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著名作家陳殘雲逝世周年之際，《陳殘雲評傳》（何楚熊著，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問世，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評傳》全面、詳盡地介紹了這位著作等身的老作家光輝的一生，同時也對他的文學生涯和近千萬字的作品進行了細微的分析和全面的評價，可謂一部有價值、有份量的專著。剛才發言的幾位專家所作的肯定評價，我完全贊同，相同的看法我就不重複說了。現在我只想就《評傳》413頁中一段話所提出的問題談點看法。這段話的原文是：
“如果說，陳殘雲是與時俱進的珠江文化的典型代表，那麽，《香飄四季》就是珠江文化美學品格的杰出代表，是中國當代文學史上獨樹一幟的杰作，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中應當占有一席之地。遺憾的是，在中國當代文學史著作林立的今天，還沒見有哪一部有對《香飄四季》的評述。這不能不說是中國當代文學史研究的嚴重缺失。”
我認爲這段話的觀點是正確的，所提出的問題是有重大意義的。《香飄四季》是陳殘雲的代表作之一，出版之時影響甚大，除國內大量發行外，還有海外的發行本和英文翻譯本。評論界、學術界均有不少研究家和讀者的評論，在某些外國出版的當代中國文學史上也有些少對這部作品的評述，國內出版的許多當代中國文學史著作中也有一些評到，但往往幾筆帶過，語焉不詳。照我看來，對這部著名長篇小說如此冷淡的原因，主要在于兩個方面：一是關係到反映上世紀五十年代後期總路綫、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的農村題材作品的重新評價問題；二是對珠江文化的認識和評價問題。
衆所周知，由于受極左路綫和思潮的影響，1958年的“三面紅旗”運動是錯誤的。1979年在黨中央關于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决議中已經對其否定，認爲是過分强調主觀能動性的産物。《香飄四季》是以這個時期的華南農村生活爲背景，難免受到當時浮誇風的影響，但從小說的主體內容上說，是基本正確的，是經得起歷史檢驗的，是有持久的思想和藝術生命力的。這部小說與當時寫農村生活小說最大不同之處，不是以當時政治運動的鬥爭作爲鋪設矛盾的格局或基礎，而是以興修水利爲小說的中心故事情節，以許火照與葉肖蓉、何澤與許鳳英、何水生與阿秀等青年男女在這過程中的種種糾葛爲經緯，反映和歌頌了當時現實生活中存在的、至今仍值得提倡的你追我趕的蓬勃朝氣，表現了當時許多作家不敢表現的青年愛情生活，塑造了一群栩栩如生的、性格鮮明的青年農民形象，熱烈贊頌當時現實中的生活美、人情美、人性美，以優美的筆觸和具有地方特色而又是人們都能讀懂的“廣州牌”普通話，描繪了華南農村生活中具有豐富文化底蘊的世態風情，可以說是一部具有濃郁的時代氣息和地方色彩的優美的田園牧歌。可惜這部作品的這些突出長處和價值，被一層極左時代陰影蒙蓋住了（或者說這種陰影遮住了人們的眼睛）致使未能認真地去看清和辨析這些長處和價值。而文學評論界和研究界，又未能盡力盡責地下功夫去撥開或透視這層陰影。恐怕這是造成中國當代文學史上這個不應有缺失的一個原因吧？
但我認爲，造成這個缺失的更爲重大的原因是在文學界、文化界、藝術界對珠江文化（嶺南文化）的存在和重要地位缺乏應有的認識和重視。早在1991年夏，廣東舉辦陳殘雲文學生涯55年慶賀活動的時候，這位當時77歲高齡的老作家被列入了中國文化名人系列。在研討會上，我提交的論文是《論珠江文化及其典型代表陳殘雲》，這是我通讀陳殘雲在各個歷史時期發表的作品（尤其是主要代表作品）之後，經過認真思索寫出來的。研討會上，好些作家、評論家同意我的看法。但是，幷未引起全國文藝界、文化界的注意。後來我才瞭解到不僅陳殘雲的作品如此，對其他作家（如歐陽山、吳有恒、黃谷柳等等）的作品也如此，對嶺南畫派、廣東音樂、粵劇等的作品也如此。直到八十年代，我先後參加一些全國性的作品評獎工作和學術會議，幷到國外講學或開會，才逐步知道北方和外國學者對珠江文化所知甚少，對文學作品中所寫的文化與生活陌生，對用“廣州牌”普通話寫作的作品語言更是不理解、不接受。如此隔膜狀態，怎能對珠江文化及其作品理解和重視呢？由北方學者所編的中國當代文學史對《香飄四季》評價的“缺失”，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這種狀况，同中國作家很難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原因頗爲相似。
正因這個原因，我從陳殘雲研究開始研究珠江文化，從1989年到現在十多年時間，將主要精力放在同一班跨學科的專家學者一道，成立珠江文化研究會，啓動了珠江文化工程項目，對珠江文化進行了開拓性的、系統的研究開發工作。由此，我們才逐步認識到：從根本上解决《香飄四季》和陳殘雲在文學史上“缺失”問題，必須解决珠江文化在中國文化、乃至世界文化中的“缺失”問題。也即是要從根本上解决珠江文化在中國和世界的重要作用和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問題。從更深的層次上說，要解决珠江文化的地位問題，又必須從中國以至世界文化結構的高度看水域文化的地位問題。從現代世界水文化理論上看，中國是多江河水域構成的江河文化爲主體的國家，是多元一體的文化，即毛澤東所說的“茫茫九派流中國”；中國又名“九洲”，即有多條江河沖積所成之意；舉世公認中國以黃河文化、長江文化爲主體，也可佐證這種觀點。可見，我們作爲中國第三大河——珠江水域的學者歷來只稱“嶺南文化”，而不稱珠江文化，這樣做，首先就是在中國多江河文化格局中除去了珠江文化的本有席位，使其離開了中國水域文化的系統，只是以大陸文化觀念和疆土位置作出“嶺南文化”之稱謂。應該說，在過去年代以此命名，是可以理解的，約定俗成，已成傳統習慣，暫可不予廢弃，在一定場合可與珠江文化概念幷用，但應當逐步轉變過來，以科學的稱謂爲宜。
嶺南之“嶺”，原指越域嶺、萌渚嶺、都龐嶺、騎田嶺、大庾嶺等五嶺，不僅現在知者不多，而且實際上交通和地形也有變，而又無“嶺北”之說法，人們更難理解“嶺南”爲何物？從地理學上說，五嶺之南只是包括廣東之中西部和廣西之東南部，範圍甚小，而珠江文化不僅可以包括嶺南文化，而且更擴大更確切，因珠江是由東江、西江、北江及珠江三角洲構成，從水域上說主要包括廣東、廣西、香港、澳門和海南島，包括西江的源頭雲南、貴州，北江源頭湖南，東江源頭江西，從經濟水域上說包括韓江流域（潮汕、梅州）及其源頭福建等的部分地區。由于“同飲一江水”，使得這偌大的水域儘管民族衆多，地區之間經濟文化有種種差异，但有著許多相通之處和共性特點，有著豐富濃厚的文化傳統和底蘊，而且有完全可與黃河文化、長江文化對接和幷列的文化結構和系統，同黃河文化有其始祖黃帝、哲聖孔子，長江文化有其始祖炎帝、哲聖老子一樣，珠江文化也有其始祖舜帝、哲聖惠能。尤其是珠江文化有自己的人文歷史和自然地理條件，形成了自己的特質和風韵，如果說黃河文化是李白詩所寫的“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的神韵，長江文化是蘇軾詞所寫“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的氣概，那麽珠江文化則如嶺南第一詩人張九齡所寫“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的風度。這也是江海一體的氣度，其根蒂是在于珠江之出海口僅三角洲就有八個“門”，歷代以江海爲生，自西漢開始的“海上絲綢之路”由此發端，遍布世界的華人華僑有三分之二出自廣東，這即是珠江文化同黃河文化、長江文化最大不同點——海洋性的明證和根由，因此而使珠江文化具有敏感性、浮動性、包容性、多樣性、平民性、實用性等特質。
即將由香港中國評論文化有限公司出版的、由廣東珠江文化研究會等合編的《海上絲路文化新里程——珠江文化工程十年巡禮》一書對此有全面的介紹和系統的論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長春同志曾經指出：廣東是“海上絲綢之路”的“發祥地”，孫中山民主革命的“策源地”，是新時期改革開放的“前沿地”。這三個“地”清楚地指出了珠江文化在中國歷史和現實發展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在建設文化大省中，我們應當大力研究和弘揚珠江文化。
作者：黃偉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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