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兩岸兩個政權之間差異明顯，衝突不斷，但是兩岸政權之間的差異和對立是從主權的同一性派生而來的，也就無法突破主權的統一性。換句話說，“二”是從“一”派生而來的，“二”便不可能突破“一”。2000年民進黨上台後，不斷向“台獨”方向挺進，陳水扁於2002年提出“一邊一國”論，2004年開始推動“法理台獨”，這些動作企圖讓兩岸之間的差異性極大化，直接違背了“一個中國”的國際法原則，最後受到國際社會的一致反對而徹底失敗。
所以在兩岸關係中，“一”是根本，“二”是派生，沒有“一”，就沒有“二”。從這裡我們也可以看出，兩岸關係中的“二”並不是說兩岸之間存在兩個並行的政權，而是說存在兩個彼此差異對立的政權。這體現在多個方面：如，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中華民國”在名稱和制度上的對立、二者在實際統治區域上的分立、兩岸在“國際空間”上的爭奪、兩岸在制度價值上的差異等等。所以“二”顯示的是一種差異性、矛盾性和衝突性。
2、“二”是“一”的實現形式
1945年台灣回歸中國，“一個中國”正式成為一個國際法規範。但是在短短四年之後，兩岸便開始了分治。這一歷史過程讓“一個中國”無法通過一個統一的政權和一套完整的憲政制度來落實，而只能通過兩個對立的政權來實現。這樣，“一”需要通過“二”來實現。
“一個中國”首先是通過兩岸各自的法律文件來規定和體現。《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神聖領土的一部分”。《反分裂國家法》規定，“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不容分割。”台灣現行“憲法”規定，“中華民國領土，依其固有之疆域，非經……之決議，不得變更之。”“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則把“大陸地區”定位為“台灣地區以外之中華民國領土”。2008年10月7日，台灣領導人馬英九在接受墨西哥《太陽報》採訪時說，“根據中華民國憲法，中華民國當然是獨立之主權國家，中國大陸亦為我中華民國領土”。
另外，“一個中國”也通過兩岸雙方在國際上的互動來體現和實現。在1990年代以前，兩岸在外交和國際領域進行了長期和激烈的競爭，雙方都秉持著“漢賊不兩立”的思路來處理國際參與事務。雖然雙方對“國際代表權”的爭奪異常激烈，但客觀上卻鞏固了“一個中國”這一國際法原則。1990年代以後，台灣政治生態發生重要變化，反映在對外事務上不再與大陸爭奪“正統”地位，而是謀求“事實參與”。2008年以後，馬英九提出“活路外交”，其重要原則就是台灣要以“合適的身份”參與國際活動，不做“麻煩製造者”。大陸從台灣民眾的客觀需要出發，對於台灣參與國際組織活動問題，在不造成“兩個中國”、“一中一台”的前提下，逐步予以合情合理安排。如以“中華台北”名稱參與國際奧運會、以“台澎金馬獨立關稅區”名稱參與WTO、以“觀察員”身份參與WHO等。由此可見，“二”是“一”的存在形式和實現方式，沒有“二”的互動，就沒有“一”的展開和實踐。
3、“由二而一”不同於最初的“一”
兩岸關係中的“一”最初來自國際法條約對“一個中國”的確認，即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這個“一”純粹是主權意義上的，並不涉及政權層次的具體內容。也就是說，這個“一”具有自我同一性，“一個中國”就是“一個中國”，它自身並不包含差異性。這個原初的、純粹主權意義上的、不包含差異性的“一”，就是我們所說的“一個中國原則”。
但是這個原初的、純粹的“一”的具體實踐需要通過“二”來完成。由於“二”之間存在固有的對立、矛盾和差異，那麼通過“二”來實現的新的“一”就必然包含了對立、矛盾和差異，即包含著“二”的“一”。這是新的“一”與原初的“一”的最大差別。這個內在的包含了兩岸差異性的“一個中國”，就是“一個中國框架”。
“一個中國框架”一詞，自2008年兩岸關係進入和平發展期之後就為國家領導人所經常使用。胡錦濤在
“紀念《告台灣同胞書》發表3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最早提到“一個中國框架”。賈慶林在第八屆兩岸經貿文化論壇開幕式上的致辭則對“一個中國框架”作了較為系統的闡述。他說，“一個中國框架的核心是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國家，兩岸關係不是國與國的關係。兩岸從各自現行規定出發，確定這一客觀事實，形成共同認知，就確立、維護和鞏固了一個中國框架。在此基礎上，雙方可以求同存異，增強彼此的包容性。”從這個論述看，“一個中國框架”的核心是“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國家”，這與“一個中國原則”沒有區別。但是“一個中國框架”是“兩岸從各自現行規定出發而形成的”，這就與“一個中國原則”出現重要區別。前者是兩岸在差異的基礎上形成的對“一個中國”的共同認知，其中自然包含了差異性。後者則來自國際法條約，其中不存在差異性。
破除執著的思維 樹立辯證的思維
兩岸關係中的“一”和“二”的關係充分體現了辯證法精神。所以我們在處理兩岸關係時一方面要從“一”與“二”並存的現實出發，更重要的是要破除執著思維，樹立辯證思維。
1、破除對“絕對的一”的執著
“一中原則”是兩岸關係的邏輯起點。但是兩岸關係中的“一”和“二”是一種辯證關係，主權層面的“一”無法通過自身來實現，而需要通過兩岸雙方各自的憲政規範和互動模式來實現。換句話說，“一”要通過“二”來實現。所以，“絕對的、不包含差異性的一”並不存在，實際上也沒有一個“定一”可得。如果執著於“一”，而無視“二”是“一”的實現形式，就容易造成抽象化和僵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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