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年一度的亞洲安全會議——“香格里拉對話”在新加坡閉幕，美國防長馬蒂斯終於可以長舒一口氣了。
近期動蕩的國際安全局勢，以及特朗普政府對多邊協定的遲疑態度，讓眾多亞洲國家萌生了不安全感。這其中，尤以美國盟國為甚。而本屆“香格里拉對話”，作為特朗普就任以來的首次亞太地區安全領域高級別會議，毫無疑問地，被各國當作了解美國新政府亞太政策的契機。
面對著周圍審視的目光、頻繁的詰問，率團參會的馬蒂斯防長，自然背負著不小的壓力。於是，他做了兩件事——贊中國，和懟中國。
看似矛盾的表態背後，其實是美國對保有其主導地位（primacy）的決心——而這正是美國對於轉變中的亞太戰略秩序的回應。諸國的不安全感，也正是源於這個轉變中的亞太戰略秩序。
畢竟，一段時間以來，國際輿論對特朗普政府的一個感覺是：美國似乎正在實用主義地向內“收縮”。反覆要讓北約、亞太盟友承擔更多軍費，退出TPP和巴黎協定，揚言要重新和加拿大、墨西哥談判北美自貿協定……而在中國國內，也出現了很多關於是否要“接棒”美國在國際上留下的權力真空的討論。
那麼，究竟應該如何判斷特朗普政府的戰略意圖呢？在現象背後，中國又該如何做出自己的戰略選擇？
秩序
一直以來，美國領導的“自由國際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主導著亞洲。必須承認的是，這個秩序一度給地區帶來相對的穩定，提供了發展的機遇，各國也都曾或多或少地受益。
然而，世界不是一成不變的。正如曾經稱霸海洋的日不落帝國而今退守不列顛群島一樣，美國也不可能永遠將世界劃歸其霸權之下。隨著經濟實力的變化，各國的力量在重新分配，各自的影響和訴求也在轉變，這也就意味著國際秩序和結構的重塑升級。這個由力量分配推動的結構轉型是客觀的，不以任何國家、任何個體的意志為轉移。
我們所處的時代，正是這樣一個變革的時代。若以購買力平價（PPP）來丈量國內生產總值（GDP），那麼早在2014年，世界前四位經濟體，就有三個都是亞洲國家，直到2050年都不會改變。中國將一直是最大經濟體，美國則會從2014年的第二位下跌到2050年的第三位。
隨著經濟力量增加的，是各國對於持續發展的訴求，而原有的一些體制已無法滿足這些訴求。包括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RCEP）、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一帶一路和亞投行在內的多個區域機制，正反映了各國對國際制度革新的期待——當然，舊有體系也會做出反應。昨天，在澳大利亞訪問的美國國務卿蒂勒森就說了，“美國不會允許中國用經濟實力來擺平一切”。
同時，力量的變化也帶來了影響力的變化。中國作為崛起的大國，一方面堅決捍衛本國利益，一方面承擔更多國際責任。當然，這個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觸碰到現今主導國美國的利益，也會引起周邊一些國家對於中國強大實力的擔憂。這些，都是亞洲戰略秩序轉型期的組成部分。
身處這樣一個轉型期，不同國家都給出了自己的應對措施。重要的是，我們必須要用戰略定力和宏觀視角來看待他國的舉動，不能拘於一時，囿於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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