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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鬥爭性”政黨政治對兩岸關係的影響
http://www.CRNTT.com   2017-12-13 00:19:32


台灣藍綠政黨的主要區別在於對兩岸關係定位和主張的不同:民進黨有台獨黨綱,國民黨明確反對台獨。
  中評社╱題:台灣“鬥爭性”政黨政治對兩岸關係的影響 作者:游志強(武漢),武漢大學兩岸及港澳法制研究中心研究助理、博士生

  所謂政黨政治,指的是政黨在政治運作中的核心地位,即由政黨掌握國家政權、參與國家政權並在國家事務和社會政治生活中處於核心地位的政治。概括地說,政黨政治是指一個國家對政黨的法律認可;政黨與政權、政黨與政黨、政黨與其他社會組織的關係機制;政黨自身存在和活動方式對國家和社會生活的影響和國家與社會對政黨存在和運行方式的影響。①台灣的政黨政治表現為以國民黨和民進黨為核心的藍綠對峙競爭關係,其主要模式是藍綠二元對峙的大格局,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台灣政黨政治也出現一些新模式。無論是長期以來形成的主要模式,還是時代因素促成的新模式,都對兩岸關係有著深遠的影響。

  台灣政黨政治的主要模式

  現代政黨是聯結公共權力系統與公民、社會的橋樑和紐帶,是政治參與不斷發展的產物。不同地區、不同時代形成不同目標和任務的政治參與,不同目標和任務的政治參與生成不同性質的政黨。②台灣的政黨就是如此,在經過二十餘年的發展之後,台灣政治早已成為選舉政治,選民用選票選擇政黨及其領袖並“購買”其政策。以國民黨為首的“泛藍”和以民進黨為首的“泛綠”兩大政黨組成的“兩黨制”已經成為台灣地區政黨政治的主要模式。在非此即彼的選舉中,為了爭取選民,國民黨和民進黨必須在選舉活動中將本黨的政策主張與公眾的政策議程銜接起來,以期能夠爭取選民的認同,擴大自己的影響。③台灣歷屆領導人的選戰活動是這一論斷的有力證據,尤其是在近年來的台灣最高領導人選戰活動中表現得更為突出。

  根據台灣“中央”選舉委員會的統計,台灣地區歷屆領導人選舉中不同黨派得票率、主要政黨在縣市長選舉中的得票率和席位以及立法機構選舉得票率和席次率的情況如下表所示。觀測表中的資料,我們不難發現,國民黨和民進黨的資料呈現出此消彼長的趨勢,但儘管如此,二者仍然是台灣眾多政黨中最為龐大且最為核心的政黨。表中數據也印證了前述論點:國民黨和民進黨組成的“兩黨制”是台灣政黨政治的主要模式。

  台灣政黨政治的新勢力

  表1:台灣地區歷屆領導人選舉中不同黨派得票率(1996—2016)
  表2:台灣地區主要政黨在縣市長選舉中的得票率和席位(1989—2014)
  表3:台灣地區立法機構選舉得票率和席次率(1992—2016)

  梳理表1至表3的資料,首先是台灣領導人選舉中不同黨派的得票率資料,相較於2012年,2016年選舉中其他政黨12.83%的佔比率遠高於2012年的2.77%;其次是台灣主要政黨在縣市長選舉中的得票率和席位,在2014年的選舉結果中,其他政黨所佔比例與前幾年相比,大幅增長;再次是在台灣立法機構選舉中,2001、2004、2008和2012年的資料屬於台聯所得,2016年的資料係台聯和新崛起的“時代力量”所得,並且2016年的得票率高於2012年的得票率。這樣的資料變化趨勢表明,隨著政治環境的演變,台灣民眾在用選票選擇政黨時,不僅僅限於非國民黨即民進黨的選擇,他們還可以選擇隨著時代推進而湧現出的新勢力。而這些新勢力在台灣政黨政治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其作用力不可小覷。

  關於台灣政黨政治中湧現的新勢力,首先要探討的是2014年台灣地區“九合一”選舉中出現的“柯文哲現象”。柯文哲作為一個政治素人,無黨籍且從未參加過任何社會公職,在島內政治經濟中心、藍大於綠且國民黨已經連續執政16年的台北市,相繼戰勝了來自國民黨和民進黨兩大政黨的挑戰者,以82萬選票、58.2%的得票率贏得台北市市長的選舉。柯文哲創下了政治素人在台灣地區高層級地方選舉中獲勝的紀錄,儘管爭議不斷,卻始終民望高企不墜,這種現象被稱為“柯文哲現象”。④其次,新崛起的“時代力量”是台灣地區政黨政治中另一重要的新勢力。“時代力量”在成立不到一年的時間內,就在台灣2016年新一屆“立法院”選舉中異軍突起,一舉拿下“區域立委”3席、“不分區立委”2席,取代親民党而成為台灣地區新一屆“立法院”的第三大黨,而之前作為第三勢力“台獨”黨代表的“台聯黨”,則在這次“立法院”“大選”中失去了所有的席位而淪落為“泡沫黨”。⑤

  台灣政黨政治中湧現出的“柯文哲現象”和“時代力量”的崛起,並不是偶然事件。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一是台灣政黨政治生態環境的變化。在“鬥爭性”政黨政治的生態環境中,與國民黨逐漸衰敗相反的是民進黨在政黨鬥爭中逐漸佔據優勢地位,並開始扶持“時代力量”這樣的新興勢力,不斷創造外部條件促使新生力量崛起。

  二是新生力量的先天條件佔據優勢。與國民黨候選人連勝文的權貴背景不同的是,柯文哲出身本土平民家庭,個人奮鬥的經歷更能得到社會尊敬,其“非典型政治人物”的特質也容易獲得普通人的信任。⑥而“時代力量”則主張“推動台灣的國家地位正常化, 國民皆享有作為一國之民的基本尊嚴與權益。”其政策主張很明顯地傳達出“時代力量”是一個“台獨”黨,屬於“泛綠”陣營,但其政策主張卻在台灣獲得很大一部分青年和中產階級“草根”力量的支持。新生力量來自於基層大眾,其“草根性”的先天條件促使他們在台灣政黨政治中更容易存活。

  三是台灣民眾的公民意識高漲。近年來台灣社會公民運動蔚然成風,“紅衫軍倒扁”、反對美牛進口、“反ECFA”、“反服貿協議”、反調整課綱等運動接二連三地爆發,台灣社會“藍綠對抗”、統“獨”之爭不斷被推向風口浪尖,柯文哲、“時代力量”等新生勢力借機參與其中,充分利用移動新媒體宣傳造勢,迎合台灣青年世代的政治訴求,利用網路等新媒體與民眾拉近距離、吸引眼球,從而在選戰中獲得支持並取勝。

  “柯文哲現象”對國、民兩黨都有很大的鞭策,在某種意義上推動了台灣政治的發展,開創了政治發展的新模式。⑦無論是“柯文哲現象”,還是“時代力量”,都代表著台灣政黨政治的新生力量,意味著除了國民黨和民進黨之外的第三勢力在台灣還存在著一定的生存空間。台灣政黨政治的生態環境正發生著新的變化,享有一定號召力的新生勢力已作為一支獨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台灣政黨政治的舞台,在國民黨和民進黨的鬥爭中獲得一席之地。但這些新生勢力是否能夠改變台灣政黨政治的格局,是否會同“台聯黨”一樣最終淪為“泡沫黨”,這些問題都有待台灣政黨政治實踐的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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