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中國古代經濟發展，中部偏西的黃河中游地區是我國經濟、政治、文化的搖籃和中心。之後，逐步向東南方向轉移至長江流域的中下游地區，最後再向東南沿海地區發展，形成現代經濟發展的格局。可以說，中國是經歷著河流文化到海洋文化的發展進程。
嶺南地區的經濟、政治、文化的發展，也有相似之處，即從西江流域偏西地區開始發展起來，然後向東南方向移動，最後向沿海地區發展。現將此軌迹闡述，則可見一斑。
一、漢至南朝時期的西江流域地區經濟的開發
春秋戰國時代，楚國是七雄的最强大者，疆域爲七國之冠。它除了與中原交往外，還融合境內的少數民族的文化。由于楚國與嶺南地區毗鄰，楚文化在吸引了中原文化後對嶺南更發生直接的影響。
秦滅六國後，于秦始皇二十九年（公元前218年）發兵50萬，“一軍守鐔城之領（嶺），一軍守九疑之塞，一軍處番禺之都，一軍守南野之界，一軍結餘幹之水。”〔1〕于東西五路南下統一嶺南。因當時陸路交通工具不發達，所以秦軍主要從西路水路南下，即“一軍守九疑之塞”，“一軍守鐔城之嶺”。即一軍從湖南寧遠縣的九疑山前的深水（又稱瀟水）而下經零陵入湘江，經萌諸嶺入封水（今賀江）轉郁江（今西江）到番禺；一軍在今湖南西南端靖川一帶，跨越城嶺，下漓水（今灕江）至蒼梧入郁江（今西江）下番禺。
秦統一嶺南後，于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將嶺南地區設置桂林、象郡、南海三郡，轄境相當于今廣西、廣東、越南北部、中部和海南島。幷“徙中縣之民于南方三郡”，〔2〕使秦朝真正成爲“南至北向戶，幷據河爲塞，幷陰山至遼東”的空前統一的大帝國。這些“中縣之民”帶來鐵制生産農具，應用于生産中。兩廣出土的100多件當時的鋤、鍤、鐮等農具，說明嶺南地區農業文明的進步，農産品的産量增加，致使封建剝削成爲可能，從而促使嶺南地區奴隸主向封建地主的轉化，和少數自耕農上升爲地主。這是以西江流域伊始的嶺南地區社會經濟的一個重的質的飛躍，使嶺南的封建文化得以開始發端。
西漢繼續推行郡縣制，將嶺南分爲南海、蒼梧、合浦、郁林、珠崖、交州、九真、日南、儋耳九郡。基本上屬今廣東省者是南海郡，部份或小部份屬廣東省者爲蒼梧、合浦郡。蒼梧郡治在廣信，轄10縣，在今廣東省境者有廣信縣（今封開及廣西梧州）、端溪（今德慶）、高要。漢武帝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設十三刺史部，嶺南地區稱交趾部，治所亦在廣信，史稱：“廣信……刺史部。”〔3〕廣信處于嶺南東、西部的心腹之地，當邕、賀、桂三江交匯之處，誠東粵之襟喉，握水陸交通要衝，對嶺南地區的經濟文化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從廣信以東至郁南、德慶、高要等西江流域地區，由于其東聯南海郡，西溯潯江而連郁林郡，又通過灕江北聯靈渠與湘江以至長江溝通；向南又通過高要的新興江再經陸路後直接通漠河連接高、雷地區等。這種優越的地理條件，使其成爲嶺南開發較早和經濟發達的地區。
漢代西江流域地區經濟發展的重要標志是人口的增加。據史料記載，西漢時蒼梧郡有“戶二萬四千三百七十七，口十四萬六千一百六十”；東漢時增至“戶十一萬一千三百九十五，口四十六萬六千九百七十五。”〔4〕而此時，南海郡的人口僅爲94258人。可見，西江流域蒼梧郡的人口列于嶺南諸郡之首。人口的增加，使農業生産獲得充足的勞動力，爲西江流域地區農業生産的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漢代西江流域地區的稻作文化和園藝文化獲得了一定程度的發展。在廣西梧州地區發掘出土的漢代的各種農具、糧食等遺物、遺址就是佐證。如賀縣市蓮塘發現的東漢墓地中的兩把鐵犁，〔5〕經考證是由北方經賀江傳入“封中”（西江支流賀江流域一帶地方）的。由于鐵制農具使用于耕作，使西江流域的糧食不斷增加，糧食充裕，倉庫儲存不少糧食。漢代蒼梧縣出土的漢墓發現的立柱式鑄銅糧倉模型，保存有殘留的若干稻穀化石，就是很好的說明。〔6〕東漢時劉熙《釋名》卷4中提到名爲“蒼梧酒”的米酒，說明糧食有餘用以蒸酒，顯示了蒼梧地區是一個重要的産糧區。稻作文化獲得相當程度的發展，西江流域一帶地方的方言中有很多以“那”字爲起首的地名，也是標志之一。例如高要縣的“那落”，新興縣的“那康”，等，就是越語水田之意，一直保留至今天，是爲漢代西江流域稻作文化發展遺留下來的片羽吉光。與此同時，西江流域的園藝文化也發展起來了，梧州市鶴頭山東漢墓出土的銅盤中盛裝柑橙類的果核化石，〔7〕就是例證。又漢代蒼梧有個被譽爲巨孝的人叫丁密，他“非已耕種菜果不食”，“非家織布不衣。”〔8〕可見，漢代蒼梧一帶地方的經濟作物已獲相當程度的發展。到了西晋時期，稽含在其著《南方草木狀》一書中，就記載“蒼梧多荔枝，生山中，人家亦種之。”〔9〕當時能將荔枝從山中野生引種到田園，應該說是園藝文化的一大進步。
在古代，稻作文化和園藝文化是社會文化發展的基礎。在兩種文化的帶動下，西江流域的工藝文化也獲得了發展，具體表現是西江流域手工業生産發展起來了。梧州富民坊出土的西漢燒窑遺址，旺步東漢墓地的銅碗，工藝精湛，碗底刻有“章和三年正月十日錢千二百”的字樣。〔10〕雲浮市出土的漢代銅鼓，經過測定其含錫量爲127%，含鉛量爲109%，屬銅、錫、鉛三元合金，其含錫量比之春秋末年《周禮·考工記》所記載的“六分其金而錫居一”的鑄鼎略低一些，但技術也是不差了。羅定出土的戰國銅鼎與中原的青銅文化有淵源關係，其鑄造方法就是中國傳統青銅工藝在嶺南的具體運用。1980年，德慶縣出土的一件陶船模型，長54cm，高20cm，分爲頭艙、船樓、舵樓，還有操舵狀俑人，可以說明當年西江流域造船技術和工藝水平是相當高明了。〔11〕
漢代西江流域的貨幣文化也有所發展，從封開縣江口鎮蛇沖口出土的五銖錢、貨泉銅錢、鐵刀、銀指環等貨幣文物可以得到說明。〔12〕
漢代“封中”的封水（賀江）在今封開縣城江口鎮處注入西江，成爲東、西、北交通的樞紐，史稱：“貨之所貿，誠臨封之奧區，幷廣于咽吭也。”〔13〕封水和灕江分別在今封開縣城的江口鎮及其西北23公里的梧州注入西江。封開至梧州一帶地方是漢代有名的廣信縣，是當時嶺南北交通的樞紐。由此溯水而上，經桂林接通靈渠與湘江以至長江溝通；溯西行，可往廣西左江而至越南；而西行不遠，從今藤縣溯北流江至北流縣，過鬼（桂）門關再順南流江而下至合浦，複由海道或接陸路至徐聞出海；向東可至番禺出海。可以說，廣信地區是漢代嶺南與中原交往的樞紐。封開縣發現杏花村的河床有一處100多米長、1米多厚的西漢文化層，正是漢代“封中”交通發達的遺迹。
吳至西晋時期，蒼梧等郡的俚人，皆爲耕種所需要而酷愛牛犢及水牛，不惜“以子易之”。〔14〕說明此時已經普遍使用牛耕。
到了南朝，西江流域已普遍使用牛耕和鐵農具進行農業生産。農業技術也發展到了一個新水平。1980年，梧州南朝墓葬出土的陶質耙的模型，顯示了犁田而後耙田的精耕農業技術文化已在西江流域地區發展了。經濟作物的種植也開始了。肇慶産茶的記載就是有力的說明，史稱：“酉（西）平縣出皋盧（過羅）茗之利。茗葉大而澀，南人以爲飲。”〔15〕
二、隋唐時期西江流域地區經濟的發展
隋朝取消郡一級的地方建制，實行州、縣二級管理體制。時廣東有潮、循、廣、連、洭、羅、合、封、高、岡、建、瀧、新、端、越、崖等16州，其中封、瀧、新、端四州屬西江流域地區。大業三年（607年），廢建、羅、岡、新四州，又改行郡縣制，將端州改爲信安郡，封州改爲蒼梧郡，下轄高要、端溪（今德慶）、樂城（今德慶樂城）、新興、博林（今高要西南）、平興（今高明西）、封川（今封開）、都城（今郁南）、蒼梧（今梧州市）等縣。唐初承襲隋制。但從中宗到玄宗開元二十九年時期（684—761年），改爲道、州、縣三級管理體制。天寶元年（743年），又改州爲郡，今廣東省內有24郡93縣。西江流域地區分爲高要郡、晋原郡、新興郡、雲浮郡、臨封郡、開陽郡等。
隋唐時期（581—907年），廣東西江流域地區的經濟發展上了新臺階，其重要標志是人口的增加和人口密度升高。據大業五年（609年）統計，時西江流域人口密度大于中、東部，其中又以信安郡、永熙郡爲最，每平方公里達到203戶，居全省第一位和第二位。到了唐代，信安、永熙、蒼梧郡的人口密度（此時行政建制改爲端、封、康、瀧、新等州）爲每平方公里2—3戶，雖然略低于韶州（每平方公里47戶），而屈居第二，但仍比廣州、潮州等地爲高。又由于韶州面積大于端、康、封、瀧、新等州，因此實際上西江流域各郡的人口度比韶州爲高。
由于西江流域地區人口多，使農業生産獲得充足的勞動力資源，從而促進隋唐時期該地農業生産的發展。首先表現在耕作技術上，元和年初（806年）《龍城錄》記述一個高要農民關于當地耕地的方法：
深耕穊植，時耘時耔，却牛馬之踐履，去螟螣之戕害。勤以朝夕，滋之糞土，而有秋之利，蓋富有年矣。〔16〕
這說明其時西江流域地區的農民在農業生産中已掌握了深耕細作、合理密植、中耕耘田除草、培土施肥、防治病蟲害和畜害等一整套先進耕作技術了。與此同時，新、瀧州的農民還創造了一種利用養魚除草肥田的新耕作方法，史稱：
揀荒平處，以鋤鍬開爲町畦，伺春雨，丘中積水，即先買鯇魚散于田內，一二年後，魚兒長大，食草根幷盡，既爲熟田，又收魚利，及種稻，且無稗草。〔17〕
這是一種獨特的耕作方法，時人稱贊爲“乃齊民之術”。可以說，這是開珠江三角洲地區于宋、元、明、清時期的“果基魚塘”和“桑基魚塘”多種經營農業生産技術的先河，顯示了西江流域稻作文明的先進水平。
同時，西江流域地區種植經濟作物的多種經營農業也發展起來了，其中尤以種植柑桔著稱，幷掌握了一整套柑桔保鮮的技術。一般是果農在秋冬柑桔將熟時，用布複蓋，至次年春夏，使其果皮仍保持青色，味道則有甜中帶酸，更爲可口。武后時被貶爲瀧州參軍的宋之問曾親眼目睹這種保鮮柑桔的技術說：“林暗交楓葉，國香覆桔花”〔18〕。果農還十分注意改良柑桔的品種，如新州果農經常引種端州高要縣的優良柑桔種植，使柑桔“形味俱變”，“其苞大于升者”，“皮薄如洞庭之橘，餘柑之所弗及”，故名之曰“變柑。”〔19〕新州果農這種改良種植柑桔的技術，是我國果樹品種改良的首創，也是最早的記載，在中國果樹栽培學是有相當高的學術價值的。
隋唐時期，在稻作文化的帶動下西江流域地區的手工業生産也相應發展了。礦治業方面，西江流域一帶以淘金而著稱于粵。史稱：
江溪間皆産金，側近居人以木箕淘金爲業。〔20〕
唐後期詩人許渾亦賦詩記述：“洞丁多石，蠻女半淘金。”〔21〕生動地描繪了西江流域地區人民淘金的熱潮。唐代西江流域地區開發銀礦也實屬不少，全省計有77州産銀礦，而康、瀧、端、封、新五州所産銀礦，占全廣東産銀州的30%左右。同時，陶瓷業已相當發展，在全省28處窑地中，西江流域地區有9處，占324%。其他如封川的蕉布、各州縣編織的魚籠等手工業也頗有名氣。
更值得秉書的是端州、康州的制硯特種工藝手工業的發展。其中又以高要的“端硯”而聞名全國。端硯産地羚羊峽斧柯山端溪水一帶及七星岩至鼎湖一綫的山嶺中。其開采始于唐武德之世。〔22〕至唐後期形成了“洞丁多石”的采石制硯熱，從而成爲端州最有名的制硯基地。幷且積累一整套采石制硯的工藝手工業生産經驗和生産技藝。從資料上看，端硯從采石到制硯，工序繁複，費工又費時。在唐前期，端硯的製作講究實用價值，形狀多如箕形，時人稱之爲“袖手硯”。中後期的端硯製作注重實用與藝術相結合，即既實用又美觀。在硯體雕刻各種各樣的仿古紋飾，風格古樸華貴。端硯石質堅硬細滑，顔色多樣，具有絢麗多彩的天然花紋，外觀格外雍容華貴，甚得時人稱道：
唐人最重端溪石，每得一佳石，必梳而爲數板，用精鐵爲周郭，青州（今山東青州縣）人作此至有名家者。〔23〕
唐人初時用硯以山東青州硯爲時尚，後有“端硯”，則青州硯相形見拙，連青州人也以端溪石作硯了。足見“端硯”爲後起之秀，一時名聲大噪，極受世人珍重，正如李肇所雲：
內丘白瓷甌，端溪紫石硯；天下無貴賤通用之。〔24〕
其他如唐代著名詩人杜甫、劉禹錫、李賀、陸龜蒙、李山甫、皮日休、李鹹用等均有詩贊頌端硯者。說明端硯這種工藝手工業已長足發展和著稱于世了。
隋唐時期，西江流域地區的交通發達又是其經濟發展的一個標志。其時，從廣州出發沿西江而上，經端、康、封州至達梧州，然後溯桂江、賀江而上，路經富（今廣西昭平縣）、昭（今廣西平樂縣）等州直到桂州（桂林），再涉漓水至靈渠經湖南的永（今湖南永州市）、衡（今湖南衡陽市）入湘江，與長江流域溝通，溯漢水而上，可達首都長安，全程5040公里。亦可在鄧州分叉，越過魯陽關（今河南魯山縣西南）、汝州（今河南臨汝縣）可達洛陽，全綫長5085公里。敬宗寶曆初（825年）、鹹通九年（868年）兩次大規模疏浚靈渠，使渠道暢通，“雖百斛大舸，一夫可涉。”〔25〕可見，此時西江流域仍是嶺南漕運、商路的主要通道，對嶺南經濟文化的發展起著重要的作用。
同時，西江水路還有一條瀧州綫，從廣州出發，沿西江而上至康州，南折人建水（今羅定江）過瀧州、竇州下茂名水（今茂名鑒江），可直到粵西的高、雷、廉等地。
再次，從廣州出發沿西江而上至封開、梧州後，溯潯江而上，至邕江而上邕管、客管和安南等地，向西延伸可到南詔、劍南、黔中。貞觀十三年（639年），渝州（今重慶市）人侯弘仁就是“自牂牁（今貴州黃平西北）開道，經酉趙，出邕州，以通交、桂”，〔26〕此路與“安南通天竺道”相連，可達天竺（今印度）、東南亞諸國，成爲一條國際性邊貿交通綫。在唐代，交通主要依靠河流水路的情况下，西江流域及西江水系更顯出其在發展嶺南經濟的重要作用。在當時廣東沿海航綫還不是完全發達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正因爲如此，當時廣東與西江流域地區以至北方的商業貿易也有賴西江去溝通。致使西江沿途的高要（肇慶）、新州、封州、梧州均成爲商業繁盛之地。廣州地區的鹽産及手工業品以及阿拉伯人的洋貨，均沿西江源源不斷而西、而北，運至全國各地。北方、西部的土特産品也經西江源源東運到廣州出口。使廣州成爲唐代中國對外貿易的第一大港口，也是世界最大的貿易港口之一。
隨著上述農業、手工業、交通運輸業的發展，西江流域地區的貨幣經濟也相當發達了。當時嶺南地區的貨幣是銅錢和銀。根據敦煌出土的《天寶間地志殘卷》記載，嶺南各州公廨本錢數量，其計量單位用貫（錢）和兩（銀）。其中在廣東境內的22州中以貫作爲計量單位有廣、韶、循三州；而以兩計量的在西江流域的端、封、康、瀧等州。說明西江流域貨幣在商品交換中的價值已超過廣、韶、循州。更值得注意的是，當時廣州等州的通貨主要是銅錢，而端、封等州則因這裏盛産銀礦而普遍使用銀幣爲通貨。銀屬貴金屬之一，銀幣作爲貨幣在西江流域地區比廣州率先通用，實是開中國後世銀本位貨幣之先河。這又從另一側面反映唐代西江流域地區經濟發展的水平。
三、西漢中後期至隋唐時期西江下游珠江三角洲經濟的發展
從以上漢至隋唐西江流域地區的人口、農業、手工業、交通、商業和貨幣等經濟部門發展的歷史事實，我們不難看出，嶺南經濟的發展是以西江流域地區爲源頭的，然後逐步順西江而東南移至沿海地區（即今天我們所指的珠江三角洲）發展。事實上從西漢中後期開始，西江下游的珠江三角洲的經濟也逐步發展起了，而且大有後來居上的勢頭。
在農業稻作文明方面，東漢以後南海郡的番禺一帶，水稻生産開始脫離“火耕水耨”階段，逐步使用鐵犁、牛犁、施人糞肥、秧苗移值、一年兩造的精耕細作技術，據考古發現，西漢以降，番禺一帶已有陶牛模型隨葬；東漢後期79座墓出土陶牛46件。廣州沙河頂一座東漢墓出土一件單獨作畜圈的陶牛圖，圈內有兩個牧人俑和5頭陶牛；〔27〕佛山瀾石東漢墓出土陶牛3件，幷有1件陶水田模型，水田面被田埂分爲六方，一手扶犁耕田狀。〔28〕此爲一人一牛的犁田方法，比較北方早期的二人抬扛的耦耕進了一步。至于鐵犁的形制，該水田模型塑出兩個：犁頭大而長，橫截面成等邊三角形，縱截面成形。〔29〕這樣的犁既能破土開溝，又能向兩邊翻土和分土，比漢初階段的犁進步了。這就說明，東漢時期南海郡部份地區已較廣泛使用牛耕，而且在耕作技術上是相當先進的。而這些鐵犁與上述廣西賀縣蓮塘的東漢墓發現的鐵犁相仿。〔30〕
吳晋時期，農業、手工業和商業的進步向廣東中部、東部地區發展。到了唐代，廣東珠江三角洲、北江、東江一帶地區已相當普遍使用鐵農具與牛耕，使廣東農業進入了精耕細作的階段，幷開始水稻一年兩熟和海南島一年三熟的耕作，提高了土地利用率與復種指數，促進糧食産量的提高，貞元年間（785—805年）每畝産量達到2斛，〔31〕接近了江淮地區水稻畝産3石的水平，說明廣東部份地區的糧食生産已接近全國領先的地位。到了宋、元、明、清時期，東部、中部和沿海南部地區的經濟發展後來居上，慢慢超過了西江流域中上游地區。這同中國整個經濟歷史的發展脉絡基本上是一致的，是符合廣東二千年來經濟發展的實際的。
經濟是基礎。正是由于西江流域地區在漢唐時期經濟的率先發展，因此，作爲廣府文化一部份的西江文化也率先得以發展起來。無論是教育、學術、藝術等方面，都是最早興起的地區。不少由于種種原因而聚集于西江流域的漢唐文人學士，或教授學生，或研究學問，或著書立說，宣傳中原儒家文化，其推動嶺南文化的進步之功不可滅。據不完全統計，兩漢南下蒼梧及西江流域的學者所著學術著作達20多種。〔32〕其中以經學大師陳欽的《陳氏春秋》、陳元的《左氏同异》影響最大，可以說當時左氏春秋學在嶺南的一個重要學派，在全國學術界中占有一席之地。嶺南經學可算以二陳爲嚆矢，正如民族學家徐松石先生在其著《粵江流域人民史》中所說：
自從這時（指漢武帝平越，即元鼎五年）以後，嶺南文教大興。有廣信人（即今蒼梧）陳欽，字子佚，治左氏春秋，王莽從他受學。他的兒子陳元，字長孫，亦精左氏春秋，官至議郎。嶺南經學，實以二陳爲始〔33〕。
科舉人才也在各州之前。可以說，西江文化開了廣府文化的先河。這一點，香港大學教授羅香林先生早在三十年代就指出：
扼西江要衝的蒼梧，遂成爲中原文化與外來文化交流的中心。現在的廣東封川就是漢代交州刺史的駐地及蒼梧郡治的廣信。當時的珠江三角洲，雖然也有相當的學術成就，但可以代表廣東學術思想的，還是西江中部的幾個學者。……這是廣東學風的重要先河。〔34〕
注 釋：
〔1〕《淮南子·人間訓》。
〔2〕韋昌明：《趙井記》。
〔3〕《後漢書·郡國志》。
〔4〕《漢書·地理志》。
〔5〕蔣廷瑜：《廣西漢代農業考古概述》，載《農業考古》1981年第2期。
〔6〕梧州市博物館：《廣西梧州市近年出土的一批漢代文物》，載《文物》1977年2期。
〔7〕李乃賢：《廣西梧州市鶴頭山東漢墓》，載《文物資料叢書》第4輯。
〔8〕道光《廣東通志》卷303。
〔9〕稽含：《南方草木狀》卷4。
〔10〕羅德振、陳朗月：《梧州出土文物概述》，載《廣西文物》1990年第2期。
〔11〕楊式挺等：《廣東封開羊墩墓葬群發掘簡報》，載《南方文物》1995年第3期。
〔12〕《文物》1988年第10期。
〔13〕康熙《封川縣志》卷20，《藝文》。
〔14〕《太平御覽》卷785，《南州异物志》。
〔15〕《太平御覽》卷867，引。
〔16〕柳宗元：《龍城錄》。
〔17〕劉恂：《嶺表錄异》卷上。
〔18〕《全唐詩》卷52，宋之問：《過蠻詞》。
〔19〕段公路：《北戶錄》卷3。
〔20〕劉恂：《嶺表錄异》卷上。
〔21〕《全唐詩》卷537、許渾：《歲暮自廣江至新興往復中題峽山詩》。
〔22〕計楠：《石隱硯談》，《美術叢書》第3集第7輯。
〔23〕何遠：《春渚紀聞》卷9。
〔24〕李肇：《國史補》卷下。
〔25〕《全唐文》卷804，魚孟威：《桂州重修靈渠記》。
〔26〕《資治通鑒》卷195。
〔27〕廣東省博物館：《廣州沙河頂發現一座東漢墓》，載《考古》1986年第12期。
〔28〕廣東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廣東佛山市郊瀾石東漢墓發掘報告》，載《考古》1964年第9期。
〔29〕徐恒彬：《漢代廣東農業生産初探》，載《農業考古》1981年第2期。
〔30〕蔣廷瑜：《廣西漢代農業考古概述》，載《農業考古》1981年第2期。
〔31〕按《全唐文》卷639，李翱：《徐公行狀》一文所記推算。
〔32〕張榮芳、王川：《兩漢時期蒼梧郡文化述論》，載《嶺嶠春秋》（二）第497—498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版。
〔33〕徐松石：《民族學研究著作五種》（上），第168頁，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34〕羅香林：《書林》第1卷第3期，1937年。
（作者：黃啟臣 原載《西江大學學報》1998年第2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