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簡單地把當今中國南北文化的差异，說成是經濟文化與政治文化的衝突，幷預言一個“經濟文化時代”的到來，從而定南方文化爲一尊，表面上是推崇南方文化，實質上却是混淆概念，缺乏某種必備的理論修養的表現。
某些論者所特指的“政治文化”，無非是指舊的即自然經濟形態的文化、倫理秩序之定位不移或官本位的强化，而所指的“經濟文化”，當是指今日商品經濟形態的文化，是建立在“物的依賴性之上的人的獨立性” (馬克思語)，民主、平等、科學。但這實際上仍是兩種經濟形態的文化的衝突，也就是兩種經濟文化的衝突，怎麽可以把一方稱之爲“政治”而另一方稱之爲“經濟”呢?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能說北方只有政治而無經濟，而南方只有經濟而無政治麽?如照此推理，北方的理論家譏諷南方只是單色的“市場人”甚至“只會生孩子而不會起名字”……等等，倒大可以爲這些南方的理論家的“理論”予以印證了。
這是一種浮躁的心態，急于爲自己正名而缺乏必要的理論準備。
事實證明，這種浮躁恰巧適得其反，欲速而不達。
無疑，當今來自北方的譏評是够人聽的了，尤其是有人在某些權威性報刊上把中國文化劃爲京派、海派與港味——把珠江文化劃歸于“港味”之列，從而斥之爲殖民地文化。這顯然是一種歷史的偏見乃至于無知，但我們也應當看到，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內，作爲珠江文化宏博的氣勢與厚實的歷史感，是一度被泡沫狀的浮淺的亞文化或泛文化所遮蔽(姑且借用一下海德格爾常用的這個術語)而沒能讓人關注，雖然亞文化和泛文化幷不可以簡單加以否定或抹煞——關于這一點，後面再會論及。
而强調“經濟文化時代”到來的人，恰恰又錯把某些亞文化或泛文化現象當作了本質，從而自己去抹煞掉主文化或高層文化，表現出某種短視與局限來。
二
我很欣賞廣東一位學者型的作家在他近日答記者問中的幾句話，他說“在廣東，同樣有爲民族命運、國家前途而操心的人，同樣有在歷史與現實中沉思的人。”近日，我采寫全景式長篇報告文學《廣東大寫真：陷不住的馬前卒》中，所記錄下來的正是這麽一批憂國傷時之士：領導層中從任仲夷到許士杰，理論界中從未等到“理論徹底”而飲恨逝去的卓炯、孫孺，到一批力主市場經濟理論幷早有建樹的年輕學者，以及實業界、文化界的衆多先行者——他們，正是廣東的靈魂，廣東的希望所在。只可惜，那些只看到“經濟文化”的人，竟忽略了他們的存在。
他們，正是廣東的主文化大軍。
雖然電視劇是作爲大衆文化而出現的，但從廣東電視劇中滲透的人文精神、高品位的藝術性，不是連北方的作家學者也爲之折服麽?葉楠先生在談到《外來妹》、《商界》與《中國知青部落》之際就認爲，廣州的文化，也會與廣州的經濟一樣，同樣走在全國前面。衆所周知，由于操作上的原因，更重要的是思想藝術修養上的準備，真正的鴻篇巨制總是要稍後一步才能出來的。所以，作爲大衆文化的電視劇在廣州率先打響，正是標志著廣東的主文化隨後的重大突破以及大規模的崛起。這决不是憑空推測的。人們已經看到了，在廣州地區，一批學者型的作家，已開始拿出或者正在埋頭創作相當多部無論是在深度上，還是廣度上爲前輩作家所達不到的大型作品。而從“學者型”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又在全國業已“先走一步”，標志著廣東作家素質一個新的飛躍。
不知鼓吹“經濟文化”者，是否認爲這又“回”到了政治文化上了?但有人憑此提出廣東作家須“更新換代”，却不無道理。這又何止是廣東作家呢?整個中國亦應如此。過去低文化低教育充斥文壇的現象，不亦引人警醒麽?
三
如果文化素質高一點，我想，完全用不著拿“經濟文化”當幌子以强調南方文化的優勢。事實上，粵語、客家語、潮汕語，不僅僅代表了三種語言斷層，也代表了廣東獨特的、具有巨大歷史厚度的“三位一體”的人文景觀。如果稍懂一點歷史的話，這恰巧是幾千年華夏文明的最後的重心。一部中國史，可以說是來自大漠以北的游牧民族——史稱蠻族入侵南下的歷史，而中原文明也就極大地壓縮于東南沿海一帶。如客家人的五次大遷徙。尤其是南北朝以來，中國基本呈現的是武力南下而文化北伐的雙向流動態勢。到了近代，李鴻章更是驚呼“三千年來未有之變局”，中國文化呈現出自南而北、自東而西的新走向，所以，近代三大革命運動，都啓動于廣東，東南沿海成了經濟、文化的中心。只是由于一度的迷誤，中國再度閉關鎖國，東南沿海的本位才被動搖；但今天，這一本位無疑義得到歷史性的複歸。
這便是珠江文化的“過去時”。
而它的“現在時”，由于過去幾十年的迷失造成的後遺症——這在我們無論如何是應當重視的，文化科技的力量被極大地削弱。如第一届學部委員，光珠江三角洲的就同上海一樣多，而梅汕地區的比上海還多出40%；而這一届，廣東竟差點吃了零頭。所以，這一層次的文化人素質是令人扼腕的。更新換代勢在必然。否則，不足以提高廣東的文化品位。好在後來居上者的勢頭，今日已相當喜人。這自然與歷史本位的變遷有關。當代思維科學一個最主要的論點，在于“群體激發心理”對造就某個地域性文化（含科技）名人的顯著效應。
所以，對廣東文化的“將來”時，我們不必憂慮。目前，內地文化界在躁動，但廣東文化人反而沉下來了，在向高檔次的文化精品進軍，在創造文化心理更高的附加值了。可以預期，具有當代意識與鮮明的民族特色的大作品，在不久的將來，會誕生在這沉積了幾千年華夏文明而又最早迎接世界現代化浪潮衝擊的這片新月型的寶地上。
四
還應補說的是，作爲廣東的大衆文化，包括亞文化與泛文化“爲天下先”，亦不無積極意義。五年前，我在一篇文章說過，改革開放的不可逆轉，必將根除文化衝突引起的恐懼；而當主文化失去鮮明的現代色彩（由于恐懼或控制），泛文化却不乏這一色彩，如流行音樂之類，這也是對主文化的“淡化”和反叛。文中我舉了美國Beat genenation（所謂“垮掉的一代”）爲例，說這種泛文化也有畸變，亦有而過多矯飾、做作，但在美國却促成了今日的新文化，“搖滾音樂在美國曾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但後來却成了美國精神文化的主流”，所以，亦不難從這種泛文化的反叛中尋找到生機。不久前，在論及廣東在經濟轉型期出現的“牛仔文化”時，我也說，美國大作家如馬克•吐溫、福克納、海明威的作品，亦不難找到它們當日牛仔文化的痕迹。在這個意義上，大衆文化正是爲主文化的興起與成型起到了掃清道路的作用。
我想，不要不加分析地、急于將經濟上的“新詞”加在文化上當標簽，在這裏，我倒願引用一下“五•四”運動的先行者、當日高奏歷史主旋律“民主”與“科學”的許德珩的一句名言作爲結束語：
過去的文化是歷史，
今天的歷史是文化。
這自然是一種文化史觀。
廣東的理論家們，正需要從這種宏觀的歷史角度上審視珠江文化，才不至于倉促下結論。
作者：譚元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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