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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在中國的各種會議上，關於財稅體制改革的討論不絕於耳。 |
中評社香港9月1日電／最近在中國的各種會議上，關於財稅體制改革的討論不絕於耳。2014年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審議通過了《深化財稅體制改革總體方案》，有些評論認為，新一輪改革預示“分稅制的退出”；也有評論認為，改革後中國的中央地方財政關系就會理順，政府施政會進一步透明化。因此，財稅體制改革在塑造著中國式的“進步時代”。
新加坡《聯合早報》9月1日載文《財稅體制改革促中國式“進步時代”？》，文章說，筆者關注中國共產黨十八屆三中全會的報告，及其他與財稅體制改革有關的報告，發現改革大多是討論稅收體制，而中央和地方的財政關系卻多為老調重彈，迄今為止很難看出“分稅制”體制即將退出，也很難看到許多因央地關系失調而引發的亂象可以得到解決。政府和民間立場相距甚遠，短期內很難對分權或收權一錘定音。不過，協調中央和地方財政關系的機制須得到確認，以解決合法性的問題。
從中共中央政治局審議通過的公告中，可以看到財稅體制改革的重要性。公告稱：“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財稅體制在治國安邦中始終發揮著基礎性、制度性、保障性作用。”在《深化財稅體制改革總體方案》批准通過後，今年7月財政部部長樓繼偉對改革方案作出解讀，他大篇幅談及稅制改革，最後部分提及了中央和地方的財政關系。
他首先回應外界的批評，認為中國中央財政權力的集中程度不高，因為許多國家的中央財政收入比重是七成以上，而中國只有五成左右。其次，他認為要在保持中央與地方收入格局大體不變的前提下，合理調整中央和地方收入劃分。在有合理的收入劃分後，地方政府支出的缺口，可由中央財政通過稅收返還方式解決。對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事權，即分別承擔什麼樣的公共服務，樓繼偉認為，中央政府將負責國防、外交、國家安全、關系全國統一市場規則和管理；地方政府則負責區域性公共服務。
這些提法表面上看有些新意，事實上令人失望。對於收入權力的劃分，近年來總體趨勢是收入權越來越向中央傾斜。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事權方面，財政部長的解讀沒有回應社會上的熱點問題。比如一些專家認為，社會保障和失業救濟等應上升為中央政府的事權，這有利於人員的流動。還有關於基礎教育的支出，許多專家認為，省內的差異有時甚至比省與省之間的差異更大。因此，省級政府而不是縣級政府應該作為基礎教育的事權的責任人，這樣教育均衡問題就有可能得到解決。也就是在一個省域內，各個地方的人均教育支出大體上一致。省與省之間的差異就用中央政府的補助資金來解決。可惜這些爭議都沒有得到切實的回應。
權責必須相符
1994年，中國實施分稅制改革。此後，中央政府財政收入在全國占比大幅提高，而支出在全國占比則持續下滑。筆者2006年在《聯合早報》發表《中國需要明智的財政分權》，提及分稅制改革的一些負面效應。比如房地產熱就與地方政府過度依賴土地財政有密切關系。近年來，有些海外學者在中國的一綫調研認為，許多地方官花大量時間應付上級檢查和督促，因此地方政府形成“空心化”的問題。地方政府本應將工作重點放在提供公共服務，現在卻花很多時間和精力來討好上級，以期獲得各種政策和財政資源。因此，整個官僚隊伍完全“上浮”：多花時間和精力與上級打交道對施政有很大幫助；花時間與精力同百姓打交道沒前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