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大海，充滿神秘的魅力。
我國有18000公裡的海岸綫。自古以來，海邊的居民以海爲伴，探索大海之奧秘，探索彼岸之奧秘。早在2500年前，孔夫子就說：“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可見他老人家對大海寄予無限希望。可惜他幷沒有“乘桴”出發，可惜他的3000弟子沒有一個繼承老師的遺願，祗能留下無窮的遺憾。
孔夫子逝世大約500年後，提倡“獨尊儒術”的漢武帝開闢了兩條“絲綢之路”，一條是陸上絲綢之路，另一條是海上絲綢之路。陸上絲綢之路的始發地自然是漢武帝居住的長安；而廣東以其得天獨厚的歷史地理條件，成爲海上絲綢之路的始發地，也就成爲海外各國文化首先登陸之地。
唐朝，陸海兩條絲綢之路得到進一步發展，作爲兩條絲綢之路起點的長安和廣州，成爲中外經濟文化交流的國際大都會。據有關史料，當時在廣州居住或經商的外國人達到12萬之衆。張九齡在《開鑿大庾嶺路序》中寫道：“海外諸國，日以通商，齒革羽毛之殷，魚鹽蜃蛤之利，上足以備府庫之用，下足以贍江淮之求。”足見當時廣東與“海外諸國”交流之暢通。唐朝的開放程度在全世界可以說是首屈一指的。正是這種開放的格局，造就了每一位炎黃子孫都爲之自豪的盛唐文化。
宋朝之後，由於西域通道先後爲北方遊牧民族所控制，海上絲綢之路作爲中國與中亞各國交往的主要通道而進一步發展。明朝，鄭和七次下西洋，將海上絲綢之路史推向高峰。英國有位學者經過10多年研究，到100多個國家取證，認爲鄭和是發現美洲第一人，比哥倫布發現新大陸早70多年。《廣東海上絲綢之路史》根據有關文獻資料記述，這位偉大的航海家七次下西洋，都經過廣東，其中第二次“首從廣東往佔城國”，廣東沿海許多地方至今留下他的遺迹。
及至明朝中葉，中國開始“閉關自守”。清朝康熙年間，不僅繼續推行“閉關自守”政策，而且更爲嚴厲，“片板不許下水，粒貨不許越疆”。鄧小平說：“如果從明朝中葉算起，到鴉片戰爭，有三百多年的閉關自守，如果從康熙算起，也有近兩百年。”正是三百多年的閉關自守，嚴重束縛了中國生産力的發展和中外文化的交流，使得具有封閉性的內陸文化逐漸成爲中國文化的正統。然而，正統幷未一統天下，廣州一口對外通商，獨領風騷，成爲世界海交史上唯一的2000多年不衰的大港；獨享海風的沐浴的珠江文化，在神州大地“萬馬齊瘖”的情况下，反而凸現自身的價值。
回顧歷史，可以看到：海上絲綢之路是一條紐帶，將中國傳統文化和“海外諸國”包括東南亞、南亞、中東乃至西方文化連結起來。在漫長的歲月裡，在嶺南尤其是廣東這片土地上，源遠流長的中國傳統文化與具有海洋性的各國文化互相交流，互相融合，從而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珠江文化。
二
自從美國學者亨廷頓提出“文明沖突論”以來，全世界從國家首腦到各界學者，都越來越感到文化的地位舉足輕重。文化就是人類的精神創造及其成果，在當今世界，它已成爲綜合國力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經濟實力乃至綜合國力的競爭，很大程度上就是國民科學文化素質的競爭。如何看待和繼承中國傳統文化，也就成爲一個世界性的課題。
然而，中外不少學者在研究中國傳統文化的時候，總是將目光集中于黃河，集中于黃河邊上的黃土高坡。在他們的眼裡，我們這個黃皮膚黑頭髮黑眼睛的民族以及所崇尚的儒家文化，似乎與封閉有著某種必然的聯繫，甚至將中國在一段時間實行的“閉關自守”歸咎于中華民族傳統文化，這是不恰當的。他們忽視了以兩條絲綢之路尤其是海上絲綢之路爲代表的中國對外開放史，忽視了具有開放性的漢唐文化，更忽視了始終保持其開放性的珠江文化。
有感于此，從20世紀90年代中葉起，廣東省政府參事室、文史研究館就組織一批政府參事、館員和有關方面專家學者，包括文化學家黃偉宗、地理學家司徒尚紀、歷史學家黃啓臣、語言學家葉國泉、海洋學家甘子鈞以及作家洪三泰等，對廣東地方文化進行綜合性系統性的研究考察。首先考察了大庾嶺、珠璣巷、南華寺、馬壩人、古廣信、西江龍母和高凉冼夫人等遺址，接著，到海上絲綢之路的各個港口——徐聞、雷州、赤坎、陽江、廣州、汕尾、樟林、柘林等進行系統的調研。同時，于2000年成立了廣東珠江文化研究會；舉辦了珠江文化特徵研討會、海上絲綢之路與中國海洋文化研討會、海上絲綢之路與珠江文化研討會、海上絲綢之路與中國南方港研討會、惠能禪學研討會等一系列研討活動；編著出版了《珠江傳》（司徒尚紀）、《開海》（洪三泰等）、《千年國門》（譚元亨等）、《海上絲綢之路詩選》（陳永正編注）、《廣府海韵》（譚元亨）、《東方的發現》（徐肖南等編譯）、《交融與輝映》（黃鶴等編）等一系列著作；在這次海上絲綢之路與廣東建設文化大省研討會上，又推出《廣東海上絲綢之路史》（黃啓臣主編）、《珠江文化論》（黃偉宗）、《珠江文化與史地研究》（司徒尚紀）等三部著作。在考察過程中，省政府參事黃偉宗等就如何保護、開發、利用這些文化遺産，向省和當地政府提交了多份建議，得到有關領導和部門的採納。作爲省政府參事室、文史研究館的工作人員，我有機會自始至終參與這一系列考察和研討活動，從而對珠江文化的源流、特徵和優勢有了比較全面的認識。
正如珠江由三條支流匯集而成，珠江文化也有多個源頭。而在多個源頭之中有一個主要源頭，它就是從中原傳入的漢族移民文化。秦朝開通靈渠，使長江和珠江兩大水系溝通，中原文化隨之而傳入嶺南。西漢“交趾刺史部”所在地廣信即今封開和梧州一帶，便成爲嶺南最早傳播中原文化之地。廣信處於漓江、賀江與西江匯合之處，扼西江之要沖，沿江向東可抵番禺，溯江向西可抵南寧，向北則可通過漓江、賀江經湘桂水道或富川新道直抵中原，交通較爲便利。早在秦朝軍隊徵討嶺南之時，這一帶曾發生激戰，原有土著因抵抗失敗而逃散，於是成爲漢族移民聚居之地。從西漢起，廣信聚集了一批從中原遷來的文人，其中有著名經學家陳欽和他的兒子陳元。陳元被譽爲“嶺海儒宗”，晚年在廣信講學，傳播以儒家爲代表的漢文化。隨著漢族移民與當地土著的融合，中原漢文化也就與嶺南百越文化逐漸融合，幷借西江——珠江水系向嶺南各地擴展，逐漸形成具有“水文化”特色的珠江文化。
珠江的特徵是江海一體。珠江有八個出海口，這在全國各大江河中是罕見的，充分顯示它與大海的密切關係。珠江文化是中華文化這個大家族中最具海洋文化內涵的，它不僅通過靈渠引入中原文化，更重要的是通過海上絲綢之路引入“海外諸國”的文化。東漢時期廣信人牟子研究從天竺（印度）傳入的佛學，幷寫出中國第一篇佛學論著《理惑論》。南朝時達摩來中國傳教，也是經海路到廣州西關登陸。雖然他後來北上，落脚于少林寺，成爲中國禪宗的始祖，然而，真正將佛學中國化，建立中國特色的禪宗，是新興人六祖惠能完成的。惠能最初到湖北東山寺拜師，後回廣東，在粵北曲江南華寺完成了建立中國禪宗的使命，看似偶然，其實是歷史之必然。與惠能同時代且系曲江人張九齡，正是爲了發揮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作用，使這條海上絲綢之路沖破五嶺的阻隔向北延伸，才發起幷主持開鑿大庾嶺之道。這一工程的完成，大大促進了海外——廣東——中原的商品流通和文化交流，廣東也就成爲海外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交流的樞紐。〖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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