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實行對外開放貿易政策的基地
大業十四年（618年），李淵利用隋未農民起義即將摧垮隋朝統治的有利形勢，廢隋楊帝建立唐朝。武德四年（621年），唐朝以李恭、李靖爲行軍總管，統領水陸十二總管兵征楚粵。鄧文進歸降，馮盎接受招撫，實現和平統一嶺南，設置廣州都督府，統轄十三州，範圍約今廣東省和廣西壯族自治區一部分地區，史料記述雲：
廣州中都督府，……武德四年以端、封、宋、匡、瀧、建、齊、威、扶、義、勤十一州隸廣府。……貞觀二年以循、潮二州隸廣州。〔1〕
廣州既是都督府所在地，又是節度使的駐地，所以唐代一般稱廣州爲“廣府”。古籍《唐六典》、《大唐求法高僧傳》、《唐大和尚東征傳》諸書均有“廣府”之記載。
唐代最高决策者李世民等皇帝的心態和隋煬帝有相似之處，即致力于發展對外關係。唐太宗執政後，當他考慮如何“臨撫四極”的時候，說：“自古皆貴中華夷狄，聯獨愛如一”〔2〕。于是他强調了“蓋德澤洽，則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則骨肉不免爲仇敵”〔3〕。因而極其注意對外“就申睦好”；對內“靜亂息民”〔4〕。特別在當時四方商賈蟻聚，蕃夷貢使紛紛入朝的形勢下，唐太宗以天國强宗的信心，應允“四鄰夷國”、“入貢來朝”，在隋朝已先行初步實施開放的基礎上，實行“招來遐域”〔5〕的對外開放貿易政策，使中國進入了一個對外開放貿易的新時期。而唐代的對外貿易以海上貿易爲重點。當時海上貿易大致分爲交、廣和楚、楊南北兩條海上貿易航綫，其中又以交、廣爲重點，交、廣又以廣州爲中心，因爲“廣州素爲衆舶所凑”，〔6〕屬一基地也。
唐朝政府既然以廣州爲基地實行對外開放貿易政策，因而采取了一系列積極的措施加以貫徹。早在唐初顯慶六年（661年）二月二十六日，高宗就下了昭今：
南中有諸蕃……舶至十日內，依數交付價值市了，任百姓貿易。其官市場，送少府監簡擇進內。〔7〕
這一詔令說明，唐政府對外國商人來貿易，只要是按規定“依數交付價值(貨稅)”，和官市(官買)之後，就“任百姓貿易”(私人經營買賣)。這對于外國舶商具有極大的吸引力，和公開保證外國舶商的公平貿易和合法利益，具體表現了初唐政府對外開放、招來蕃舶夷商的精神。開元二年(714年)左右，唐政府在廣州設置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管理對外貿易機構“廣州市舶使院”，其官員稱“廣州市舶使”或“廣州結好使”。廣州市舶使院的設置，一方面表明唐政府加强對業已發展的對外貿易的管理，另一方面又進一步表明唐朝政府鼓勵和歡迎外國商船來中國進行貿易的友好態度。唐中葉以後，爲了保持對外開放貿易政策的連續性，唐文宗于大和八年(834年)又頒布詔令：
南海蕃舶，本以慕化而來，固在接以仁恩，使其感悅，如聞比年長吏，方多徵求，怨嗟之聲，達于殊域。况朕方勤險，豈愛遐深。深慮遠人未安，率稅猶重，思有矜恤，以示綏懷。其嶺南、福建及揚州蕃客，宣委節度、觀察使常加存問。除舶脚、收市、進奉外，任其來往流通，自爲交易，不得重加率稅。〔8〕
唐文宗在這個詔令中，明令地方官吏要對外商“常加存問”，以示“矜恤”和“綏懷”之意，重申在外商交納了“舶脚”(類似關稅)，和“收市”(向外商先購買宮廷所需物品)以及履行“進奉”(繳奉貢品)之後，即可“任其來往通流，自爲交易”，“幷任蕃商列肆而市”〔9〕，“不得重加率稅”。如有從中加稅貪污者，給予懲處，表明堅定不移地執行對外開放貿易的政策。與此同時，唐政府還對來廣州貿易的外商實行款待的宴請制度，規定廣州市舶使每當“蕃舶泊步，有下碇稅，始至有閱貨燕(宴)”〔10〕，然後按規定由外商在“廣州擇首領一人，左右二人入朝”〔11〕。每當外商返航歸國時，又在珠江河畔的“海陽舊館”(海山樓)舉行餞別宴會。爲了使外商方便和安于廣州進行貿易，還劃出今光塔街一帶地方專供外商居住，名曰“蕃坊”。這些措施，對于吸引外商來廣州貿易，推動廣州對外貿易的發展，無疑是起著極爲重要的促進作用的。
二、海外貿易的空前繁盛
有唐一代，政治安定，社會經濟空前發展，加上唐政府確定和積極推行對外開放貿易政策，使全國特別是廣州的對外貿易進入了第一個空前繁榮的時期。其時，廣州不僅是中國對外貿易第一大港口，而且是世界東方的大港和國際城市，以“廣府”(外國人稱Khanfu)聞名中外。其對外貿易超過了以往任何一個朝代。
1從廣州直接啓航的遠洋航綫正式開通。
唐代著名地理學家、貞元時宰相賈耽(730一805年)所著《海內華夷圖》、《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和《皇華四達記》等地理書籍的記載，唐代與四鄰國家交通者有七條路綫，包括陸路五條和海路二條。由于對外貿易發達，進出口商品驟增，特別是陶瓷等較重且容易損壞的商品的貿易，陸路運輸越來越難以承擔。于是中國對外貿易日益迫切依賴于南、北兩條海上航綫，尤其依賴于南海航綫。結果從唐中葉起(8世紀中葉)就形成了一條從廣州出發，遠達波斯灣、紅海至東非沿岸直到歐洲的亞、非、歐遠洋航綫。在這條航綫上，滿載著絲綢、瓷器和香料的中外商舶，雲帆高挂，乘風破浪往來廣州。寶慶元年(762年)，唐代著名學者杜佑的族子杜環在留居阿拉伯國家十一年後，于北非摩鄰國(約摩洛哥一帶)乘中國商船回到廣州，走的正是此海道。即是賈耽所記的聞名遐邇的《皇華四達記》所記述的“廣州通海夷道”，其航程是：
廣州東南海行二百里，至屯門山，乃帆風西行二日，至九州石。又南二日行，至象石。又西南三日行，至占不勞山，山在環王國東二百里海中。又南二日行至陵山。又一日行，至門毒國。又一日行，至古笪國。又半日行，至奔陀浪洲。又兩日行，到軍突弄山。又五日行，至海峽，蕃人謂之質，南北百里，北岸則羅越國，南岸則佛逝國。佛逝國東北行四五日，到呵陵國，南中洲之最大者。又西出峽三日，至葛葛僧祗國。在佛逝西北隅之別島，國人多鈔暴，乘舶者畏憚之。其北岸則個羅國，個羅西則哥谷羅國。又從葛葛僧祗四五日行，至勝鄧洲。又西南五日行，至婆露國。又六日行，至婆國伽藍洲。又北四日行，至獅子國，其北海岸距南天竺大峰百里。又西四日行，經沒耒國，南天竺之最南境。又西北經十餘小國，至婆羅門西境。又西北二日行，至拔國。又十日行，經天竺西境小國五，至提國。其國有彌蘭大河，一日新頭河，自北渤昆國來，西流至提國北入于海。又自提國二十日行，經小國二十餘，至提羅盧和國，一日羅和异國。國人于海中立華表，夜則置炬其上，使舶人夜行不迷。又西一日行，至烏刺國， 乃大食國之弗利刺河，南入于海。小舟沂流二日，至末羅國，大食重鎮也。又西北陸行千里，至茂門王所都縛達城。
自婆羅門南境，從沒耒國至烏刺國，皆緣海東岸行。至西岸之西，皆大食國。其西最南謂之三蘭國。自三蘭國正北二十日行，經小國十餘，至歿國。又十日行，經小國六七，至薩伊瞿和竭國，當海西岸。又西六七日行，經小國六七，至歿巽國。又西北十日行，經小國十餘，至拔離哥磨難國。又一日行，至鳥刺國，與東岸路合。〔12〕
賈耽在這裏詳細地記述了“廣州通海夷道”所經的30多個國家和地區，和航程所需的時間，即：廣州經珠江口屯門山，(今九龍西南)2天九州石(今海南島東北角附近) 2天 象石(今獨猪山，海南島東南岸屬島） 3天 占不勞山（Culaocham，今越南東海岸外占婆島） 2天 陵山（今越南歸仁北燕子sa-hoi岬） 1天 門毒國（今越南歸仁或華列拉岬） 1天 古笪國（Kauthara,今越南芽莊） 05天 奔陀浪洲（Paudurorag,今越南藩郎） 2天 軍突弄山(Puto condore，今昆侖島） 5天 海峽（Singaore Strait，今新加坡海峽，海峽北岸是羅越國Siams,即今馬來亞半島南端；南岸是佛逝國，Sriboga，即今蘇門答臘島東南部的室舍佛逝國） 45天 呵陵國（Java,今爪哇） 3天 葛葛僧祗國（Kakap Sengi，今馬六甲海峽南部的不羅爾華群島Brouwers中的一島，北面有羅國，Kalah，即今馬來半島西岸的吉打；羅國西岸有哥谷羅國，即今克拉地峽西南） 4-4天 勝鄧洲（今蘇門答臘島北部東海岸棉蘭之北日裏Deli附近） 5天 婆露國（Parlak，即婆魯師洲，今蘇門答臘島西北角大亞齊，即哥打拉夜附近） 6天 婆國伽藍洲（今尼科巴群島，Nicobar） 4天 獅子國（Ceylon,今斯里蘭卡，隔海百里爲南天竺，即今南印度） 4天 沒耒國（Malabar,今印度南部矽隆Quilon，轉西北經十餘小國至婆羅門，即今印度西境） 2天 拔國（Diuli，今布羅奇Broach） 10天 提國(Diuli,今巴基斯坦卡拉奇附近的提勃兒Daibul） 20天 提羅盧和國(Djerramh，今波斯灣西邊阿巴丹附近） 1天 烏刺國（Ubolla，今巴士拉東的奧布蘭） 2天 末羅國（Bassra,今巴士拉，向西北陸路千里到縛達城Bachdad,即今巴格達，從烏刺國沿海東行至西皆大食國，即阿拉伯，其最南至三蘭國，即今東非坦桑尼亞首都達累斯薩拉姆Dares Salaam） 20天 歿國（又作施昌，Shihr，今也門共和國的席赫爾） 10天 薩伊瞿和謁國（今阿拉伯半島東南岸） 6-7天 歿巽國(Mezoen，今阿曼東北部哈德角西岸的蘇哈爾Sohar) 10天 拔離呵磨難國（Oual-al-Manama，今波斯灣內的巴林Bahrain，或今伊朗東南沿海的莫克蘭Mokran） 1天 烏刺國（Ubolla,今奧布蘭）與東路會合。
以上是從廣州至波斯灣和非、歐洲的海上航綫，當時外國資料也有類似的記載。9世紀中葉（相當于唐宣宗大中年間），阿拉伯地理學者伊本·胡爾達茲比（Ibn khordaodbeh）著：《道程及郡國志》（1865年Barbier de Meynard譯爲法文：《Le Livre des route et des proveinces》）；布羅姆哈爾在其著《中國的伊斯蘭教》，和蘇萊曼(Suleiman）于851年寫成的《東游記》，所記從波斯到廣州的回程航綫與賈耽所述的“廣州通海夷道”行程，基本上是一致的，即：
從波斯北岸西拉夫（Siraf）港出發，經阿曼灣南岸的麥斯卡特港入海 30天 南印度的故臨（Kulin，今印度矽隆一帶） 1天 錫蘭迪蔔（Sirandib，今斯里蘭卡） 10天 蘭蓋巴魯斯（Langabālus，今尼科巴群島） 6天 卡拉，往左到巴魯斯島(Balus）。自此則可到賈拜（Jāva)、塞拉希特（Salāhit）及凱朗（Hararg）諸島，爲二帕爾桑……離馬伊特（Māit)，向左即爲提尤邁島（Tiyūma，今潮滿島Tioma) 5天 吉蔑（Qmar) 循岸3天 占城 海行或陸行100帕爾桑 龍編（Lugzn，今越南河內附近） 4天 廣府（廣州）〔13〕。
以上就是中外史料記述的唐代從廣州出發到波斯灣和東非以及歐洲的海上航綫，是繼漢代以來延伸了的“海上絲綢之路”，全程約14000公里，（計廣州至巴士拉約10040公里，巴士拉至馬斯喀特約1200公里，馬斯喀特至桑給巴爾約3542公里），現代縮短爲10320公里。這是16世紀以前世界上最長的遠洋航綫，顯示了唐代廣州和中國在航海貿易方面的世界先進地位，標志著唐代廣州和中國對外貿易的發展和繁榮。這條航綫的特點：一是中國航船第一次取直綫航行，即從廣州至九州石至象石到占不勞山；軍突弄山至海峽；伽藍州至獅子國都是取直綫航行，不再循岸走弧綫，從而縮短了航程，一般三個月可到。二是船舶航行與季風和海流方向保持一致，航行快。當時廣州遠洋船舶去程一般是趁每年十、十一、十二月的最盛東北季風出發，順著中國北部沿岸大陸海流南下的中國沿岸流出南海，經越南東海岸航行，十分便利。回程則利用每年四、六、七、八的强盛西南季風，從馬來半島南部起，利用爪哇海流在流經加里曼丹與蘇門答臘海面，繼而北上南海之勢，徑渡暹羅灣。特別到了越南南岸，吹逆流更加快速，又有暖流沿越南及海南島東岸直流向臺灣海峽，吹流到廣州登陸。三是整個航程以烏刺國爲中心，前段是沿著波斯灣東岸航行，即“皆沿海東岸行”，後段“其西岸之西皆大食國”，是阿拉伯半島及其以西地區。根據日本學者高楠順次郎的研究，唐代經“廣州通海夷道”來往廣州的舶船有四條經常性的定期航班綫：
第一條：廣州南海（東南亞）錫蘭（斯里蘭卡）阿裏伯波斯；
第二條：廣州南海錫蘭美索不達米亞（伊拉克）；
第三條：廣州南海錫蘭阿拉伯；
第四條：廣州林邑（越南中部）闍婆（爪哇）錫 蘭。〔14〕
爲了模擬和驗證唐代“廣州通海夷道”遠洋航綫帆船利用季風及海流的航海術（Midāha)航行到廣州的便利，和紀念阿曼著名航海家艾布·阿比達曾于8世紀中葉乘船來廣州的業迹，以及慶祝阿曼的國慶，1980年由阿曼蘇丹國王卡布斯蘇丹倡儀和資助，依照唐代的古木雙桅三帆船，造成了以阿拉伯半島南部的阿曼國古都蘇哈爾（Suhār）命名的“蘇哈爾”號帆船，乘坐著航海家、海洋生物學家、潜水員、攝影師、醫生等20多人，于11月23日從阿曼首都馬斯喀特出發來廣州。全船不裝近現代動力設備，全憑季風鼓帆行駛；也不配備科學儀器，而是藉助于羅盤針、星術等中世紀方法判斷方位和航行。“蘇哈爾”號戰勝了大海的浩渺鯨波，延著唐代大食到廣州的航綫，駛過了唐代中外文獻所記載的七個海——波斯（Fars)海、拉爾（Larwi）海、海爾肯德（Harkand）海、質或硤（Salahit或Salaht）海、軍突弄（Kundurag或Kardang）海、孟加拉灣(hiakand）海、西支那（Canhay）海，歷時216天，航程6000英里（9600~9800公里），于1981年7月2日順利到達珠江口，幷駛入廣州港洲頭咀碼頭。“蘇哈爾”號啓航時，我國政府還派出以文化部副部長司徒慧敏爲團長的文化代表團專程前往阿曼參加隆重的歡送儀式；船到廣州後，廣東省外事部門負責人及阿曼蘇丹國駐華大使卜希也前往迎接，省、市人民舉行隆重的歡迎儀式〔15〕。阿曼的客人還朝覲和參觀了唐代阿拉伯人來廣州時建造的宗教聖地——懷聖寺。“蘇哈爾”號航行成功，爲今天廣州至波斯、東非和歐洲航行的綫路同唐代的“廣州通海夷道”的航綫保持一致提供了歷史的證明和借鑒。今天我國同這條古航綫上的許多國家如馬來亞，印度尼西亞、斯里蘭卡、孟加拉、印度、巴基斯坦、伊朗、科威特、伊拉克、沙特阿拉伯、巴林、阿曼、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南也門等同家的廣泛貿易關係，大致上還是沿著唐代的航綫往來行駛的。不同的是，由于現代航海技術的提高和海輪的巨大進步，今天已經不需要再沿海岸作近海的航行，而大大縮短了全航程的時間罷了(見下頁唐代廣州海外貿易航綫示意圖)。
唐代廣州還有一條通往日本貿易的東方航綫，稱爲“渤海道”。這條航綫從廣州起航後，利用西南季風向東北航行，經唐代沿海港口潮州、泉州、明州(今寧波)、揚州、楚州(今江蘇省淮安)到日本。唐代揚州大明寺(今法淨寺)的和尚鑒真，在唐宣宗時，應日本僧人榮睿、普照的邀請，由揚州東渡日本。但渺渺東海，時多風浪，十二年中先後五次失敗，第五次東渡被風暴飄到了振州(海南島崖縣)，終于天寶十二年(753年)從廣州出發渡海去日本〔16〕。日本的高僧親王真如，來唐朝作友好訪問，于鹹通七年(866年)也是由廣州啓航泛海返國的。宣宗大中十年(856年)，中國商人李英覺、陳大信率領商船一艘，裝載廣州出産的班藤柱杖、琉璃瓶子和天竺貝多柱杖，亦從廣州起航到日本貿易〔17〕。
唐代廣州就是通過以上的東、西方航綫與世界各個國家和地區相互交往，發展貿易，呈現出一派頻繁的景象。
2廣州海外貿易的繁榮。
由于廣州東西航綫的開通，所以在唐代開放的交州、廣州、泉州、明州(今寧波)、楊州、楚州(今江蘇淮安)諸港中，廣州是首屈一指的大商港。它不僅是海外各國商船來華貿易必到的中國第一大港，也是國際貿易的東方大港。因此，在唐代290多年中，世界各個國家和地區的使節、商人和僧侶來中國者，主要是經南海到廣州登陸的。據史料記載：“遠國商販唯利是求，廣州地當會要，俗號殷繁，交易之徒，素所奔輳”〔18〕。當時外國經廣州入唐朝貢的使節衆多，故唐朝政府相應規定：“由海路朝者，廣州擇首領一人，左右二人入朝”〔19〕。其他使節只能在廣州停留，不能同赴長安。至于“南海舶，外國船也。每歲至安南、廣州”〔20〕。所以唐代經廣州來朝貢、經商者，盛况空前。史稱：廣州“舊時所未通者，重澤而至。又多于梁、隋焉”〔21〕。唐代的廣州已成爲一個中外商舶和貨物彙聚的港市，正如當時阿拉伯商人蘇萊曼(Suleiman，或Sulayman)在他的《東游記》所說：“Kaufu乃商人之主要場所”，“是商船所停集的港口，也是爲中國商貨與阿拉伯貨匯萃的地方”〔22〕。阿伯爾肥達(Abulfeda)也說：“Kaufu爲中國最大之商港，富于水果、菜疏、小麥、大麥、米及甘蔗諸物。”〔23〕
當時來廣州貿易的商舶各國均有。據有關史料記載，在唐初武則天時期，“廣州地際南海，每歲有昆侖乘舶，以珍物與中國交市”〔24〕。天寶九年(750年)，鑒真和尚北歸途經廣州時，見到“廣州……江中有婆羅門、波斯、昆侖等舶，不知其數。幷載香藥珍寶，積聚如山。其舶深六七丈。獅子國、大石(食)國、骨唐國、白蠻(可能指歐洲人)、赤蠻(指阿拉伯人)等往來居住，種類極多”〔25〕。到了代宗以後，來廣州貿易的外國商舶更是不可勝數。大曆四年(769年)，“五嶺平。西南夷舶，歲至才四五，譏視苛謹，勉既廉潔；又不征暴，明年至者，乃四千餘舵”〔26〕。唐德宗時代，“廣人與蠻雜處，……諸蕃舶至，盡有其稅，于是財蓄不資。日十餘艘，載皆犀、象、珠，與商賈雜出于境”〔27〕。杜甫在《送重表侄王泵評使南海》一詩中也咏：“……番禺領親賢，籌運神功操。大夫出盧宋，室貝體脂膏。洞主降接武，海湖舶千艘”〔28〕。這就說明唐代外國來廣州貿易的商舶是相當驚人的，真正是“舟行所聚，洪舸巨艦，千舳萬艘，交貨往還”的情景。至于是否真的達到每年4000多艘，則似可探索。清人沈德潜在乾隆四年(1739年)校勘《新唐書》時，曾懷疑是“四十”加一撇而成“四千”之誤，認爲是“四十艘”合適。此後衆說紛紜，莫衷一是。筆者認爲唐代廣州對外貿易繁榮時期，每年來廣州貿易的海舶當不止40艘，但也不至于是4000餘艘，只能說，具體數字尚待考定。但無論如何，唐代來廣州貿易的外商船舶已超過前代，而且可算是世界第一位，乃是毫無疑義的事實。據新、舊《唐書》記載，當時停泊于廣州貿易的外國商舶就有南海舶、番舶、西方夷舶、波斯舶、昆侖舶、昆侖乘舶、西域舶、蠻舶、海舶、南蕃海舶、波羅門舶、獅子國舶等名稱〔29〕，使珠江河面呈現出一派“大舶參天，萬舶爭先”的興旺景象。誠如詩人劉禹錫詩雲：“連天浪靜長鯨息，映日帆多寶舶來”〔30〕。說“大舶參天”，當然是比喻之詞，而唐代廣州停泊的中外商舶的體積大于前代却是事實。其中以“獅子國舶最大，梯而上下數丈”。但當時最大的海船還是中國製造的，史料記載，“大船也，大者長一十丈，載六七百人者，是也”〔31〕。唐大曆至貞元年問(766～804年)，中國製造的“俞大娘”船，其載重量超過了萬石〔32〕，可見唐船比法顯時的“大船”進步了。這種海舶堅固而完善，經得起大海中的狂風巨浪的衝擊，據蘇萊曼《東游記》所稱，當時獨有中國的大商船可以在波斯灣海的險惡風浪中通行無阻。所以中國商船多數停泊在西拉夫(Siraf)港口。阿拉伯商人只能用小船把貨物從奧曼(Oman)等小港口運到西拉夫，然後裝上中國大船運往廣州。他們特別喜歡租用在廣州地區的“廣南造船廠”用柯樹造成的“舡舫”，“波斯在東方之商賈實力漸充，乃向中國舶商租賃或徑向中國造船廠定造泛海巨舶”〔33〕。可見廣州造船的世界歷史地位之高。這也是廣州和中國在世界航海史上的一大貢獻。正如《中國印度見聞錄》的法譯者索瓦熱在其緒言中所說：“應該承認，中國人在開導阿拉伯人遠東航行的貢獻。波斯灣的商人乘坐中國的大船才完成他們頭幾次超過中國南海的航行。使用如此巨大的商舶航行，大大縮短航程所費的時間，計從大食(阿拉伯)到廣州航行時間爲89天(沿途停留供給不在內)”〔34〕。與此同時，中國的商船也紛紛從廣州啓航到海外各國貿易，據史書記載，德宗貞元十一年至十七年(795—801年)王鍔任嶺南節度史時，曾“日發十餘艇”，參予海外貿易，而且“周以歲時，循環不絕”〔35〕。
唐代外商利用舶船經“廣州通海夷道”來廣州貿易的國家和地區不下100個。正如柳宗元所記，和廣州來往貿易者“由流求呵陵，西抵大厦(夏)、康居，環水而國以百數”〔36〕。憲宗時(806—820年)。韓愈被貶職潮州，路經廣州，看到和記述部分廣州的海外來國有：
若耽浮羅、流求、毛人夷顫之州，林邑、扶南、真臘、千陀利之屬，東南際天。〔37〕
根據有關史料的不完全統計，有唐一代，來廣州貿易的亞、非、歐國家和地區，主要者有：若耽浮羅國(今朝鮮新羅)、流求國(今沖繩)、毛人夷顫之州國(今日本)、林邑國(今越南峴港一帶)、扶南國(今柬埔寨)、真臘國(今柬埔寨、老撾、越南南部)、幹陀利國(今蘇門答臘巨港一帶)、丹丹國(今馬來半島南部)、盤盤國(今馬來半島彭亨)、赤土國(馬來半島中、南部)、驃國(緬甸)、室利佛逝國(今蘇門答臘島)、呵陵國(今爪哇)、婆利國(今印度尼西亞的巴厘島)、墮和羅國(今泰國湄南河下游地區)、墮婆登國(今蘇門答臘島東岸外的巴塔姆島)、賓國(今克什米爾)、門毒國(今越南歸仁一帶)、古笪國(今越南芽莊一帶)、羅越國(今馬來半島柔佛)、葛葛僧祗國(今蘇門答臘島東北岸外的伯勞威斯群島)、羅國(今馬來半島吉打)哥谷羅國(今馬來半島西部)、婆羅國(今蘇門答臘島西北角大亞)、獅子國(今斯里蘭卡)、南天竺國(今南印度)、沒耒國(今印度南部奎隆)、拔國(今印度巴洛奇)、提剛(今巴基斯坦附近的提勃兒)、提羅盧和國(今波斯灣西部阿巴丹附近)、烏刺國(今巴土拉東的奧布蘭)、末羅國(今伊拉克和巴土拉)、三蘭國(今坦桑尼亞首都達羅斯薩拉姆)、歿國(今也門的席赫爾)、薩伊瞿和竭國(今阿拉伯半島東南岸)、歿巽國(今阿曼東北部哈德角西岸的蘇哈爾)、拔離磨難國(今波斯東北部的巴林，或伊朗東南沿海的莫克蘭)、大食國(阿拉伯)、大秦(東羅馬帝國，包括今地中海東岸的土耳其、叙利亞至埃及一帶)等等。這多麽的國家來廣州貿易，商人亦不計其數。真是“雲山百越路，市井十州人”。據張星烺先生估算，開元時期，廣州一年之中，來往流動的客商達80多萬人次〔38〕。這個估算數字與實際人數可能有出入，但在一定程度上總算是唐代廣州對外貿易繁榮的一種標志。其中又以大食(阿拉伯)、波斯、印度、南洋諸國商人居多。據新舊《唐書》等統計，自貞觀十六年(642年)至乾元元年(758年)的116年，印度來中國朝貢(包括訪問和貿易)的官方使團有18批；波斯從貞觀二十一年(647年)至寶應元年(762的)的115年有22批；大食(阿拉伯)自永徽二年(651年)與中國正式開始通使始至貞觀十四年(798年)的147年有37批，其中絕大多數是經廣州入朝貿易的。正如蘇萊曼在其《東游記》所述：
中國商埠爲阿拉伯商人集者，曰廣府（Khanfu)，其處有回教牧師一人，教堂一所（指懷聖寺）。……各地回教商賈既多聚廣府，中國皇帝因任命回教判官一人，依回教風俗，治理回民。〔39〕
據統計，唐宣宗年間（847~859年）“有幾萬之阿拉伯商人不絕來往于廣東”〔40〕經商貿易。廣州成爲“阿拉伯人的彙集處”。有史料記載商人名字的只有一位叫伊本·瓦哈蔔·巴士裏（Ibn Ivahab al-Basri），他于870年從大食國乘海船到達廣州經商，876年從廣州北上，走了兩個月才到長安，爲僖宗所接見，向僖宗介紹了阿拉伯的情况。僖宗聽後對他說，世界有五個王，伊拉克最富有，是“衆王之王”，中國是“人之王”，土耳其是“猛獸之王”，印度是“象之王”，比生司（Byzance)是“美男子之王”〔41〕。又據萊內特(Reinaud)翻譯的《印度中國航海故事》一書記載，鹹通十一年（810年）左右，是外商在中國“住店”的高峰期，時在廣州“蕃坊”居住之外商達12萬之多，其中絕大部分是阿拉伯人。阿拉伯帝國是7世紀隨著伊斯蘭教的創立而崛起的，到8、9世紀進入了極盛時期，其版圖東迄中亞細亞和印度北境，北到西西裏島及意大利南端，西經非洲北部而達西班牙，是一個橫跨亞、非、歐三洲的强大帝國。它利用其地理位置的優越條件，以開展對外貿易爲基本國策，大力鼓動和支持大批外國商人來廣州同中國互市貿易。幷從此奠定了唐、宋、元三朝（618-1368年）700多年阿拉伯人移居中國的基礎，對兩國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産生了極力深遠的影響。
唐代廣州對外貿易的繁榮亦在宗教僧侶隨商船來往頻繁的活動上反映出來。當時廣州對外貿易的發展，爲僧侶隨商船游歷和布道于廣州、南海諸國、印度之間提供了有利條件。據義淨自己寫《大唐求法高僧傳》所記，他本姓張，字文明，山東范陽人，于鹹亨二(671年)先由揚州到廣州，十一月乘波斯商船從廣州出發南行，不到20天到達室利佛逝國(palemhan)，停六月，研究《聲明》，然後到羯荼(kedah，今馬來西的吉打一帶)，第二年十二月，乘佛逝王舶北行10多天，到裸人國(Iles Nicohar，今印度尼西亞的尼科巴群島)，于鹹亨四年(673年)二月西北行到達耽摩立底國(Tamralipti，今印度西孟加拉邦南部的塔姆盧克Fataluk一帶)，求經十年，兼習印度醫術；于高宗開耀二年(682年)夏秋間，離開印度回歸經達室利佛逝；在此停留六年，然後于武則天永昌元年(689年)七月回到廣州。從此以後，中國出外求法後取道南海經廣州回國者有33人，最主要者有：
貞固律師，永昌元年(689年)義淨因風便至廣州，所齋梵本，盡在佛逝，覓伴共往收取，得固皆行。是年十一月一日 同附商舶，共之佛逝，後與義淨同返廣府。
道宏者，汴州雍丘人也，俗姓靳。與義淨、貞固等共到佛逝，同還廣府〔42〕。
據義淨統計，西去印度求法的中國僧侶凡60人，多數是從廣州返往的。而從海路來廣州登陸的外國僧侶也不乏其人，其中最著名的有印度僧人：
跋日羅菩提，聞脂那(支那，唐時指廣州)佛法崇盛，泛舶而來，以多難故，累歲而至，開元已未歲達于廣府。
釋智慧者，北天竺迦畢試國人。……誓傳佛教，乃泛海東邁，垂至廣州，風飄却返抵執獅子國之東，又集資糧，重修巨舶遍曆南海諸國，再近番禺，風濤遂作，舶沒人沒，唯慧存焉。廣州，即德崇建初也。〔43〕
阿拉伯伊斯蘭教僧侶依賓·哈姆撒，(又稱韓葛思)亦從海路來廣州傳教，死後葬在廣州，其墓尚存于現市北郊蘭圃以西。據說他還在廣州建懷聖寺和光塔(在今光塔街)〔44〕。它不僅是伊斯蘭教徒禮拜祈禱之所，而且可起商舶導航的作用。史稱：
蕃塔始于唐時，曰懷聖塔。輪囷直上，凡六百十五丈（按應是六百十五尺之誤），絕無等級，北穎標一金鶏，隨風南北，每歲五六月，夷人率以五更登其絕頂，叫佛號，以祈風信，下有禮拜堂。〔45〕
據此可知，每當外國商船于每年五、六月間乘西南季風來廣州的時候，伊斯蘭教徒即登上塔頂，“以祈風信”，希望自己國家的商船順利到達廣州港口停泊。同時，因光塔常在夜間裝點燈光，可爲光塔、蘭湖兩碼頭的商船夜間航行和停泊導航。可以說，光塔實際上是廣州港最早的燈塔。以後經歷代相沿修葺保護，至今光塔仍巍然屹立，成爲國內外旅游者的好去處。
另外，從廣州出海回印度的外國僧人有印度的不空、慧日、大律、智弘、天行等人。
隨著中外衆多商船來往廣州貿易，唐代廣州的碼頭也空前發展起來了。幷且已有內港碼頭和外港碼頭之分。外港有扶胥和屯門兩港。扶胥，即韓愈所稱的“扶胥之口，黃木之灣”〔46〕。具體地點在今黃埔老港區和新港區之間的廟頭村處，離廣州中心約30公里。廟頭村西面有一小山丘，建有南海神廟，史稱：隋朝“文帝開皇十四年(594年)潤十月，詔東海、南海幷近海立祠”〔47〕。古代航海技術和設備落後，人們缺乏天文地理科學知識，不能瞭解和駕馭大海，往往把出海經商的成敗看成是海神的主宰。因此，在船舶進出口時，船員常常到南海神廟參拜禱告，祈求海神保佑行船一帆風順和貿易興旺，寄托“行船走海三分命”的心裏藉慰。外國人則稱南海神廟爲“波羅廟”，也屬這種心態。梵語波羅密特(pāramita)的意思是“到達彼岸”或“做事成功”。傳說當時外國商人乘船遠涉重洋，飽經大海風浪之險，每當他們到達“黃木之灣”的扶胥港，遙見山上的南海神廟時，不禁發出“pāramita”的歡呼!後來久而久之，人們亦將南海神廟稱爲波羅廟了。據著名地理學家曾昭璇教授考證，扶胥外港早在晋代已開始發展，當時稱古鬥村。隋朝古鬥村發展成爲南海鎮，是南海縣治所在地。到了唐代，南海縣治由南海鎮遷入廣州，南海鎮即易名爲扶胥鎮。從地形看，扶胥鎮前是東江與珠江匯合入海處，江面寬闊，是中外船舶進出廣州必須停泊之良港，而且鎮周圍農業生産發展，可爲船舶提供充足的淡水、糧食、蔬菜和生活日用品，堪稱具有一定規模的廣州外港。當時碼頭設施當是木結構，滄海桑田，已不存在。但1973年，在廟頭村南海神廟西則“碼頭園”的魚塘中，發現了一整排20多米長的排樁，每根長2米左右，木質爲海南紫荊木，非常堅硬。經有關部門取其一根作C14測定法檢驗，認定爲晚唐遺迹。又經考古、地理、地質專家研究，認爲該木樁是唐代扶胥外港碼頭處，故現在的“碼頭園”就是撫胥港碼頭所在地〔48〕。
屯門，即“廣州通海夷道”的第一個站屯門山，亦稱“團門”、“段門”，位于今香港新界之西部。境內主山稱屯門山，又稱青山，現英國人稱堡壘山，高爲海拔5829米。其東爲屯門灣，今稱青山灣。灣之東爲九徑山，南爲大嶼山。屯門灣三面環山，爲一天然之鉗形避風海港，不受季風侵襲。韓愈在《贈元十八協律六首》詩雲：“屯門雖雲高，亦映波浪沒”。在地理位置上，屯門緊扼珠江口外交通要衝，唐代凡阿拉伯、印度、中南半島及南洋諸國商船來廣州貿易者，必先停碇屯門，然後入扶胥港再入廣州。可以說，屯門是唐代廣州對外貿易外港的外港。鑒于屯門港地位之重要，唐初在此設兵鎮守，以防海寇。當時史料記述廣州屬下的各地軍事設置時，謂：“有府二：曰綏南、番禺，有經略軍，屯門鎮兵”〔49〕。開元二十四年(736年)正月，唐政府在屯門置兵2000人防守。天寶三年(744年)，海寇吳會光爲患浙江沿海，幷擾亂永嘉郡(今浙江溫州一帶)，南海太守劉巨麟以屯門鎮兵泛海北上平之。足見屯門已屬當時具有海防性質的廣州外港，對保護廣州對外貿易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內港碼頭也發展到2個，即南濠碼頭和蘭湖碼頭。南濠碼頭亦稱光塔碼頭，唐時屬城西南濠東岸的碼頭區位置，在今光塔街一帶，利用光塔引航，蕃坊也設在附近，是一個非常熱鬧的海港市區，也是唐代最大和最主要的內港碼頭。大凡中外商船，均在這裏停泊上岸和啓航出海。蘭湖碼頭，在今流花公園附近一帶，唐代刺史李玭在此建“餘慕亭”，“使舟楫避風雨者皆泊此”。唐時，流化水屬入廣州的交通水道，一般由佛山、北江、西江來廣州的貨物，多在此泊岸登陸，所以蘭湖碼頭應屬一個內河水陸碼頭。
隨著愈來愈多的國家和地區紛至沓來廣州貿易，使唐代的廣州發展成爲一個國際貿易市場。當時，外國商人將海外的象牙、犀角、珠寶和香料等多種多樣的土特産運來廣州推銷，中國內地的商人也把絲綢、陶瓷和漆器等傳統産品源源不斷地運經廣州出口，然後把洋貨運回內地販賣。唐詩：“水程通海貨，地利雜吳風”〔50〕之句，說明江蘇商人到廣州卸貨後，繼而將洋貨經長江運到長江上游的蜀地販賣的情形。總之，整個廣州一時市舶麇集，列肆林立，珍貨山積，商賈雲集，市場興旺，財富充盈，盛况空前。唐時人曾以“雄藩夷之寶貨，冠吳越之繁榮”來稱譽廣州，幷非虛詞；而劉禹錫賦詩以“大艑浮通川，高樓次旗亭。行止皆有樂，關梁似無征”〔51〕來歌頌廣州的興盛繁榮，也純屬實際的反映。正是因爲廣州名聲遠揚，外國人往往把廣州誤爲中國，例如“印度俗稱廣府爲支那，名帝京爲摩河支那也”〔52〕。可見廣州當時在中國和世界上地位重要之一斑。廣州對外貿易的繁盛，使不少商人大發其財，成爲巨富。例如，代宗大曆八年(773年)，與廣州叛亂者嶺南將哥舒晃關係密切的“商舶之徒，多因晃事誅之。［路］嗣慕前後沒其財寶數百萬貫，……代宗甚銜之”〔53〕。如此巨大的商業財富，連代宗皇帝也爲之垂涎，這在中國歷史上實屬罕見。有關中、晚唐時廣州“商賈饒盈”，“犀象滿城邑”常被廣州官吏眷索爲官僚商業資本者也頗駭人聽聞。爲官廣州者，無不“興利而致富”。例如德宗時，嶺南節度使王鍔，利用職權經商貿易，不斷收購外國商人的珍寶异物，送到北方販賣，八年間盡沒南海市舶之利，“家財富于公藏”〔54〕 。同時，唐代廣州對外貿易的發達，也大大增加唐代國家的財政收入，所謂“外國之貨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于中國，不可勝用”〔55〕；“權其利，所得與兩稅相埒”〔56〕。 就是說廣州對外貿易的榷稅收入與廣州兩稅收入相等。據蘇萊曼估計，廣州對外貿易“相信每天所收入的，已有五萬個迪納爾(dinar)”〔57〕。因此，唐末乾符五年(878年)，黃巢農民起義軍圍攻廣州時，競使唐統治者大有失調廣州商舶課稅巨額收入而招致國庫拮据之感，所謂：“南海有市舶之利，歲貢珠璣。如今妖賊所有，國藏漸當廢竭”〔58〕者。可知廣州市舶之利在唐王朝的財政天平上所占的比重就不言而喻了。
隨著廣州城市經濟的繁榮，人口亦不斷增加。玄宗開元年間(713～741年)，廣州戶口爲64250戶，元和年間(806～820年)增至74099戶，比隋朝的37482戶增加二倍。爲適應對外貿易和人口增長的需要，廣州城也從三國城的基礎上加以擴建，據已故著名歷史地理專家徐俊鳴教授研究，唐時爲適應南濠碼頭和蕃坊管理需要，修建唐城已經以今北京路爲軸，成爲主街，刺史署也移至今財政廳處，城分三重，即瓮城、青海樓子城和郡城〔59〕。在臨江建有高大的商館招待外國客商，史稱：“海陽舊館，前臨廣江。大攬飛軒，高明式叙，崇其棟宇”〔60〕。可以想像唐代的西城，已形成一大片繁華的市區。這無疑與對外貿易的發展有著密切的關係。
爲了適應廣州對外貿易高度發展的需要，唐代政府在廣州設置市舶使專官加强管理。這是中國歷史上的首創。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唐代的廣州已成爲中外商船停泊之所,和中外商品萃薈之地。廣州不僅是當時中國對外貿易的第一大港，而且也是世界著名的貿易大港。
三、海外貿易的經營方式
唐代的廣州對外貿易是中央集權的貿易體制，其經營方式有官方經營和私人經營兩種，以前者爲主。
官方經營，也就是朝貢貿易。唐代皇帝要求來廣州貿易的各個國家，首先承認大唐帝國和結成友好關係，然後互派使節，互贈禮物。這種貿易方式，是以外國主動遣使來華朝貢爲條件。因爲在唐代，中國在世界上是經濟和文化發達的國家，成爲外國仰慕的富國。這種貿易方式，因海上航行不能按時，所以很難遵守“年年進貢”、“歲歲來朝”的慣例，一般是三年或五年一貢。外國使臣帶著貢品航至廣州登陸，要進京交付貢品，唐政府以賜予或回貢的形式交換貨品。這裏的“進貢”和“回賜”之間，具有政治和外交的因素，但實質却包含著濃厚的經濟貿易關係，所謂“島夷朝貢，不過利于互市賜予”。所以，“貢”與“賜”就是一種貿易，只不過是以國家的名義壟斷經營而已。阿拉伯人蘇萊曼也曾看出這種貿易的實質。他在《東游記》中記述：
貨物之爲中國，國王所買者都照最高行市給價，而且立時開發現錢。中國國王對于商人們，從來不肯錯待的，在許多進口貨中，中國國王所買的，最重要的是樟腦，每一曼（Mann），給價五十法古其（Fakkui）；每一法古其是一千個福盧斯，國王買剩下的樟腦，就只能賣一半的價。〔61〕
另一位阿拉伯旅行家夏德亦指出：“這種朝貢的記載，表示大食商人和中國朝廷間商業關係的密切”〔62〕。例如，高宗永徽年間(650～655年)，“波斯國遣使獻方物，……各賜帛百匹”〔63〕，“吐火羅首領摩婆羅獻獅子及五色鸚鵡……勞賜錦彩五百匹”〔64〕。這種“回賜”，往往是不等價的，一般都是“回賜”商品的價值超過朝貢商貨的價值。在這種朝貢貿易方式下，凡外國商使來廣州停泊後，先是進行官方朝貢貿易，然後允許私人與外商貿易。高宗顯慶六年(661年)二月二十六日所下貿易詔令規定：
南中有諸國舶，宜令所司，每年四月以前，預支應須市物，委本道長吏，舶到十日內，依數交付價值市了，任百姓交易。其官市場，送少府監簡擇進內。〔65〕
由此可以看出，第一，外舶到岸後，先由所在地的有司或本道長吏(地方負責官員)主持，進行以滿足王室貴族需要的“官市”貿易，以物物交換形式進行，其所需市物在每年四月以前預支，然後在外舶到岸十天內收市，即“依數交付價值市了”。收購到的珍貨奇异，解送京都府監，再由少府監簡擇進宮。第二，俟官方貿易收市之後，餘下的舶來之商貨，才“任百姓貿易”。當時廣州已專門爲外商“設市區，令蠻夷來貢者爲市”〔66〕。這就是私人貿易。此詔令沒有明確的朝貢貿易字眼，估計是因爲此令專就“南中有諸國舶”而發，以表示唐政府對廣州貿易側重于經濟效果罷了。
四、海外貿易繁盛的原因
第一，政治局面穩定和經濟發展是唐代廣州對外貿易高度發展的基礎。
唐代的中國是以政治統一，局勢穩定，經濟繁榮、文化發達而著稱于世界的。唐代建立不久，即在全國範圍內推行均田制和租庸調法，在某種程度上調動農民的生産積極性，使農業生産獲得了發展。當時以曲轅犁爲骨幹的鐵農具在全國南北各地的推廣使用，加上興修水利、稻麥輪作和改進耕作技術，使唐代耕地面積不斷擴大，糧食産量大爲增加。根據史念海教授統計，天寶初年各道正倉所儲存的糧食超過100萬石，有關內、河北、河東、河南四道，其中河南道爲580多萬石，河東道350多萬石，關內、河北道各900萬石；義倉所儲存的糧食超過1000萬石，有河北、河南兩道〔67〕。代宗、德宗年間(762～805年)，長江下游的太湖經濟區(包括太湖周圍的湖、蘇、常、杭、潤州地區)，每年北運糧食達到30萬石左右〔68〕。農業生産的發展，爲手工業生産的發展提供糧食和原料，使手工業生産也得到長足的發展。特別是與對外貿易直接相關的造船業和絲織業發展更快。據史料記載，當時已能造內河萬石船和海洋5000料船、2000料船、l000料船和鑽風船等〔69〕。唐代的絲織業也相當發展，據杜佑天寶年間僅每年庸調一項統汁，總收入的絹布就達到2100萬匹之多〔70〕。而且絲織業的分工更加精細，花色品種愈見齊全，絲綢産區日益擴大，織造技術大大提高。僅就織錦而言，就有：廣東錦，用梁花經絲織成，成爲現代流行的“印經織物”的前身；緞錦，使用很多小梭子，根據花紋顔色的邊界分塊盤織而成，即現代的“緙絲”；大鐧錦，用由深到淺的暈色成的彩條經絲，織成暈色花紋，這種方法和技術在現代紡織生産中仍經常使用；經錦，用彩色經絲顯花織成；緯錦，用彩色緯絲顯花，幷分段交換緯絲的彩色而織成，現代絲織生産仍用此法。當時絲織業主要産地集中在江南的潤州(今江蘇丹陽)、湖州、蘇州、杭州、常州、睦州(今浙江建德)、越州(今浙江紹興市)、明州(今浙江寧波市)和四川成都等地。絲織業除了大部分是家庭手工業生産外，已出現一些大作坊，例如定州的何明遠，已是一個“資財巨萬，家有綾機五百張”〔71〕的作坊主。瓷器生産更是遍及河北、河南、陝西、安徽、湖南、四川、浙江、福建、廣東等地。唐代陶瓷已分家，幷形成了“南青北白”的生産布局，即南方以生産青瓷的越窑爲主；北方以生産白瓷的邢窑爲主。而廣東的瓷器集南方瓷系龍泉窑和北方瓷系耀州窑的技術之大成，專門生産供出口的高質青白瓷，所以廣東的“白瓷屑，平無毒……廣州皆良，餘皆不如”〔72〕。而且發展很快，到中唐以後，生産瓷器的地區已有潮州、潮安、三水、佛山、南海、新會、高明、陽江、梅縣、增城、遂溪、高鶴、廉江、高州、高要等22處〔73〕。廣州西村皇帝崗的西村窑也于晚唐創燒唐代的瓷器花色品種多，技術精湛，色彩鮮艶，爲世界各國人民所喜愛。特別是廣東瓷器胎質細膩，白瓷中釉以青爲主，幷有綠、黑、醬、黃色，更受外國人所歡迎。馬克思說過：“交換的深度、廣度和方式都是由生産的發展和結構决定的。……可見，交換就其一切要素來說，或者是直接包含在生産之中，或者是由生産决定”〔74〕。唐代廣州的對外貿易就是在以主要出口絲綢、瓷器等傳統名牌産品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第二，大庾嶺道的開鑿與廣東河運的發達是廣州對外貿易發展的條件。
唐代內河水運得到空前的發展。南北水運系統，以長江爲界分南北兩段，北段取道大運河。南段水運系統主要有二條水道：一是由湖南的湘江經廣西靈渠入桂江，接西江達廣州，時稱“越城嶺桂州道”；二是由安徽經鄱陽湖溯贛江而下，越過大庾嶺經北江下廣州，時稱“大庾嶺虔州道”。唐代隨著廣州海外貿易的發展，和中國經濟發展已逐步向江南轉移，南北商貨往來急劇增加，通過“大庾嶺虔州道”溝通和保持廣州與經濟發達的江南和京師所在的中原地區的密切聯繫，顯得非常迫切。而此時大庾嶺道只是一條崎嶇蜿蜒的水道，峭壁林立，坎坷不平，運輸困難。爲了使嶺北的絲綢、瓷、漆等商貨源源不斷運來廣州出口，和及時將齒、革、羽毛、珠、玉等洋貨運往內地及京師，于是廣東曲江縣人張九齡于開元四年(716年)向玄宗奏請開闢大庾嶺道，其在《開大庾嶺路記》禀稱：
先天二載，龍集癸醜，我皇帝禦宇之明年也。理內及外，窮幽極遠，日月普燭，舟車運行，無不求其所寧，易其所弊者也。
嶺東廢路，人苦峻極。行徑寅緣，數裏重林之表；飛梁業截，千丈層崖之半。顛躋用惕，漸絕其元。故以載則曾不容軌，以運則負之以背。而海外諸國，日以通商，齒革羽毛之殷，魚鹽蜃蛤之利，上足以備府庫之用，下足以瞻江淮之求。故越人綿力薄材，夫荷妻戴，勞亦久矣，不虞一朝而見恤者也。不有聖政，其何以臻茲乎。〔75〕
唐玄宗目睹“廣州有海舶之利，歲貢珠璣”〔76〕，認爲張氏所奏鑿通大庾嶺道，發展廣州對外貿易，“上足以備府庫之用，下足以瞻江淮之求”，極爲有理。于是當年即任命張九齡負責組織開鑿大庾嶺道。張九齡于是年十一月，利用“歲已農隙”的時機，組織大批人力，“緣蹬道，披灌叢”，大事開鑿，最後將原來的崎嶇小徑鑿成了“坦坦而方五軌，闐闐而走四通”的南北通衢大道。加上疏浚北江，這樣，珠江水系的湞水與長江水系的贛水連接起來，形成了廣州清遠湞陽(今英德)韶州、湞昌（今南雄）大庾贛水(今江西章水)，而進入長江水系的水陸聯運主幹綫。于是嶺北江南及中原地區的絲綢、陶、瓷、漆器等出口商品沿著這條南北通衢，進入湞江谷地，然後順北江南下廣州，遠銷世界各地；而外商運到廣州的奇珍异寶，也循此道得以源源輸向嶺北各地。時人蘇冼對鑿通大庾嶺道曾賦詩贊頌：
懷荒服兮走上京，遷萬商兮重九譯；
車同軌兮馬齊迹，招孔翠兮徠齒革。〔77〕
由此可見，唐玄宗開鑿大庾嶺道的主觀意圖達到了，廣州對外貿易也以此爲條件得以高度發展，而成爲中國進出口貿易的第一大港。
第三，“陸上絲綢之路”阻塞和中斷，使廣州通向西方的“海上絲綢之路”得以繁盛。
從漢代起，我國對西方國家的貿易，有陸路和海路，也就是俗稱的“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但是到了唐朝，由于吐蕃于7世紀在青藏高原建立奴隸制政權後，從唐太宗時起一直與唐朝爭奪西域天山南路的地區，連年發生戰爭。唐高宗總章三年(670年)，吐蕃占領西域十八州，過兩年又滅吐谷渾國(地在今青海)，斬斷唐通西域的道路。唐中宗時，吐蕃在青海和西域連年對唐發動戰爭，其間唐朝雖曾幾度勝利，收復了小勃佛(今克什米爾北)等地，但到了天寶十四年(755年)，由于安祿山反叛，吐蕃又乘機奪取和占領了隴西、河西和西域等鎮，致使“陸上絲綢之路”因時有戰爭而受到阻塞，以至被切斷，無法進行正常的對外貿易活動。唐朝政府爲了實施其對外開放貿易的政策，同西方各國交往和貿易，只好依靠廣州爲始發港的海道。而此期間即公元8世紀以後，正值大食(阿拉伯)帝國取代猶太人、波斯人和印度人取得了海上優勢。强盛的阿拔都王朝于748年遷都縛達城，更大力提倡和發展海外貿易，不斷派遣使團取道南海到廣州登陸，同中國進行朝貢貿易。其他南海各國也接踵而來。于是海路貿易超過了陸路貿易。而廣州正處于中國的南大門，是阿拉伯和南海諸國到達中國航綫的最近碇泊港，也是中國到達阿拉伯等國家和地區最近的啓航港。就是這種形勢大大促進了廣州對外貿易的發展。
唐末經黃巢起義軍的掃蕩，唐朝已名存實亡，政權逐步爲宣武節度使朱全忠所把持。天佑四年(907年)，朱全忠廢唐哀帝自立爲梁。從此，進入五代十國時期，廣州對外貿易隨之遭到破壞。但開平五年(911年)劉龔在廣州稱帝建立南漢國後，繼續開展對外貿易。他曾遣將航海到占城(今越南東南部)，還設置“巨艦指揮使”和“押番使”等官職進行管理，以“悉聚南海珍寶”，同時對“嶺北商賈至南海者，多召之”，歡迎中原地區的商人來廣州做買賣。後北宋進軍嶺南，南漢政權面臨滅亡之際，“其王劉以海舶十餘，悉載珍寶、嬪禦，將入海”〔78〕。由于廣州海外交通便利，所以劉才利用海舶從海路逃命。這就說明，五代時廣州的對外貿易雖不如唐代，但未完全終斷。到宋代又東山再起了。
注 釋：
〔1〕《舊唐書》卷41，《地理四》。
〔2〕《資治通鑒》卷198，《唐紀十四》。
〔3〕〔5〕《唐會要》卷94，《北突厥》98。
〔4〕〔6〕《資治通鑒》卷193、234。
〔7〕《唐會要》卷66，《少府監》。
〔8〕《唐太詔令集》卷10，《太和八年疾愈德音》；《全唐文》卷75。
〔9〕《唐會要》卷66，《少府監》；《全唐文》卷515，王虔體：《進嶺南王館市舶使院圖表》。
〔10〕《新唐書》卷163，《孔戣傳》；卷48，《百官三·鴻臚寺》。
〔11〕《新唐書》卷43下，《地理七下》。
〔12〕G·R·Tibbotts，A Study of the Arabic Texts Containing Matcrial On South East Asia，Leyden London P26—29，1979.
〔14〕 《世界史上廣東之位置》，載《新民叢報》1905年第15號。
〔15〕馬世琨、席林生：《現代辛伯達揚帆一萬九千里》，載《人民日報》1981年7月7日；參閱《廣州日報》1981年7月2日。
〔16〕［日］元開著汪向榮譯：《唐大和尚東征傳》卷5l，中華書局1979年版。
〔17〕木宮泰彥著、陳捷譯：《中日交通史》上册，第143頁商務印書館版。
〔18〕《陸宣公奏議》，轉引張星烺：《中西交通史料彙編》第3册，第187頁。
〔19〕《新唐書》卷48，《百官三·鴻臚寺)。
〔20〕李肇：《國史補》卷下。
〔21〕鄭樵：《通志》卷198，《四夷·南蠻·海南序略)。
〔22〕劉複譯：《蘇萊曼東游記》，載《地學雜志》，1928年第1期
〔23〕轉引張星烺：《中西交通史料彙編》第3册第176頁。
〔24〕《舊唐書》卷89，《王方慶傳》。
〔25〕［日］開元著、汪向榮譯：《唐大和尚東征傳》卷5l，中華書局1979年版。
〔26〕《新唐書》卷131，《李勉傳》。
〔27〕 《舊唐書》卷151，《王鍔傳》。
〔28〕錢謙益：《杜工部集》卷8指出：“盧宋”，即指盧奐、宋碌：“視賢大夫”。指李勉，而宋蔡夢弼：《杜工部草堂詩箋》說是王石砯，可參考。
〔29〕見李肇：《國史補》卷下；《新唐書》卷163、131；《舊唐書》卷89、131、77；《大唐求法高僧傳》卷下；《唐大和尚東征傳》；《梁書》卷33，《癸辛雜識》後集。
〔30〕《全唐詩》卷13，《南海馬大夫遠示著述兼酬拙詩》。
〔31〕玄應：《一切經音義》卷2，《大般涅槃經第8卷·大船》：慧林：《一切經音義》卷20。
〔32〕王讜：《唐語林》卷8，第282頁，上海古籍出版社。
〔33〕汪大淵著、蘇繼廎顧校釋：《島夷志略校釋》第4頁，中華書局1981年版。
〔34〕張星烺：《中西交通史料彙編》第3册第118頁。
〔35〕《舊唐書》卷15l，《王鍔傳》。
〔36〕《柳河東集》卷26，《嶺南節度使饗軍堂記》20。
〔37〕韓愈：《送鄭尚書序》，見《全唐文》卷556。
〔38〕張星烺：《中西交通史料彙編》第3册，第127頁。
〔39〕〔41〕劉複譯：《蘇萊曼東游記》，第2卷，載《地學雜志》1928年第2期、1929年第l、2期；亦見張星烺：《巾西交通史料彙編》第3册第123頁。
〔40〕桑原騭藏著、楊譯：《唐宋貿易港研究》第38頁，商務印書館1935年版。
〔42〕義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下。
〔43〕宋《高僧傳》卷l、2，釋智慧，原名般刺若(Prajna)，到廣州時爲建中元年(780年)。
〔44〕關于韓葛思建懷聖寺塔事，歷來有爭論，衆說紛紜。南宋人方信孺在其著《南海百咏》書中認爲是唐時懷聖將軍所建，以後明代嚴從簡在《殊域周咨錄》卷11、清人仇池石在《羊城古鈔》卷3，及清人周廣、鄭業榮在《廣東考古輯要》卷14等書均沿襲此說。近人韓振華在其文《唐代廣州懷聖寺塔考》(載《廣東文物特輯》)認爲是開元二十九年(741年)大食人所建。但日人桑原騭藏在著《蒲壽庚考》否定懷聖寺塔建于唐代。羅香林在其文《唐宋時代廣州之回教》中認定懷聖寺建于唐代，主張懷聖寺建于開元二十九年；但塔則于南宋紹興元年至淳熙七年(1130～1180年)年間，爲阿拉伯人蒲氏所建。讀者有興趣者，可進一步探討。
〔45〕方信孺：《南海百咏)。
〔46〕韓愈：《南海神廟廣利王廟碑》，載《南海廟志》卷5。
〔47〕《隋書》卷7，《禮儀志》。
〔48〕參閱曾昭璇：《從扶胥港看黃埔港的發展》，載《華南師範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1988年8月專輯，及《南海神廟的歷史地理》。
〔49〕《新唐書》卷43上，《地理七上·嶺南道海南郡》。
〔50〕盧綸：《送何召下第後歸蜀》。
〔51〕《全唐詩》第1函，第1册。
〔52〕宋《高僧傳》卷2，《唐廣州制止寺極量傳》。
〔53〕《舊庸書》卷122，《路嗣恭傳》。
〔54〕〔56〕《舊唐書》卷151，《王鍔傳》。
〔55〕韓愈：《送鄭尚書序》，見《全唐文》卷556或《韓昌黎先生集》卷2l。
〔57〕劉複譯：《蘇萊曼東游記》第1卷，《故事的子》，載《地學雜志》1928年第2期。迪納爾，伊斯蘭金幣，每枚折合唐代銅錢一貫。
〔58〕《新唐書》卷225下。《逆臣下·黃巢傳》。
〔59〕曾昭璇、潘國璠：《宋代以前廣州城歷史地理》，載《嶺南文史》1984年第1期。
〔60〕《全唐文》卷515，《進嶺南王館市舶使院圖表》。
〔61〕劉複譯：《蘇萊曼東游記》第1卷，《故事的子》，載《地學雜志》1928年第2期。
〔62〕轉引白壽彝編：《中國伊斯蘭教史綱參考資料》。
〔63〕〔64〕 《册府元龜》卷994、991。
〔65〕《唐會要》卷66，《少府監》。
〔66〕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卷120，《海外諸蕃》。
〔67〕史念海：《河山集》第217頁。
〔68〕參閱鄭學檬：《簡明中國經濟通史》第163頁，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69〕見吳自牧：《夢梁錄》卷12。
〔70〕 《通典》卷6。《食貨六》。
〔71〕《朝野僉載》卷3。
〔72〕 李勛：《新修本草·王石部下品》卷5。
〔73〕 楊式挺：《百年來廣東文物工作的重要發現》，載《廣東文博》1984年第2期；《佛山專區幾處古窑址調查報告》，載《文物》1959年第12期；曾廣征：《廣東潮安北郊唐代窑址》。載《考古》1964年第4期：
〔74〕《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102頁。
〔75〕〔77〕 《張曲江集》卷10。
〔76〕《舊唐書》卷163。《胡證傳》。
〔78〕 《新五代史》卷65，《南漢世家》。
（作者：黃啟臣 原載《廣州外貿史》（上）第三章第三節，本書與陳柏堅合著，本人執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