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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10月1日，人民幣正式加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特別提款權（SDR）貨幣籃子。9月30日，在位於美國華盛頓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部，IMF總裁拉加德（中）、IMF副總裁張濤（左三）、中國駐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執董金中夏（右三）、IMF秘書長林建海（右二）等合影。IMF總裁拉加德當日表示，人民幣納入特別提款權（SDR）貨幣籃子，對於SDR、IMF、中國以及國際貨幣體系來說都具有歷史性的里程碑意義。（新華社） |
中評社香港3月18日電／在大動蕩時期，貨幣受到打擊，但經濟轉型也可以創造貨幣贏家。這一點在我們比較英鎊和人民幣的前景時表現得再明顯不過。
據澳大利亞東亞論壇網站3月14日報道，從2016年2月英國宣布將舉行脫歐公投到2017年1月底，英鎊對美元匯率下跌了14%。然後，在2016年10月初，當英國政府表現出希望徹底離開歐盟（即所謂的“硬脫歐”）的跡象時，英鎊匯率又下跌了6%。
貨幣不僅反映了地緣政治局勢，還反映出貿易和債務模式。對一個進口多於出口的經濟體來說，本國貨幣走弱并沒有多大幫助。英國的經常賬戶赤字很嚴重（大體上說，它的消耗多於產出），幾乎占到國內生產總值的6%。
當然，一國貨幣走弱會降低出口產品的價格，但前提是這些產品的生產并沒有用到多少進口物資。在全球供應鏈的世界裡，這是值得懷疑的。
即便假設英鎊走弱有助於讓英國的增長模式從內需轉向出口，這種調整需要時間，并且在未來幾年內不太可能緩解英國脫歐對實際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的不利影響。
通過減少市場開放程度，“硬脫歐”選項會影響投資者的信心，對資本流入和經濟增長產生不利影響。如果英國作為一個投資目的地變得不那麼有吸引力，同時更嚴格的移民政策導致勞動力減少，那麼英國可能會發現它很難吸引必要的外國資本和勞動力來維持一個內需驅動型經濟。
如果說貨幣是國家主權的表現，那麼在開放經濟中它們也體現了這種主權的極限。匯率波動往往反映了國內政治與全球市場之間的分歧。也許有人認為，國內決策與世界其他地區沒什麼關系，因此不需要協調或者合作。這樣的觀點完全是錯誤的。英鎊面臨的麻煩提醒我們，外國投資者對一個國家的治理有著間接發言權和利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