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台北10月2日電／民主政治以自由為基礎，包括言論自由、集會自由、新聞自由、示威的自由等等，但沒有一本民主政治理論的教科書會認為，在一個已經民主的體系中，人民可以擁有佔領政府機關或“國會”的自由，可以享有丟擲“總統”的自由。簡單地說，言論自由可以無限，行為自由卻有極大的限制，一個民主是否成熟，這是一項很重要的指標。從這一項指標來看，台灣的民主並不及格。
中央日報網路報今天社評指出，台灣民主化之後，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幾乎沒有任何限制，大部分毀謗的官司都以無罪定讞。然而，台灣法律上雖然享有言論自由，但整個社會氛圍並非如此。換言之，我們的社會對不同意見仍然缺少胡適所強調的容忍。胡適說，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實在是意味深長，因為他已經看到了中國社會對不同意見往往缺少容忍的態度。今天的台灣，言論自由似乎只限於政治正確的言論。這是一種反民主的政治文化。
這種反民主的文化，已造成台灣民主的扭曲，其中之一，就是行為變成沒有節制的自由。在太陽花學運期間，學生可以攻占“立法院長”達二十餘日，甚至於攻進“行政院”。“行政院”後來雖強力驅離占領“行政院”的學生，這些學生與律師後來竟自訴“行政院長”殺人未遂，而“行政院長”竟然也出庭。試想，即使是在民主先進的美國、英國，如果群眾（不管其是否為學生）想要佔領白官或唐寧街10號，恐怕都要面臨非常嚴重的刑罰，甚至當場都會碰到警方及安全人員強力的反制。
太陽花學運的學生被視為英雄，日前學生向“總統”丟擲書本自然也被視為英雄。有人引布什“總統”為例，但丟鞋之人已被處以刑罰，並入獄服刑。換句話說，即使在民主社會，行為的自由有相當的限制，一旦超越這個限制，就要負起相應的責任。更重要的是，在西方成熟民主社會中，所有的標準一視同仁，不會因人而異，因顏色而異。
由於台灣仍有牢固的反民主的文化，對於與自己相同立場之人，寬以相待；對於與自己立場不同之人，則吹毛求疵，雞蛋里挑骨頭。例如苗栗大埔農地的徵收案，那些外來的聲援者強力動員，但對於台南市鐵路地下化的土地徵收案，則甚少聞問。高雄氣爆案發生後，部分媒體也對陳菊市長的責任輕輕帶過。餿水油事件發生後，屏東縣政府顯然要負最大的責任，但民進黨只會要求“中央政府”要負責，卻絕口不提屏東縣政府的責任。當蘇貞昌說學生向“總統”丟書只是剛好而已，我們也不會覺得奇怪，因為這些人對民主的認識就只有到小學生的高度而已。
由於反民主的文化，台灣政黨與政治人物的表現往往因顏色而異，也顯得荒腔走板。我們比較擔憂的是，如果現在的年輕人也受這種反民主觀念的薰陶，將來台灣的民主會被扭曲到什麼程度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