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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邊緣化是台灣經濟發展的最大隱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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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評社訊╱題：民進黨執政下的台灣經濟與兩岸經貿關係 作者：簡練（北京），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研究生；熊席麟（廣州），廣東台港澳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民進黨的社會基礎與經濟理念
草根運動出身的民進黨歷來以本土力量的代表自居，強調“台灣主體性”，主張保護勞工權利，“長遠規劃”建立較為獨立的“本國經濟能力”。民進黨的傳統支持者也多半為不發達地區和社會層次較低的民眾。他們教育程度、資本積累程度不高，生活水準提高主要受益於傳統產業發展後所形成的“涓滴”效應（即產業發展起來以後經濟好處逐漸由社會上層滲透到社會下層）。
然而，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後，台灣經濟結束了支持其幾十年高速增長的傳統模式，產業開始轉型。原先興盛的紡織、造紙、化工、塑膠、服飾、金屬、機床製造、家電等行業逐漸被電子、電腦零部件、精密儀器等具有較高知識含量的產業所替代。對外貿易出口占到總體經濟七成的台灣，從一九九四年到二OO四年，排名前一百名的貿易廠商中，電子業產品所占比重從四成上升到近七成就足以說明其產業轉型的急劇。從事新興的產業往往需要教育程度比較高的員工。原先產業中的勞工，在失業的威脅下，要轉變投身於新產業卻比較困難。這種產業格局的改變，必然帶來勞工群體不滿情緒的增長。作為這些群體的代言人，或自認為是這些群體代言人的民進黨，在其上台之初，便根據理念，做了相應調整。其“中央政府”支出比較如圖（見圖一）。
此圖以國民黨執政時期的一九九二至一九九五年、一九九六至一九九九年與民進黨上台初期的二OO一年的相關支出資料為比較（因為二〇〇〇財年預算本為國民黨時期通過，且由於二〇〇〇年有受到賑濟重建一九九九年大地震的影響，所以選取二OO一年作為標誌），可以發現，民進黨上台之初，社會福利支出比重較國民黨時期有大幅增長,由原來比較不重要的開支項目一舉變成最大的花費。另一方面，上圖資料也顯示，民進黨為使台灣總體經濟實力保持和取得競爭優勢，在促進教育科學文化及經濟發展方面也不吝花費，這主要表現在基礎建設投資增加及為新興產業發展提供條件方面。因此總的說來，在執政之初民進黨是將實現台灣產業高端化、社會福利化作為其經濟社會目標的。
執政初期的想法
正是在這樣一個思想指導下，民進黨為其經貿設計了“台灣開發，中國製造，行銷全球”的基本構想。在民進黨看來，台商赴中國大陸投資，可能造成兩方面效應，一為替代效應，一為互補效應。所謂替代效應，指的是台商赴大陸投資後在大陸產品生產，會因與在台灣本島所生產的產品相同或類似而發生在國際或島內市場上的競爭，而減少台灣產品的銷售。所謂互補效應，即赴大陸投資得到利潤，並有助於台灣資本、機器與設備以及半成品的出口。具體分行業說來，台商到大陸投資的項目，分為三類，其一是傳統型帶有勞動密集型特點的產業，其二是傳統的資本密集型產業，其三是新興的高科技電子資訊類產業。就傳統勞動密集產業而言，一方面直接導致島內原來的工廠關廠歇業，另一方面，台商在大陸生產的具有價格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勞力密集產品大量出口到台灣，也會對留守島內的這類產業形成壓力，產生替代效應。至於後兩種產業卻會產生互補效應，即帶動台灣上、下游產業在台灣的發展，促使產業發展更為完整。例如台商至中國大陸設立塑膠製品加工廠，由台灣供應機器設備以及塑膠原料，這樣能夠提高台灣相關出口產業的發展。除此之外，將產業鏈條中的初等品和中間品部分移往大陸，可能逐漸使得台灣集中於產業鏈高端的研究開發，實現台灣產業升級，提高自己在全球產業鏈條中的地位。因此，若台商對大陸投資所引發的互補效應大於替代效應，則應鼓勵台商加強對大陸投資；反之，則不應予以鼓勵。
民進黨上台執政之初，一方面對在兩岸經貿中居於高端地位頗具信心，主張“積極開放”；另一方面出於對本土經濟和傳統支持者的保護，仍強調“有效管理”。然而，不料世界經濟的發展狀況及台灣經濟、兩岸經貿的實際需要情況，卻打碎了民進黨的“如意算盤”。
兩岸經貿大幅成長
面對世界經濟低潮的衝擊，台灣當局不得不考慮如何加以應對。當此之時，大陸經濟一枝獨秀，與世界經濟低潮形成鮮明對照，歐美等國也爭相赴大陸開拓市場。島內工商界呼籲當局不要坐失時機，加強兩岸經貿的聲浪此起彼伏。民進黨執政當局為在短期內改善經濟局面，在兩岸經貿方面順應了一些民意。總體來看，在陳水扁執政的第一個任期裏，儘管形式上並不支持與大陸之間的經貿往來，但事實上也沒有做更多的嚴厲阻攔。最後的表現是，兩岸經貿在台灣各種對外經濟指標中的比重都大幅度上升。相反，傳統的貿易夥伴如美國、日本等，在比例上都出現較大幅度下降（見圖二）。
投資指標上，對大陸的投資也增長迅猛，二OO二年以後更是如此。以至於台灣當局核准的對大陸以外的投資完全無法和對大陸投資相比。其中，電子電器類的增長尤其迅猛。
需要說明的是，本文引用的是台灣有關部門的統計數據，但實際數量可能比台灣有關統計部門提供的數字更高，因為有很多台灣企業通過繞開主管部門的方式，通過向如開曼群島，英屬維京群島投資的方式曲線投資大陸。這些資料並未統計在台灣相關部門的統計之中。這種結果的表現是，台灣有關部門提供的資料，相對大陸有關部門的資料以及美國等地研究機構估算的數字大大偏低。但無論怎樣，台灣方面提供的數字尚且證實了台對大陸投資的迅猛增長，可以想像實際情況只能是規模更加宏大，增長更為迅速（見圖三）。
以上表格清楚顯示，從二OO二年起，兩岸貿易（尤其是台灣對大陸出口）和台灣對大陸投資達到了一個明顯高於之前年份的水準。而民進黨執政當局放寬兩岸經貿，帶來的直接結果則是台灣經濟的開始復蘇。二OO二年以後，台灣經濟由於對大陸出口外需拉動，淨出口占GDP總值的比例從二OO二年以前的百分之二，一舉提升到二OO二年的百分之五強，二OO三年、二OO四年更達百分之七。出口的增長帶動了上下游產業的發展，固定資產投資尤其是民間投資隨後在二OO四年大幅度增加，並進而帶動消費信心復蘇。
兩岸經貿發展成果：
台灣不同群體受益不同
然而，兩岸經貿的加強，在民進黨執政當局及其參與政策建議的學者看來，卻帶來兩個“不利影響”，使上述三類產業中的後兩類產業從“發生替代效應，對台灣經濟形成損害”。其一是資本密集型產業赴大陸後，出現台商在大陸發展各種上下游產業，使得產業鏈不再在大陸-台灣之間發生，不再促進台灣相關產品的出口，而是變成全盤遷移；其二是由於大陸鼓勵台商提高投資產業層次，鼓勵台商在大陸設立“研發中心”，結果將一批台灣本土科技人才吸引到大陸工作乃至定居，對台灣當前引以為榮且作為未來發展重中之重的資訊科技類產業造成打擊，使高新科技產業也整體向大陸轉移。原先“台灣開發，中國製造，行銷全球”的經貿構想勢遭破壞，進而造成台灣“產業空心化”的局面，政府不得不大量轉移支付福利支出補助那些因產業出走而失業或收入低下的勞工階層，同時導致稅收與財政的困難。
兩岸經貿加強的實際結果當然並非如此，但是台灣社會各個階層從中獲益的程度確實出現不平衡狀況。受過較高教育的台灣新興技術階層、企業主、管理和銷售人員等白領階層，以及部分從事服務業的粉領階層從兩岸經貿往來中受益良多，而勞工、農民等藍領階層及部分本土服務業的粉領階層薪酬相對減少、入不敷出的現象並未明顯改善。民進黨對這些傳統支持者難以交待。
總之，民進黨執政的頭四年，在外生衝擊下經濟滑坡，使得剛剛付諸行動的迎合其忠實群體的經濟政策遭遇實施困難。在某種被迫脅的情勢下，轉而給予兩岸經濟聯繫以較寬鬆的發展環境。在短短幾年中，台灣對大陸投資迅速增長，帶動台對大陸出口，並進一步帶動固定投資的增加以及消費的緩慢復蘇、失業率的緩慢下降。但是，這種經濟的改善並沒有在台執政當局的調控下惠及所有群體。民進黨傳統的支持人群境遇改善不如人意，甚至始終有工作機會減少、失業壓力維持甚至增加的情況。這種情況必然會對民進黨經濟政策的調整變化產生深刻影響。
民進黨兩岸經貿政策的取捨與反覆
如前所述，民進黨執政後對其傳統支持者“照顧”不夠，除客觀的經濟環境條件所限外，還有其主觀政治考慮的因素。眾所周知，一個政黨，尤其是從原來草根出身的反對黨變成坐擁巨大政、經資源的執政黨後，其利益目標必然發生變化。民進黨上台前，以執政為首要目標，因此從選舉角度出發，極力迎合自己的傳統選民。上台以後，則改變策略，打出“全民政府”的招牌，洗刷過去的激進色彩，爭取更大的基本盤。同時出於攫取更多政黨資源考慮，民進黨迅速發展政商關係，“親資本化”非常厲害。然而，由於陳水扁手法拙劣，加之自身貪腐，不但無法同時得到與兩岸經濟來往有利益聯繫的台商群體和傳統農民勞工群體的支持，而且適得其反同時招致二者的反感。
二OO五年縣市長選舉慘敗，民進黨認為這次選舉的教訓是，自己的傳統支持人群處於一種“失望和憤怒”，拒絕投票乃至倒戈藍營。因此為了保住權力，在爭取藍色選民基本無望，爭取中間選民比較困難的情況下，只能是力求保住原先的傳統支持人群。相應措施除了政治上修正、離開過去 “和解共生路線”以外，經濟上，就是犧牲台商等資本群體的利益，對兩岸經濟往來做更多的限制。這雖然對台灣總體經濟也有不利的地方，但是對自己的傳統支持人群卻沒有太大的損害，甚至在該人群已經多少有點非理性的情況下，能夠贏得掌聲和歡呼。
由此可見，民進黨的經濟政策其實就是在“照顧總體經濟指標”和“照顧傳統支持者”兩個極端之間取捨。當面臨傳統支持者不滿的情形下，以保住選舉、保住執政地位為目標的民進黨，不惜犧牲總體經濟指標以迎合自己的傳統支持者。可以預見，除非發生重大的世界範圍經濟衰退，未來兩年內台灣與大陸的經濟交往將會受到更多的限制。
台灣投資者的“自救”
當然，台商會拿出“自救”的辦法，通過曲線、迂回的方法和民進黨執政當局做貓捉老鼠的遊戲。例如，投資大陸的時候，台商可以通過英屬維京群島、開曼群島、西薩摩亞群島等地以迂回方式投資大陸；又比如，民進黨當局規定將台灣上市公司在大陸的投資額度限制在其資產淨值的百分之四十，則台灣企業可能選擇在台灣撤市，改在香港上市以規避上述規定。但是，為規避民進黨當局的種種設限，台灣企業的交易成本總是上升的。台灣企業是選擇各種措施規避規定，還是屈從於民進黨當局的規定放棄或減少和大陸的往來，取決於留在大陸的利益所得和為規避規定而付出的交易成本何者為大。但是不管怎麼樣，台灣當局的限制措施確實將對台商產生抑制效應。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06年5月號，總第101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