期文化的關係》一文中進一步討論。
但有一點我們是比較清楚的，各種理論和觀點在談到農業起源的年限時，差不多都承認農業起源應該發生在公元前7000年以前的時期，各地早晚亦有差异。最早的農作遺址是在非洲埃及地區發現，年代爲19240±290B·C—16960±200B·C；西亞地區的則從9000B·C—7000B·C；中美洲地區的是晚一些，迄今已發現的農耕遺址最早的也没有超過5000B·C；這可能與人類分佈到美洲的時間較晚有直接關係。中國的情况和西亞地區差不多。由此可見，原始農業經過長期的孕育階段後，到了中石器時代中晚期已處於一個萌芽階段(個别地區早在舊石器時代晚期末已出現)，經過新石器時代早期階段的實踐，到了新石器時代中晚期就上昇爲人類社會的主要經濟。所以，我們認爲，中石器時代和中石器文化是伴隨着農業的起源而發展起來的，它們之間的關係是非常之密切。農業起源應該成爲中石器文化中一個重要的特徵。
我們在這次研究珠江流域的中石器文化遺址的過程中，雖然很注意收集各遺址文化層中的孢粉樣品，但化驗結果並不理想。造成這種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可能是我們在採樣過程中未能按照要求嚴格去辦。另方面不能不承認，對於華南地區帶酸性的紅色或棕褐色土層中的孢粉篩選可能存在一定的困難。這點有待於我們進一步改進。不過，在一些遺址中，如廣西柳州白蓮洞、大龍潭鯉魚咀、蘭家村、武鳴苞橋A洞、騰翔C洞、桂林甄皮岩、廣東陽春獨石仔、封開黄岩洞，還有江西萬年仙人洞等遺址，都已經發現了一些碾磨石，石磨盤和石杵，還有穿孔礫石(有人稱穿孔重石)、刃部磨光的石刀、石斧。在幾個檢測出植物孢粉的遺址中(封開黄岩洞、羅沙岩，桂林甄皮岩等遺址)，發現在花粉譜中，草本植物的明顯地增加。這一系列的材料和情况，我們認爲不可能與農業一點關係也没有。結合與中國北方地區一些同期遺址和周邊地區同期遺址的對比研究，對這些簡單的石器工具性質和用途問題談談我們的看法。
關於這個問題，我們比較贊成美國新考古學家L·賓弗(L·Binford)在其著名論文《更新世以後對環境的適應》一文中所提出的觀點。他指出，爲了適應舊石器時代，尤其是其晚期，人類對自然資源中食物和其他資源的“廣譜利用”(Broad—SpetrumExploitation),工具開始復雜化，專門化，出現成套的工具。
我們在研究珠江流域地區有關的舊石器時代晚期和中石器時代以及新石器時代早期的一些遺址過程中發現，不同的經濟形態具有不同的工具體系，穀物農業有穀物農業的工具體系，塊莖農業(園藝農業)有塊莖農業的工具體系，采集、捕撈、漁獵經濟形態也有其相當的工具體系。例如，在中石器時代爲了適應中石器時期發展起來的采集、捕撈、漁獵的綜合經濟的需要，大量加工竹木器工具的需要，因而從原來普遍存在的大礫石石器工具體系中發展出來一套陡刃的礫石工具體系，這種陡刃礫石工具體系是更適合於進行竹木器工具加工的。可惜的是，迄今爲止在華南這種帶酸性的紅色土層中，尚未能發現遺留的竹木器工具。現在能見到的是遺留下來的石器工具。
農業工具體系一般包括三大類：生産工具；收穫工具；農業加工工具。
華南地區早期歷史中穀物農業只有稻作。但中國迄今發現較早的稻作農業遺址是華東地區的浙江河姆渡遺址，廣東曲江石峽遺址也是稻作農業遺址，但年代已晚得多。就河姆渡遺址出土的農業工具而言，它們包括大量的骨(鏟)、骨鑿、石斧、石錛、石刀(鐮)及磨石。其中，骨鏟、石錛應爲稻作生産工具；石刀(鐮)爲收割工具；磨石則屬於穀物加工工具。可是前面早已論述過，河姆渡遺址是一個年代處於距今7000年左右的相當進步的農業遺址，它不是原始農業，而是一個已經歷過萌芽階段，正處於發展階段的農業遺址。這樣看來，更原始的，處於農業萌芽階段的農業工具又該是怎樣的？現在在華南地區一些舊石器時代末期，中石器時代以及新石器早期前一階段的遺址中，發現了一些穿孔石器、刃部磨光的石斧、石刀磨石等石器工具，這些工具是否能作爲早期原始農業的象徵？是否可稱得起農業工具體系？
在此不妨先介紹一下對此問題的各種觀點，然後再談談自己的看法。
首先，中國學者周國興先生在研究了廣西柳州白蓮洞遺址出土的穿孔礫石和磨刃石斧之後這樣認爲的：“其中值得注意的是，穿孔礫石或‘重石’，和磨刃石斧的出現，在華南地區是與原始農耕活動相聯繫的，它們可能是原始農業萌芽的標誌，也就是由掠奪性經濟向生産性經濟過渡——中石器時代存在的標誌之一。”(周國興，1984)
李富强先生等在研究了甑皮岩等遺址出土的石磨盤、磨棒和穿孔礫石後認爲這是農業和穀物加工工具(李富强，1990)。
有的學者引用了聚居在我國雲南邊疆地區的獨龍族、僳僳族、怒族、佤族、苗族、苦聰人與景頗族、納西族，海南島的黎族，廣西壯族等少數民族，在解放初期所進行的刀耕火種農業中的一些操作技術——拿木棍戳穴點種作物。而木棍上往往套上或縛上一個帶孔的礫石。以此來作爲原始農業所使用的某些工具的佐证(李根蟠、盧勛，1981)。其實，現今采集、狩獵經濟的南部非洲的桑人，至今還使用一種圓形鑽孔的石頭，裝在削尖的木棒上，來挖掘可食的植物塊根。布須曼人的卡拉哈裏部落也用同樣的工具來進行采集。所以説穿孔礫石是原始農業工具也不是一點根據都没有。
亦有學者研究了穿孔礫石的表面結構，發現石器表面有敲擊痕迹，因此認爲應把它看做是與狩獵有關的敲擊動物骨骼的輔助工具——石錘較爲妥當。同時認爲，個别遺址出現的石磨盤、石磨棒等工具，因無其他農業工具做佐证，故難以證明它們是農作物的加工工具，似作爲野生作物的加工工具來解釋較爲恰當(何乃漢，1985)。
此外，有學者覺得，既然認爲華南出土的穿孔石器是點播棒的重石，而點播捧的點播對象一般爲穀物，因此，與穿孔石器共出的工具套應有穀物農業工具套，華南早期洞穴遺存出有錛、斧，也有刀，但缺乏較關鍵的要素——穀物加工工具。同時又認爲，甑皮岩的磨石是穀物加工工具。實際上，這種磨石是用來研磨赤鐵礦粉的，因爲磨面和礫石上有赤鐵礦末痕迹。同樣功能的磨石，也見於中國山西沁水下川文化。巴勒斯坦加利利(Ga-lilee)的卡夫澤洞(Kafzeh cave)等距今17000年以上的遺址中，也發現不少磨石。法國史前學家H·J·於戈認爲，其中一些磨石很可能是用來碾碎涂抹身軀的種種顔料的。甑皮岩的磨石的功能可能與此同類。
對於這個問題，我們認爲，上述的觀點都有一定的道理，但都有不太全面之處。説這種穿孔礫石可以作爲原始農業點播工具是可能的，因爲這種穿孔礫石絶大多數是扁圓形礫石穿孔加工而成，加在點播棒上作爲荷載重石，有利於戳穴播種，而且民族學上此類例子不少。根據我們對黄岩洞出土的穿孔礫石的研究觀察，礫石表面並不是都有敲擊痕迹，不像作爲敲擊動物骨骼的工具，如果這種扁圓形的礫石，穿上木棍後作鎚子用時不見得好用。如果真的作石錘敲擊動物骨骼時，其敲擊受力而形成的點窩絶大多數集中在兩端或邊沿側處，在扁平面上不會有的。但目前尚未看見如此典型的標本，此功能難於確定。但作爲狩獵的輔助工具——流星球使用倒是有可能。况且我們在出土中也曾發現過半個，觀其孔壁比較光滑，是否在長期使用過程中與繩索磨擦有關？此外，作爲挖掘根、塊莖作物的收穫工具也是比較理想的。刃部被磨光的石斧或石刀是否是農業的工具呢？對此我們認爲，這種工具都可以用。但一定説用於原始農業則難於肯定，作爲野生植物的采集用途也不是不可能，如果進一步用於收割栽培植物，亦難於肯定絶對不可以。因爲迄今爲止没有發現配套的農業生産工具。雖然我們並不完全贊同中國學者馮孟欽先生所論述的，關於農業工具套中至少應包括生産工具、收穫工具和穀物加工工具三類，不然難於研究其性質和用途的觀點。如果伴隨生産工具出土的同時，還有栽培作物的遺物存在則一樣可以成立。可惜迄今爲止和這些所謂農業工具出土的同時没有其他的佐证。所以難於肯定或否定，只能有待於更進一步的發現和研究。
對於磨石，同樣存在類似的問題。有人認爲是穀物加工工具，有人又加以否定，認爲别有用途，是用來研磨赤鐵礦粉末或涂抹身體的種種顔料的。我們覺得應考慮有多種用途才是。至少我們已經發現，磨石並非一種，有磨槽和磨面兩種。所以以上的用途並不奇怪，都有可能。只要用實驗考古學的方法加以測試，不同結構的磨石，其用途是不難弄清楚的。
根據我們調查發掘過程中觀察到的，較爲困難的事情是如何肯定一些植物殘餘物，是采集來的還是栽培植物的收穫物。因爲這直接關係到我們對加工這些植物的工具性質的確定。不過有一點我們比較贊成，確定一個遺址是否已經出現了原始農業，單純從一些工具入手研究是不够的，還要全面地考慮整個遺址的其他因素，例如，遺址存在的年代，遺址所處的地理環境和生態環境，伴生動物群的組成和特點，本地區的周圍同期遺址分佈的密度，遺址文化層中孢粉譜的成分和組成比例等等因素。只有綜合分析後才有可能得出較爲全面的結論。
對於這種觀點，我們研究了珠江流域迄今已發現的大部分屬於舊石器時代晚期末，中石器時代以及新石器時代早期的一些遺址後，還是堅持我們上述的看法，在華南地區原始農業出現得比較早，超過距今一萬年，但在整個中石器時代仍然處於一個萌芽階段。而且在此過程中被栽培的首先應該是根塊莖植物，穀物植物的采集進入了强化階段，真正開始栽培穀物作物可能已是中石器時代晚期或新石器時代早期。確切時間要看不同地區而定。這個規律，在中國華北地區同樣存在。
對於中國北方區的農業起源雖然與中國南方的農業起源有着相似的規律，但它的程序和特點則有不盡相同之處，所以表現在中石器時代和新石器時代早期時代的生産工具演化上與中國南方同期文化大不相同。前面雖然概括性地談了幾點。現在我們不妨系統地作一介紹。
第一、中國北方的氣候一向以惡劣著稱，那裏冬天冰封，夏天酷熱，春天又經常揚起沙暴。在過去的100萬年中間，由於三個雨量相對充足時期的隔斷，共出現了四段乾燥期。在雨量比較充足的時期内，發生了大規模的土壤侵蝕。結果，黄土被從高原地區帶到了中國北方的低地平原。雖然低地平原黄土的成因是非常復雜的，但是這個地區的土壤很大一部分來自冲積和洪積，許多地區的土壤是由卵石、礫石和礫岩混合而成。相比之下，黄土高原的土壤因爲主要是風成，在結構上均匀、細小、鬆散、易碎，因此使得原始的掘土木棒比較容易入土。所以盡管氣候非常乾旱，黄土高原地區都是中國原始農業的摇籃地之一。
黄土高原每年平均降雨量在250-500毫米之間。低地平原的年平均降雨量是400-750毫米，只有在再沉積黄土地區的南部和東部邊緣區都每年有750毫米的降雨量。如果把250-500毫米的年降雨量在四個季節平均分配，那麽只能滿足一般旱地農業的最低需要。但是在黄土地區，降雨量大部分集中在夏季，這時候的氣温和蒸發速度都非常高。雨量集中在夏季，對某些抗旱作物是有利的，谷子的生長就很好。但對其他農作物則帶來了很大困難。在没有灌溉條件下的史前時代，情况只能如此。不過，中國北方大部分地區處於暖氣候季節風和冷氣候旋風暴這兩個主要造雨搆造的邊緣，所以，黄土區是一個半乾旱地區。
在這種乾旱條件下形成的黄土性質十分明顯地反映在土壤的物理和化學特徵上。氣候潮濕地區的土壤易風化(如南方)、濾水性强、呈酸性；而乾旱地區的土壤則不易風化，濾水性差、呈碱性。中國黄土高原的黄土風化程度微乎其微，保持着大部分主要的原始礦物成分以及幾乎不變的碱性。
中國地質學家近來年注力於研究埋藏在厚厚的黄土沉積層中的各種紅土層。因爲這種紅土層具有相當重要的科學意義，黄土只有在不正常的温暖和潮濕的氣候條件下，才有可能風化爲紅土。地質學家在對山西省午城縣黄土剖面的各種紅土標本的系統分析表明，這些紅土層的PH值在75-88之間。表明這些紅土壤仍然呈中性或比較强的碱性。更有説明意義的是在此剖面内，在距地面106-129米之間的層面上，進行植物孢粉採樣檢試，結果在這個土層中發現的47粒花粉中，只有4粒是樹木的(Abies一粒，Pinus三粒)；其餘43粒全是蒿屬植物的(Artemisia),這類植物是乾旱和半乾旱環境的一個最好的標誌。從古生物化石的研究中可以表明，在中國黄土高原地區的古動物群，自更新世中期以來，一直是以嚙齒類爲主的，特别是鼢鼠類，這同樣清楚地表明瞭半乾旱的草原環境。在研究中國黄土地區的原始環境的十項孢粉研究中，除了遼東半島普蘭店一項反映了古代沿海氣候外，其餘九項都非常有助於瞭解中國北方低地平原和黄土高原的原始大環境。其中尤以山西午城柳樹溝整個黄土剖面的孢粉成分的研究最有價值。因爲它概括了過去的100萬年的氣候環境的變化。在此我們只能用午城剖面上部20米地層中的孢粉分析結果，因爲這才與我們研究的農業起源問題有關。研究結果是：第一，在1622粒孢粉中，喬木和灌木只占74粒，這説明這個地區的森林資源一向是貧乏的。在總共74粒木本孢粉中，鬆(Pinus)和柳(Salix)地位顯著，共有47粒，但要指出，鬆樹的孢粉由於有兩個氣袋，可以從很遠的山區産地飛來，而柳樹一般生於水邊。因此説，大多數稀少的森林資源中獨有這兩種樹引人注目，但這更説明瞭在這個半乾旱草原上，森林雖不能説完全没有，但也屬極其稀少的。
第二、在剖面的孢粉搆成中最明顯的是草本植物占壓倒優勢，共爲1548粒，占孢粉總數的954%。可以肯定，黄土高原除去大小山脈、坡地和近水地區，都是不長樹只長草的半乾旱草原。僅蒿屬(Artemisia)就占648%的事實更是説明瞭這個地區的生態環境。
第三、蒿屬在20米以下地層中占孢粉的比例爲533%，在20米以上的地層中則占718%。這個百分比的上昇表明瞭到更新世晚期氣候已變得更加寒冷和乾燥。
第四、在草本植物中，重要性僅次於蒿屬的植物是禾本科植物(Greamineae)和藜科植物(Chenopodiaceae)。禾本科中一些品種後來被人馴化爲糧食作物，藜科中亦有類似菠菜的品種曾爲原始人類當蔬菜食用並經常爲了得到它們的種子而種植。
以上的特徵在中國古書的記載中也一樣得到相同的結論。諸如黄土沉積的氣候條件；黄土的物理、化學性質；動物群中典型的草原動物特點；比較稀少的木本植物；一些旱生碱性植物如蒿屬和藜科在地質學和歷史上所佔有的數量優勢；由此不難得出黄土高原不論是在古代還是現代，都是半乾旱的草原。
對於這個問題，美借華人學者芝加哥大學教授何炳棣先生説得好，“對中國農業起源的研究者説來，記住這一點是重要的，那就是盡管黄土高原的自然環境非常嚴酷，都不失某些可取之處。準確地説，黄土由於其風成起因和長期的乾旱半乾旱形成條件，使其土壤結構异常均匀、鬆散並具有良好的透水性。很利於木質原始掘土農具的翻掘。可以認爲，覆蓋在黄土高原上的草從未像歐亞大陸其他重要的大草原和森林草原那樣茂密。例如蘇聯森林草原地區最常見的土壤表層是黄土和類黄土，後者是稍黑色的牧草地。而俄國其他草原地區是典型的暗黑土壤，這表明地面的草非常茂密。這種草地對於掘土木棒是非常棘手的。在舊大陸上也僅有例外就是中國的黄土，它有特殊的結構和稀少的地表植被。加上黄土不易風化，保持着大部礦物成分，所以非常肥沃。盡管有限的年降雨量，但是它集中在夏天，這使得中國北方的原始農民能成功地種植少數幾種在半乾旱環境中經過長期的自然選擇而存留下來穀類植物。另外，黄土一般具有良好的保水和供水性能，在雨量較少的情况下，糧食作物的收成高於其他土壤。所有這些因素，促成了中國原始農業能突破某些自然條件的限制，在黄土高原地區出現”(何炳棣，1977)。
上述的是中國北方區農業産生的自然生態環境有利的一面，但迄今爲止，能證明確有農業經濟的遺址就只有被稱爲前仰韶文化類型的裴李崗文化、磁山文化、大地灣文化和李家村文化。它們都較仰韶文化早，大約在公元前6000年左右。
農業是裴李崗文化的主要經濟，栽種植物是粟。農業生産工具有磨制帶鋸齒的石鐮、長條形兩端弧刃或舌形一端刃的扁平石鏟、環制的帶4個柱狀足的石磨盤和磨棒。此時已飼養猪和狗，還兼營漁獵和采集，人工打制的刮削器和骨鏃等工具亦有發現。制陶業已有一定規模。
磁山文化也是以農業爲主要經濟，栽種的也是粟。農業工具有石斧、石刀、石鐮、石鏟和石磨盤等。與裴李崗不同者是石鐮不帶鋸齒，石鏟呈梯形，石磨盤呈柳葉形。此時不單飼養猪和狗，家鷄已馴化，漁獵經濟和采集業仍佔有重要位置。制陶業已開始。
大地灣文化也發現有農業，因窖藏中有種植的黍遺存。石器工具有刀、斧、鏟、敲砸器、刮削器等，是磨制和打制的。骨器相當豐富，有錐、鏃、鑿等。陶制工具僅見紡輪一種。
李家村文化是分佈在秦嶺以南的前仰韶文化。年代與大地灣文化相當或稍晚。文化特點與大地灣文化相似。
從以上的介紹可以看出，這幾個遺址的農業明顯地表現出其進步性，不可能屬於早期的原始農業。那麽中國北方區的原始農業的面貌又是怎樣的？它出現在什麽時候？來源於何方？關於這些問題，迄今還没有任何充足的證據表明它們與在舊石器時代晚期末、中石器時代普遍存在於北方草原區的細石器文化系統有何關係。但有一點是人所共知的，就是在中國北方地區發現的新石器時代早期的文化遺存中，都含有細石器殘餘。而且在農業經濟存在的同時，狩獵和采集或者漁獵和采集經濟仍占相當的位置。這就是能看出它們的淵源關係。正如中國考古學家安志敏先生在他的《裴李崗、磁山和仰韶——試論中原新石器文化的淵源及發展》一文中説的那樣，“黄河流域是世界上農業策源地之一，對亞洲農業的産生和發展有着深遠的影響，它可能是在以細石器爲代表的采集漁獵經濟的基本上産生和發展起來的。”
其實，有些客觀的原因可以説明，爲什麽農業和成熟的定居村落公社的出現在秦嶺以南不比緊鄰的中國北方地區早多少。因爲，秦嶺以南豐富的植物資源和動物資源更利於强化的采集經濟和漁獵經濟，這是有利的一面。但原始人類在這裏也面臨着兩個巨大的困難，這就是滿山遍野的樹木森林和南部平原長着茂密野草的重粘土。雖然許多原始人類用剥樹木、放火燒的辦法來消除木和野草。可是南部平原的重粘土會給原始農具造成很大困難，這種情况不僅在中國南方可以看到，世界上凡是有重粘土的地方都可以見到。學者哈蘭指出，在非洲實行的是鋤耕農業，重粘土區都得避開，或是通過燒草和在雨季末插秧來耕種。正因爲如此，所以在這個潮濕的熱帶和亞熱帶地區農業的發展會相對較晚和慢些。加上重粘土的透水性差，粘性過大，土壤自肥能力差等特點，在人工灌溉和施肥、輪作技術未掌握之前，是難於發展的。鑒於以上原因，中國南北之原始農業，均是在各自地區的特殊自然環境下逐漸發展起來的。但它們各自發展的模式，尤其在原始農業發展前期的模式都是不很清晰。根據中國迄今已發現的屬於舊石器時代晚期末的遺址和中石器時代的遺址都没有發現類似近東和西亞地區同期遺址所表現出那種農業迹象。絶大多數都是反映出强化的采集經濟和漁獵經濟。某種程度“定居”生活的聚落也没發現。有學者認爲陶器的使用意味着當時的人類已喜歡過某種定居的生活。但在中石器時代，陶器是難於發現的。尤其是在中國北方地區，生態環境狩獵和采集的細石器文化如何和後來産生的原始農業連接起來，這方面的考古發現可以説知之更少。雖然根據以上的論述，中國北方地區的農業谷子的生産肯定起源於本地，是由於當地野生粟屬(Setaria)和稷屬(Panicum)馴化的結果，這是肯定無疑的，但它的馴化過程還僅是一個推理，早期的考古發現還欠缺，還得在中石器文化中去尋找。
由此可見，農業起源在中石器時代是佔有多麽重要的位置。而稻作的起源目前發現的還是以在嶺南和嶺北兩側的道縣玉蟾洞和英德牛欄洞的最早。
（作者：張鎮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