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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發後警方在周邊地區張貼的協查通報 |
中評社香港2月26日電／春節期間，“張扣扣殺人案”成為中國輿論熱點。張扣扣因1996年王正軍故意傷害其母致死一事，隱忍22年後，殺死仇人後投案自首。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許多網友都對張扣扣表示同情，甚至有人對他贊許有加，認為他殺人是為母報仇，是為“孝”，而殺人之後又投案自首，是敢作敢當。
美國《僑報》2月22日載文《法治社會 情理法的糾結應該有解》，文章說，單純從法的角度來看此案，張扣扣殺人的行為當依法受到嚴懲；若論及報仇，張扣扣的行為在情理上也說得通，畢竟一心報仇，當然就會不計後果。報仇作為人類的一種最原始情感，也會贏得同情，“快意恩仇”往往也會引發人們的英雄幻想，這一點在中外文學中都有體現，《水滸傳》中不乏報仇情節，而《教父》一書更是一個完整的報仇故事。
然而，情理法三者不是獨立存在的，任何一個事件都會涉及到這三方面，而中國近年來出現的很多事件，都體現出三者之間難解的糾結，比如涉及“辱母”的於歡案、見義勇為卻致人死亡的朱振彪“追趕逃逸者致死”案等，“張扣扣殺人案”也是這樣一個案例。
情理法之間為何總表現出解不開、理還亂的糾結呢？對這一問題，人們給出了不同的答案，比如以情理論事過時了，應事事向法看齊；法律不完善，還需調整；法律本身就是“舶來品”，要克服“水土不服”就應向中國文化中的情理靠攏。這些觀點最終指向的都是一個結論，也就是情理法根本無法兼容，按中國自古的說法就是“法不容情”。
但是，情理法的糾結總是要解決的。在中國歷史上，對法與情理之間糾葛的案例，有許多處理手法。如唐武則天時期發生的徐元慶殺死殺父仇人并投案自首案，與張扣扣案非常類似。因為自漢朝文、景之後，歷代以孝道治天下，孝道與法律的衝突就顯得格外棘手。當時的諫臣陳子昂就寫了一篇《複仇議狀》，建議“誅之而旌其閭”，即判處死刑，同時又加以表彰，采用一種企圖兩面兼顧的處理，既符合法律，又維護孝道。當然，這并非沒有爭議，一百多年後的柳宗元又作了一篇《駁複仇議》，對此表示異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