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美國的“主流”智庫在對中國和中美關係這兩個主要問題上的看法大致趨於一致，並形成了7點一致判斷。對中國來說，如果美國的主要智庫都把中國政府看成是一個違背常理出牌和決策難以預測的政府，那雙邊關係中肯定是缺少讓這種關係變得更加牢固和穩定的因素。
筆者參與了卡內基今年5月8日在華盛頓舉辦的第一次研討。參加討論的是美國的“中國通”中的頂級學者。當前，美國的“主流”智庫在對中國和中美關係這兩個主要問題上的看法大致趨於一致，並形成了7點一致判斷。
對中國來說，如果美國的主要智庫都把中國政府看成是一個違背常理出牌和決策難以預測的政府，那雙邊關係中肯定是缺少讓這種關係變得更加牢固和穩定的因素。
今年三月份，我跟清華大學中美關係研究所的孫哲教授在華盛頓拜訪幾個智庫時談到，是不是習近平主席九月來美國訪問的時候專門給華府的智庫工作人員們發表一次演講，並回答他們的問題。大家都覺得是好主意，但現在還不知道怎麼去實現這個計劃。
對中國和中美關係全新判斷
今年5月，在美國華盛頓與頂級學者們進行交流，一天的討論下來，大家的結論是，中國不是國際秩序的創立者，也不是國際秩序的破壞者，而是國際秩序的遵守者。對中國的不信任和中美關係的不確定性主要來自對中國國內政治發展的不了解和信息欠缺。中國政府允許卡內基在清華設立中心，並不限制它的活動，也使得卡內基對中國和中美關係的看法趨於緩和和中性。
總體來說，以上說到的這些“主流”智庫（因為篇幅關係，關於“非主流”智庫的觀點只能在另一篇文章裡論述）在對中國和中美關係這兩個主要問題上的看法大致趨於一致，其中主要包括：
雖然中美關係的根基還沒有坍塌，但是今天美國政策精英中的重要成員越來越傾向於把中國看作對美國“主導權”的威脅。
1）中國的崛起源於中國已經持續了36年的改革開放；
2）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美國的鼎力相助是亞洲太平洋地區三十多年沒有戰事（伊拉克和阿富汗除外）和經濟起飛的主要原因；
3）中國從改革開放初期到2012年前後的外交政策基本上是遵循鄧小平的“韜光養晦”和跟美國搞好關係；但自2012以來，這個延續多年的外交政策似乎已經改變；
4）儘管十八屆三中全會對經濟層面的改革開放有過宏偉的設計和安排，但因國內特殊利益集團的阻撓、最近股市的巨大波動，經濟層面的改革開放似乎也十分艱難；
5）中國的改革開放不能使中美成為價值共同體，而中國的崛起從某種程度上挑戰了美國的價值體系，美國因此必須重新思考是繼續在國際體系中與中國合作，還是要從某種程度上限制中國的繼續坐大坐強；
6）自俄羅斯兼並克里米亞以來，北京與莫斯科似乎走得太近，而中國在亞信峰會上的“亞洲的事由亞洲人自己管理”的宣示、“一帶一路”大戰略的提出和亞投行的啟動都顯示中國似乎要另起灶爐；
7）美國2016年大選或許是重新檢討對華政策和設計新的對華戰略的大好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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