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又稱濠鏡澳、蚝鏡澳、香山澳、亞媽港，國外稱Macao，Macau)。位于珠江及西江的三角洲中段，東經113度33分，北緯22度12分，總面積爲164平方公里(其中澳門市區爲57平方公里，氹仔島爲41平方公里，路環島爲66平方公里)，一貫屬廣東省香山縣(今中山市、珠海市)轄。“其曰澳門、則以澳南有四山離立、海水縱橫貫其中成十字，曰十字門，故合稱澳門；或曰：澳有南台，北台，兩山相對如門雲。”〔1〕澳門港原先是一個小漁村，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葡萄牙人進入和租居後，海外貿易迅速興起， 至明末的九十年，是澳門港的全盛時期，成爲廣州貿易的外港和西歐國家在東方進行國際貿易的中繼港，在世界交通和國際貿易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清朝開始蕭條和日益衰落。本文擬側重在澳門港海外貿易和港市發展方面，就澳門港的興衰過程、原委、特性及其對社會經濟的影響等作一探討。
一
嘉靖十四年(1535年)葡萄牙殖民者來到澳門港，用金錢賄賂前山都指揮黃慶，以歲輸貨稅二萬兩，得以在澳門碼頭停泊商船，就船進行貿易。至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他們“托言舟觸風濤縫裂，暫願借濠鏡地曝諸水漬貢物，海道副使汪柏徇賄許之。時僅篷數十間，後工商牟奸利者，始漸運磚瓦木石爲屋，若聚落然。自是諸澳俱廢，濠鏡獨爲舶藪矣。”〔2〕萬曆六年(1578年)葡萄牙人用賄賂手法買通了鎮守澳門的王綽，代爲向明皇朝申請，願以每年輸納地租銀五百兩爲條件〔3〕，要求租借澳門港爲定居貿易之地，明廣東政府應允，决定由香山縣收解地租。這樣，葡萄牙人正式租借了澳門港，“自是諸澳俱廢，濠鏡爲舶藪矣。”〔4〕從此，澳門港的海外貿易興起，澳門港市的建設隨之開始。
葡萄牙人在澳門港站穩脚跟後，開始進行貿易活動，使澳門港從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至明末的80多年中，進入了海外貿易的黃金時代。在這個期間，澳門港不僅是葡萄牙人對華貿易的商港，也是對日本和呂宋等東南亞國家、印度以及美洲貿易的互市埠，變成了一個國際貿易中繼港。
葡萄牙人租居澳門港的目的就是“渴望得到的中國財富和物産”。所以，當他們立足澳門港之後，就首先大力開展對中國的貿易活動，而且發展很快。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廣東禦史龐尚鵬報告說：
廣州南有香山縣，地當瀕海，由雍麥至濠鏡澳，計一日之程，有山對峙如台，曰南北台，即澳門也。外環大海，……乃番夷市舶交易之所。……每年夏秋間，夷舶乘風而至，往止二三艘而止，近增至二十餘艘，或倍增焉。〔5〕
葡萄牙人使用的“大帆船”（Great Ship）容積龐大，每艘載重量600~1600噸，可容納五、六百人。這些船隊借風力航行于里斯本(Lisbon)——馬六甲——澳門之間，每年四至八月，趁西南季風從馬六甲向澳門港航行，十月至次年二月，趁東北季風由澳門港歸航馬六甲。靠著這些“大帆船”，把中國豐富的貨物運往印度和歐洲，又把歐洲和印度的貨物運進澳門，然後向中國內地傾銷。張甄陶記載：
澳夷……以澳門爲居貨之地，以暹羅、蘇祿、交趾、呂宋爲行貨之地耳。今考其輸稅絕無大西洋土物，雖以鼻烟無用，今亦累歲不來，惟是錫、蠟、胡椒、檳榔、檀木之類，皆由外番國販運而來，又得中土之細茶、茯苓、湖絲、糖果之物販往各番。〔6〕
運進澳門港的貨物以胡椒爲最大宗；運出澳門港的以生絲爲最大宗，計每年運至歐洲者達一千三百多箱(每箱計100～150卷)，此外還有金塊二千二百枚(每枚重10兩)，麟香八百斤〔7〕。
葡萄牙商人不滿足于在澳門港同中國的貿易。萬曆年間，由于得到明政府的允許，他們春夏兩季都到廣州參加中國舉行爲期數周的定期市(交易會)，直接與中國內地商人承交貿易，從而得到更多更好的中國貨物運到澳門港出口，轉銷東南亞及歐洲各地，獲得更多的利潤。
葡萄牙人不僅與中國發展貿易，而且又以澳門港爲據點，積極開展澳門同印度的果阿和日本的長崎，以及菲律賓的馬尼拉等地的貿易。隆慶四年(1570年)以後，葡萄牙人的商船就一直在果阿——澳門——長崎之間進行貿易。這是當時澳門港海外貿易最重要的航綫。商船從澳門港運出去的貨物有“鉛、白絲、扣錢、紅木、金物等貨”〔8〕，葡萄牙商人從中贏利甚巨。以萬曆二十八年(1600年)左右的一艘葡萄牙商船從澳門港運往果阿和長崎的中國貨物及其所得的利潤列表，可知一斑。
葡萄牙商船自澳門港運往果阿、長崎貨物及利潤表
資料來源：根據C·R·Boxer，The Great Ship from Amacon:Annals of Macao and the old Japan Trade 155-1640,P179-182,Lisbon 1963;The Christian Century in Japan 1549-1650，P109，Berkeley,1967;E·H·Blair and J·A·Robertson,eds，The Philippine Islands 1493,1898，Vol 19,P306-311.
從上表可知：第一，由澳門港出口的中國23種商品中，就其價值而論，以白絲（生絲）爲最大宗，計萬曆八年至萬曆十八年（1580~1590年）十年中，每年運至果阿的約爲3000餘擔，價值銀240000兩，葡萄牙商人從中贏利銀360000兩；崇禎九年（1636年）運到 6000擔，獲利720000兩〔9〕。崇禎年間每年運入日本長崎的中國貨物總值銀1000000兩，其中崇禎十年（1637年）爲21414685兩，有時超過3000000兩〔10〕，其中生絲的價值爲銀224000兩至1476000兩〔11〕，占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六十八點四。第二，葡萄牙商人在貿易中的利潤率相當驚人，有十六種商品的利潤率超過百分之百以上，其中棉布的利潤率超過百分之一萬七千以上。第三，經澳門港出口的商品百分之五十以上是中國內地的土特産，有百分之四十左右是中國的手工業産品。這說明當時中國的手工業品已經打入了國際市場。
與此同時，從果阿和長崎向澳門港輸入了大量的外國貨物。從果阿運進來的有銀子、胡椒、蘇木、象牙、檀香等。明人林希元在《與翁見愚別駕書》中記載很具體：
佛郎機之來，皆以其地胡椒、蘇木、象牙、蘇油、沈束、檀乳諸香，與邊民交易，其價尤平。其得用飲食之資于吾民者，如米、面、猪、鶏之數〔類〕，其價皆倍常，故邊民樂與爲市。〔12〕
其中以銀子爲最大宗，計萬曆十三年至萬曆十九年（1585~1591年）七年中，從果阿運入澳門港的銀子約20萬兩〔13〕；萬曆八年至崇禎三年（1580~1630年）五十年間由長崎運入澳門港的銀子達到50萬兩〔14〕。這些由長崎運來的銀子，多數是用來購買中國貨物返運長崎的，曾有人統計過，葡萄牙商人自澳門到廣州購貨，常帶100萬兩或100萬兩以上的銀子〔15〕。葡萄牙通過澳門港和菲律賓以及美、歐洲等的貿易亦大致如此。
這個時期，澳門港的海外貿易完全爲葡萄牙人所獨占。他們從操縱澳門港的海外貿易中，既可直接得到中國的商品，又可以直接將中國的商品源源不斷地運往果阿、長崎、馬尼拉至美洲和歐洲。葡萄牙人就是這樣以澳門港爲中心的“三角貿易”中攫取高額利潤的。
以上歷史事實說明，從嘉靖三十二年至崇禎十七年(1553～1644年)的九十年中，澳門港的海外貿易是空前發達、繁盛的。隨著海外貿易的高度發展，整個澳門港“高棟飛甍，櫛比相望”，城市建設“不愈年多至數百區，今殆千區以上”〔16〕。它吸引著中外商人來此居住和經商，使城市人口與日俱增，萬曆中年，“今聚澳中者，聞可萬家，至十餘萬衆矣”〔17〕，“大抵西籍共六七千人”〔18〕。這個時期到澳門經商或定居的外國商人，除了葡萄牙人占多數外，還有印度、日本、菲律賓、荷蘭、西班牙、墨西哥、秘魯、暹羅、占城、爪哇、琉球、渤泥等國的商人。中國內地來澳門經商和定居的主要是廣東人，其他如福建、浙江等省的商人也不少，其中又以福建人爲最多。崇禎初年胡平運就說過：“大蛀則閩商衆食于粵以澳爲利者，亦不下數萬人。”〔19〕爲適應商業貿易的需要，澳門的牙行和中介商人(後來的買辦)也應運而生。特別是在崇禎四年(1631年)，廣州停止了每年春夏二季舉行的定期市貿易、對外貿易移至澳門港進行後，澳門不久即出現了一個由葡萄牙商人夥同中國走私商人組成的壟斷貿易的幫會，“由後者供給出口，幷在澳門入口”〔20〕。明末，葡萄牙人又以澳門港爲中心，培植了一大批中介商人，利用他們進行走私貿易和非法活動〔21〕。這一切說明，經過八十多年的經營，澳門港確實成爲一個初具規模的國際貿易的海港城市。
二
從上節所述，說明澳門港的興盛與海外貿易息息相關。沒有澳門港海外貿易的繁榮，就沒有澳門港的興盛。那麽，明代澳門港海外貿易迅速發展與繁榮的原因是什麽呢?
第一，中國地大物博、經濟發展，爲澳門港的興盛繁榮創造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明朝建立初期，封建統治者爲了穩定和鞏固其統治，對農民和工商者采取了“與民休息”的政策，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勞動生産者的生産積極性。結果社會生産力不僅恢復，而且大大發展了。到了嘉靖年間，社會分工不斷擴大，商品生産和商品經濟空前發展，不少地方出現了以生産商品爲目的的新手工業部門。這些手工業産品，無論在數量和質量上，不僅在國內超過了歷史水平，而且在世界上也享有很高的地位。例如：浙江的湖州、四川的保寧、浙江嘉興的石門、廣東的順德等地蠶絲數量多，質量好。所謂“蠶絲城市，四方大賈歲以五月來貿絲，積金如山”〔22〕。蘇杭嘉湖等地的絲織品綾羅紗綢、衣被天下，“各省直客商雲集貿販，裏人賈鬻他方，四時往來不絕。” 〔23〕 廣州用蠶絲和鵝毛紡織成雨紗和雲紗兩種絲布，雨灑不濕，很受國外市場的歡迎。松江的棉織業“農暇之時，所出布匹，日以萬計。”〔24〕特別是所産的“精綫綾、三棱布、漆紗方巾、剪絨毯，皆爲天下第一。”〔25〕江西景德鎮、廣東佛山鎮石灣的瓷器也是“甲于一省”，遍及“海外之國”〔26〕陝西、河北、廣東、福建的煉鐵、鑄鐵業更是著稱于世，其中生鐵産量和煉鋼技術均是世界第一位〔27〕。特別是廣東佛山鎮的鐵鍋，更是聞名世界，爲各國人民所歡迎。嘉靖年間到廣東貿易的夷船百分之八、九十做鐵鍋的生意。特別值得提到的是福建，廣東的造船業，嘉靖以後，已能製造行駛海洋的“洋舡”和行駛內河的“黑樓舡”，尤其是廣州製造的“廣州大艨沖”戰船，“可發佛郎機(洋炮)，可擲水球”〔28〕。其他如閩、粵、浙、贛、四川的制糖業、浙江常山、廣東從化的造紙業等手工業也有很大的發展。與此同時，商業性農業也迅速發展起來，諸如蘇、浙、湖、廣的商品糧食，蘇、浙、北京、廣東的蔬菜業，閩、廣、贛、四川、湖廣的果樹種植業。特別澳門港地處的珠江三角洲的商業性農業更爲發達，如蠶桑、養魚、甘蔗，水果、種香、花卉、蔬菜等，都先後形成了專門化的商品性生産。這些種類繁多的手工業和商品性農業的産品，以及中國由于地大物博所獨具的各種珍貴土特産，如麝香、樟腦、藥材等，自然爲澳門港的海外貿易提供了極其豐富的貨物資源。
中國長期以來被歐洲人憧憬爲世上天國，而地理大發現之後，當新大陸的價值還沒有被完全發現之前，中國遂被公認爲一個取之不盡的寶庫。這些發展到“金令司天，錢神卓地”〔29〕的商品貨幣經濟，既要求進一步擴大國內市場，也要求進一步擴大國外市場。因爲“一切商品對它們的所有者是非使用價值，對它們的非所有者是使用價值。因此，商品必須全面轉手。這種轉手就形成了商品交換。”〔30〕 而澳門港成爲國際貿易中心之前，中國的海外貿易對象主要是東南亞及日本，是不能滿足國內高度發展的商品生産的“全面轉手”需要的。可見，明代中國商品貨幣經濟的高度發展，既是澳門港迅速發展成爲廣州貿易中繼港的物質基礎，又是商品貨幣經濟發展本身的必然結果。
第二，澳門港海外貿易的迅速發展同葡萄牙等殖民國家的航海勢力東來有密切關係。
世界歷史發展到十五、十六世紀，正是西歐各國的資本主義早期發展階段，即原始積累階段。而首先進入這一階段的，是包括葡萄牙在內的幾個西歐國家，即如馬克思說的“原始積累各種不同的要素或多或少，可以按時間的順序，特別分配在西班牙、葡萄牙、荷蘭、法國和英國上面。”〔31〕最早完成民族國家形成過程的葡萄牙，雖然是南歐的一個小國家，但由于它位于大西洋沿岸和地中海西口，所以它一直是從事海外貿易活動的“商業民族”，具有一股極爲强烈發展航海貿易的願望。爲了發展航海事業，葡萄牙國王曾頒布命令，免除船主的各種捐稅，准許私人到王室森林伐木造船，鼓勵發展造船工業，還設立航海專科學校，不惜巨費從外國請來造船工程師、航海家、數學家，天文學家、地理學家，培訓航海技術人才，改進造船技術，繪製航海地圖等，爲航海貿易創造了優越的條件。所以當他們發現好望角之後，舉國欣喜若狂，傾盡全國之力向東方發展航海活動。1501～1502年先後在印度的交趾(Cochin)和幹納塔(Cannanare)二個城市建立商館，1510年占領印度的果阿，幷以此爲東進的根據地，1553年租占澳門港，築屋居住，幷以澳門爲據點，開展東西方貿易和美洲的貿易。使澳門港得以興起，海外貿易從此進入了新的時期。
第三，嘉隆時期的“倭寇”活動，在一定程度上推動著澳門港海外貿易的發展。
根據對澳門問題素有研究的戴裔煊教授分析，嘉隆時期的所謂“倭寇”根本不是象封建史書記載那樣的海盜，主要是一些要求發展海外貿易，溝通與日本、東南亞國家商品交流的海商。明人曾說過：“寇與商同是人，市通則寇轉爲商，市禁則商轉爲寇”〔32〕。當時的所謂“澳［門］之有倭賊”也就是指的是海商。當葡萄牙人來時，這些所謂“倭寇”就與他們做過生意，有過聯繫。據史料記載“按海上之事，初起于內地奸商王直、徐海等常闌出中國財物與番客市易”。〔33〕所謂番客即佛郎機商人。而葡萄牙人第一次到日本就是同當時所謂最大的“倭寇”王直乘一條船的。日本史料記述1542年有三個葡萄牙人乘一中國船在日本九州南面的種子島登陸，這條船中有個儒生王五峰，就是王直。葡萄牙人稱他爲“五峰船主”，說明這艘船就是王直的。王直在平戶“營造唐式之屋居之，自是中國商船往來不絕。”〔34〕 他在日本很有威信，日人托他爲通商的經紀人。于是他就招引了日本的社會下層受剝削壓迫的三千窮苦人，在平戶自稱徽王(他是安徽人)，回到中國東南沿海走私貿易。史料記載：“直黨三千人，竄據岑港(浙江省定海縣西北)、舟山(浙江省定海縣)，遂流劫浙東、江北、蔓延閩粵。”〔35〕，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王直雖然被胡宗憲施用陰謀詭計誘擒了，但其餘黨一直在浙、閩、粵沿海走私通商。葡萄牙人也允許他們上澳門居住，所謂“澳夷佛郎機……更蓄倭奴爪牙，收亡命爲腹心”〔36〕， 說明兩者之間的密切聯繫。當時，葡萄牙人在澳門定居不多的情况下，溝通澳門港至長崎、果阿、馬尼拉的海外貿易是靠這些所謂“倭寇”進行的。特別是在廣東海面從事走私貿易的所謂“倭寇”，對于促進澳門與日本的貿易更起作用，如明人謝肇浙所說：“廣之惠、潮、瓊、崖狙儈之徒，冒險射利，視海如陸，視日本如鄰室耳，往來交易，彼此無間。”〔37〕 可見，嘉隆時期的所謂“倭寇”，在澳門港以至整個中國的海外貿易方面所起的推動作用是應該肯定的。這才是歷史的真正面目。
第四，內外水路交通便利，爲澳門港的興起和繁榮提供了必要條件。
澳門本島，面臨海洋，其西岸濠江爲內港所在，與珠江三角洲水道相連，然後通過珠江與西江、北江、東江相接，對內水上交通十分便利，關係十分密切。澳門港的船舶西溯濠江而上，直到石岐、江門、佛山、廣州，也可到新會、順德、南海、番禺各縣。全國各省通過西江、東江、北江和陸路彙集到廣州、佛山的大量商品，以及珠江三角洲的豐富貨物，均可以通過水路船舶，源源不斷直運澳門港。明嘉靖以後到明末，廣州的貨物也多運到澳門出口，釋今種《澳門詩》雲：“廣州諸舶口，最是澳門雄”〔38〕， 說明這一點。而伶仃洋爲澳門外港，南面有小橫琴、氹仔島、大橫琴、路環島兩十字門，船舶均可就近泊岸，裝卸貨物，放洋出海，也很方便(見上圖)。而內河船隻，則在內大碼頭停泊裝卸。在香港開埠之前，澳門港具有上述比黃埔、廣州兩個內河海港優越的水運交通條件，就使澳門港的海外貿易得以繁榮昌盛。
第五，澳門港海外貿易的發展同明朝封建政府的海禁政策有聯繫。
明朝封建統治者同樣實行了中國封建社會的“重農抑商”傳統國策。所謂抑商主要是抑海外貿易。有明一代，在執行海禁政策的過程中，隨著政治形勢的發展變化，雖然有時寬時嚴的區別，但作爲指導思想則是始終不變的。幷且把海禁政策寫到《大明律》裏，視爲祖宗成憲遵守不渝，根本不許人民從事海外貿易。到了嘉靖元年(1522年)，以“倭寇猖獗”爲理由，罷閩、浙二市舶司，封閉泉州、寧波二港，僅存廣州市舶司。從此，偌大的中國僅剩廣州一港唯一合法通商口岸。于是靠近廣州，位于華南沿海出口處而又交通便利的澳門，自然而然成爲廣州對外貿易的外港，其航海貿易得以日益發展。但是，好景不常，澳門港的海外貿易發展到了清初，就開始走下坡路了。
三
自從崇禎四年(1631年)廣州停止了每年夏冬舉行的定期集市，“不許葡萄牙船隻入口”和從崇禎十二年(1639年)明政府禁止葡萄牙人到廣東內地貿易時起，澳門港的海外貿易開始衰微了。雖然在清朝270多年的歷史時期中，澳門港的海外貿易時起時落，有衰頽，也有恢復。但就其發展的總趨勢而言，則是向著日益衰落的方向發展了。這個衰頽過程可分爲三個階段。
1蕭條階段。從順治元年到康熙二十三年(1644～1684年)。
清兵入關建立政權後，爲了與當時退據沿海的南明勢力和據有臺灣的鄭成功進行鬥爭，以鞏固其統治地位，清政府沿襲了明朝的海禁政策，三令五申“寸板不許下海”， “片帆不准入口”，嚴禁商民出海貿易，使整個國家的海外貿易幾乎全部停止。澳門是中國的一個海港，自然入海禁之列，但由于當時葡萄牙人得到北京德國教士湯若望(Adam Schall)的幫助，經他與清政府多方斡旋，得以免除遷海之累，劃爲“化外”之區。所以，此時澳門港的海外貿易雖然開始衰微，但仍可勉强照常進行。
2開始衰落階段。從康熙二十四年到道光二十年(1685~1840年)。
這是清朝開海設關、嚴格限制對外貿易政策時期。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政府宣布廢除海禁，開海貿易。康熙二十五年(1685年)宣布廣東(廣州)、福建(漳州)、浙江(寧波)、江蘇(松江)四港爲對外貿易口岸，幷分別相應設立粵海關、閩海關、浙海關和江海關，負責管理外貿船舶，徵收進出口貨物的關稅。于是，外國商船得以公開到中國以上港口貿易，在廣東，商船可徑駛廣州附近的黃埔港，納稅于粵海關，受其檢查，無需再灣泊澳門港。這樣，澳門港的海外貿易大爲减色。“至一七○四年，祗有二艘，既無搭客乘船之事，亦乏可航之港，即欲運送貨物，亦無能力”〔39〕，但在這一百五十六年間，澳門港的海外貿易有過一個短短的復蘇階段。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皇帝“複以澳夷及紅番諸國，非華商可比，聽其自往呂宋噶喇吧”〔40〕貿易。于是葡萄牙人又得以澳門港爲據點，繼續與東南亞諸國進行貿易。于是，澳門港的海外貿易大約有十年的一時復蘇：
自一七一八年康熙帝下令禁止南洋貿易後，由澳門至馬尼拉及巴達維亞之船隻，出入頻繁，澳門關稅，達二萬兩雲。澳門市貿既盛，人口之日增，自在意中。〔41〕
可是，澳門港的海外貿易的復蘇，只是曇花一現而已。雍正元年(1723年)，雍正帝撤銷其父親禁止南洋貿易之成令，重新准許商人自由出入南洋貿易。雍正五年(1727年)，相繼開放福建、浙江海禁，中國各港口的商船重又恢復同南洋諸國的貿易，澳門港的海外貿易又複衰頽，而且再也不能恢復了。
3完全衰落階段。從道光二十一年到宣統三年(1841～1911年)。鴉片戰爭是中國社會和中國對外貿易的一個重大的歷史轉折點，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中英《南京條約》第2條規定“廣州、福州、厦門、寧波，上海等五處港口，貿易通商無礙。”〔42〕咸豐八年(1858年)中英、中法《天津條約》又規定開放牛莊(後改在營口)、登州(後改爲烟臺)、臺灣(後選定台南)、淡水、潮州(後改爲汕頭)、瓊州、漢口、九江和鎮江爲通商口岸；咸豐十年(1860年)中英《北京條約》又規定開闢天津爲通商岸口。在這種情况下，葡萄牙人于咸豐初年另辟澳門港至北海港航綫，用舶船到北海港運輸來自“廣西之北流、玉林、南寧、百色、歸順州、龍州及雲南、貴州之貨物。”〔43〕 幷向這些地方輸入棉花、洋藥、洋鐵，企圖挽回海外貿易的敗局。但是，由于光緒二年(1876年)《烟臺條約》又開宜昌、溫州、北海等四港爲通商口岸。至此，中國開放的通商口岸達三十四個之多。這樣一來，澳門港就再不是一個重要的海外貿易口港了。整個澳門港的海外貿易徹底衰落。廣東巡撫吳大澄說：
市面蕭條，人情渙散，其坐困情形，可立而待。〔44〕
四
爲什麽澳門港如此迅速走向衰落呢?這裏面有著深刻的經濟、政治的、地理等多方面的原因。
第一，明清政府加强對澳門港與中國內地貿易的限制，使其失去廣大的經濟、資源腹地。
澳門港的海外貿易是在葡萄牙人租居之後發展起來的，所以明清政府對葡萄牙人夙具戒心，一直防範。崇禎四年(1631年)曾封鎖廣州，不許葡人出入貿易；崇禎十年(1637年)又規定葡萄牙人不能來廣州互市，十三年（1640年)崇禎帝又下了禁止葡人通商的諭旨。順治四年（1647年)葡萄牙人得兩廣總佟修養甲允許其商舶與廣東商人貿易，但諭旨仍不准人廣州。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粵海關設立，停止了澳門與廣州的陸路貿易。嘉慶十四年(1809年)清政府頒布了《民夷交易章程》，規定：“外商不准久住澳門，清查澳門戶口”。這樣，中國內地的豐富商品不能順利地運往澳門港貿易，再轉運海外。也就是說，澳門港海外貿易的經濟、資源腹地失去了。這無疑是對澳門港海外貿易的致命打擊。加上澳門港半島面積只有十六點四平方公里，耕地僅有700畝，既沒有農業經濟，手工業也很少，根本不可能爲海外貿易提供任何商品貨源，甚至連主要的生活資料如大米，副食品等只能依靠廣東，特別是香山(中山市)縣供應，而清朝政府又嚴格控制對澳門港生活資料的供應，規定“糧食計口而授，每幾日放一關，其一切用物皆藉檢查留難。計［香山］縣與澳［門］人口數萬，斷絕往來生業，生食致困，愁苦難言。”〔45〕 可見，入清以後，澳門港不僅缺乏中國廣大腹地的商品供應，而且缺乏中國內地生活資料的供給，其海外貿易就不能再維持下去了。
第二，荷蘭、英國、法國等西歐殖民國家先後東來經商，嚴重打擊了葡萄牙操縱澳門港海外貿易的獨霸地位。
到了十六世紀末以至十八世紀，荷蘭、英國、法國在工商業發展方面已超過葡、西兩國。它們在海上的勢力日益興起，幷不斷往東方和中國發展航海貿易關係。1595年，荷蘭人胡特曼(Houtman)率艦隊東抵爪畦，1598年在爪哇建立商館，以後擊敗了葡萄牙人幷占領了整個爪哇島，在巴達維亞(Batavia)建立了殖民政權，控制這個半島的海外貿易，排斥了葡萄牙人的海上勢力。1641年，荷蘭人攻占了馬六甲，其艦隊把持了南洋海面的航路，切斷了印度與澳門港的交通，把葡萄牙人趕出了印度，掌握了亞洲的全部貿易和全部運輸，奪得了葡萄牙人東來以澳門爲根據地的西太平洋的霸主地位。于是澳門港與果阿的貿易即告衰落。給澳門港海外貿易打擊最大的莫過于英國人的東來。1637年6月25日，英國由海軍大將威德爾(John Wedall)率領商船首次來到澳門。十七世紀後期，英國東印度公司在廣州建立商館，迅速發展對華貿易，取得了在中國對外貿易中的首要地位。接著是法、美兩國也來到中國發展貿易。所以從十八世紀末以後，英、法、美已逐步成爲清朝對外貿易的主要國家了。鴉片戰爭後，資本主義國家强迫清朝政府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被迫開放了沿海甚至內河的三十多個港口。于是，外國商人就紛紛來到各個港口做生意，商品從四面八方輸入中國，中國商品也從各個港口輸出。澳門港的海外貿易盡爲其他港口所奪而一落千丈。
第三，日本驅逐葡萄牙，使澳門港海外貿易失去東部的重要航綫。
如在第一部分所述，葡萄牙租居澳門港後，澳門與長崎貿易十分興旺。但後來葡萄牙的耶穌會士到日本進行傳教活動， 十分活躍， 發展很快， 引起了信仰神道或佛教的日本人的强烈反對。1637年，日本基督教徒發動叛變，牽連到葡萄牙的耶穌會士。于是，日本政府遂在“1639年底把葡萄牙人全部驅逐出境，使葡萄牙人的希望遭到破滅。”〔46〕1640年又正式禁止葡萄牙人到長崎貿易。經歷了九十六年之久的澳門——長崎貿易中斷了。這對澳門港的海外貿易是一大打擊。後來，雖然葡萄牙派人到墨西哥和秘魯請求通商貿易，但又遭到拒絕。澳門港海外貿易的老航綫中斷了，新航綫又打不開，衰落已成爲不可避免。
第四，澳門港的自然條件不能再適應大汽船停泊和大規模近代化貿易的需要。
十八世紀工業革命開始以後，航海交通史的發展已經由帆船時代進入了汽船時代，需要有港闊水深的港口停泊。而位于珠江下游的澳門港，就其海底地形而言，大部分是淺海堆積地帶，澳門附近周圍的海水深度，任何一個地方都不超過四米。加之長期受西江泥沙之沖積，海岸日淺。內港，停泊二千五百噸的汽輪已十分困難。外港水深一般也是一至二米左右，只有珠江口外，海水深三、四米。至于濠江河中之泥洲，亦經常露面，河道越來越淺窄，往日一千噸的帆船行駛猶感困難，此時大汽輪出入更無可能〔49〕。因此，清朝以後，澳門港的對外交通範圍大爲縮小，與外洋直接往來日益困難。這是澳門港日漸衰落的重要自然地理原因。
第五，葡萄牙本國經濟沒落，嚴重影響其對澳門港的海外貿易。十六世紀末，葡萄牙開始衰落，當時由于國內一小撮顯貴的背叛國家，葡萄牙很快成爲西班牙腓力第二的擄獲物，于1581年合幷到西班牙去。在西班牙統治時期(1581～1640年)，葡萄牙被機械地拖入西班牙與荷蘭、西班牙與英國、西班牙與法國的連年戰爭之中，處境日益惡化。因爲缺乏發達的資本主義工業，使其海外貿易的優勢很快在非洲和南部亞洲消失。所有貿易都交給荷蘭和英國等外國人監督。1640年12月雖然脫離了西班牙，但又于1654年與英國簽訂了條約，這項條約實際上把葡萄牙包括在英國的政策範圍之內。以後由于捲入了1701～1714年英國爭奪西班牙繼承權的戰爭，在英國迫使下簽訂“美圖安條約”(1703年)和“里斯本條約”，此後200多年，葡萄牙事實上已經成爲英國的經濟和政治方面的附庸國，經濟全面衰落，葡萄牙人在澳門港所經營的海外貿易只好讓位給英、法等國家在中國其他港口(如香港、厦門、寧波)的貿易了。
五
澳門港興起後，雖然其海外貿易的繁盛期只有80多年，之後經歷了200多年的衰落期，但它無論是對殖民國家資本主義經濟發展，還是對其殖民地的開發，以至對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的發展，都産生了相异而深刻的影響與作用。
笫一，促進了西歐殖民國家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
十五、十六世紀，正是西歐國家封建主義生産方式解體、資本主義生産方式萌芽或生長的時期。這些國家的主政者實行了反映商業資本利益的重商主義政策。所謂重商主要是重海外貿易，正如馬克思指出：“重商主義把世界貿易以及國民勞動中同世界貿易直接有關係的特殊部門當作財富或貨幣的唯一真正的源泉”。〔48〕葡、荷、西、英等殖民國家先後霸占澳門港的海外貿易，幷以此爲據點發展了同東南亞以及美洲各國的貿易。他們不僅掠奪了中國的金銀財富，而且也掠奪了東南亞和美洲各國的金銀財富，例如西班牙人于1503～1650年的一百七十多年中，從美洲殖民地就運走了黃金180853公斤和白銀16443560公斤〔49〕。這些巨量的財富運回本國轉變爲貨幣資本，成爲發展資本主義經濟的雄厚資金。與此同時，這些殖民國家又把十六世紀中國在冶煉鋼鐵、絲織和造船業等方面的先進生産技術傳回本國借鑒、應用，必然有力地促進這些國家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使之成功地建立和發展資本主義社會，成爲近代歷史的先進國家。所以，列寧說： “資本主義只是廣闊發展的、超出國家界限的商品流通的結果。因此，沒有對外貿易的資本主義國家是不能設想的，而且的確沒有這樣的國家。”〔50〕
第二，促進東南亞和美洲一些國家社會經濟的發展。
十五至十七世紀，東南亞和美洲許多國家的社會發展緩慢，程度參差不齊。有的國家只進入了奴隸社會，有的國家進入封建社會，也有少數國家還停留在原始社會末期。總之是比中國落後。而當時澳門港海外貿易的重要對象正是這些國家。通過澳門港與這些國家的航海貿易，首先是這些國家的人民得到更多中國的生活用品，從而改善了生活。當時東南亞各國人民有不少穿著中國的綾羅綢緞等絲織品衣服，使用著中國的花瓷、銅器等精緻傢具。更重要的是在當時這些國家的人民缺乏鐵制生産工具的情况下，中國鐵制工具的輸入，對于他們從事礦藏的開發和荒地的開墾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而隨著貿易流到這些國家的中國銅錢，也促進了東南亞國家貨幣的改進。例如滿刺加用的“鬥錫”貨幣，極爲笨重，“每塊官秤一斤八兩或一斤四兩，每十塊用藤縛一把，四十塊爲一大把，通市交易，皆以此物”〔51〕，很不便于流通。後在中國銅錢的影響下，他們改用了鑄幣，開始鑄造類似銅錢大小的錫幣——“加矢”，大大方便了市場交易的需要，促進商品流通。
更加值得我們大書特書的是從澳門運出去的千百萬苦力華工，他們到了東南亞和美洲各國後，以奴隸般的艱苦勞動建設港市、開采礦山、開墾荒山、修築公路和鐵路，種植甘蔗、橡膠、烟草等等，立下汗馬功勞。前英屬馬來亞總督瑞天咸(Frank Surettenham)承認：
英政府收入的十分之九，皆出華工之手。〔52〕
西班牙人莫牙(Dr·Antonis Morga)也充分背定十六世紀華工對菲律賓經濟發展的巨大作用，指出：
凡一鎮之成立，必不能缺中國人。〔53〕
在美洲各國的開發和經濟發展中，華工也起了巨大作用。例如秘魯，根據溫貝托·羅德裏格斯著《秘魯的苦力華工》一書記述，1849～1874年約有10萬名華工被販運到秘魯，占當時秘魯人口的18％，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集中在秘魯沿海各地種植園和沿海島嶼鳥糞開采場勞動，大大促進了秘魯兩大經濟支柱——農業和鳥糞開采業的發展。又例如占美國領土面積一半的西部地區，原來是一片人迹罕見的荒野，但從1848～1882年30萬華工(其中有相當部分從澳門港運去)到那裏開發後，經濟大大發展起來。1877年2月2 7日《美國第44届國會參衆兩院調查華工入境問題聯合特別委員會報告書》指出華工對開發美國西部經濟作出了難以估量的作用：
中國人入境的後果是大大增進了太平洋(指美國西岸)的物質繁榮。〔54〕
可見，美國資本主義的物質文明和財富是離不開對華工廉價勞動力的殘酷剝削的，是無數華工的血汗和生命所凝聚而成的。而且，在這過程中,由于華工和東南亞、美國各國人民在共同開發和發展經濟的長期共同勞動，則互相交流思想，傳播文化，結下了和平的深厚的友誼。
第三，妨礙了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的成長。
就經濟規律而言，澳門港的興起和繁榮，特別是海外貿易的繁盛(在明代)，本來會促進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的。事實上，澳門港的發展對中國社會經濟也起過某種程度的促進作用。但是，由于澳門港的開埠和海外貿易的發展，始終操縱在葡萄牙等殖民國家的手中，而且主要是進行著掠奪性和野蠻性的貿易，所以它對中國社會經濟的促進作用不占主要地位，或者可以說是微弱的，而促退作用却很大，特別是清朝開始以後，這種促退的作用越來越明顯地表露出來。歷史的事實是：從明嘉靖至明末(1522～1644年)的一百二十多年，中國的封建社會經濟還不完全落後于西歐國家，航海貿易也剛露出落後的端倪，未發展到不可挽回的地步。但就在這個時期，葡萄牙殖民者東來租居了澳門港，控制了澳門港的海外貿易，占領了東南亞大部分地區，以後荷蘭、英國等殖民國家接踵而來，爭奪澳門港和南洋地區的貿易。這樣，大大加重了中國商人借助澳門港進行海外貿易的困難和危險，使原來中國經鄭和“七下西洋”後同東南亞以至非洲的三十多個國家的友好貿易來往遭到挫折和中斷。中國商人不僅在澳門港貿易受到了迫害和限制，而且到了東南亞各國貿易還遭到橫暴的劫掠。結果是中國的海外貿易不能發展或者發展緩慢，給中國封建社會經濟帶來嚴重的後果。首先，它影響中國商品生産的發展。例如，在明末以前，我國的棉紗、棉布、鐵器還大量從澳門港出口，且爲世界各國人民所歡迎。但乾隆以後，棉花、棉布、棉紗和洋鐵反而變成主要的進口商品，這對于中國的棉紡織手工業和冶鐵手工業是致命的打擊，使我國的棉紡織手工業、冶鐵手工業等由先進慢慢變爲落後了。例如，明嘉靖時期，中國的生鐵産量還是世界第一位，而廣東的鐵産量達3108噸，超過了十七世紀外國鐵産量最多的俄羅斯(2400噸)〔55〕。 但隨著海外貿易的衰落，産品運不出去，冶鐵技術和産量無法很快提高，而西歐國家由于工業革命的結果，反而向中國輸入生鐵。這種洋鐵的輸入，使中國的冶鐵業特別地處澳門港附近的廣東佛山冶鐵業受到破壞，紛紛倒閉。乾隆時佛山的鑄鐵業有130家爐戶，但光緒二年(1876年)只剩下40家了〔56〕，光緒九年(1883年)又剩下33家，〔57〕到光緒十四年(1888年)僅剩下20多家了〔58〕。這種洋鐵滾滾而來造成佛山冶鐵業衰落的情勢，使當時的人不禁大爲驚呼：“徒使洋鐵通流，大利盡爲所奪”，“今剛洋鐵輸入，遂無業此者(指冶鐵)矣。”〔59〕
其次，使中國不能通過澳門港的海外貿易積累足够的貨幣資本。明嘉靖至明末，我國的對外貿易一直處于出超地位，白銀大量流入中國；但後來葡萄牙、英國等殖民國家控制了澳門港的海外貿易，通過大量的鴉片走私貿易，于是，乾隆以後，出超變成入超，白銀內流變爲外流。這就破壞了中國的國庫收入和貨幣流通，使國家缺乏資金，日益貧窮，沒有足够的貨幣資本供給已發展起來的手工業生産。使某些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的手工業長期停滯不前，得不到充分的發展。這也可以說是中國社會經濟從十七世紀開始落後于西歐國家的一個重要的原因。毛澤東說過：“中國社會內商品經濟的發展，已經孕育著資本主義的萌芽。如果沒有外國資本主義的影響，中國也將緩慢地發展到資本主義社會。”〔60〕我們從葡、荷、英等殖民國家租居和控制澳門海外貿易給中國社會經濟帶來的嚴重影響看，這個論斷是科學的、正確的。
注 釋：
〔1〕印光任、張汝霖：《澳門記略》上卷，《形勢篇》。
〔2〕郭棐：《萬曆廣東通志》卷69，《澳門》。關于葡萄牙人進入澳門的年代，說法不一：有說是嘉靖三十二年（1553）；有說是嘉靖三十六年（1557），後說出自外國人的著作，與我國史書所記相差四年。我們認爲中國史書材料比較可靠，今從郭棐所記。
〔3〕《清史稿》卷160記：“歲納租金五百兩，實爲歐羅巴通市粵東之始。”
〔4〕同〔2〕。
〔5〕《明經世文編》卷357，龐尚鵬：《題爲陳末議以保海隅萬世治安疏》。
〔6〕張甄陶：《澳門形勢論》，載《小方壺齋輿地叢書》第九帙。
〔7〕馬爾退尼：《中國地志》，轉引自周景廉：《中葡外交史》第102頁，商務印書館版。
〔8〕《明經世文編》卷400，許浮遠：《疏通海禁疏》。
〔9〕〔10〕〔11〕〔13〕〔14〕C·R·Boxer，The Great Ship from Amacon:Annals of Macao and the old Japan Trade， 1555-1640，P6、169、182、191-196、39、182、144，Lisboa， 1963.
〔12〕《明經世文編》卷165
〔15〕C·R·Boxer，The Great Ship from Amacon:Annals of Macao and old Japan Trade,155-1640，P7、182、6，Lisboa 1963
〔16〕劉廷元：《南海縣志》卷12。
〔17〕王臨亨：《粵劍篇》卷3，第20頁。
〔18〕汪慵叟：《澳門雜詩》第10頁。
〔19〕吳道熔：《廣東文征》卷10，第28頁。
〔20〕阮元：《廣東通志》卷180，《經政略23》；姚賢鎬：《中國近代對外貿易史資料》第1册，第128頁，中華書局1962年版。
〔21〕梁方仲：《明代國際貿易與銀的輸出入》，《中國社會經濟史集刊》第6卷，第2期，1939年。
〔22〕王稚登：《客越志》
〔23〕《乾隆湖州府志》卷41，《物産》。
〔24〕《古今圖書集成》，《方輿彙編職方典》卷690，《松江府部》。
〔25〕《乾隆松江府志》卷5，《風俗》。
〔26〕屈大鈞：《廣東新語》卷15，《貨語》。
〔27〕參看黃啓臣：《明代鋼鐵生産的發展》，載《中國社會經濟史論叢》，第2輯，山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28〕《明史》卷19。
〔29〕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徽州府》。
〔30〕《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033頁。
〔31〕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第828頁，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32〕謝杰：《虔台倭篡》上卷，《倭原》。
〔33〕《明世宗實錄》卷350。
〔34〕本宮泰彥著、陳捷譯：《中日交通史》下册，第304頁，商務印書館版。
〔35〕茅瑞征：《皇明象胥錄》卷2，《日本》。
〔36〕《明神宗實錄》卷576。
〔37〕謝肇浙：《五雜俎》卷4。
〔38〕印光任、張汝霖：《澳門記略》上卷，《形勢篇》。
〔39〕轉引自周景廉：《中葡外交史》第132頁，商務印書館版。
〔40〕印光任、張汝霖：《澳門記略》下卷，《官守篇》。
〔41〕轉引自周景廉：《中葡外交史》第137頁，商務印書館版，1998年版。
〔42〕王鐵岩編：《中外舊約章彙編》第1册，三聯書店版。
〔43〕梁鴻勛：《北海雜錄》，《原始》。
〔44〕《清季外交史料》卷73，第15~16頁。
〔45〕包遵彭等：《中國近代史論叢》第1輯，第3册，第102頁。
〔46〕Tien-tse Chang，Sino-Portuguese Trade from 1514 to 1644,The Loss of Trade with Japan，P138,Leyden，1934.
〔47〕參看何大章、繆鴻基：《澳門地理》第4章，第1節，1946年版。
〔48〕《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148頁。
〔49〕楊翰球：《十五至十七世紀中西航海貿易的興衰》，《歷史研究》1982年第5期。
〔50〕《列寧選集》第1卷，第186頁。
〔51〕鞏珍：《西洋番國志》，《滿刺加國》。
〔52〕〔53〕李長傅：《南洋華僑史》第48，70頁，商務印書館1933年版。
〔54〕轉引自彭家禮：《十九世紀開發西方殖民地的華工》，《世界歷史》1980年第1期。
〔55〕參看黃啓臣：《明代鋼鐵生産的發展》，載《中國社會經濟史論叢》，山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56〕《光緒二年重修佛鎮栅下天后元君古廟官紳值事善信芳名喜認各物簽題工金各行工料雜項費用進支數目版列碑記》（存佛山栅下天后廟內）。
〔57〕《光緒九年佛山靖涌碑》（存佛山祖廟）。
〔58〕〔59〕《民國佛山志》卷之六，《實業》。
〔60〕《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589頁。
（作者：黃啟臣 原載《中國水運史專刊（一）》1987年，本文與鄧開頌合作，本人執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