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珠江文化特徵概論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06-06-01 14:58:04  


  1992年10月,來自廣東各地和北方一些省市的文藝評論界部分人士彙集于風景秀麗的肇慶鼎湖山,在藍帶作家山莊舉行了一次別開生面的“南北對話”。儘管這次對話並不怎麼引人注目,人們對其結果也評價不一,但是,廣東文化界人士能夠堂堂正正地與北方同仁展開對話,本身就非同尋常。它至少透露出這樣一個資訊:失落了許多年的嶺南文化,確實已經回歸了。

  過了不久,廣東電視臺舉辦了一次不同尋常的“南北歌手對抗賽”。至於誰勝誰負,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廣東歌壇敢於向北方歌壇“打擂臺”。這本身與其說是南北歌手的一次競賽,倒不如說是廣東歌壇代表嶺南文化向當今頗為流行的“廣東文化沙漠論”發起的一次挑戰和衝擊。

  現代的廣東,當然再也不是古代那種“南蠻之地”了,為什麼會被一些人稱為“文化沙漠”?此中原因,倒是值得深究一番的。

  眾所周知,廣東的北面是“逶迤騰細浪”的五嶺山脈,正是它,使得這片土地與作為中國歷史上政治文化主體的中原地區相隔;南面則是南中國海,海上的“絲綢之路”連接東南亞以及五大洲各國;地域的主體水系——珠江,也是自成一統,與中華民族發祥象徵的黃河及長江並不相聯,只是秦始皇時代在廣西興安修建了靈渠,才使南北水通。也正是從那個時代開始,中原漢人不斷進入嶺南,將中原文化帶入嶺南。在漫漫的歷史長河中,這種來自中原的文化與廣東原有的土著文化互相融合,並通過“海上絲綢之路”不斷吸收東南亞以及世界各地的文化,從而形成一種有著自己特色的嶺南文化,或稱珠江文化。

  不過,嶺南文化迅速崛起,是在鴉片戰爭爆開國門之後。這場戰爭打破了中國人的“天朝夢”,造就了諸如林則徐、洪仁玕、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等一大批“睜開眼睛看世界”的有識之士,他們絕大多數是廣東人或者在廣東生活過的鄰省人。正由於如此,廣東成為首迎海風的視窗,外來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首先從這一視窗源源不絕地吹進廣東,使嶺南文化在“海風”與“北風”的夾隙中迅速形成自己的格局,出現了一個頗為值得懷念的輝煌時期。正如散文大師秦牧在辭世前不久發表的《書壇怪傑李鐵夫》一文中所指出:那時,“許多首先湧現的‘第一個’的人物都生在廣東。除孫中山、康有為等眾所熟知的人物外,第一個留美學生容閎,第一個大工程師詹天佑,第一個機器紡織業創辦者陳啟沅,第一個飛行家馮如,……都出生在廣東。在許許多多的‘第一個’當中,有一個名字也很值得大家銘記,這就是首先到歐美研習油畫,並且以卓越的藝術造詣第一個蜚聲海外的畫師李鐵夫。”此外,第一個宣導“新派詩”的黃遵憲,被譽為“癡絕、才絕、情絕”的蘇曼殊,以譴責小說飲譽全國的吳趼人(我佛山人),以“兩高一陳”即高奇峰、高劍父、陳樹人為代表的嶺南畫派,獨樹一幟的廣東音樂,等等,都出現於那個時代。

  然而,正如廣東畫家林墉所指出的那樣:“已經不是數十年,不是數百年,而是一千多年來就已經存在文化上對南方吹來的風採取抵制的態度。以中原中土自居,對中土文化的永固性千方百計保護它,一直抵禦外來文化。這種政治上的封閉性導致了文化上往內回饋,已是根深蒂固。一直到今天,仍然有增無減。”(見《走向市場經濟的中國——王志綱社會趨勢對話集》)正是由於這樣,嶺南文化自其形成之時起,就從未獲得公認。及至50年代和 60年代前期,中國文化出現蘇化的態勢,40年代在陝北開始形成而在華北豐富並奠定的北方文化,到此時取得了壟斷的地位,不僅成了民族文化的正宗,而且成了“革命文化”的正宗,對包括嶺南文化在內的各種地方文化造成了前所未有的衝擊。在那個年代,雖然歐陽山、吳有恆等少數作家及關山月等少數畫家仍然努力保持自己的特色,而更多的廣東文化人則是向北方文壇看齊,以“過長江,跨黃河”為其奮鬥目標,有些甚至自覺地躋身於北方某個流派,從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將中國文化進一步推向異化、教化、法西斯化,歐陽山的《三家巷》等保持南國特色的文藝作品遭到了全國性的“口誅筆伐”,粵劇與廣東音樂被斥為“靡靡之音”,嶺南文化也就完全失落了。要說“文化沙漠”,那時才真的是“文化沙漠”呢。當然不止廣東,全國都是如此,因為那時全國只有一本紅寶書和幾個“樣板戲”。

  改革開放以來,廣東在經濟上先行一步;而在文化上,如果從打破封閉、吸收外來文化的角度看,也可以說是先行了一步。這兩個“先行一步”,是互相聯繫的。開放型的經濟,離不開開放型的文化觀念。嶺南文化本身就具有開放性的特徵,在開放時代,它的回歸也就順理成章了。當然,這種回歸,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以新的姿態和風貌出現的,換句話說,就是建立現代嶺南文化。為此,廣東老作家吳有恆在80年代初就發出“應有個嶺南文派”的呼籲,並提出:“廣東是較早地較多地吸收外來的新文化的,過去如此,現在也如此。用現在的話來說,那就是對外開放,是新潮。”同時他又說:“康梁時代有康梁時代的開放和新潮,現在有現在的開放和新潮。梁啟超中舉人的八股文:‘明莫明於千里鏡,巧莫巧於火輪船。’當時很新,現在就只能是老古董了。而且,這種新潮,又應是廣東的新潮,而不是別處的新潮。”接著,一批評論家以《當代文壇報》等刊物為陣地,展開了關於“珠江文化圈”的討論;文壇、樂壇、畫壇以及影視界大批人士,紛紛擺脫了“向北方看齊”的狀態而致力於現代嶺南文化的建設。《雅馬哈魚檔》、《商界》、《公關小姐》,《外來妹》、《情滿珠江》等一大批新潮作品相繼問世;特區文學新秀劉西鴻等以其具有濃郁南方都市風味的小說,給嶺南文壇帶來一股清新氣息,形成了一種體現嶺南文化精神的“劉西鴻現象”;楊幹華的長篇小說《天堂眾生錄》和《天堂掙扎錄》則展示了南方農民的獨特心態,為嶺南文化開闢了一個新天地;曾經以《信天遊》一類歌曲而著稱的樂壇,也將視角從“山丹丹”轉向南國風情,吹起一股帶有濃郁海洋味的“南風”;至於廣告文化、包裝裝潢、HI—FI欣賞,卡拉OK等等,廣東更是走在全國之前列。

  事實表明,乘改革開放春風而成長起來的現代嶺南文化,比之傳統的嶺南文化更具開放性,它與北方中原文化的差異也比傳統的嶺南文化更為明顯,正由於如此,它更易招致那些“以中原中土自居”而對嶺南文化一直抱有偏見的人們的責難,輕者責之以“層次低”,重者斥之為“文化沙漠”。  

  稱廣東為“文化沙漠”固然近乎神話,而說廣東文化“層次低”倒還有討論一番的必要,因為這不僅關係到對現代嶺南文化的評價,而且關係到這種文化的走向:究竟是回過頭來向北方看齊;還是繼續走自己的路,讓人家說去?同時,現代嶺南文化還處於“小荷才露尖尖角”的雛形階段,確實還未出現令全國乃至全世界矚目之巨匠,還未出現里程碑劃時代的巨著,在其發展過程中難免出現這樣或那樣的偏差,因此,實事求是地分析一下現代嶺南文化的主要特徵,弄清其長處與短處、正面與負面、積極方面與消極方面,是很有必要的。

  一、敏感性與浮動性並駕

  廣東的“風水”可以用四個字概括:坐北向南。而“向南”的無垠大海,境界開闊,氣象萬千。漫長的海岸線,無數島嶼與港灣,是無窮無盡的開闊大地。隨著海運逐步發達,與海外交往日益方便,經濟文化交流漸趨頻繁。這種形勢,使得嶺南較易接受外來文化,對海外新事物新資訊最為敏感。對外開放之後,這種早已形成的敏感性表現得尤為突出。不僅最新的經濟技術和科學源源傳入,許多新觀念、新知識、新風尚、新趣味、新裝飾、新設計等等也飛速湧進,從1980年深圳蛇口掛出“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標語牌開始,諸如牛仔褲、桑那浴、化妝、按摩、髮型、的士高、卡拉 OK等等“洋玩藝”,紛紛接踵而至,花樣層出不窮,不勝暇接,從儲蓄意識到投資意識,又進而股票意識、期貨意識的發展變化;從為文憑進學到為求職(包括求自開門戶)而求學;從打破“鐵飯碗”到“跳槽”;從做個體戶到當企業家;從包產到戶到專業大戶;從小商小販到商業集團;從離土不離鄉的農民到鄉鎮企業的大經理;從觀念到社會行業的變化,等等,都說明了廣東接受和引進海外文化是特別迅速和敏感的。

  如前所述,在近代史上,廣東出現了不少全國“第一個”的新事物,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這樣。試以文化方面為例:廣東電視臺是全國第一家播出電視廣告的電視臺,廣東報刊在全國首先恢復稿酬,《黃金時代》是破除全國青年期刊統一格式的首家刊物,《家庭》雜誌率先將婦女刊物變為每個家庭的讀物,第一部反映市場經濟的電影是廣東的《雅馬哈魚檔》,電視劇《公關小姐》、《商界》、《外來妹》也是全國首批寫市場經濟的電視文學作品,全國首次舉辦選美性質的廣告模特大賽的是廣州電視臺,《南方週末》是全國省市級大報刊辦的第一張週末報,《廣州日報》是全國首家自辦發行並擴為八大版的大報,《風流人物報》是全國首家由專業作家主辦的、以發表經濟型(企業)報告文學為主的大報,……僅從這些新聞期刊的“第一個”即可看到,廣東在改革開放中的敢為天下先的勇氣,也是可稱為全國“第一個”的,這是由於打開了“南風窗”,使海風源源吹入,引發了嶺南文化富有敏感性特徵的一種體現。

  敏感性往往伴隨著浮動性,即活躍、易變、不穩定、不持久,表現為不斷更新,不斷變化,往往新潮乍到,風行一時,虎頭蛇尾,很快便以新的更替。這本是敏感性的一種表現,又是敏感性的伴行特性。它可說是在“海風”與“北風”夾擊下的夾縫文化特性的一種體現。因為這種勢態,歷史造成了它必須順應南北。適應才得生存,才可發展,因而浮動性又首先表現為適應性。從市場經濟的角度看,浮動性及適應性,又是商品經濟文化的特性之一。這對有長期商品經濟文化傳統的嶺南文化來說,有此特性也是必然現象。自改革開放以後,這種特性注入了現代的血液,體現著新的中國國情的地方色彩。80年代初,全國最早的“用足政策”的提法就出自廣東;隨後又有“紅綠燈”理論。這些頗有點“離經叛道”的提法和理論,正是現代嶺南文化特色的適應性體現。

  浮動性也即共時性。浮動性的另一體現是投機性。對投機應作分析,有好的投機,也有壞的投機。適應形勢的需要,投正確發展的大好時機,是好的投機;反之,破壞社會經濟,破壞社會穩定,破壞社會風氣,破壞正當權益,製造混亂,製造偽劣產品,哄抬物價,等等,則是壞的投機。自改革開放以來,廣東文化的主導是好的投機,當然亦有壞的投機。有些事情本身既有好的方面,亦有壞的因素,像前些年深圳發行股票事件就是如此,此外,前些時候,各地掀起的亂占耕地,大搞開發區熱,房地產熱等等,也是有好的投機和壞的投機的體現。當然,這種“熱”是一陣風的現象,不但過去廣東有,而且全國各地皆有,像過去的“大躍進”、“公社化”就是一陣風,現在的士高、卡拉OK傳遍全國,也是一陣風。但從經濟文化上而言,現代嶺南文化的投機性,其商品味和金錢味是特濃的。

  浮動性的另一體現,是求新,求異,不墨守成規,靈活、易變。這種特點,也是與商品性和市場經濟傳統密切相關的,是商業文化的一種體現。因為市場(商品生產、銷售、消費)總是不斷求新、求異的,人們的物質和精神需求,也是如此。另一方面,生活、生產節奏快,高速度、高效益,也是造成這種特性的客觀條件。這個特性,在服裝業尤為明顯。廣東不僅是首先打破全國數十年一貫制的服裝模式而流行西裝的先鋒,而且服式變化最快,每每領全國服裝之先。其變化的主旋律,就是求新、求異。飲食行業也是這樣。過去“食在廣州”的美譽,主要是花樣多,新鮮、精巧。據說在經濟困難的60年代初,有位元外國記者來廣州採訪,得知泮溪酒家點心著名,親自去嘗後,讚不絕口,隨口向酒家負責人說:如果在這裏吃一百天,每天點心樣式不同的話,他將雙倍付款,酒家答應了,並表示:如果做不到,將給記者全部免費。這位元記者果真每天都來,一直吃到九十多天,每天所吃點心不同,口服心服了,未滿一百天,即要付雙倍款,但酒家只收其實價款。這個“打賭”的事,很能說明廣州飲食文化的求新、求異特點。魯迅過去讚賞“第一個吃螃蟹的勇士”,這勇士應是出自海邊的廣東。過去是“無雞不成宴”,近些年是“無蝦不成宴”,“無海鮮不成宴”;吃田螺,吃蛇,吃老鼠……都令內地人興歎。

  當然,求新,求異,易變,往往會損害持久性、穩定性和深刻性。但是,始終保持著求新、求異的特點,本身也就是一種持久性、穩定性和深刻性,這是應予充分注意並充分肯定的。忽視或否定這方面,會導致否定或輕視嶺南現代文化及其特點的傾向,另一方面,也要承認欠缺持久性、穩定性和深刻性所帶來的缺陷。1992年,廣東和北方部分文學評論家在肇慶藍帶作家山莊討論南北文化問題時,有人提出南方文化太重“共時性”,北方文化則太重“歷時性”,並認為“歷時性”才深刻,“共時性”會導致膚淺。這觀點在會上和會後引起了爭論。反對者認為,提出“歷時性”與“共時性”之區別,本身就是離開文學實際的,因為任何文學作品之內涵都是歷時性與共時性之結合,另有論者認為,文學只有歷時性無共時性則脫離時代,或欠缺時代效應、欠缺時代精神;只有共時性、欠缺歷時性則難以深刻。這些分歧,除有文學觀念不同的原因之外,主要在於對嶺南現代文化浮動性特徵欠缺理解,尤其是對求新、求異、易變和持久性、穩定性、深刻性的兩個方面欠缺理解。求新、求異、易變本身就是一種持久、穩定、深刻;另一方面,也的確會因求新、求異、易變而造成欠缺持久、穩定、深刻。顯然,嶺南文化和北方文化,是各有其持久、穩定、深刻的不同方式和特點的,這不是共時性與歷時性之差異,不是淺薄與深刻的差異,而是深刻性的內容與形式的差異。例如,電影《大紅燈籠高高掛》通過幾個婦女在舊社會做侍妾的遭遇,揭露了舊社會的婦女問題和婦女的本性與社會性問題,並由此而剝現了沉積千年的傳統觀念的殘酷性,這種觀念至今仍存在著。所以這種剝現,既是歷時性的又是現實性的,這是由歷時性的縱深度顯出的深刻性。廣東的電視劇《外來妹》,通過幾個來自北方的農村婦女,到廣東珠江三角洲的三資企業打工的經歷,在事業、家庭、愛情等各個方面發生的變化,尤其是觀念和意識的變化,揭示了改革開放對南方以至對內地,給人們的生活、人際關係以至傳統觀念,引起巨大衝擊波。顯然,這種表現是由點及面、由南及北、由現實而及傳統、由生活而及觀念的開拓,是以共時性和以橫面開拓為主的深刻性。所以,大致上而言,嶺南文藝與文化的深刻性,與以中原為主的北方文藝與文化的深刻性在內涵與方式上是有所不同的,大可不必厚此薄彼,強求一律。不過,浮動性的負面是確實存在的,嶺南文化由於浮動性的特性,在求新、求異的過程中,有些本可深化的東西,有些本可長久保持的東西,也捨棄了。例如,嶺南畫派、廣東音樂和粵劇,是最富嶺南傳統的“三件寶”,這三者的形成和發展史,都是與廣東近百年現代經濟發展史密切關聯的,在前些時候,“三件寶”分別受到現代畫派、現代歌曲和新潮影視作品的衝擊,幾乎難以生存下去,更難以深化下去。只是由於政府有意識地支持和宣導,這“三件寶”於最近才有不同程度的復蘇或新生。由此可見,在看到嶺南文化浮動性的情況下,注意扶持一些不趕潮流的優秀傳統文化和高雅文化,確實很有必要。  

  二、實效性與消遣性齊驅

  以市場經濟為導向的社會生活,造成人們講求實效性的觀念和意識,即講究實際、實用、實惠、實在;講求效益、效果、效率、效能。在經濟、生產、消費和日常生活中如此,在人際交往、文化需求和評價上也如此,對科學、教育、文藝的要求和評價也這樣。而在精神生活上,則講求消遣性、刺激性、宣洩性,即所謂“貪過癮”(圖高興、自在)、“梳乎”(舒服)、“中意”(滿意)。這種消遣性表面看好像是與實效性相矛盾,其實是辯證統一的,因為經濟、生產與生活上的高效益、高節奏,容易造成人們精神緊張、疲勞,而以消遣、宣洩或刺激的方式來調劑一下他們的精神生活,往往會促使他們恢復疲勞,振奮精神,在工作與生產中提高效率。所以實效性與消遣性在嶺南現代文化中是相輔相成的,是人們在觀念上和實踐中所追求的目標和衡量事物的標準,是並駕齊驅的現代意識。

  以廣告文化的興起為例,廣告文化是廣東在改革開放中最早出現的“新生事物”,確切些說,它們並不是真正的新生事物,卻是在廣東最早堂堂正正地復蘇的。廣告,其實是自古有之,商業性廣告隨商品經濟的出現而出現。建國後,在新聞媒介(報刊)中甚少商業性廣告,這是由於被視為資本主義貨色而受到排斥。改革開放後,廣東電視臺、廣播電臺和幾乎所有報刊,均有大量商業性廣告,是全國最早出現並數量最多的。近些年來,廣告的花樣更多了,戲院、影院、美展、書展等等的入場券、參觀券都有廣告,信封、明信片、賀片、請柬也有廣告,每家每戶的信箱也經常收到有各種各樣的廣告,真可謂滲透於社會生活的每個角落,滲透於男女老少的意識之中,雖司空見慣,又有新鮮刺激或吸引力。這種廣告文化普遍、深入並被人們接受的現象,是過去前所未見的。它固然是市場經濟發達的標誌,是經濟現象,又是文化現象。顯然廣告的性質和目的,存在於經濟、商品的實效性;而廣告的製作和效果,又在於是否有藝術性、新鮮感和吸引力(當然首先取決於產品、商品本身的品質和是否應時應人所需),是否有刺激性和感召力。所以,這種廣告文化現象,正是實效性與消遣性、刺激性並驅或結合的一種現代文化現象。

  廣告文化是經濟與文化結合的產物,由此出現或開始了經濟 (企業)文化化和文化經濟(企業)化的時代,即經濟(企業、商品)價值向文化領域的深入,包括生產、經營、管理、設計、包裝、廣告、消費等,均以文化觀念和措施去決策和進行;而文化領域,則注重為經濟企業服務,走向市場,走向商品化、企業化。許多大大小小的經濟企業,除了經常做廣告外,還經常贊助各種體育比賽、文藝演出、報刊和書籍的出版以及各種文化評獎活動,出現了諸如“健牌歌曲大賽”、“美的講古台”等一系列經濟與文化相結合的現象。另一方面,有些作家“下海”經商,有些學者、教授去辦企業,許多文化單位辦公司,諸如廣告公司,裝潢設計公司,式藝公司等等文化性質的公司如雨後春筍出現,最近深圳還出現作家拍賣文稿等新事物,都是文化領域向經濟、市場、商品轉化的表現。這些現象,實質上是現代嶺南文化注重實效性的表現之一。

  刺激性和宣洩性,是現代文化的兩種特性,而兩者又是互為補充的。刺激性是人的精神接受需求與功能,宣洩性是人的外發需求與功能,性質上均屬精神領域,即人的精神接收與吐露兩個方面的文化需要,與實效性有所不同,但又相互密切聯繫著,當今世界經濟發達的國家或地區,大都流行現代通俗歌曲。從歌星演唱到樂器演奏,從歌壇、舞臺到影視,從歌廳到家庭的卡拉OK,都被流行音樂大行其道。現代通俗歌曲的內容、旋律、節奏、格調、尤其是其演唱方式,都既有刺激性,又有宣洩性,既有消遣性,又有實效性。我們常常在演唱會上看到,歌星演唱過程中,不僅舞臺上伴唱、伴舞者共唱,許多歌迷也情不自禁地參唱,時會出現臺上台下融合一體的高潮。這也可以說是為適應聽眾需求對傳統唱法的一種革新。隨著流行音樂而出現的“追星熱”,也傳進了廣東,很快遍及全國各地。這種“熱”的興起,有各種因素,其中之一,是在於這些歌星所唱的歌曲和風姿,適應了許多青少年男女的刺激性與宣洩性的精神需求與功能,卡拉OK的方式和音響設備,在短短一兩年間從廣東傳遍全國,如此高速地發展,很大程度上是由於這種歌唱方式和設備,適應於刺激性與宣洩性可兼用的精神需求。這是現代文化刺激性與宣洩性相結合的產物,自然也是這種文化特性的一種表現方式,而這,又是與實效性、消遣性相聯繫著的。

  在嶺南文藝創作中,有個問題是令許多人費解的,這就是80年代初期和中期,現代主義流行全國,廣東作家開始時有受其影響的,後來則甚少受其影響了,這是什麼緣故呢?更使人納悶的是,廣東改革開放真正深入後,北方相繼出現了尋根文學、後現代主義、新寫實主義等文學思潮,而廣東文學界呼應聲音甚微,似有與全國風潮日益脫節之勢。近年相繼湧現的《雅馬哈魚檔》、《特區人》、《公關小姐》等一大批作品,都是與現代主義無緣的,說它們是百分之百的現實主義之作,也未嘗不可,當然不是那種批判現實主義或蘇式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而是一種新型的現實主義,是推動改革開放的現實之作,這種現象,說明了廣東的文學創作注重實效性,與“海風”合拍,但卻又與“北風”所引進的“洋氣”(現代主義先鋒派)不大合拍或不願同步,其不合拍或不願同步的原

  因之一,恐怕是在於這“洋氣”欠缺實效性的緣故。這種文學現象,說明了嶺南文藝和文化,在經濟改革開放步伐越邁越大,經濟基礎和實力越來越厚的同時,重實效的意識越強,自主意識也隨之日益增強,大有自成格局的趨向和架步。有些評論界人士至今仍習慣於以創作方法分優劣的那一套,例如《作品》1993年第6期中有篇題為《我看南北文學》的評論文章就認為:“無論在基本文學價值觀念上還是在選材視角、創作方法、語言模式、結構技巧等方面,南方文學恰恰是最傳統化的。”由此得出結論:“南方文學的真正崛起,真正具有抗衡于北方文學的實力,首先不在於所謂南方人文精神的速構及以此為引導,而在於怎樣汲取北方文學的膽識,徹底擺脫傳統之禁錮,獲得自由民的身份。”這種輕視人文精神的觀點,實在是不足取的。創作方法,包括選材視角及結構技巧等,不同於創作思想與思潮,不能簡單地劃分為“傳統”或“新潮”,在這方面離開南方的人文特點而跟著北方亦步亦趨,無異于邯鄲學步,永遠也建設不起具有地方特色和時代特色的現代嶺南文化。

  三、競爭性與相容性共存

  市場經濟的哲學,是競爭的哲學。商品的生產要競爭,銷售靠競爭,消費也是競爭。現代經濟孿生的現代文化,同樣是具有競爭性的,現代嶺南文化同樣具有這特性。值得注意的是,現代嶺南文化在具有競爭性的同時,又具有相容性,這是其他現代經濟發達的國家所欠缺或淡化的,而這,正是現代嶺南文化區別于其他地區現代文化的重要標誌之一。這種競爭性與相容性共存共結合的現象,與中國傳統文化和嶺南地域條件的影響,有著直接的深刻的淵源關係。

  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從開始形成時就具有競爭性和相容性。春秋戰國時期,孔子、老子、莊子、墨子、荀子等諸子百家,爭鳴競獻神州。漢以後確立以孔子為尊的儒家文化主導格局,競爭性大大削弱了,而相容性依然存在,因為經過一番改造的“儒術”,本身也是具有相容性的,其崇尚的“仁”、“中庸”、“和為貴”本義是相容精神,歷代在尊儒之時,也往往兼尊其他宗教,甚至將外國或其他宗教加以“中國化”處理,使之變為有中國色彩而使人接受。例如,佛教自印度傳入之時,與中國本身的崇尚老、莊的道家格格不入,競爭激烈,與被尊為主體的儒家也是矛盾重重。後來經一些人的努力,使佛教添加中國色彩,又使儒家和道教互相調和,形成了以儒為主,三家並立的格局。至今在飛霞洞、鼎湖山、丹霞山等嶺南名山的寺廟中,均可見這種三家並奉的現象,以奉佛教為主的古刹(廣州光孝寺)也有佛、道並奉的現象,可見中華傳統文化的性質與格局,本身是具相容性的。有趣的是中國化的佛教,其兼融性也強化了。據說,在印度佛教中,彌勒佛不是很受人注目的,形象也不像在中國到處皆受尊奉的笑臉大肚的樣子,中國將彌勒佛另立香火,升格為自開一方天地之大佛,並且為其撰了一副楹聯:“大肚能容容天下難容之事,慈顏常笑笑世間可笑之人”。這楹聯活現了彌勒佛的形象內涵,體現了人們崇尚該佛的精神所在,尤其是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相容性,這就是中國人之所以創造並崇尚彌勒佛現象的原因,這就是中國文化之內涵。嶺南文化傳統,自然也有這種特性。

  “北風”與“海風”夾擊或結合的地理條件與文化環境,使嶺南文化在具有相容性的同時,更具有競爭性。來自海外的文化和來自中原的中國本土傳統文化,有不同的性質,體制、體系和機制,它們交接於沿海地區,必會發生撞擊,也必會在撞擊中相互滲透。相互吸收,相互影響。這樣,作為交叉點和交匯地帶的嶺南文化,也就不能不具有相容性,即既可接受“北風”,又可接受“海風”,並且使兩者匯于一體,形成為既有前者因素,又有後者因素的綜合或中性形態,有時甚至是矛盾的組合,不三不四的不協調的組合,另一方面,又因而形成競爭性,呈現為既競爭又相容的狀態。這種特徵,在一些流行的新觀念中,尤其明顯。

  50年代為中國獲得第一個乒乓球世界冠軍的容國團,說過這麼一句話:“人生能有幾回搏。”這是一種很有現代南國色彩的信念,所謂“搏”,就是競爭。這種“搏”的意識,自改革開放以來,更為強烈,並注入了新的內容,並同時具有相容性。例如講求“平等競爭”、“機會均等”,這“平等”、“均等”就是相容性,“競爭”、“機會”就是競爭性。在許多場合,人們常用“請多關照”、“多謝關照”、“多謝給我機會”等用語,來表達對別人給予幫助的謝意,這就是相容性與競爭性並存的體現。此外,另一種“搏”的觀念,則是帶投機性的競爭意識,如抽獎、購獎券、炒股票、買馬票等等,這種競爭也是以平等進行的,是與相容並存的,雖然含有“你敗我勝”、“你死我活”的消極色彩,但由於競爭是在平等進行,也就不至於導致火拼,它不同於過去的政治鬥爭、階級鬥爭,至於賭搏行為,雖也是“搏”,卻是違法行為,是醜惡現象。

  相容性即開放性。相容性的現代文化表現,是不強調劃一的多元化、多樣化的格局,大至城市建築格局、社會風尚,小至家庭擺設、個人服裝款式,莫不如此。如廣州的建築格局,不像北京的四合院那樣一體化,過去是有廳堂組合的結構,有一體化的“騎樓”,但自改革開放以來,建築發展很快,卻甚少一體化現象。近些年,“新城”、“新村”、“社區”等住宅,別墅群紛紛破土而出,都是各有不同風格的建築群。尤為值得注意的是:越新的住宅結構,越強調廳的寬敞和擺設,淡化臥室的重要性,究其原因,是為社會交往頻繁所需,要顯出“高朋滿座”、“能招天下客”的氣度,這是很有意蘊的文化現象,其中就有相容性之內涵。廣州的“飲茶”習慣由來已久,近些年來又有新發展,除飲早茶外,新增設了“午茶”、“夜茶”,不少酒家茶樓,乾脆每天24小時服務,從早晨到午夜均可“飲茶”。為何人們不在自己的家裏安靜“飲茶”,卻甘願排隊去爭“茶位”,在喧喧嚷嚷的茶樓裏“歎茶”呢?除了交往需要之外,主要是視此為時髦風尚。這風尚就帶有相容性的文化內涵。前些年,人們的衣著及抽煙、打扮,有明顯的“一陣風”現象,即:流行牛仔裝,個個都穿這種裝;流行抽“萬寶路”、“555”牌香煙,有些年輕煙民們因買不起這些名牌煙,但也搞個名牌煙盒來裝上便宜的煙,免得別人看不起;還流行帶金戒指、金耳環,不僅女的戴,男的也戴,買不起金的戴銀的,甚至是銅鐵電鍍的。這些“風”,有競爭性的意味,也有劃一性的意味,但近期以來,類似之風少了,即使有,也不那麼強勁得使人非跟不可了,出現了“人有所好,各行其道”的開通景象。廣東領導全國服裝新潮流,而實際上廣東人自己的服裝潮流是什麼,也難以說清楚,廣州的賓館是最早引進現代觀念的,只要付得起房租,什麼人都可以往,“認錢不認人”,反對封建特權。這種觀念和做法,實際上也是文化相容性的體現。  

  也許是市場經濟的本質是競爭的關係,在嶺南現代文化中,競爭性是較強並占主導地位的。前面談到廣東自近代以來出現許多全國“第一”的人物和事物,這是廣東富於敏感性的體現,也是富於競爭性的體現,即“爭第一”的本性意識。也許是被列為全國改革開放“先行點”的緣故吧,近些年來廣東“爭第一”的競爭意識,比過去強烈得多。60年代初廣州在舊愛群大廈之鄰,再建一座新愛群大廈。舊愛群大廈是解放前建築的,高13層,是廣州當時最高的大廈。當時任廣東省委書記的陶鑄,為顯示解放後的政績,定要新愛群高於舊愛群,建了14層,接著又建了24層的廣州賓館,成為廣州也是全國第一的高建築,後來其他城市先後出現了高於廣州賓館的大廈。改革開放後,廣州“爭第一”的勁頭又上來了, 1992年落成了64層的廣東國際貿易大廈,傳聞上海正動工興建超過64層的大廈,廣州不甘示弱,又在天河體育中心北面,興建 80層的“亞洲第一樓”——中天廣場。在產品、商品上“爭第一”的現象更是屢見不鮮。前些年,萬寶冰箱的“北伐”,“家私城”的紛紛出現,都屬此類現象,近些年來,廣州市和珠江三角洲地區,幾乎是比賽成風,每天都有賽事,歌星大賽,模特和選美大賽,設計大賽,服裝大賽……無處沒有賽,無事不可賽。競賽就是競爭。文化領域也有許多“爭第一”的現象,前些年有“拳頭作品”、“拳頭評論家”的呼喚,近些年有許多力爭“全國第一流”的呼喚,如1992年《廣州文藝》公開宣佈要力爭辦成“全國第一流”文藝期刊等,就都是這種競爭意識的體現。

  文學藝術上的競爭與相容現象,也是相當普遍而有趣的。廣東電視節目的組織和安排,真可謂是相容並蓄,不拘一格。早些時候舉辦的“全能歌手大賽”,每個歌手必須用美聲、民族、通俗三種唱法一展歌喉。其他歌唱大賽,也大都不限於一種唱法。電視劇既有香港、臺灣、日本產品,也有中國片包括北方片,同樣也受觀眾歡迎。廣東自己製作的電視劇,也具有這種競爭性與相容性並存的特點。例如《公關小姐》,主角是蒙古族人,演的角色是來自香港的小姐,無論形象、身材、氣質,都與真正的香港小姐有別,但編導和製作人似乎不大講究這點,反而想利用這點“有別”;而熟悉香港小姐的廣東觀念,也似乎不去挑剔這些,至於外省觀眾,甚少見過香港小姐,也就不能更不去計較其真假了。至於公關小姐這個人物形象,倒是很能體現廣東現代人的競爭意識和功力的,她不甘於平常的小姐生活,渴求在事業上做出一番業績,但她的奮鬥目標卻不是什麼主義,處事原則是將賓館服務工作做好,急旅客所急,為其排憂解難,使賓館興旺,可謂事業上的強者,是名副其實的“女強人”。但是,她又與過去常見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女英雄有根本差異,不僅信仰不同,更在於為人不同,不是以“鬥爭哲學”去“鬥”人為生,對妒恨自己的陰謀暗箭,並不“以牙還牙”。雖堅持原則,一身正氣,又不至於令人望而生畏,有令人仰止的雍容氣度。這種在人物形象身上所顯示的競爭性與相容性特質,在其他嶺南現代文藝作品中是屢見不鮮的。在文學上,廣東的通俗文學與高雅文學也不似北方那樣壁壘分明。有些作品甚至一下子難以分清是屬於通俗文學還是高雅文學,這也是競爭性相容性共存之特質所致。

  總的來說,競爭性與相容性共存這一特徵,使得現代嶺南文化既充滿活力,又豐富多采,向著多元化的方向發展。然而,與此同時也出現了一些令人費解而又值得注意的現象。在當今廣東城鄉,隨處可見一種“新舊相容”的情況:一方面是生產現代化,生活現代化,意識現代化;另一方面則是舊的東西盛行,不少現代化的家庭都設有關帝神位,正月十五元宵節買架紙紮風車以求“轉運”,一些人還將領袖像片掛在車上以作“辟邪”之用。對於這種情況,簡單地斥之為“封建迷信”加以禁止,已被實踐證明並非行之有效的辦法,完全聽之任之也不是上策,只有通過加強現代嶺南文化本身所具有的競爭性,使現代文化觀念逐步取得主導地位,使人的素質有較大提高,問題才易於解決。  

  四、大眾性與優越性互進

  這裏所說的大眾性,不同於過去所推行的那種“下里巴人”式的“大眾化”。臺灣學者杭之指出:這是“一種都市工業社會或大眾消費社會的特殊產物,是大眾消費社會中透過印刷媒介和電子媒介等大眾傳播媒介所承載、傳遞的文化產品,這是一種合成、加工的文化產品,其明顯的特徵是它為大眾消費而製造出來的,因而它有著標準化和擬個性化的特色”。(《一葦集》)因此,大眾性實質上是對封建等級觀念和習慣勢力,尤其是官本位意識的挑戰和否定,代之以一切以大眾需求為準繩,無論是物質產品或精神產品的生產和消費,莫不如此。所以,大眾性也即是平民性、平等性。這不等於說物質和精神產品都要降低檔次,而是強調適應大眾不斷增長的高消費、高要求,也即以優越性來適應大眾性,以大眾性來增強優越性。所以大眾性與優越性互進,是現代文化特徵之一,現代嶺南文化正是如此。

  大眾化首先表現于以“顧客是上帝”為代表的大眾意識。現代商業和服務業最早打出這口號,以西化的語言將“為人民服務”的口號更新了。這“上帝”的大眾意識,的確主宰著物質生產和精神生產,發揮了市場對生產的調節功能,改變了過去憑長官意志辦事的做法和習慣。但是,又要看到,大眾之需求也即是大眾性,是帶有盲目性、自發性、時令性的,因而,僅以此為據去調節物質生產與精神生產也會導致偏頗,必須注意宏觀調控和正確導向。優越性中,包含有這種調控和導向的積極因素。就大眾的自發需求而言,十多年改革開放的歷程,也是大眾經濟收入逐步增多,同時又是消費不斷提高的歷程,是人們物質生活水準與文化需求和欣賞水準不斷提高的歷程。無論是物質生產或精神生產,只要是堅持大眾性的,也就必然在這歷程中不斷體現優越性或超越性,顯出大眾性與消費性不斷互相促進的發展勢態。例如,現代歌曲的演唱,從舞臺上由歌手自拿麥克風開始,到增加伴舞,配置現代化的多彩燈光;從舞臺上固定位置演唱,到走動演唱;從舞臺演唱到茶樓、酒店、歌廳以至大型集會(如在天河體育中心為全運會、亞運會開幕式、閉幕式)演唱,本身就是一個不斷發展的過程。同時,通俗流行歌曲的創作,也從模仿港臺作品到注重自己特色,逐步適應各種文化層次聽眾的需求,出現了一些像《濤聲依舊》、《記憶》這樣帶有些“雅”味的作品,這也是可喜的,這是大眾性與優越性互相促進的過程。

  毋須諱言,大眾文化主要是滿足於大眾感官需求的文化,無論是接受或者發洩,都是圖“過癮”、“刺激”、“梳乎”,即前面談到的消遣性與發洩性。從這個意義上說,是淺層次的。現代歌曲《跟著感覺走》、《瀟灑走一回》,之所以從南方一下“走”遍全國,正在於適應了大眾的感官接受與發洩之需求,體現與迸發了大眾的意識和情緒。顯然,這些意識和情緒,是人們(主要是青年)在快節奏的現代生產和生活中,希望從壓抑中得到解脫的體現,即希求精神的超越,以“感覺”來超越現實生活的緊張,以“瀟灑”來求擺脫現實之困擾(所謂“跟著感覺走”,乃在於實際上難以跟著感覺走;所謂“瀟灑走一回”,乃在於現實生活難以“瀟灑”)。這些強調感官性的文化,實際又是大眾希求超越現實的精神呼喚,同時又是人們(青年)自信力的體現(即相信自己可以“跟著感覺走”,可以“瀟灑走一回”)。由此可見,在這些大眾性文化中,又是有著優越性(超越現實和自信力)的文化內涵的。這些內涵,是深層次的,是非感官性而屬理性的。所以,現代文化的大眾性,實際上其內涵中便有優越性。

  大眾性內涵的平等性,有著消除界限的含義。消除界限,既是指對封建法權、等級觀念的摒除,也包含著被動與主動位置與界限的調整和消除。例如,在生產、流通、消費三者的關係上,歷來是以計畫生產來決定流通的,流通商品的有無決定著消費,因此消費者是被動的。改革開放後,生產、流通、消費的位置和關係被逐步顛倒了,消費決定流通,流通決定生產,被動變成了主動,主動變成了被動;消費不僅決定流通和生產的品種和數量,還一直制約著流通和產品的品質。過去是產品。商品出廠或售出後,對其品質可問可不問,而現在有代表消費者利益的各種監督組織和措施,如消費委員會、品質跟蹤、售後服務等等。可見,社會的經濟生活與關係,有了性質上的變化。文化上也是如此,書籍、報刊的發行數量,取決於讀者,不像過去取決於長官意志;讀者的需要,還決定著作者的寫作。通俗文學受歡迎,純文學被冷落,就是由此。話劇、歌劇、地方戲、交響樂等等藝術被冷落,既有其內容與現代青年的精神需求不合拍的原因,還有藝術方式上不能使人滿足的原因,即這些藝術始終是要觀眾處於被動的、接受者的位置,臺上演員與台下觀眾的界限分明得很,壁壘森嚴,神聖之至。可以說,高雅的藝術,都是處於主尊地位、要人頂禮膜拜、悉心接受的藝術,其內容也往往由於過份強調“教化”而居高臨下,因而不易引起廣大群眾的共鳴。即使是內容有大眾性的,也因這種被動與主動的界限和方式而削弱受歡迎的程度。現代歌曲及其演唱風行,歌舞廳、卡拉OK的流行,根本原因正在於其藝術方式可以打破臺上與台下、主動與被動的界限(演員可到台下、觀眾可到臺上相互交流;歌舞廳和卡拉 OK,每人均可自跳自唱)。顯然,這是大眾參與意識增強的體現。無論是經濟、政治或文化上,參與意識的增強就是現代意識強度的標誌之—。各種各樣的被動與主動的位置和界限的調整和打破,是大眾性的體現;這種調整和打破,是社會文化的實質性變動,是深刻而帶導向性的,必會繼續擴展開去並持續深化,所以,這種文化特徵,又是有其深遠的優越性的。

  近十多年來,廣東的大眾性文化像一股洪流沖瀉向前,速度驚人,波及面驚人,使得曾經是社會寵兒的高雅文化地位大為失落,而從事高雅文化創作與研究的專家學者不僅在社會上不受重視,在經濟上也陷入困難的境地。這就值得注意了。任何一個健康的社會都不可缺少高雅文化,都必須扶植高雅文化,也即是在發展大眾性文化的同時,必須堅持優秀藝術的生產,形成多元的現代文化格局。各種文化事業,由國家辦的與由社會各方(包括私人)辦的共存,文化市場取向與國家適度干預相結合,即既按市場需要,生產帶商品性的文化產品,又由政府有關部門予以適度控制,並扶植非商品性的文化產品的生產。文化事業建設,注重分別發展、相互促進的方針,即大眾性文化由各方建設,高雅性文化由國家籌資建設,並採取有效措施改善各種專家學者的工作條件和生活待遇,這樣才能使大眾性與優越性真正地做到共存互進。

  五、發展性與保守性相克

  現代文化是一種發展性的文化。其發展性,主要是動態型、開拓型、進取型的,這是與市場經濟的實質與形態相應的內容與形式。另一方面,市場經濟也有其軟弱性、表面性、保守性。這是其浮動性所使之然,因其以現實利益為浮動、進取之座標,不著重長遠、深刻之導向,欠缺持久的實力和深入的進取精神,所以帶有軟弱性、表面性、保守性。保守性的由來,還在於社會的歷史因素,因為封建社會歷史和自然經濟的歷史甚長,其相應的保守性文化觀念及其積澱,是甚強甚厚的,對當今現實社會生活影響也是極其廣泛深刻的。所以,發展性與保守性並存而又相生相剋,乃是現代文化必具特徵之一。自然,隨著現代文化的日益發展,保守性會相對減弱。現代化的發展速度和程度,取決於並體現於保守性對發展性的阻礙力的削弱程度,也即是發展性的增強程度。現代嶺南文化的性質及其發展狀況同樣如此。

  嶺南文化的發展性和保守性,由來已久,有其特殊的歷史和地理原因。其歷史原因,與中華民族的變遷歷史有密切關係,可說是這大變遷中的一隅或一個縮影。數千年的中華民族史,雖有西周、東周、秦、漢、晉、隋、唐、宋、元、明、清、民國等一串所謂“正宗”系列,其實在許多時候,是動亂為主的。簡直可以說,中華民族的發展史,是動亂為主的血淚史、春秋、戰國、三國、南北朝、金宋並峙、明末和清末的李自成與太平天國,民初的軍閥混戰,都是載入史冊的大動亂時期,這些動亂(包括許多未列出來和尚未列入史冊的動亂以及農民起義)加起來的歷史時間,要比安定的時間長得多。如此長時間的動亂,造成了中華民族,尤其是漢族以及許多現在仍存在或已經消亡的少數民族,不斷地處在遷徙、流亡、變化、動盪之中。作為中華民族的一部分,嶺南自不能例外,不僅不能倖免,有時甚至是首當其衝,承受來自北國的大遷徙。現在絕大部分廣東人,只要認真找其族源,多稱是自北方而經廣東南雄珠璣巷南遷,可見嶺南之地,是移民為主的地域,其歷史文化及其形態,主要是移民文化。移民是流動性的,其文化也自然是浮動性的,亦即是不穩定的、發展性的。另一方面,嶺南同中原腹地一樣,受封建王朝長期統治,封建文化長期薰陶,自然免不了受傳統的保守性影響和束縛,因而嶺南文化有保守性傳統也是必然的,所以具有發展性與保守性,同時兩者又並存相克,是嶺南本有文化特性之一。  

  當代的廣東人沒有北方那種“廢都意識”,也很少那種“一無所有”的心態,他們大都做著“藍藍的夢”。這是由於改革開放以來,廣東經濟發展較快,社會較為穩定,環境較為寬鬆,因此與傳統嶺南文化相比,現代嶺南文化發展性比過去增多,甚至可說是占主導地位;發展性特強的特徵,同“北風”、“海風”交匯的歷史,地理和人文環境有密切關係。因為兩者“夾擊”的形勢,雖然使嶺南文化的自主性受到壓抑,但由於反作用力所使然,卻也因此而在一定條件下,反而使其自主性增強。同時,“北風”、“海風”的交匯,使視野擴大,受益面廣,開拓面寬,前景意識強烈,拼爭意識與實力增強,造成發展性強的特質;更何況現代文化本身的性質,就是發展性的。所以,現代嶺南文化的本質及其特徵,也在於此。以上所談及的敏感性、浮動性、實效性、發洩性、競爭性、相容性、大眾性、優越性,都是現代嶺南文化發展性的具體表現。

  值得進一步探討的是現代嶺南文化的保守性,即在發展性中的保守性表現。其中之一,是所謂“精仔”意識。“精仔”即聰明人之粵語稱謂,其意思是會投機、不做出頭鳥、不吃眼前虧。這種文化意識,由來已久,每個時期因政治氣候不同,有不同的表現形式。過去在政治壓力較重的條件下,這種意識,常常表現為“保持60度”的溫度,即既跟政治形勢,又不太緊,不致氣候突變時受損失過大。改革開放以來,廣東人大都奉行“多做少說”甚至“只做不說”的哲學,這既與政治環境有關,又與“精仔”意識有關。經濟實踐上不斷突破,不斷創新,而在理論上則小心翼翼。自80年代初張期因主張市場經濟而受批之後,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很少有人再提“市場經濟”幾個字。科學研究也是重自然科學與現代科技,輕社會科學;在社會科學方面則是重古輕今,重實用學科,輕基礎理論。吸收國外先進文化,多半側重於通俗性的娛樂文化及現代技術,較少引進西方理論研究的新成果。究其原因,主要是為了求“保險係數”。至於文學藝術上,至今未出現震撼人心的劃時代的作品,恐怕與此也不無關係。這種保守性如不逐步加以克服,是會制約其發展性的,對嶺南文化的發展是不利的。  

  楊幹華在《作品》1993年第10期的主編絮語《為富不文乎?》中說:“眼下,廣東正大步邁向新的世紀,經濟要騰飛,精神要建設。要崛起高樓大廈埋荒瘠,要呼喚美人香草聚芳潔。詩風骨,文氣節,不可滅。安能靦顏拜金拜物吹蕭笛,屈膝街角地攤弄風月。老中青,齊超越,發不同青心同熱。真勇士流盡最後一滴血,大家子寫盡最後紙一頁。把酒且憑欄,看珠江卷起文采風流浪千迭。繆斯啊,我們愛你沒商量,鐵。鐵。鐵!”從這段激動人心的豪語中,我們完全可以預見:嶺南文化定會攀上新的高峰,正如一首流行歌曲所唱的那樣:“明天會更好”。

  (作者:黃偉宗 1994年1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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