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2月17日電／據光明日報報道，王實甫的《西廂記》雜劇在文學史和戲曲史上頗負盛名，被賈仲明譽為“新雜劇，舊傳奇，《西廂記》天下奪魁”（〔凌波仙〕吊詞）。作為崔張故事的改編本，該劇充分發揮雜劇文體的特點，將抒情與敘事緊密結合，於小說、諸宮調之外，另塑典範。其中值得關注的改變，是對“春”與“秋”的時間框架的設定，所謂“《西廂記》謂之《春秋》，以會合以春，別離以秋雲耳”（李開先《詞謔》）。
回溯崔張故事的流變，作為故事源頭的唐傳奇《鶯鶯傳》雖然提到了春、秋，卻並沒有強調春與秋的季節特點與故事發展、人物情感的關係。李紳的《鶯鶯歌》注意到春天的背景，把鶯鶯的身姿和芳草花時相聯繫。宋人的相關吟咏如趙令畤《蝶戀花鼓子詞》、毛滂《調笑轉踏》也只是借春景以抒情。無論詩歌、鼓子詞，還是轉踏，他們對春天的歌咏，均源於詩詞所共同具有的抒情傳統。
在崔張故事的流傳過程中，對春天、秋天景色的大量歌咏是從《董西廂》開始的。金代董解元的《西廂記諸宮調》作為一部說唱作品，在改編崔張故事時，表現出對春天、秋天這兩個季節的特別重視。其中有大量的曲詞歌咏春天的思念、秋天的離愁。比如“聯詩”以後的〔雙調·豆葉黃〕曲：“薄薄春陰，釀花天氣，雨兒廉纖，風兒淅瀝。藥欄兒邊，鈎窗兒外，妝點新晴：花染深紅，柳拖輕翠。采蕊的游蜂，兩兩相攜；弄巧的黃鸝，雙雙作對。對景傷懷恨自己。病裡逢春，四海無家，一身客寄。”（卷一）清人焦循曾盛贊《董西廂》的曲詞。但是，在《董西廂》中，作者雖然大量借助春天、秋天來抒情，卻仍延續了《鶯鶯傳》順序交代事件發展時間點的做法，且春季、秋季反覆出現。在《董西廂》中，“春”與“秋”是抒情的利器，並不具有結構的意義。
中國傳統戲曲“合言語、動作、歌唱，以演一故事”。戲曲劇本的寫作，如何演繹故事，如何“搭架”，一再為曲學家所強調，而對“時間”的處理正是其中重要的一環。王實甫在把鶯鶯故事改編為雜劇時，從表現崔張愛情這個核心出發，把“春”與“秋”確定為故事展開的時間框架，所謂“相見時紅雨紛紛點綠苔，別離後黃葉蕭蕭凝暮靄”（第五本楔子〔仙呂·賞花時〕）。故事主人公在春天相見，在秋天送別。春與秋的季節更替與人物的聚散離合、劇本情節的推進嵌合為一體。
《西廂記》雜劇既把“春”與“秋”確定為故事的時間框架，故著意突出這兩個季節，集中筆力於春日的思念、秋日的別愁。一方面，全劇花了大量的筆墨鋪寫春天的相遇、聯詩、聽琴、私會、秋日的離別。另一方面，在鶯鶯張生春宵私會的情節之後，雜劇雖和《董西廂》一樣，隨之表現老夫人發現了二人的私情，但《董西廂》在此處對情節多做鋪展，寫“拂旦，令紅娘招生小飲”；寫張生向法聰借錢為定物；寫赴宴；寫“後數日，生行”。雜劇則在老夫人責問紅娘後，隨即叫來鶯鶯、張生，並且要求張生第二天即上朝取應。整個劇本對故事的搬演就此迅速推進到“秋”，展開秋日的“長亭送別”。這不僅使得情節十分緊凑，而且也強調了“秋天”這個時間節點。對“春”與“秋”兩個時間點的確定與著力表現，使《西廂記》雜劇中的崔張故事具有了一個貫通而清晰的脈絡。
也正是在“春”與“秋”的框架下，劇本發揮傳統文化中季節所蘊含的情感，利用雜劇“扮演”的特點，把春天、秋天，與人物的思緒緊密結合，借助曲辭，對人物的心事做細膩深入的挖掘。“春”與“秋”的季候，使雜劇中鶯鶯張生的愛情在抒情方面與詩歌傳統充分銜接。傳統戲曲的抒情性由此得到了很好的彰顯。同時，劇本對“春”“秋”二季的表現又緊扣情節發展，讓自然景色為劇情的展開服務。比如在故事的開始，《董西廂》是由敘述者來交代春天：“貞元十七年二月中旬間，生至蒲州，乃今之河中府是也……〔仙呂調·賞花時〕芳草茸茸去路遠，八百里地秦川春色早，花木秀芳郊。蒲州近也，景物盡堪描。○西有黃河東華岳，乳口敵樓沒與高，仿佛來到雲霄。黃流滾滾，時複起風濤。”（卷一）但《西廂記》雜劇則是在鶯鶯出場時，讓鶯鶯直接唱出心中對春天的感觸：“可正是人值殘春蒲郡東，門掩重關蕭寺中；花落水流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