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的海外貿易源遠流長。省會廣州作爲海外貿易商港，曆2000多年而不衰，世界上只有地中海的亞力山大（Alexandria)港能與之媲美，但它至16世紀也衰落了。而19世紀40年代前，廣東和廣州的海外貿易仍獲得了空前的發展。20世紀初，有學者認爲：“清代廣東對外貿易，不能發展”〔1〕。這種看法，不符合史實。因此，本文對清代前期廣東的對外貿易作一探索。
一
明朝建國伊始，朱元璋實行“寸板不許下海”的海禁政策，洪武七年(1374年)，廢止了原來設置管理廣東對外貿易的廣東市舶司。明成祖實行開放政策，于永樂元年(1403年)，重設廣東市舶司。但嘉靖元年(1522年)，因“倭寇”猖獗，再行廢止。二十九年(1550年)再度恢復。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葡萄牙人賄賂海道副使汪拍，進入澳門居住和貿易。從此，澳門成爲東西方國家貿易的中轉港。隆慶以後，海禁鬆弛，廣東的對外貿易獲得進一步發展。清初，首任兩廣總督和廣東巡撫佟養甲以“廣東內外，貨物流通，番舶、巨商、富賈爭相貿易，民獲資生，商獲倍利”，“通商因以裕國，而通番國之商尤以充廣省之餉”爲理由上疏，向皇帝提出“許濠鏡澳商人上省，商人出洋”〔2〕的請求。順治四年(1647年)戶部議複，同意他的請求，准許廣東商人去澳門和葡萄牙等西方國家商人貿易，亦允准外國商人來廣州貿易。順治九年(1652年)，荷蘭第一艘船進人虎門時，廣東巡視海道“以全體廣州官員的名義表示接待和歡迎”〔3〕。順治十二年(1655年)，清政府實行海禁，停止了澳門到廣州的陸路貿易，但由于葡萄牙派商人瑪訥·撒爾達聶哈(Manuel Smdanha)、本多·白勒拉(Bento Pereyra de Fada)兩次到北京向清政府請求，得以于十八年(1661年)恢復貿易，而且成爲當時中國與西方國家貿易的唯一通道。順治十七年(1660年)，清政府頒布了“遷海令”，幷于康熙元年(1662年)在廣東沿海實施遷界。但由于廣東地方政府官員如兩廣總督李栖鳳、平南王尚可喜，巡撫王來任等不斷提出展界建議，清政府于康熙八年(1669年)允准廣東初步展界，使廣東的對外貿易不至中斷。特別是將澳門劃爲“化外”之區，“奉令免遷”〔4〕，使澳門通市如故，“無來去期限”〔5〕。到了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政府廢止海禁，“開海貿易”，次年宣布江蘇的松江、浙江的寧波、福建的泉州和廣東的廣州爲對外開放的貿易港口，幷分別設立江、浙、閩、粵四海關，管理對外貿易。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十一月十日，清政府又宣布撤銷江、浙、閩三海關，規定番商“將來只許在廣東收泊交易”〔6〕。從此，偌大的中國的對外貿易主要集中在廣州一口進行，而且一直延續到道光二十年(1840年)，長達156年之久，使廣東的對外貿易處于得天獨厚的地位，進入高度發展的黃金時代。具體表現爲：
第一，海外貿易航綫的增加。清前期，廣東除了原來已經開通的歐洲航綫、拉丁美洲航綫、印度洋航綫、東南亞航綫和日本航綫外，新開闢了三條航綫。即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由美國商人裝備的“中國皇后號”(Empress of China)商船“于1784年夏季自紐約載著一批洋參到達廣東”〔7〕的北美航綫；嘉慶十年(1805年)，由俄羅斯派遣“希望號”和“涅瓦號”兩艘商船抵達廣州的俄羅斯航綫〔8〕；和嘉慶二十四年（1819年），由新到中國的詹姆士·孖地臣從廣州向新南威爾士的杰克遜口岸(Port Jackson)開出第一艘載茶葉船“哈斯丁侯爵號”(Marquis of Hasting)而開闢的大洋洲航綫。〔9〕
第二，對外貿易港口的擴大和貿易國家增多。明代廣東對外貿易的港口主要是經由廣州到澳門港出口。但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開海貿易後，“粵東之海，東起潮州，西盡廉，南盡瓊崖(海南島)。凡分三路，在在均有出海門戶”〔10〕。《英國藍皮書》也記載：“中國經營這種貿易的港口爲廣東省的廣州、潮州、南康、惠州、徐聞、江門、昌西［?］及海南。”〔11〕據《粵海關志》及清代檔案的記載，粵海關所屬有廣州省城大關，澳門總口、庵埠總口，梅菉總口、海安總口、烏坎總口和海口總口及69處小口〔12〕，均允許來船貿易。例如，南洋諸國中對華貿易常居首位的暹羅(泰國)，就經常有商船到潮州口、澄海口、崖州口來貿易，“象、犀，金，玉，與夫錦綉、皮、幣之屬，千艘萬舶悉由澄［海］分達諸邑”〔13〕。其他如東南亞的呂宋(菲律賓)、蘇祿群島、西裏伯群島、馬六甲群島、新加坡、婆羅洲、加里曼丹、爪哇、蘇門答臘、馬來西亞、越南、柬埔寨、緬甸等國；歐洲的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丹麥、瑞典、普魯士，意大利、奧地利、俄國等國；美洲的墨西哥、秘魯、美國、智利；以及東方的日本、印度、伊朗、朝鮮和澳大利亞等數十國家，經常有商船來到廣州、澳門等港口貿易。可以說，幾乎世界上主要的國家都與廣東發生直接的貿易關係了。所以，《粵游小識》雲：“粵東居民近海者，多與番狎”。開始時，外國商船進黃埔、廣州之前，先在珠江口的崖門、蕉門、磨刀門、橫門、虎門等地方灣泊，候風進港。附近的南沙等村的居民，往往用漁船搭運洋船貨物，先寄頓在村內，然後從鎮口小口運往廣州；也有在洋船泊靠黃埔口時，附近的深井等村的村民在泊船周圍地方搭蓋蓬寮，以賣糧、蔬菜爲名，深夜到洋船把貨物運至寮內，再用民船運進廣州、佛山等地。之後又從廣州、佛山等地購買中國的貨物，由蕉門、崖門運到珠江口外，與洋船外商貿易。開海貿易後，外國商船則直接到廣州來貿易了。
與此同時，廣東商人也相爭出洋貿易。史書記載：“海禁既開，帆檣鱗集，瞻星戴月”，“富家巨室，爭造貨船”〔14〕，“通于山海之間……遠而東西二洋”〔15〕“—年之中，千舡往回”〔16〕，“每年出洋船隻所用舵工、水手、商夥等，爲數甚多，就粵而論，借外來洋船以資生計者，約計數10萬人”〔17〕。南洋各地均有賣廣貨之粵商〔18〕。例如，廣州的葉振德于康熙廿六年(1687年)“往洋貿易”〔19〕；廣東船主李韜士于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到日經商〔20〕；番禺縣商人潘振承于乾隆年間“往呂宋貿易”〔21〕；南海縣石頭鄉商人簡照南，創辦了一個輪船公司，往來日本、暹羅、安南及歐美各大港口商埠貿易〔22〕。特別是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華裔鄭昭(原籍澄海縣)在暹羅登基建立新王朝之後，潮州人、海南人到暹羅去經商貿易者，更是絡繹不絕，“每當中國新年，則有海南島人、廣東、福建及其他諸港之船五、六十艘到達，除貨以外，幷常有數千移民前來暹羅”，〔23〕臺山縣商人甘澤農也于道光年間(1821—1850年) “經商美洲”〔24〕。這樣的歷史事實，說明廣東商人足迹遍于全世界了。
第三，進出口貿易的商船大爲增加。據統計，從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開海貿易至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的67年間，中國開往日本去貿易的商船總數達到3017艘〔25〕，平均每年爲41.4艘，其中相當一部分是從廣州開出的。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至道光十八年(1838年)的82年間，開往日本貿易的商船爲800艘，其中絕大部分是經黃埔港開出的。往南洋各國貿易的廣東商船也爲數不少。例如“海南島開往東京、安南、柬埔寨、暹羅及新加坡進行貿易的很多小帆船，……其中，每年開往暹羅者約五十艘，往安南者約四十三艘”〔26〕。道光九年(1829年)，從廣州開往新加坡貿易的商船5艘，十年(1830年)，從潮州開去的2艘，十一年(1831年)，從其他口岸開去的11艘〔27〕。十九世紀二十年代後，每年經黃埔港去暹羅貿易的商船82艘，去越南西貢的30艘，去福發的16艘，去順化的12艘，去越南其他港口的共116艘，載貨20000多噸，還有去加里曼丹、爪哇、望加錫、帝汶、馬六甲、吉蘭丹、林牙群島及附近島嶼、丁加奴等地的商船，總計26艘，載貨17100噸〔28〕。
與北同時，世界各國來廣東貿易的商船更是不可勝數。順治十年(1653年)，暹羅、荷蘭商船到廣東，經藩王府參將沈上達和鹽課提舉白萬舉以“互市之利”說服平南王尚可喜，允許在明市舶司的“懷遠驛”處納稅貿易。開海貿易後，西歐國家到廣東各口岸貿易的海船魚貫而人。據有關資料統計，康熙二十四年至乾隆二十二年(1685—1757年)的72年間，歐美各國到中國貿易的商船有312艘〔29〕，其中經黃埔港人廣州的商船爲279艘，占89％，到澳門的1艘，占0.5%。其中又以英國商船最多，達到198艘〔30〕，占63%；荷蘭，丹麥、瑞典、普魯士等國的商船113艘，占37%。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撤銷江、浙、閩三海關之後，外國商船來廣東貿易者是成倍、10倍地增加。根據《粵海關志》所記的資料，列表統計如下，則可見班。
1749—1838外國商船到粵海關貿易統計表
資料來源：根據(粵海關志)卷24，(市舶)的數字統計編制。
從上表看到，在乾隆十四年至道光十八年的89年中，外國到粵海關口岸貿易的商船共達5266艘，平均每年爲59.1艘。其中亦是以英國商船最多，爲2951艘，占56％，美國次之，爲1190艘，占22％，荷蘭商船爲123艘，丹麥爲81艘，法國72艘，瑞典55艘，西班牙26艘，普魯士16艘，意大利6艘，其他國家15艘〔31〕。據統計，從雍正八年到道光十年(1730—1830年)的100年中，外國進入廣州貿易的商船噸位增加25倍；其中英國商船噸位增加36倍〔32〕。如此多的外國商船來廣東貿易，反映了清代前期廣東對外貿易的繁榮景象。
第四，進出口商品種類空前增加。當時全國各省的貨物源源不斷地運至廣東出口，與外國商人進行（通過廣東十三行商）貿易。據統計，來自全國各省的産品達80多種，其中以茶、絲、綢緞、土布、銅、糖爲主。
茶葉是廣東第一位的出口商品。主要輸往英國、法國、荷蘭、葡萄牙和西班牙等國家。從康熙四十年(1701年)開始向英國輸出，以後年年增加。“康熙二年，英吉利商又向荷蘭購百斤，……康熙四十九年，至十四萬斤；雍正二年，至十八萬斤；乾隆二十四年，二百二十九萬斤，三十七年，五百四十七萬斤，五十年，遂至千三百萬斤；嘉慶十八年，二千一百二十萬斤；道光二年，二千三百七十六萬斤，十年後，三千余萬斤，……十七年廣東出口茶葉三十萬石，共值銀千有四百余萬元”。“又彌利堅國，道光十七年，購茶價銀三百六十九萬兩， (共茶十二萬余斤)，荷蘭歲需茶二百八十萬斤不等，佛蘭西二十三萬斤不等，……此外西洋各國大約二百萬斤”〔33〕。
絲和綢緞是廣東出口占第二位的貨物。根據李待堯在《奏準將本年洋商已買絲貨不准其出口疏》中所說，乾隆年間，平均每年出口生絲和綢緞達到二十多萬至三十二、三萬斤之多。至道光十年（1830年），在廣州出口的生絲就達到705300斤，其中南京絲占337300斤，廣東絲占368000斤〔34〕。
土布是廣東出口的重要貨物，主要輸往英、美、法、丹麥、荷蘭、瑞典、西班牙等國。據統計，乾隆六年(1741年)，從廣州出口的棉布爲15699匹，五十九年(1794年)增至598000匹，嘉慶元年(1796年)增至820000匹，三年(1798年)增至2125000匹，二十四年（1819年），又增至330萬匹，價值爲170多萬元〔35〕。這些數字當然不完整，如果加上輸往俄國、日本及東南亞諸國的土布數，一定會超出此數字。
19世紀以後，廣東出口的上述四種主要貨物已有貨值統計，我們列表如下，更容易看出它們在出口貿易商品中的重要地位和數量的增長。
1817—1833年廣州主要出口商品貨值表
單位：銀元
資料來源：根據：H·B·Morse, 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Vol III-1V的數宇編制。
與此同時，外國的商品源源不斷地運進廣東來貿易。進口商品約115個品目〔36〕。在19世紀以前，歐美各國輸入廣東的商品以銀元爲最大宗，夷船來時，“所載貨物無幾，大半均屬番銀”〔37〕。正如馬克思指出，“在1830年以前，當中國人在對外貿易上經常是出超的時候，白銀是不斷地從印度、不列顛和美國向中國輸出的”〔38〕。據統計，從康熙三十九年至道光十年（1700—1830年）的130年中，廣州淨進白銀達到4億銀元，占輸入中國白銀的80%〔39〕。其次是毛織品、棉花。19世紀初至鴉片戰爭前，主要進口貨物是鴉片、棉花、毛織物和白銀，如下表所列。
1817—1833年廣州主要進口商品貨值表
資料來源：根據H·B·Morse,The Chronicles of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Vol II-IV的數字編制。
從上表看出，鴉片戰爭前夕，鴉片進口的比例越來越多了，白銀進口越來越少了。如果就英國而論，主要是向廣東輸入鴉片，“即沒有向中國直接輸出金銀”〔40〕了。
第五、對外貿易商品流通量值的增加。最能說明清前期廣東對外貿易高度發展的，是商品流通量值的日益增長。這一點，我們從粵海關100多年來的關稅收入中推算出其進出口商品量值的大約數字，可得到較充分的證明。
1729—1837年粵海關貿易商品量值表
資料來源：根據《粵海關志》卷十，《稅則三》，及彭澤益：《清初四榷關地點及貿易量的考察》(載《社會科學戰綫》1984年第3期)的數字統計推算編制(按5％的稅率)。
*該數是雍正七、八、九年及乾隆十四至二十一年共十一年的數字合計。因未見雍正十年和乾隆十三年數字，故將這十一年的數字一起統計。
上表說明，自從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設置粵海關後，廣東的對外貿易商品量值逐年增加，幅度相當大。如果拿清前期廣東對外貿易商品量值同許多學者認爲中國對外貿易最發達的宋代相比，當遠遠超過宋代的全國對外貿易商品量值。宋代的對外貿易商品量值未見有確切的數字記載，我們姑且以南宋趙構所說：“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動以百萬計”〔41〕來推算一年的貿易量，那麽南宋對外貿易商品量值也只500萬兩左右(其中廣州占275萬兩）〔42〕。這僅僅是乾隆十四年(1749年)貿易量值23347000兩的四分之一多一點，達不到道光十七年(1837年)的貿易量值62102200兩的十分之一。由此觀之，以前有些學者認爲清代前期廣東甚至是中國的對外貿易萎縮停滯，比不上宋、明兩代發展的觀點，是值得商榷的。當然，這是一個縱向比較，如果拿它與18至19世紀中葉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對外貿易比較，則又相對落後了。
第六，外國在廣州紛紛建立商館。鑒于廣東對外貿易的空前發展，而且在某種程度上具有全國性的意義(詳後)。所以，世界各國商人接踵而來廣州建立商館。最早在廣州建立商館的是英國，建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法國于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建立，但雍正二年(1724年)因航程改變，放弃了廣州商館，專派代理人駐澳門經理商務，雍正十年(1732年)重新恢復廣州商館。荷蘭、丹麥、瑞典分別于雍正七年(1729年)，九年(1731年)，十年(1732年)先後在廣州建立商館〔43〕。據統計，外國在廣州建立的商館共十三家，位置在西城外郊區的河岸邊，大約在今十三行街南面的文化公園附近，自東而西排列。這些外國商館的後面就是中國行商集中的十三行街。顯然，這是爲方便與行商進行貿易而選擇的，對廣東對外貿易無疑是有促進作用的。
二
清代前期如此發達的廣東對外貿易，具有一些新的特點。
一、英、美等西方國家成爲主要的貿易對象。據本人接觸到的資料，似乎在17世紀前，英、美還沒有與廣東發生貿易關係，但自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葡萄牙人進入澳門，開闢了澳門——果亞——里斯本航綫之後，英國、法國和美國則分別于崇禎八年(1635年)、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和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先後來到澳門、廣州貿易。隨著英、美在國際貿易中霸權地位的確立，英、美成爲清代前期廣東對外貿易的主要國家。例如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英國輸入廣州的商品貨值爲4383663銀兩，占輸入廣州總值5069653銀兩的86％；從廣州輸往英國的商品貨值爲5534931銀兩，占廣州輸出總值7490524銀兩的74％。美國輸入廣州商品貨值爲109816銀兩，占輸入廣州總值的2％；從廣州輸往美國的商品貨值爲317270銀兩，占廣州輸出總值的4.2％。法國輸入廣州商品貨值爲49120銀兩，占輸入廣州總值的1％，從廣州輸往法國的商品貨值爲361925銀兩，占廣州輸出總值的5％〔44〕。說明在18世紀，英國對廣東貿易處于獨占鰲頭的地位。到19世紀也基本如此。但有些商品(如土布)則是美國超過了英國。例如，1800—1824年間，自廣州輸往美國的土布超過廣州出口土布總量的50%，居土布貿易之首〔45〕。
二、進出口商品的結構發生了重大的變化。以“Seres”(意爲絲之國)著稱于西方的中國，就其貨值而論，歷來以絲貨爲主要的出口商品。直至明代仍無多大變化。但自明季葡萄牙人和荷蘭人把少量茶葉運往歐洲及南洋群島銷售後，茶葉日漸成爲歐洲人生活的必需品，于是中國茶葉出口與日俱增。鴉片戰爭前夕，廣東的出口商品以茶葉占首位，其次才是絲貨及土布等。例如，嘉慶二十二年至道光十三年(1817—1833)期間，茶葉出口值占總貨值的50—66％左右；而生絲僅占5.7—13.5％(如上節《1817—1833廣州主要出口商品貨值表》所示)。其中又是以輸往英國爲主，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廣州出口到英國的紅綠茶貨值爲4037694銀兩，占輸出總值的73％，而生絲爲820600銀兩，占14％左右〔46〕。英國東印度公司90％以上的利潤是靠從廣州經營茶葉貿易中獲取的，大約每年純利潤達到40—50萬兩。而且連英國政府的稅收也是以茶稅收人爲最大源泉，據統計，1793年達到60萬英鎊，1833年增至330英鎊〔47〕。
侈奢品貿易是古代貿易的主要內容，中西皆然。清代之前，廣東對外貿易的進口商品，絕大多數是封建統治階級上層所必需的侈奢品和消費品，如高級毛織物、寶石、香料、戒指之類。當時西方國家的一般民生産品還打不進中國市場，只能以白銀作爲交換手段，因此，大量白銀流入中國。據統計，萬曆元年至崇禎十七年(1578—1644年)的72年間，葡萄牙、西班牙、日本等國輸入中國的白銀達到一億四千萬銀元左右〔48〕，其中33％經廣東澳門入口。這種情况延續到19世紀初。康熙三十九年至嘉慶五年(1700—1800)的100年間，英國因購買中國貨物而輸入中國的白銀爲二億零八千九百萬元〔49〕。這種進口商品結構到了清代前期，特別是到19世紀30年代前後却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隨著西方國家産業革命的完成，英、美等國家輸入廣東貿易的商品，就噸位而論，棉花占首位，其次是棉布和棉紗，毛織品退居第三位了；就價值而論，則鴉片占了首位。鴉片的輸入，早在明代萬曆十七年(1589年)已有出現。但當時是爲醫治痢疾的止痛藥而作爲貢品運入的，不屬貿易性質，數量也不多。雍正十年(1732年)，葡萄牙人正式從印度的果亞及達曼販運鴉片到澳門貿易，每年約200箱〔50〕。1794年英國“一艘專載鴉片的船隻駛到黃埔，……船上載的鴉片約290至300箱”〔51〕，公開與廣東的私販直接貿易。道光元年(1821年)以後，把鴉片的儲存站移至伶仃島，用飛剪船(chipper)將鴉片偷運至廣州販賣，數量不斷增加。
據統計，嘉慶五年至道光十九年(1800—1839年)39年，運進澳門、廣州的鴉片達到638119箱〔52〕。如此多的鴉片輸入廣東，就從貿易量值上大大改變了廣東進口貿易的商品結構，現列表如下，可見一斑。
1817—1833年廣州主要進口商品貨值表
資料來源：根據H·B·Morse，The Chronilc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China， 1635—1834，Vol III-IV的數字統計編制。
上表說明，在1840年前數十年的廣東進口商品流通量值中，鴉片居第一位。這種商品的輸入，既嚴重毒害中國人民的身心健康，又從根本上改變了廣東以至中國在國際貿易中的地位；由出超變爲入超，白銀由內流變爲外流。據統計，從嘉慶五年至道光十四(1800—1834年)，由廣東各港口外流的白銀達到699073679美元，折合中國的銀爲6億兩左右〔53〕，平均每年1500萬兩。這種進口商品結構的變化，强烈地反映了英、美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對廣東、也是對中國進行經濟輸出的性質。
三、建立近代正式海關嚴格管理對外貿易。歷史上廣州是唯一曆久不衰的商港，我國自唐代始在這裏設置管理對外貿易的機構市舶使院。明洪武三年(1370年)在廣州設立市舶司。“正德時，移于高州之電白縣。嘉靖十四年，……移之壕鏡”〔54〕。這種官署代表政府負責檢查廣東各港進出口貿易的船舶，徵收貨稅，收購政府專買品及管理外商等事宜，具有類似海關的性質，但不屬近代正式海關。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開海貿易後，爲了嚴格管理對外貿易，清政府在江蘇、浙江、福建和廣東設立江海關，浙海關、閩海關和粵海關。粵海關設在廣州(約今廣州起義路與泰康路交界處)。從此，粵海關代替了歷朝的市舶司，成爲中國近代正式海關的濫觴。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撤銷了江、浙，閩三海關，僅留粵海關，于是粵海關成爲中國唯一的近代正式海關，歷時174之久，獨立自主地管理廣東的對外貿易(在相當大的程度上說也是管理中國的對外貿易)。
粵海關負責管理整個廣東沿海的對外貿易，下轄省城大關及澳門、庵埠、梅菜、海安、鳥坎、海口七個總口及69處小口。其中以廣州省城大關及澳門總口爲最重要。爲了執行清政府的開海貿易、嚴格管理的對外貿易政策，粵海關建立和制訂了一系列管理制度和辦法。諸如：貿易自由，洋船來者，接例徵稅，均可貿易；引水制度：“洋船到日，［澳門］海防衙門撥給引水之人，引入虎門，灣泊黃埔”〔55〕；洋船繳納進出口稅，由十三行商代辦；外商護貨兵船，應停泊外洋，不准駛入內港；外商返航，由行商通知開船日期，聽後檢查，派引水員上船引航出海；……。粵海關這些管理廣東對外貿易的制度和辦法，體現了中國海關獨立自主的行政管理權和關稅自主權，爲中國近代正式海關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基礎。
四、廣東的對外貿易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代表了中國的對外貿易。清代前期的廣東對外貿易，主要是康熙二十四年到道光二十年(1685—1840年)的150多年的開海設關嚴格管理時期。其中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撤銷江、浙、閩三海關，規定番商“只許在廣東收泊交易”後的80多年，全中國的對外貿易，除了少量在江蘇的蘇州、浙江的寧波和福建的厦門進出口外，絕大部分集中在廣東的廣州、潮州、惠州、徐聞、江門，海南島等港口貿易〔56〕，而主要貿易對象歐美各國“都在廣州做生意。”這說明，清代前期廣東的海外貿易基本上代表了中國的海外貿易。
三
爲什麽清代前期廣東的對外貿易如此高度發展，幷獨具自己的特點呢?筆者認爲有如下幾方面的原因。
首先，這是中國和廣東地區商品貨幣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清代前期，廣東對外貿易是由當時中國和廣東地區經濟發展决定的。我贊成著名經濟學家陳振漢教授的意見：根據我國和經濟發達的國家歷史上人口增長率的比較研究，在乾隆十五年(1750年)以前，中國經濟發展的水平不低于其他國家。從宏觀上看，清代前期，中國社會相對穩定，農業生産和手工業生産都獲得進一步的發展。特別是商業性農業的發展、經濟作物區出現、手工業的分工，已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57〕。在經濟作物方面，諸如浙江的杭、嘉、湖地區，江蘇的蘇、松、寧地區的種桑養蠶業；長江三角洲、河南、河北、湖北的棉花種植業；湖南、廣西、福建、陝西、甘肅的種烟業；四川、福建、臺灣、廣東的種蔗業；安徽、浙江、福建、湖南等的種茶業，都逐步成爲商品生産，爲江蘇的棉布業，蘇、浙的絲織業，福建、四川、廣東、臺灣的榨糖業的發展提供充足的原料。加上早已譽滿全球的江西景德鎮的陶瓷業，山西、廣東的冶鐵業和造紙、榨油、制茶業，等等，爲廣東對外貿易準備了充足的貨源。特別是當時廣東地區“有些府、州、縣的農村經濟作物發展，農産品商品化的程度，已經超過了江南五府而躍居第一位”〔58〕。在珠江三角洲的順德、番禺、東莞、香山、南海等縣形成了養蠶、養魚、甘蔗、種茶、水果，蔬菜、花卉的專業化商品生産基地，出現了許多專門從事商品生産的茶戶、桑戶、香戶、果樹戶、蔬菜戶、鴨戶、葵戶等專業戶，爲廣東的制茶業、紡織業、制糖業、釀酒業等手工業的高度發展奠定了堅厚的原料基礎。于是順德、佛山的繅絲業，東莞、番禺、增城、陽春的制糖業，廣州的制茶業等日益發展成爲專業化的手工業生産部門，生産生絲、綢緞、棉布，茶葉、瓷器等更多更好的商品。“商品必須全面轉手”〔59〕。這種“轉手”，不僅要求國內市場，而且要求國外市場。它是農業和手工業生産在流通領域中的延伸，必然直接促進當時廣東對外貿易的高度發展。如前述清代前期廣東對外貿易的出口商品茶、土布、絲、綢緞、陶瓷、鐵器等，正是當時中國和廣東商業性農業和手工業生産高度發展的真實反映。
其次，廣東具有發展對外貿易的優越的地理位置和地理形勢。廣東是中國南部的一個海洋省份，背負五嶺，三面臨海，地當東西航路之間。海岸綫4300公里，占全國海岸綫的23.8％，居全國第一位。沿海多良港海灣，境內河網交錯，以西、北、東三江爲主流的珠江水系貫通全省，聯通廣西、湖南、福建等省。珠江口外，島嶼衆多，水道縱橫，航綫交織。有虎門、橫門、磨刀門、崖門、蕉門、啼門、洪奇瀝門、虎跳門等八大門出海，形成了大大小小的通商口岸，使內河航運與海洋航運聯成一體，是中國出海的南大門。由廣州、澳門、潮州、汕頭出發，東行可直達國內的厦門、寧波、上海、青島、天津、大連，直至日本國；西行可到越南、印度，經好望角到達歐、非洲；南行可到達馬尼拉、噶喇吧等東南亞堵國，過太平洋到達美洲各國。可以說，廣東是中國到達歐、美各國最近的航綫起點。這是廣東發展對外貿易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使之自然成爲對外貿易的要衝。同時，當時南洋諸國多是西歐資本主義國家的殖民地，廣東與東南亞各國距離最近。歷史上與這些國家又有貿易的傳統關係。廣東與東南亞國家貿易，就自然與西方國家發生貿易關係，使西方諸國也到廣東進行貿易。還有，由于廣東屬亞熱帶氣候，在北回歸綫的南緣，溫暖多雨，終年無雪，季風氣候，每年十月至次年二月吹北風，四月至十月吹南風或東南風，十分有利于帆船航行。每年夏季，外國商船乘南風航行而來；秋天借北風返航而去，十分方便。而停泊商船的港口如澳門、黃埔等均屬淺水港。在當時主要靠帆船來往的條件下，淺水港口反而成爲對外貿易的良港。鴉片戰爭後，帆船爲汽船取代，廣東對外貿易也日益爲香港、上海等深水港口置換。
再次，清政府對廣東的對外貿易實行特殊政策。清初，滿族統治者害怕臺灣的鄭成功組織力量反對其統治，曾于順治十二年(1655年)、十三年(1656年)、康熙元年(1662年)、四年(1665年)、十四年(1675年)五次頒布禁海令〔60〕；順治十七年(1660年)、康熙元年(1662年)、十七年(1678年)三次下達“遷海令”〔61〕。禁止沿海居民出海貿易。但對廣東則實行特殊政策，視澳門爲“化外”之區不予禁止和“奉命免遷”〔62〕。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清政府只實行南洋海禁，但澳門仍然“不在禁內”〔63〕。因此，在清初實行海禁期間，廣東的對外貿易通過澳門繼續進行，不致于中斷。澳門自明中葉以來開闢的澳門——果亞——里斯本；澳門——長崎；澳門——馬尼拉——墨西哥三條綫航綫照常通航貿易。澳門仍然是廣州對外貿易的外港和東西方國家貿易的中轉港。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政府實行開海貿易政策後，在廣州設立粵海關管理對外貿易；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撤銷江、浙，閩三海關，僅留粵海關對外貿易。從此，全國的對外貿易主要集中在廣東進行，各省的商品源源不絕地運到廣東出口；外國商品也集中在廣東進口，使廣東的對外貿易進人了新的高度發展時期，而且一直延續到鴉片戰爭前夕。與此同時，清政府還對粵海關實行减稅和免稅政策，優待外國商人貿易。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規定，洋船原稅减去“十之二”〔64〕，二十四年(1685年)“于原减之外，再减二分”〔65〕；三十八年(1699年)，减免英船“原定稅收之四分三，以招攬貿易”〔66〕，四十七年(1708年)，對暹羅貢使所帶貨物，“請聽其隨便貿易，幷免稅”〔67〕。雍正二年(1724年)、三年(1725年)、五年(1727年)、六年(1723年)，“對暹羅商船運米來廣州貿易”“概免徵稅”〔68〕；乾隆八年(1743年)規定，外洋船來“粵等省貿易，帶米一萬石以上者，免其船貨銀十之五，五千石以上者，免十之三”；〔69〕四十九年(1784年)“又准免珍珠、寶石之稅”〔70〕；道光二年(1822年)，因廣州夷商貨物被火燒，又免收其稅〔71〕，十年(1830年)，决定“東西洋舶餉銀俱照額减二徵收”〔72〕。于是，粵海關的關稅率保持在平均4％左右，最高也不過是7%〔73〕。從而吸引更多的外國商人到廣東來經商貿易。
最後，廣東歷史上形成了一套比較完整的外貿管理制度和擁有一大批善于經營外貿的商人。如前所述，秦漢以來，廣東一直是對外貿易發達的地區，而且曆久不衰。在這個過程中，除了歷代設置市舶司機構外，也形成了一套完善的管理制度。諸如牙行制度，明代有三十六行，清代前期演變成行商制度，稱“十三行”，屬半官半商性質。他們爲外商在廣東貿易代爲交納關稅，購銷商品，代辦一切交涉事務，幷設辦商館招待外商，向外商提供商業信息等，大大方便了不熟悉中國情况和不懂中國語言的外商的經營，對中外商人貿易起了溝通作用。加上清代前期，廣東已經出現了爲世人矚目的“廣東幫”商人集團，他們足迹遍天下，“同外國船舶有直接或間接的聯繫”〔74〕。這就使外商在廣東做生意特別方便，特別順利。英國議會曾對在廣州進行貿易的商人進行調查後得出結論說：“絕大多數在廣州進行貿易作證人都一致聲稱，廣州的生意幾乎比世界一切其他地方都方便好做”〔75〕。
四
對外貿易是社會生産在流通領域中的延伸，是再生産過程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它的發展與否，對于再生産起著積極的或消極的作用。清代前期高度發展的廣東對外貿易，對當時廣東和全國以及世界的再生産和科學技術、文化都産生了積極的影響。
第一，促進了廣東新型手工業的興起和發展。
明中葉以後，廣東傳統的手工業生産已經有了較好的基礎。適應清前期對外貿易的需要，廣東興起了不少爲出口需要的新型的加工手工業。其中以廣州的制茶業、瓷器加工業、紡織業和佛山的棉織業的發展爲典型。
茶葉的大量出口使廣州的制茶業進入一個新時期。據著名經濟史專家彭澤益先生的研究，清前期廣東出口的花熏茶，全部是在廣州設廠加工製造的。這類制茶工場由茶行經營，多數設在珠江對岸的河南(現在海珠區)。據當時外國人記載：
這些茶行都是宏大而寬敞的兩層樓的建築。下層堆滿了茶葉和操作工具，上層擠滿了上百的婦女和小孩從事于揀茶和把茶分爲各種各類的工作。
……這種工作的工資爲每斤六文，平均每人每天可得六十文——相當于三個便士。〔76〕
這類制茶工場應該是屬于資本主義性質的工場手工業了。爲了彌補廣東茶葉出口之不足，除由工場派人到全國産茶區收購茶葉回廠加工外，有些茶行商人還到外省去就地興辦茶廠制茶。例如，道光二十年(1840年)前後，因“英人之在粵南之對華貿易，已有相當進展，時輸出品以茶爲大宗。兩粵茶産不多，爰由粵商赴湘示範，使［湖南］安化茶農改制紅茶……因價高利厚。于是各縣競相仿製，産額日多。此爲紅茶製造之創始，亦即湖南茶對外貿易發展之嚆矢”〔77〕。
與此同時，在廣州河南也興起了瓷器加工業。瓷器商人先到江西景德鎮購買大批白瓷器回來，然後在河南設廠開爐烘染加工，“另雇工匠，仿照西洋畫法”，製成彩瓷，售之洋商。所謂“其器購自景德鎮，彩繪則粵之河南廠所加者也”〔78〕。這種加工的瓷器同佛山石灣的傳統陶瓷交相輝映，共同滿足瓷器出口的需要。
佛山棉紡織業是利用外國大量進口棉花而逐步興辦起來的外向型手工業。據統計，嘉慶十九年至二十年(1814—1815年)運入廣州的英印棉花貨值約銀1051708兩，占當年廣州進口商品量值的32％。這些進口棉花爲佛山棉紡織業的興起提供充足的原料，故鴉片戰爭前，佛山的棉紡織業工場相當多，規模也相當大。有一則外國人記述佛山棉紡織業興盛情景的資料說：
這裏被雇傭的工人和所完成的作業數量是很可觀的。每年有一萬七千名男女童工從事于織綢工作。……他們的織機很簡單，但出品一般都很精緻。從事織造各種布匹的工人共約五萬人，産品需求緊迫的時候，工人就大量增加。工人們分別在大約二千五百家織布工場作工。平時每一工場平均有二十個工人。〔79〕
同時，紡紗業和染布業隨之興起，“織布場場主和紡戶之間，通常總是由場主供應紡戶兩斤棉花，然後收回一半數量的棉紗”〔80〕，用以織布，再把布拿到染布工場去染成青色的“青長布”，向新加坡及廣東人常到的各個地方輸出〔81〕。可見，佛山棉紡織業的興起，與對外貿易的發展是分不開的。鴉片戰爭後，五口通商，佛山的棉紡織業才日益蕭條和停頓。
第二，促進了廣東與內地的貿易交往。
清前期，廣東是對外貿易發達的地區，特別是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撤銷江、浙、閩三海關之後，全國各地的商品都彙集到廣東出口。廣東的商人紛紛到內地去組織貨源，內地的商人也爭相到廣東做生意。于是廣東與內地之間商業網絡空前發展，國內統一市場日益形成。各省的貨物源源不斷運到廣東，進口“洋貨”又源源不斷地運往內地。我們將道光十三年(1833年)澳門出版的《Chinese Repository》(《中國叢報》)報道的廣東與內地貿易的商品列表如下，可見一斑：
清代廣州與全國各地貿易商品列表
資料來源：根據姚賢鎬：《中國近代對外貿易史資料》第1册第305-306頁的資料編制。
從上表看到，每年從內地運至廣州的商品有97種，從廣州運往內地的有32種。這些商品以水陸聯運的方式分三路往返運輸。北路，由廣州出發，沿北江而上，經清遠、英德、曲江、韶關、南雄上岸，跨過大庾嶺，往東北至江西、浙江，往北至湖南、湖北、河南、河北等地，“商賈如雲，貨物如雨”〔82〕，“肩貨來往于南風嶺者不下十萬人”〔83〕。西路，由廣州出發，逆西江而上，經三水、高要、德慶、封開入廣西梧州，轉潯江、桂江至桂林，然後通過靈渠與湘江聯接到湖南，入長江往西經水陸路到達貴州、雲南、四川等省。東路，從廣州出發，溯東江到河源，龍川的老隆上岸，翻過大帽山至五華、興寧，與梅溪、韓江，潭河相接，東北到福建，浙江、江蘇、安徽等地，凡潮、惠仕宦商賈赴京及閩、江、浙者，舟止此處經過，所以“客商船隻行泊輻輳，絡繹不絕”。〔84〕其中以福建，江南、湖廣客商爲最多。這些商人于每年十一、二月到廣東，翌年四、五月北返，常年經商貿易，把整個國內市場網絡活躍起來。
第三，促進了中外科學技術和文化的交流。
隨著廣東對外貿易的發展和繁盛，廣東也成爲中外科學技術和文化交流的樞紐。清前期，中國的絲織品、瓷器、漆器等先進而精湛的商品從廣東出口至世界各國，各國人民不僅得以享用，而且還從中仿效中國商品的先進技術和工藝進行製造。例如法國人查爾丁(Chardin)于1650年(順治七年)，在波斯市場看到中國的瓷器上釉描花瓷和龍風、麒麟圖案，就回到法國設廠仿製，1677年(康熙十六年)製造出青花軟瓷；德國人包特格爾(S·F·Bottger)于1708年(康熙四十年)仿製中國白瓷成功；英國人于1760年(乾隆二十五年)，在博屋(Bow)設立“新廣州瓷廠”，招收300名工匠按廣州出口的瓷器燒制硬質瓷器。一些西歐國家的藝術家還編輯出版了《中國漆器圖案》、《中國建築、傢具、服裝設計式樣》等著作，向歐洲各國系統介紹中國各種手工業的先進工藝品和藝術風格。
與此同時，西方國家的先進科學技術和文化也隨著貿易而傳入廣東，産生了良好的影響。例如，由于經常從英國等地進口自鳴鐘，廣州的工匠就仿其原理製造出廣州的自鳴鐘〔85〕。目前北京故宮保存許多大大小小的自鳴鐘，除一些是外國人作爲禮品贈送外，其餘大部分是由廣州工匠仿造的。特別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歐洲的科學技術和文化也隨著對外貿易傳人廣東，開創了中國學習西方科學文化的先聲。17至19世紀中葉，許多隨貿易來到廣東進行傳教活動的傳教士，其目的當然是販賣“麻醉人民的鴉片烟”，但同時也帶來不少新的科學技術和西方文化。嘉慶十年(1805年)，英國醫官皮爾遜(Alexander Piearson)在廣州行醫，招收學徒，教授種牛痘法。十三行商鄭崇謙翻譯出版了《種痘奇書》，幷有梁輝、丘熺、張堯、譚國等四人學習種痘技術。嘉慶十五年(1810年)，行商伍敦元、潘有度，盧觀恒集資數千金于洋行商館，請譚國、丘熺爲人傳種，是爲中國種牛痘防天花之先聲〔86〕。道光十五年(1835年)，行商伍秉等在新豆欄街出租一部分房屋，給美國傳教士裨治文(Reve·C·Bridgman)創辦了眼科醫局，是爲廣州首辦的眼科醫院。英國人羅克哈忒(William Lockha)隨貿易船到廣州後，到澳門充任醫院院長，然後往上海和北京設立醫院，爲以後北京建立協和醫院奠定了基礎。同時，許多傳教土利用西方文化作爲傳教媒介，給廣東帶來新的文化影響。例如，在西方文化教育的影響下，一些官、紳、商人士，在鴉片戰爭前的二、三十年間，逐步改革康熙至道光年間(1662—1850年)在廣州地區辦起來的30間書院。道光六年(1826年)創辦的學海堂書院，打破了中國封建社會傳統書院的教育制度和教學方法，除了開設文學、音韵、訓詁等傳統課程外，還仿照西方國家增設了數學、天文、地理、曆法等新的自然科學的科目，開創了學習自然科學的新風，提高了學生知識素養。許多廣東近代革新派的思想家，都是在這些改革了的書院裏學習而成才的。如朱次琦，先後肄業于羊城書院和越華書院。他“以經世致用爲主”〔87〕。後來他又以新學來教育他的學生康有爲。康有爲成爲近代的維新派人物，與他在廣州受新學的熏陶不無關係。某些傳教士還在廣東辦起新式學校，招收學生學習西方文化。如美國的耶魯大學(Yale University)畢業生塞繆爾·布朗(Samuel RobbinsBrown)于道光十九年(1839年)在澳門辦起了第一所西式學校——馬禮遜學堂(Morrison school)，招收澳門的兒童來學堂“半天讀漢語，半天讀英語”〔88〕對于提高中國兒童的英語水平開創了一條新路。近代中國著名改良思想家容閎(1828—1912年)，就曾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到澳門馬禮遜學堂學習英語，後來去美國耶魯大學讀書，成爲我國最早到美國留學的學生。他學成回國後，在上海開設工廠，成爲中國開辦民族工業的先驅之一。近代中國西醫的鼻祖黃寬，也是在馬禮遜學堂讀書，與容閎一同到美國，後轉赴英國考入愛丁堡大學醫科，成爲中國第一位留英學生。他學成回國後，在廣州行醫，幷招收學徒，培養成爲中國第一代西醫人才。此外，有些傳教士在廣州舉辦育嬰堂、瞽目院、普濟院等，出版書刊，對廣東後來興辦社會慈善福利事業也産生了良好的影響。
第四，促進了東南亞和美洲國家經濟的發展。
17—18世紀，東南亞和美洲的許多國家正在開發時期，社會經濟還低于中國。清前期廣東對外貿易給這些國家供應大量商品如綢緞、瓷器、鐵鍋等，大大改善了這些國家人民的生活。同時，隨著貿易而到這些國家的廣東商人，有些人“久居不返，至長子孫”，成爲華僑。例如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後，在暹羅的華僑已達到150萬， 占全暹羅人口的25%〔89〕。特別是到嘉道年間(1796—1850年)，不少廣東人被當作“苦力”販運到東南亞和美洲各國，最後變成了“苦力華工”，不下數百萬。他們與當地人民友好交往，結下了和平的深厚友誼，幷共同合作開發和發展當地的社會經濟。當時廣東商人和華工帶去中國先進的鐵工具等，對于東南亞各國人民從事礦藏的開發，荒地的開墾起著决定性的作用。而他們艱苦勞動，同當地人民一起建設港市，開采礦山，開墾荒地，修建公路、鐵路，種植甘蔗、橡膠、烟草，立下了汗馬功勞，對建設和提高這些國家的物質文明起了重要的作用。當時西班牙人莫牙(Dr.Antonis Morga)就肯定華僑對菲律賓社會經濟發展的巨大作用，指出：“凡一鎮之成立，必不能缺中人國”〔90〕。《美國第44届國會參衆兩院調查華工入境問題聯合特別委員會報告書》也指出，華僑在開發美國西部經濟中作出不可估量的貢獻：
中國人入境的後果是大大增進了太平洋（指美國西部）的物質繁榮〔91〕。
可見，今天東南亞國家以至美國發達的經濟，同清前期隨貿易而移民這些國家的廣東華僑的艱苦勞動和努力開發是分不開的。
注 釋：
〔1〕黃菩生：《清代廣東貿易其在中國經濟史上之意義》，載(嶺南學報》第3、4期。
〔2〕《文獻叢編》第24輯。
〔3〕轉引汪敬虞：《論清代前期的禁海閉關》，載《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3年第2期。
〔4〕江日昇：《臺灣外記》卷十四。
〔5〕阮元：《道光廣東通志》卷二八，《經政略二十三》。
〔6〕《清高宗實錄》卷五五0，乾隆二十二年十一月戊戌。
〔7〕Blakesles, China and the Far East, P49。
〔8〕王之春：《國朝通商始末記》卷六。
〔9〕格林堡著、康成譯：《鴉片戰爭前中英通商史》第86~87頁，商務印書館1964年版；魏源：《海國圖志》卷十六。
〔10〕梁廷楠：《粵海關志》卷五，《口岸一》。
〔11〕R·M·Mariton， China, Political, commereial and Social vol II, p157，轉引姚賢鎬：《中國近代對外貿易史資料》第1册第59頁，中華書局1962年版。
〔12〕梁廷楠：《粵海關志》卷五、六，《口岸一、二》；檔案：《軍機錄副》卷16-17。
〔13〕李書吉：《嘉慶澄海縣態》卷八，《埠市》。
〔14〕梁廷楠：《粵海關志》卷五，《口岸一》：吳震芳：《嶺南雜記》。
〔15〕屈大均：《廣東新語》卷九，《事語》。
〔16〕李士楨：《撫粵政略》卷十，《議複粵東增豁稅餉疏》。
〔17〕《史料旬刊》第22期，《慶複折》。
〔18〕吳道熔：《光緒海陽縣志》卷八，《風俗》。
〔19〕民國十三年《南海葉氏宗譜》。
〔20〕參看姚賢鎬：《中國近代對外貿易史資料》第1册第80頁，中華書局1962年版。
〔21〕民國《番禺潘氏族譜》。
〔22〕汪宗准等：《民國佛山忠義鄉志》卷十四，《人物八》。
〔23〕轉引梁嘉彬：《論明清廣東國際貿易與近代中泰之關係》，載《廣東文獻》第7卷第5期。
〔24〕《臺山甘氏族譜》民國廿四年刊。
〔25〕據木宮泰彥著、陳捷譯：《中日交通史》下册第327-334頁的數字統計。
〔26〕Foster Rhea Dulles, The Old China Trade, P209-211 (1930)，轉引姚賢鎬：《中國近代對外貿易史資料》第1册第288、69頁，中華書局1962年版。
〔27〕Foster Rhea Dulles, The Old China Trade, P209-211 (1930)，轉引姚賢鎬：《中國近代對外貿易史資料》第1册第288、69頁，中華書局1962年版。
〔28〕田汝康：《十七世紀至十九世紀中國帆船在東南亞洲航運和商業的地位》，載《歷史研究》1956年第8期。
〔29〕根據梁廷楠：《粵海關志》卷二四，《市舶》；H·B·Morse, The Chronich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VolII, 《附錄》；呂堅：《康熙時期與西歐的貿易》，載《歷史檔案》1981年第4期的數字統計。
〔30〕根據H·B·Morse, 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 VoI II、IV的數字統計。
〔31〕根據：H·B·Morse, 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 Vol II-IV的數字統計。
〔32〕根據：H·B·Morse, 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 Vol I, P198, Vol IV, P223.
〔33〕魏源：《海國圖志》卷二，第22頁。
〔34〕《珠江三角洲農業志》（四）第41頁，1976年。
〔35〕H·B·Morse, 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Vol III, P347、366。
〔36〕《光緒大清會典事例》卷五一0；徐正旭：《越南輯略》卷二；《皇朝文獻通考》卷三三；《清高宗實錄》卷八○八；《中國近代對外貿易史資料》第1册第67、70頁；檔案，《軍機錄副》卷19，《關稅》，乾隆五十六年；《宮中檔》乾隆56-58年，《兩廣總督楊琳奏摺》。
〔37〕《文獻叢編》第176輯，《福建巡撫常賫奏摺》；格林堡著、康成譯：《鴉片戰爭前中英通商史》第71頁，商務印書館1964年版。
〔38〕《馬恩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2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39〕王業鍵：《全漢升在中國經濟史研究上的重要貢獻》，載《清史研究集》第5輯第258頁，光明日報出版社1986年版。
〔40〕看姚賢鎬：《中國近代對外貿易史資料》第1册第268頁，中華書局1962年版。
〔41〕梁廷楠：《粵海關志》卷三，《前代史實二》引《宋會要》。
〔42〕按《宋會要輯稿》，《職官四四之一》記：“凡番貨之來，十稅其一”；又《文獻通考》卷2，《市糴·市舶互市》記：“淳化三年，始立抽解三分”。今按一抽二推算。
〔43〕H·B·Morse, 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Vol I, P60、193；梁廷楠：《粵海關志》卷二四，《市舶》。
〔44〕H·B·Morse, 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Vol II，P.290。
〔45〕詳見嚴中平編：《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第16頁，北京科學出版社1955年版。
〔46〕H·B·Morse, 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Vol II，P201-203。
〔47〕參考李康華：《中國對外貿易簡論》第192頁，對外貿易出版社1981年版。
〔48〕梁方仲：《明代國際貿易與銀的輸出入》，載《中國社會經濟史集刊》第6卷第2期。
〔49〕千家駒：《東印度公司的解散與鴉片戰爭》，載《清華周刊》第37卷第9~10期，1934年。
〔50〕《大英百科全書》，《中國條》。
〔51〕轉引姚賢鎬：《中國近代對外貿易史資料》第1卷第315頁，中華書局1962年版。
〔52〕根據劉鑒唐：《鴉片戰爭前四十年間鴉片輸入與白銀外流數字的考察》，《南開史學》1984年第1期的數字統計。
〔53〕關于鴉片戰爭前中國每年外流白銀的數目，有各種說：Morse說是每年1000萬兩：嚴中平、楊端六認爲是每年1000萬以下（《中國近代經濟史資料選輯》第38頁）；李伯詳認爲是每年500多萬兩（《關于十九世紀三十年代鴉片進口白銀外流的數量》，載《歷史研究》1980年第5期）。
〔54〕《明史》卷325，《外國傳六·佛朗機》。市舶司移至電白及澳門事，有爭論。
〔55〕梁廷楠：《粵海關志》卷二八，《夷商三》。
〔56〕參看黃啓臣：《清代前期海外貿易的發展》，載《歷史研究》1986年第4期。
〔57〕參看方行：《論清代前期農民商品生産的發展》，載《中國經濟史研究》1986年第1期。
〔58〕李華：《明清時代廣東農村經濟作物的發展》，載《清史研究集》第3輯，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59〕《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03頁，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
〔60〕《光緒大清會典事例》卷一二0第1頁；卷六九二第1頁；卷七七六第3頁。
〔61〕《東華錄》順治十七年九月癸亥條、康熙十七年潤三月丙辰條。
〔62〕江日昇：《臺灣外紀》卷十四。
〔63〕《宮中檔》第3輯第392頁。
〔64〕《清聖祖實錄》卷一二四。
〔65〕梁廷楠：《粵海關志》卷二二，《貢舶二》。
〔66〕H·B·Mone，The Chronilc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Vo1 II，P77—78.
〔67〕《清朝文獻通考》卷二六、三三。
〔68〕《清朝文獻通考》卷二六、三三。
〔69〕《清朝文獻通考》卷三三。
〔70〕《清高宗實錄》卷一二○。
〔71〕檔案：《軍機處錄副奏摺》，道光三年，《關稅》。
〔72〕梁廷楠：《粵海關志》卷九，《稅則三》。
〔73〕參看黃啓臣：《略論粵海關的若干特殊制度及其影響》，載《廣州研究》1985年第1期。
〔74〕W·Hunter, The “Fan-Kwae” at Canton, P53.
〔75〕轉引汪敬虞：《論清代前期的禁海閉關》，載《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3年第2期。
〔76〕Robert Fortune, A Residence Among the Chinese, P197, London 1857, 轉引彭澤益編：《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第1卷第485、484頁，中華書局1984年版。
〔77〕吳覺農：《湖南省茶業視察報告書》，《中國實業》第1卷第4期第720頁。
〔78〕劉子芬：《竹林陶說·廣窑附廣彩》第7-8頁。
〔79〕Description of the City of Canton，Vol II，p205-300，The Chinese Repositiory，NO：7， Nov，1833。
〔80〕格林堡著、康成譯：《鴉片戰爭前中英通商史》第91頁，商務印書局1964年版。
〔81〕彭澤益編：《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第2卷第245頁，中華書局1984年版。
〔82〕陶成等：《雍正江西通志》卷一三○。
〔83〕容閎：《西學東漸記》第111頁，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84〕藺：《乾隆大埔縣志》卷一，第22頁。
〔85〕錢泳：《履園叢話》卷十二，《銅匠》。
〔86〕鄧士憲：《道光南海縣志》卷四。
〔87〕康有爲：《康南海自編年譜》第240頁，中華書局1992年版。
〔88〕顧長聲：《傳教士與近代中國》第41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89〕參看梁嘉彬：《論明清時期廣東國際貿易與近代中泰之關係》，載《廣東文獻》第7卷，第2期。
〔90〕李長傅：《南洋華僑史》第70頁，商務印書館1934年版。
〔91〕轉引彭家禮：《十九世紀開發西方殖民地的華工》，載《世界歷史》1980年第1期。
（作者：黃啟臣 原載《中國經濟史研究》1988年第4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