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于 1989年秋撰《論珠江文化及其典型代表——陳殘雲》一文，明確提出和論述了珠江文化的概念和特徵。此後我們珠江文化研究會一班多學科專家學者，一直從多種學術領城（文化學、地理學、海洋學、歷史學、考古學、經濟學、方志學、文藝學、語言學、民族學、民俗學等等）對其進行探討和宣導，取得了許多的豐富的學術成果和創作成果，使珠江文化的概念和內涵更明確、更豐富、更實在、更擴大了。尤其是在省領導先後提出“建設文化大省”和泛珠三角（9+2）合作區以後，更顯示出珠江文化提供文化基礎和文化支撐的重要作用，從而受到更大的重視和歡迎。但是由於我們未能將珠江文化與傳統的嶺南文化概念的區別和關係講清楚，對珠江文化性質和優勢的宣傳力度也不夠，以至當今尚有不少人對其不理解或懷疑，因而很有必要進一步講清楚珠江文化是如何地包括並擴大嶺南文化的內涵和優勢。
一、 珠江文化概念是從時代和水域的先進性提出的
最早提出珠江文化名稱和概念的，是著名文壇大師郭沫若。據現任中山大學地理科學與規劃學院教授司徒尚紀，2001年在查找中山大學歷史檔案中發現：1926年郭沫若來廣州，任廣東大學（中山大學前身）文學院長，在當時的《革命生活》旬刊上，發表《我來廣東的志望》一文，其中說：“我們要改造中國的局面，非國民革命策源地的廣東不能擔當；我們要革新中國的文化，也非在國民革命的空氣中所醞釀的珠江文化不能為力”。從郭沫若這段話看，前句是指廣東作為國民革命策源地而在當時所起的改造中國的先進作用，後句也是從“國民革命的空氣中”提出“珠江文化”方能“為力”的重要作用的。其中“醞釀”二字，是指“國民革命空氣”賦予或造就的珠江文化新內涵的意思，也即是說，當時時代先進文化為當時是國民革命策源地廣東也注入新的活力，使珠江文化成為“革新中國文化”的主要動力。當時珠江的概念，主要是指廣東，但也有代表珠江流域之意（因當時珠江作為一個完整水系概念正在形成之中）；所以，珠江文化的名稱和概念，首先是從時代和水域的先進性而提出來的概念。
我們在20世紀80年代，提出並使用珠江文化的名稱和概念，也是出於時代和水域先進性的依據和前提。改革開放從廣東開始創辦經濟特區深圳、珠海，並在整個廣東“先走一步”；從90年代至今，廣東一直保持著改革開放初期發展的勢頭，站在全國排頭兵的位置，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這樣的地位和作用，自然就需要相應的文化概念去定位和表述，因而珠江文化的稱謂則自然水到渠成地風生水起。
司徒尚紀在2003年5月出版的《珠江文化與史地研究》一書，除提供了上述珍貴史料外，還指出：“嶺南文化”概念在民國初年已在學術界流行使用，與“珠江文化”專用詞出現時間很難作出早晚區別。但“嶺南文化”一詞主要是指“嶺南的文化”，即嶺南地域內所包括的文化，而且主要指古代傳統地域概念則是明顯的。其實，“嶺南”一詞，始于唐太宗貞觀年間，當時全國分為十個道，廣東、廣西同屬嶺南道。嶺南是指五嶺（大庾嶺、越城嶺、騎田嶺、都厐嶺、萌渚嶺）之南，並無其文化是否先進的規定性，更不是一個文化概念，只是一個行政區域的概念。嶺南文化的名稱和概念是在這個行政區域概念基礎上產生的，顯然主要是傳統的區域性文化概念。而珠江文化一詞，則是一個水系或水域文化概念，即是珠江水系及其相鄰河流覆蓋水域文化之總稱，具體包括：西江發源地及流經地雲南、貴州、廣西，北江發源地湖南、江西，東江發源地江西，韓江發源地福建，三江匯流地廣東，位於珠江口的香港、澳門，以及相鄰海島海南。可見珠江文化包括嶺南文化地域，比其僅包括兩廣區域大得多，而且有明確時代先進性之屬性，顯然是包括並擴大了嶺南文化的內涵和優勢。
二、 珠江文化概念可與世界各國文化對接
當今世界各國通行的是水文化理論。這種理論，認為水決定人的生命、生存、生活、生產，決定人的意識、觀念、思維方式與行為方式；並且認為海洋對人的影響特大、特先進，海洋文化的國家才是現代文明的先進的國家。所以，當今西方各國都以海洋大國自居並自豪，另一方面，它們也以自己最大的主幹河流為母親河，以其名稱作為本國文化之代號，如：英國稱泰晤士河文化，德國稱萊茵河文化，法國稱塞納河文化，美國稱密西西比河文化，埃及稱尼羅河文化等等。
從歷史到當今改革改革開放時期，我們廣東與外國的交往是最多最久的。全國華僑華人有三千萬人在世界各國，其中百分之七十是廣東人，簡直可以說凡有華僑華人的地方都必有廣東人。前些年，我先後應邀到西歐六國和美國考察或講學，與各國華僑華人學者都有接觸，尤其是廣東老鄉接觸更多，他們都稱外國人只知黃河文化、長江文化，不知什麼是“嶺南文化”，即使知道，也講不清楚何“嶺”之南？當他們知道有珠江文化說法，均表贊成，認為可與西方各國對接，有利溝通和理解。
從歷史而言，廣東是我國與海外各國交通線——海上絲綢之路的最早發祥地，廣州是世界上千年不衰港口之一（另一個是埃及的亞歷山大港），廣東沿海港口（饒平、潮州、澄海、汕頭、汕尾、惠州、深圳、東莞、香港、澳門、珠海、臺山、陽江、湛江、雷州、徐聞、遂溪等）分別是歷史上各個時代的海上絲綢之路始發港，是港口最多、年代最齊全的海外貿易和交通線。這些歷史地理事實，證實了我國自古以來就是海上貿易大國、海洋文化大國。同時，廣東之所以有如此光輝的歷史，又是與其海岸線特長、尤其是珠江與沿海江河出海口特多的地理形勢是分不開的，因為這造就了海洋文化特濃、並是江海一體的文化特質。從泛珠三角區域角度上看，海岸線更長、出海口更多，福建的泉州、漳州、廈門，廣西的北海、合浦、欽州、防城港，海南的海口等，都是著名的海上絲綢之路始發港。可見只能是以珠江文化概念才能表述這種特性和優勢，也只有如此才能順理成章地與西方世界接軌。顯然，這也是珠江文化包括並擴大嶺南文化內涵與優勢的表現之一。
三、 珠江文化明確並豐富了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文化
20世紀80年代以來，由於現代文化學自西方傳入並在中國迅速普及，形成了“文化熱”潮流。在這潮流的波及下，文化學術界出現了為各省區作出文化定位的時尚，一些出版社出版了系列的地方文化叢書，以傳統的地域稱謂或者春秋戰國時的小國名稱，作為各地文化的冠名，如：稱山東為齊魯文化，湖北為荊楚文化，河北為燕趙文化，山西為三晉文化，陝西為三秦文化，江蘇為吳文化，浙江為越文化，四川為巴蜀文化，湖南為湖湘文化，廣西為八桂文化，雲南為滇雲文化，貴州為黔貴文化，廣東為嶺南文化，海南為瓊州文化等等。應該說，這是中國跟上世界文化時代潮流、文化普及化的體現，同時也體現了中華民族具有悠久文化傳統和豐富多元的文化實際，是值得肯定和讚賞的。
但是，如此文化定位方式，顯得太過於“中國特色”，雖可與中國傳統文化直接對接，卻難與外國文化接軌，因為要使外國人弄懂這些稱謂也得頗費周折。更主要的是與西方水文化理論對不上口徑。可喜的是，前些年河北大學出版社隆重推出了一套巨型的“大江大河傳記叢書”，至今先後出版了《黃河傳》《長江傳》《運河傳》《淮河傳》《塔里木河傳》《雅魯藏布江傳》，排列為這套叢書第三部的《珠江傳》，是由廣東省珠江文化研究會副會長、中山大學博士生導師司徒尚紀教授完成的。這套叢書的出版，可以說是中國江河文化學形成系統的標誌，是中國現代文化學與世界水文化學對接的標誌。同時也意味著對中國文化有了新的視點，這就是以江河為載體和單元去看文化現象，以江河流域或水系水域為整體去剖析其文化系統、成分、結構與特質；對大江大河如此，對從屬或分支的以及獨立的小江小河也可如此。此可謂新的江河文化論，亦可謂江河文化結構論。這就是說，每個國家、每個民族、每個地域的文化，都是由其所在江河文化的系統、成分、結構與特質所決定的，都是可以此為其作出文化分析和定位的。
這樣，對中華民族文化構成的分析和定位，除以地域傳統文化為單元的系統之外，新增了以江河文化為單元的系統。由此，中華民族文化的構成，就可以說是由黃河、長江、珠江等大江大河文化而構成的多元一體的系統，即毛澤東詩詞所稱的“茫茫九派流中國”的結構。珠江文化從屬於這個系統。提出珠江文化這個概念，既將這個系統明朗化，又更明確更豐富了中華民族文化是多元一體的文化。嶺南文化是屬於傳統文化系統的概念，而且是從山文化觀念出發的，既難與水文化系統對接，又有與歷史有違之疵（歷來嶺南一詞是指兩廣，現為廣東專用，是不公平、不科學的，但既已約定俗成，將其作為廣東文化的另一稱謂，相互通用亦可）。顯然，以珠江文化包括並擴大嶺南文化的概念，即可克服這些瑕疵，並可以包括並擴大其內涵和優勢。
四、 珠江文化支撐並促進泛珠三角區域合作
2003年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張德江提出開展泛珠三角（9+2）區域合作的構想，受到舉世矚目，影響巨大。《南方日報》2004年7月12日發表《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的若干問題》一文，指出確定泛珠三角區域範圍是“基於三個客觀因素：一是珠江流域相連；二是與大珠三角相鄰；三是經濟關係密切。9+2的現狀不是絕對不變的，但泛珠三角的主體範圍不會改變”。可見泛珠三角區域主要是指珠江水系流域之區域。
2003年11月30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我題為《泛珠三角經濟圈需珠江文化支撐》的談話；2004年4月12日《南方日報》又發表了我題為《泛珠三角不僅是個經濟概念，也是個文化概念》的談話。在這些談話中，我已先後指出：珠江文化是一個水域文化的概念，是客觀存在的一種文化形態，它覆蓋珠江水系的發源地、流經地及其相鄰江河流域地區，即廣東、廣西、貴州、雲南、湖南、江西、福建、海南、香港、澳門；四川是珠江文化輻射地帶，是自古以來與廣東經濟交往密切地區（清康熙年間實行“湖廣填四川”政策，致大量粵人進川，至今四川大多數縣市有廣東會館可證。改革開放後兩地關係更是密切）。所以，泛珠三角區域與珠江文化覆蓋區域基本等同。這說明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的提出，有共同的文化基礎，可以珠江文化為支撐，成為相互合作的紐帶或對接平臺。從2003年夏天到現在2005年夏天，僅僅兩年時間，泛珠三角合作已在各個方面取得了舉世公認的成就，僅僅最近在成都舉辦的第二屆泛珠經貿合作洽談會上，廣東即與兄弟省區簽訂1157億元合同協定。如此迅速地取得這樣巨大的成就，顯然是與珠江文化的支撐和紐帶作用分不開的。所以，這也是珠江文化包括並擴大嶺南文化內涵和優勢的表現之一。
五、 珠江文化概念具有形態性、歷史性、發展性
珠江文化，是泛珠三角區域的主要的地域性文化，同時又是可以包括並擴大所屬各省區本土文化的一種水域性的泛文化。這個文化現象，與長江文化包括四川巴蜀文化、湖北荊楚文化、江蘇吳文化、浙江越文化等的情況類似，與黃河文化包括陝西三秦文化、山西三晉文化、河北燕趙文化、山東齊魯文化等格局相同。因為泛珠三角合作區域與珠江水系流域基本等同，即珠江文化除了廣東嶺南文化，還可以包括雲南滇雲文化、貴州黔貴文化、廣西八桂文化等等。這是一種可以包括而不能代替的關係，這與哲學上共性與個性的關係一樣，是一般寓於個別之中，一般只包括而不能代替個別。珠江文化與嶺南文化的關係，也有這樣一層意思，即是包括而不完全代替的關係，因而兩個概念可以在不同場合並用或分別使用。
珠江文化是珠江水域的一種共性文化。它是有相對廣泛性的，而又是有一定形態性的，即具有比較廣泛而又有相對穩定的形態性，構成為一種文化形態，即有其共性的特質、風格；而這些特質、風格，也都體現於所屬各部分或個體之中。那麼，珠江文化成其為一種文化形態的標誌是什麼呢？也即是說，其主要特質、風格是什麼呢？我認為這應當從珠江水系的自然地理與人文歷史的特色和特質上去探究：珠江與黃河、長江水系最大不同，是出海口多、海岸線長，具有江海一體、海洋性較強的優勢，與海外交往多、歷史長、關係深，從而逐步形成海洋性與開放性、多元性與相容性、前沿性與變通性、重實性與重商性都並有而又特深特厚的特質、風格。珠江文化這種文化形態及其風格，正如嶺南第一詩人張九齡詩所寫“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那樣寬宏、平和、共時的氣度和風度。這顯然與李白詩“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所寫黃河文化的莊嚴、神聖風格，與蘇軾詞“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所寫長江文化的風流、氣派神韻，有鮮明的區別和差異。這也正是珠江文化與黃河文化、長江文化都同樣具有形態性之體現和佐證。
珠江文化的形態性不是短時形成的，而是經過長期文化積澱而逐步形成的。明末清初著名學者屈大均《廣東新語· 文語》雲：廣東文化“始然於漢，熾于唐于宋，至有明乃照于四方焉。故今天下言文者必稱廣東”。這段話，簡潔地揭示了廣東文化開始和發展的歷史。雖然屈大均是指廣東而言，但也應當看作對珠江文化歷史的概括，因為廣東是珠江文化的中心地。在明代以後，珠江文化還有清末民初和改革開放兩個興盛和新的發展時期，而這兩個時期，也都是以廣東為發端為代表的。珠江文化的歷史性也表現在這裏。
本文開篇引述郭沫若1926年關於珠江文化的說法，一方面表明珠江文化概念和稱謂的緣起，但並非說此時才開始有珠江文化；另方面是說明珠江文化的概念，一開始即是指時代先進性的文化。這裏所說的時代先進性，即珠江文化的江海一體與海洋文化特質所體現的發展性。這就是說，它總是隨著世界的先進潮流而發展的，總是“敢為天下先”去創新和領潮的。這種特性，從屈大均所說“始然於漢”，到唐、宋、明都是突出體現的。郭沫若雖然是具體指1926年新民主主義革命高潮時期，但應理解為泛指近代革命史上每個時代轉折時期。因為鴉片戰爭以後，西方近現代文化最早最大規模從廣東登陸，是廣東揭開了中國近現代文明的序幕，先後發起了太平天國、戍戌維新、辛亥革命、討伐袁世凱、第二次革命、北伐戰爭等重大鬥爭，在全國起到了領潮作用，這就是轟轟烈烈的時代先進性的體現，也即是珠江文化發展性特質的生動寫照。
珠江文化的發展性，還體現在其概念、內涵和優勢也是隨時代的前進而發展的、與時俱進的。據司徒尚紀《珠江傳》稱：珠江之名，始于宋代，原來只是指流溪河流經白鵝潭到虎門出海口之間70公里的河段。1914年，直屬中央政府的“廣東治河事宜處”勘查河道，逐漸發現西江、東江、北江和珠江三角洲網河是一個整體，開始形成珠江水系概念。1937年，珠江水利局成立，正式統管全水系，人們才認同其水系稱謂。由此可見郭沫若提出珠江文化概念時，珠江水系的名稱也尚在開始認識或形成之中。可惜郭老提名之後，人們罕有用之。20世紀80年代，我們在尚未發現郭老1926年提名史料的情況下，提出和使用珠江文化的名稱和概念，開始只是注意到它比嶺南文化有更深更廣的內涵，尤其是可與世界水文化時代接軌、並具有可與全國大江大河文化並列的優勢。2003年，泛珠三角（9+2）合作區域提出後，既證實了這些優勢，又深化和發展了這些優勢。就中國文明史和文化史而言，黃河文化代表農耕文明，長江文化代表工業文明，珠江文化則是率先奔向後工業文明。由此也可見珠江文化的概念和內涵也是不斷發展的、更新的、擴大的。這些都是珠江文化包括並擴大嶺南文化的內涵和優勢的重要體現。
六、 珠江文化的系統、形象、中心地
我們廣東省珠江文化研究會同仁，經過十多年的齊心努力，既從理論上、實踐上為珠江文化的概念、內涵、特質、風格、優勢、形成和發展歷史、在中國和世界文化中的地位，作出了初步的定位和系統的論證，同時，也在其內涵與發展兩個方面，初步理出兩個學術系統：一是珠江文化內涵系統，包括：西江文化、北江文化、東江文化、海上絲綢之路及其對接陸上絲綢之路文化，以及各市縣文化定位、泛珠三角文化論壇等；二是珠江文化發展系統，包括理出從西漢至今的五個時期（即：發端于西漢，興旺于唐宋，明代輻射四方，清末民初輝煌，改革開放新發展）；以及理出與黃河文化始祖黃帝、古代哲聖孔子，長江文化始祖炎帝、古代哲聖老子並列的：珠江文化始祖舜帝、古代哲聖惠能的思想系統。這些系統的初步理出和確立，既證實了珠江文化是客觀存在的文化形態，又證實了珠江文化是科學的概念，是一個實際的深廣的文化領域和學術領域。其內涵和優勢，必會隨著對其研究開發的深入而不斷地擴大、豐富。
我們在研究中還發現：大江大河都有自身的形象，其文化也有相應的自身獨特形象。黃河的形象像條巨龍，黃河文化正如龍的文化；長江的形象有似彩鳳，長江文化如同鳳文化；俗語稱龍鳳呈祥，內涵如同炎黃文化，實乃以黃河、長江標誌中國文化的傳統說法。珠江的形象是四江（西江、北江、東江、南江）匯合於珠江三角洲，有似多龍吐珠、又似珍珠光芒四射的形象，這意味著珠江文化的形象也是如此，也以此而標誌著其特質和風格，是有如珠光四射而開放的、有如多龍共榮而相容的。這是地理水系形態與水系文化形態基本一致的道理，也是珠江文化具有形態性的一個佐證。
珠江水系是西、北、東、南四江，於珠江三角洲匯合後出海。珠三角即多龍吐珠或珠光四射之珠，也即是珠江文化的中心地。廣州是珠三角的中軸，也即是珠江文化中心地之中軸，在珠江文化的形成、發展的歷史上，從來都起著中心地之軸心作用。珠江之得名，開始于宋代一個波斯商人沉珠寶于廣州今海珠橋附近河中的故事；自秦代趙佗在廣州建城開始，廣州二千多年歷史中有大部分時間是嶺南首府所在地，是中國海上絲綢之路發祥地，是世界上兩個千年不衰港口之一（另一個是埃及亞歷山大港）；自鴉片戰爭後，是抗擊帝國主義侵略的首戰地（三元里平英團），太平天國革命源發地，康有為、梁啟超戍戌維新運動醞釀地，孫中山民主革命策源地，第一次國共合作與北伐戰爭發端地，又是新時期改革開放的先行地，這些從歷史到現實的開創和領潮作用，說明廣州在珠江文化中的中軸地位與作用是無可爭議的。因為珠江文化從南到北地向全國掀起了這些時代風暴和浪潮，而廣州正就是掀起這些風暴和浪潮的中心或軸心。廣州比其他的珠江流域任何地方，都特別鮮明而集中地體現珠江文化的時代先進性並具有地域代表性的作用。所以，廣州尤應大力宣導珠江文化。如果說，就廣東省文化的範圍而言，嶺南文化和珠江文化的概念都可以並用或通用的話，那麼，廣州市則應當特別重視並推廣使用珠江文化的概念，著力研究開發珠江文化的資源和理論，大力開拓並深化珠江文化的學術領域，弘揚珠江文化傳統和珠江文化精神！因為廣州作為珠江文化的中心或軸心，尤其典型地體現珠江文化的特質與風格，特別強烈地發揮出珠江文化的領潮與輻射作用。這也可以說是珠江文化包括並擴大嶺南文化的內涵和優勢的一個重要表現。
（作者：黃偉宗 2005年8月14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