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種文化的確立都是由其文化内涵所决定的，每一種文化都具有一定的文化特色，其文化内涵都有一定的範圍，這個範圍包括文化存在的時間空間、分佈空間和本身的形態特徵。它不可能包羅萬象，也不可能無邊無際，所以中石器時代和中石器文化都應有一個概念。概念的確立是爲了促進研究，爲了更好地幫助人們去認識一種文化，一個時代。因此，這個概念下得必須貼切，必須科學，必須恰如其分，不然就不能收到其概念的效果。
對於中石器時代和中石器文化概念的提出，首先始於國外。早在1866年，即在丁·魯鮑克(艾夫伯裏勛爵)提出“舊石器時代”和“新石器時代”概念的一年後，H·威斯特羅普就提出了“中石器時代”這個概念，當時之所以提出這個“中石器時代”，完全是出於滿足考古學者一般以三分法來劃分歷史階段的習慣。“中石器時代”這個概念的本身，並没有什麽明確的内涵。直到本世紀20年代，R·馬卡裏斯特才明確限定了“中石器時代”的概念。30年代，英國著名的考古學家G·克拉克在他的兩部重要著作《英國的中石器時代》(1932年)和《北歐的中石器文化》(1936年)中確立了“中石器時代”在考古時代劃分上的地位，使“中石器時代”及其文化内涵得以確定。這個概念的確立是依據歐洲當時的考古發現和研究成果而定的，它有一定的發生、發展和認識的過程。最先由於在法國南部地區，一系列舊石器時代遺址和瑞士湖居遺址的發現，從而樹立了歐洲舊石器時代和新石器時代的文化代表，與此同時也在地層上發現了舊石器時代與新石器時代文化之間的缺環。具體的是指，當以馬格德林文化爲代表的舊石器時代晚期的狩獵者，隨着更新世最後一次冰期的消融，而追隨他們的狩獵對象向北遷移的時候，但來自西亞的農業文化此時並未遍及歐洲，在此間就存在着文化上的間斷。後來，在法國的一些遺址中發現了一種文化堆積，它們比馬格德林文化晚，但又早於作爲當地新石器時代代表文化的羅本豪森文化，其中最早的一項發現是E·皮埃特於1887年在法國南部的比利牛斯山山麓阿齊爾遺址中發現的地層叠壓現象。在馬格德林文化層之上的兩個文化層中，發現了用鹿角作材料制成的魚叉，用紅赭石顔料綵繪的卵石，還有赤鹿和野猪的骨骼，根據其文化面貌是無法歸入舊石器時代或新石器時代的。比此項發現更早的是來自1879年E·維耶爾在法國埃納省的塔登諾阿遺址的考古發現，小型的幾何型細石器是這遺址的文化特點。這類遺址在其後的日子裏，在相當大的範圍内不斷地被發現，這樣更引起人們的注意。類似的情况也出現在歐洲北部。最早引起注意的是丹麥的所謂“貝丘”遺址。當年J·斯騰斯特魯普和J·沃爾賽之間的辯論，就是代表了當時科學界對北歐這種所謂“舊石器時代與新石器時代之間空白”的認識。
這種認識是從認爲“舊石器時代”和“新石器時代”之間有“空白階段”逐漸轉而承認這一階段在歐洲大部分地區實際上存在着一種人類文化。但在時代劃分上仍未能取得一致的看法。當時的O·門興主張把這類文化遺存與舊石器時代晚期遺存合併爲一，統稱爲“Miolithic”，這是首先用此稱呼的，但與目前所用的“Mesolithic”不同。而另一位學者H·奥伯邁爾則主張把這類遺存分爲兩類，一類歸入“後舊石器時代”，一類歸入“原新石器時代”。不過就有學者指出這一時代的文化内涵是什麽，其概念還是很不明確的。這種觀點一直到20世紀30年代才在理念上得以闡明，確認在歐洲舊石器時代與新石器時代之間存在着一個“中石器時代”，屬於這一時代的文化，稱爲“中石器文化”。
根據研究的結果，歐洲中石器文化内涵是包括如下的概念：從時代上講，始於更新世最後一個冰期之後，即屬於全新世，結束於農業之前；歐洲中石器時代的文化源於歐洲本土的舊石器時代文化；絶大多數歐洲的中石器文化没有發展成爲新石器時代農耕文化，但在一定程度上與其有關連，甚至有相當大的影響；這一階段最重要的變化是冰期的凍土及草原，樺木及松木林讓位於以橡樹爲代表的落葉林；馴鹿、野牛、野馬及其他食草類大型動物减少，代之而起的是赤鹿、牝鹿，最後除了野猪之外幾乎没有大型哺乳類動物；海洋水位的變化，由於冰川消融而使大洋補給水量大大增加，水位逐漸上昇；“中石器時代”最典型的石器特徵是石斧製作的改進技術，小型幾何型細石器及複合工具的出現。
迄今爲止，在歐洲中石器時代考古中已確認了的文化有：塔登諾阿文化、阿齊爾文化、馬格勒摩斯文化。各文化分佈區域如下，塔登諾阿文化分佈地域相當廣，從中歐到英國以至到北非，甚至有人認爲該文化已廣布到印度。其石器特點是大量規整的幾何型細石器，骨制工具很少，幾乎不見藝術品，複合工具已出現。阿齊爾文化分佈區域在法國南部，比利時和中歐等地亦有發現。有人認爲阿齊爾文化是塔登諾阿文化在馬格德林文化的影響下而産生的一種文化。其文化特點是有鹿角的魚叉，綵繪卵石、還有小型圓型刮削器、尖雕刀等。馬格勒摩斯文化是北歐主要的中石器時代文化代表，該種文化遺址多位於低地，從文化的命名中可以體會其意思，“馬格勒摩斯”在丹麥語中即有“大沼澤”之意。這類遺址許多只是在乾燥季節才有人居住。狗是唯一馴養的動物，骨器或鹿角工具是典型工具，數量極多，許多骨器都刻有幾何紋飾，其中一些在一側刻成棘刺作爲魚叉或梭標。石器有石斧、石錐和石鑿，也有由細石器製作成的複合工具和武器。此外，在歐洲還存在着一些分佈地域不廣，存在的時間較短的中石器時代文化，這些文化類型在此就不一一列舉了。
總之，自20世紀30年代以來，通過研究歐洲史前考古有關“中石器時代”和“中石器文化”，經歷了一個從内涵頗爲空泛的“舊石器時代與新石器時代之間過渡階段”的概念，逐漸轉變爲一個内涵限定明確的過程。確立瞭如此的概念：即更新世冰期結束之後，在全新世初期，歐洲絶大部分地區處於舊石器時代晚期的古人類，爲適應新的生態環境而采取了新的生活方式，因而産生了新的文化。在農業文化自西亞經東南歐逐漸向整個歐洲散佈的過程中，這種全新世早期的非農業文化才逐漸消失或融進早期的新石器時代文化中。歐洲的學者把這一特定的史前歷史發展階段稱爲“中石器時代”，在這個時期産生的新文化則稱爲“中石器文化”。
在中國，關於“中石器時代”和“中石器文化”的内涵及對此問題的界定又如何？在此不妨讓我們回顧一下。
不可否認，中國的考古學中許多概念性的東西都來源於外國。尤其是史前考古，不少概念是沿用或者借鑒於歐洲考古所使用的名稱。把中國一些考古發掘中發現的文化用歐洲的文化名稱命名，如什麽莫斯特文化等，把中國的各類石器也用歐洲的石器類型名稱來稱呼，如勒瓦婁型技術和石器等等。造成這種局面有歷史上的原因，這對促進我國當時剛起步的考古學是有一定幫助的，也是相當必要的。“中石器時代”和“中石器文化”的概念也是以同樣的方式被引進我國考古學中的。
早在1926年，美國人N·納爾遜從張家口出發作外蒙古考察時，他在劃分蒙古西部的年代序列時就已經提出“中石器時代”階段的概念。1932年樑思永在一篇題爲《遠東考古學上的若干問題》的論文中引用過納爾遜的劃分法。到1936年鄭師許在《學術世界》雜誌上發表了《中石器時代之研究》的論文，第一個直接談到中國的中石器時代和中石器文化問題。但鑒於當時歐洲考古界對“中石器時代”及其文化的内涵還處於概念不清的階段，把這種概念引用到剛起步的中國考古中，勢必不可能有嚴格的界定，連這個時期和這種文化是否存在，它與舊石器時代、新石器時代及其文化有什麽本質上的區别，在文化和時代承繼上有何關係等問題都弄不清楚，更無法作出具體回答。
所以40年代初期，中國史前考古的老前輩裴文中先生在《史前考古學基礎》一書中也只能簡單地説：“中石器時代爲舊石器時代與新石器時代之過渡期，爲時其短。”無法作更詳盡的介紹。其原因是很清楚的：一來由於當時我國的考古工作還處於一個起步階段，還没有發現具代表性的中石器時代文化遺址，同時在研究工作上也剛剛開始；二來對歐洲關於“中石器時代”所提出的理論也瞭解和研究得不够，怎可能對此問題有一個明確的看法？更不可能對“中石器時代”及其文化内涵的概念提出明確的界定。這點是可以理解的。
50年代，中國考古研究受到來自蘇聯考古界的影響，關於“中石器時代”及其文化的概念也基本搬用蘇聯考古學的概念；《蘇聯考古學》一書是這樣解釋的：“冰期之後，歷史逐漸向新的時代即所謂新石器時代過渡。這一過渡時期有時單獨劃分出來，稱爲中石器時代。”(原始社會史上的這一階段約在距今12000-5000年間）在中石器時代，人類大大地向北方，即過去爲冰川所覆蓋的地區遷徙。另外，新石器時代的起始標準影響着中石器時代下限的劃定。蘇聯《考古學通論》認爲：“新石器時代是從陶器的出現開始的。……關於新石器時代早期是否有畜牧業與農業存在的問題，在科學上是有争論的。”
中國的學者就是在這樣的理論影響下，開始了我們對中石器時代及其文化的研究工作。直到70年代末期，我國有些考古教材中對“中石器時代”及其文化的界定是這樣的：“在舊石器時代和新石器時代之間，還存在着一個過渡階段，叫‘中石器時代’，在這個階段中，人們發明瞭弓箭，但還不會製造陶器。”人類學家吴汝康先生在一部論及人類發展史的著作中，把中石器時代作爲人類發展的普遍階段，並對此作出這樣的界定：“中石器時代特徵之一是人們廣泛地使用了弓箭。……中石器時代文化的另一項特徵是人們廣泛地使用鑲嵌工具。……由於弓箭和其他複合工具的製造和大量使用，促進了生産效率的提高，於是人們的經濟生活起了變化。這種變化是逐漸過渡的，就是由原來的采集者和獵人的生活開始向耕作者和牧人的生活過渡。”
此時，中國發現的屬於中石器時代的遺址也多起來，除了30年代發現的哈爾濱顧鄉屯遺址、札賚諾爾遺址和廣西武鳴縣的苞橋、芭勛、騰翔和桂林市郊等四處洞穴遺址外，陸續發現陝西大荔沙苑、河南許昌靈井、山西沁水下川、西藏聶拉木縣亞裏村、黑龍江海拉爾松山等遺址，爲研究中國中石器時代及其文化諸問題增加了新材料。但是在研究過程中，仍然未能取得共識。其中之關鍵問題就是對中國中石器時代和中石器文化内涵的界定各説不一。如關於中石器時代年代的上、下限問題，就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認爲中石器時代下限可能屬於全新世，其上限是更新世之後，全新世開始。這種看法和歐洲中石器時代的上限界定是一致的。但也有的認爲，更新世晚期也含有中石器文化，因此其上限並不局限於地質年代上的全新世，這與更新世最後一次冰期所引起的氣候變化不一定有必然聯繫，甚至有的把下限界定在更新世晚期，如許昌靈井遺址和下川遺址的報導就屬此列。這種界定與歐洲中石器時代的界定有較大的區别。關於下限，一般都認爲不與陶片和磨光石器共存是其主要標誌。近年來隨着農業起源問題研究的深入，也有人指出，中石器時代是農業産生之前的階段。這一點與歐洲中石器時代下限的界定基本一致。可是就歐洲中石器時代下限的這一界定，也没有完全具有普遍意義。因爲在東南歐的一些地區，仍然發現了不與陶器共生的所謂“前陶新石器時代”階段，但這一階段較之西亞相對短些。這樣一來，用不與陶器共生和農業生産出現這兩者來作爲中石器時代與新石器時代的界限標準似乎還有探討的餘地。
這種情况對於中國這樣一個人多地廣、生態環境多樣化的文化區域，很可能在某些區域内存在着類似於歐洲的發展模式。但也極有可能不一定像歐洲那樣具有相同的發展模式。鑒於這種情况，我們對中國的中石器時代及其文化内涵界定就必須采取慎重的態度。如果簡單地想用一個模式去套，可能會導致失敗。
在探討中國中石器時代及其文化的界定之前，我們不妨學習一下西亞地區史前考古發現的成果。西亞地區是世界公認的在農業起源考古研究中取得顯著成就的地區。本世紀30年代以來，歐洲和美國的考古學家一直在西亞地區進行着考古研究。通過田野考古發現，這裏的文化發展情况與歐洲不同，發現原來劃分爲中石器時代的納吐夫文化，經年代測定屬於更新世晚期，上、下限分别爲：10300±65B·C·（HV4074）和8640±140B·C·（LV-607），有人認爲這類文化不一定與最後冰期以後的環境有關。另外在納吐夫文化中，甚至在此之前的克巴拉文化中就有動物馴養的趨勢，栽培植物，小麥與大麥的野生組本就已由人類較爲集中有意識地采集，保存起來。在克巴拉文化晚期的某些遺址中發現有諸如石鐮、磨盤、杵臼之類的的植物加工工具，這種工具在納吐夫文化中更爲普遍，這表明集中采集所反映的農耕經濟前奏已出現了。這種以克巴拉文化爲代表的文化分佈仍相當廣，在西亞的巴勒斯坦，在土耳其安那托利亞地區、伊朗、伊拉剋的扎格羅斯山地區均有分佈，只是稱呼不一樣。在安那托利亞地區的叫貝爾巴西文化，在扎格羅斯山地區的叫扎爾齊文化。這類文化與新石器時代早期文化的承繼關係是很清楚的。比如在巴勒斯坦的耶利哥遺址中，納吐夫文化、原新石器時代階段、前陶新石器時代階段、有陶器的新石器時代這四者是一脈相承的。同樣，土耳其貝爾巴西文化之後的貝爾迪比文化在其早期階段（C層）與納吐夫文化的關係也很明顯。
根據研究結果，有人提出在最後冰期結束之後，雨帶從北非與阿拉伯地區向北移向歐洲，西亞地區的氣候逐漸變得乾旱，生態環境使人與動、植物的關係變得更加緊密，隨之引起農業的産生。言下之意就是説西亞地區的農業是在乾旱的自然環境中誕生的。雖然關於農業起源的普遍原因目前還有不少争論，但有一點是清楚的，西亞顯然不同於歐洲大部分，冰期之後的氣候變化没有導致狩獵—采集經濟系統内部的轉變，而是由舊石器時代文化的狩獵—采集經濟逐步過渡到農耕—畜牧經濟。準確地説，那裏不存在歐洲那種“中石器時代”。所以在西亞地區的考古年代系列中已不用“中石器時代”這一概念，取而代之的是“後舊石器時代”和“前陶新石器時代”。即把原來劃分爲中石器時代的納吐夫文化這一階段與以克巴拉文化爲代表的文化群統一劃爲“後舊石器時代”，時代處於更新世末期到全新世的開始。然後經全新世的原新石器時代、前陶新石器時代，而進入有陶器的新石器時代晚期，這時已是新石器時代農耕文化的昌盛階段。
在此，作者想提請讀者注意一個問題，那就是在西亞地區的考古時代劃分上雖然否定了“中石器時代”的存在，但取而代之的是“後舊石器時代”和“前陶新石器時代”。既然納吐夫文化和克巴拉文化之間没有本質上的差异，它們與舊石器時代晚期文化或早新石器時代文化均無實質性的區别，爲何又不乾脆地分别劃歸兩者之内，而又稱爲以上兩種名稱呢？有學者認爲，這種概念上的轉换可以去掉或避免與歐洲考古的“中石器時代”概念内涵相矛盾的地方，有利於樹立了史前農業起源地區文化自身發展的具體標尺，使之區别於傳統上根據歐洲考古所推定的人類文化進程一元論模式，爲人類文化的多元發展提供了一個明確的代表。但是否可以把它看成爲同期异相的東西，年代相同，但由於生態環境不同，致使人類的生産活動不同，社會經濟類型不同，所以稱其爲同期异相也未必不可。
有些材料似乎證明，世界上不止西亞地區不存在“中石器時代”，東北亞考古中發現，西伯利亞地區的一些舊石器時代文化一直延續到全新世早期，與新石器時代文化直接銜接。因而有人據此提出全新世“舊石器時代”的概念。在蒙古，過去一直認爲代表“中石器時代”的遺址中，近年來發現了陶器，使以這種遺址所代表的中石器時代文化失去了前提條件。而在日本，陶器研究證明，陶器最早出現於距今一萬三千年前。這些實例都對“中石器時代”的時代界定産生巨大的動摇力。在東南亞，原來名爲代表中石器時代的“和平文化”，其文化内涵，無論在時代空間和分佈範圍上已成爲一龐雜的文化體系，顯然不同於傳統上的“中石器時代”模式。
由此看來，作爲史前發展史中一個階段的“中石器時代”及其文化是否存在似乎確定有些問題。對“中石器時代”和“中石器文化”概念的界定確需作進一步討論。在此，我們先概括地談談對此問題的看法，然後通過我們多年來調查發掘所發現的材料和經綜合研究所得的成果的介紹，對此問題進行進一步的闡述。我們認爲，對於中石器文化内涵的界定問題是直接解决所謂“中石器時代”和“中石器文化”問題的關鍵。根據我們掌握的材料可以證明，不管我們怎樣看，在舊石器時代和新石器時代之間，一個過渡時期的存在是客觀的，這個過渡時期存在的時間長短，在世界上各個不同地區是不可能相同的，就算在一個大地區内的不同小地區裏也有明顯的差异。造成這種狀態，其原因頗多，但主要的還是各地區不同的生態環境所造成。因此，這個過渡時期的開始和結束，在年代上只能是一個大概的時候，即開始於世界上最後一次冰期行將結束的時候，而結束於全新世早期階段。但世界性最後一冰期是指亞洲的大理冰期和歐洲的維爾姆冰期、北美洲的威斯康星冰期、非洲的井布爾雨期。這些冰期的高峰期是距今大約四萬年前，過後氣温逐漸回昇，到了大約距今一萬年前，地球的氣候才開始了冰後期的氣候環境。這是一條全球性氣候變化的粗綫條。其實早在距今三萬多年前，隨着冰期高峰期的過去，冰川開始消退，全球性的氣候回昇，可以想象到，在地球高緯度和低緯度地區，冰川覆蓋的厚度和消融的速度，由此而帶來的氣温的變化都不可能一樣的。南北之間相差一千幾百年並不奇怪。所以，在這時期生活在地球各個不同角落裏的古人類，因爲適應新環境而引起他們的生産活動的變化也是不可能完全同步的。時間上有差异，所産生的文化也不可能完全一樣，因爲冰後期所形成的新環境也不同。這會直接影響到文化類型的形成和發展。
如果用這個觀點去理解和解釋在過渡時期，世界各地所發現的各種不同類型文化，它們之間的差异以及與所謂“中石器時代”和“中石器文化”概念界定的矛盾就容易解决。不管是西亞地區或者是東南歐地區及其他地區，其結果都是一樣的。客觀上是這樣，過渡時期長，中石器時代的特徵明顯，中石器文化存在比較豐富，便於研究也便於人們接受。過渡時期短暫，中石器文化存在少，中石器時代的特徵不甚明顯，難於與上、下文化時代區分。但不可否認，在文化特點上還是有差异的，不然爲什麽不直接劃歸舊石器時代或新石器時代，而又要劃出一個“後舊石器時代”和“前陶新石器時代”呢？這種劃分本身就承認了差别的存在，而且不是小差别，是一種可以獨立成代的差别。至於在前面提到東北亞的情况，説什麽西伯利亞地區的舊石器時代文化一直延續到全新世早期，與新石器時代文化直接銜接，在此首先要弄清楚是時代劃分上的直接銜接呢還是文化性質上的直接銜接。如果是時代劃分上的直接銜接這並不奇怪，這只能説是文化發展的不平衡性所造成。我們不能忽視，西伯利亞所處的地球緯度並不低，在高緯度地區人類適應生態環境變遷而改變自己的生産活動相對地會遲了些。總之，根據現已發現的材料證明，由於最後一次冰期的影響，全球性的氣温可以比非冰期低5-7℃，在高緯度的地方可能更加寒冷。但在各大洲不同之地方由於地理環境的差异，所以冰川對各地的影響就不同，例如在非洲，只有很少一些地方有冰川出現，僅僅是在冰期時期其降水量大大增加起來，所以此時稱雨期。因此在冰期過後，其變化也是不同的，就算同是亞洲和歐洲，在山區、高原區的變化反應就與丘陵區和平原區大不相同，往往出現同期异相的自然景觀。在這種情况下，生活在這些地區的遠古居民，他們的一切活動也必然發生變化，而且可以肯定，這些變化也不會相同的。當然，我們不能説環境條件决定論，但可以説，當時的古人類對自然環境的適應能力已變得相當强，而改造自然環境的能力還是很微弱的。所以在世界各地，這一時期出現不同的社會經濟類型和生活方式都是很正常的。這就是出現不同文化類型的根本原因。因此我們認爲，我們不必爲此而傷腦筋，一定要尋找一個共同的模式去套它們。我們可以通過研究在這一時間空間上，各個不同地區，生活在不同的生態環境中的人們，他們所從事的與大自然作鬥争來求生存中所進行的一切，從中找出其共同點和差异點，再反過來和生態環境變化的規律對照，深入瞭解它們之間的關係。這樣對任何一個歷史時期文化發展的研究，對其文化内涵的界定都不會很難。正因爲我們遵循着這一原則，贊成要用具體情况具體分析的方法來進行研究，而不贊成用單一的模式去套，不贊成只把使用細石器工具的文化纔可歸到中石器文化中來。根據近十多年來對南方舊石器時代晚期文化的研究，對過去已發現的屬於中石器時代文化遺址的研究，聯繫南亞和東南亞地區以及中國北方地區同期文化的對比研究，我們認爲對中石器文化内涵應該這樣界定：
1.這種文化只存在於舊石器時代晚期末一直發展到新石器時代早期前一階段。即是最後一次冰期結束，冰後期開始的早期階段，結束於農業出現之前。
2.其主要的社會經濟類型是漁獵和采集，采集已發展到水邊，變成後來的大量撈捕，所以爲後來貝丘遺址的出現創造條件。在内陸地區，狩獵經濟由於工具的改善而有較大的發展，與漁獵和采集經濟形成一種綜合型經濟。這種經濟類型的改變與當時的生態環境變化有直接關係。
3.生産内容和方式的改變必然帶來生産工具的改革。漁獵和采集以及捕撈要求大量的竹木器工具，所以適合加工這類工具的石器工具就應運而生。大型非陡刃礫石工具早在南方地區存在，但它不適宜進行竹木器工具的加工，後來的陡刃礫石工具的産生就是在實踐過程中逐漸形成的。北方地區細小型石器向細石器轉化和發展，複合工具的大量使用，也是狩獵經濟在中石器時代新的環境下發展的必然結果。
4.這個時期的文化和歐洲中石器文化一樣，都不具有制陶工業，農業和畜牧業均處於萌芽階段。個别地區由於生態環境允許，已産生了集中采集經濟，所以在其文化内涵中出現石磨盤、杵臼和石鐮之類工具就一點也不奇怪，但不具備普遍的意義。
5.原始藝術和宗教觀念已出現，這是中石器文化的特徵之一，也是一種臨界性文化必然具有的特點。就是向新石器時代文化過渡的臨界文化。
6.社會結構開始由遊動群體走向半定居或定居生活。這象徵着原始群體的解體，氏族社會的開始。
上述是我對中石器文化内涵界定的看法，僅作爲一家之説供大家參考。望能得到衆家之賜教。
（作者：張鎮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