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發生了“關東大地震”。中國各界出於人道主義精神開展對日援助。中國各地民衆紛紛捐款捐物,奉獻愛心。當然,仇恨與憐憫、外交與天災並不是那麼容易分得清楚的。中國人整體的善舉的背後,是當時主流輿論的影響。9月5日《申報》指出:“人有厄我者,我奮力以自救;人有被厄者,我奮力以救人。”9月5日的《民國日報》則指出:“在這種人類的慘境中,若還記著前嫌,不願援手,便是中國民族的大恥”,“外交的爭執和天災的救濟是絕不相涉的兩事”。中國人的善舉對日本輿論也產生了一定影響。9月9日的《大阪朝日新聞》稱中國人民的親善態度是日俄戰爭以來從未有的現象,“為中日關系的改善迎來一轉機”。
救災、災後重建、防災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地震救災、重建乃至防災方面的合作,都能為中日關系的改善帶來轉機。此次地震,即便沒有接受日方直接的救援和援助,但日方表現出來的人道主義,也在一定程度上軟化了僵硬的中日關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