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改革開放40年，社會經濟飛速發展，矚目的成就有一份香港的重要助力。在這別具意義的時刻，香港商報特邀“紅籌之父”、上市公司商會主席梁伯韜，細述紅籌概念如何幫助內地企業成功“走出去”。雖然香港一直擔當內地通向世界的窗口，也坐擁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惟梁伯韜批評香港回歸後一直“食老本”、不思進取，直指市場亟須創新。
“我們在紅籌方面做得很好”
香港一直為內地改革開放助力，但自身發展似乎停滯不前。梁伯韜批評：“香港資本市場很落後，‘食老本’、不思進取！”他指，回歸後香港的投行集中做國企融資，已經“好多肉食”，市場缺乏推陳出新。雖然後來推出“滬港通”和“深港通”，但在市場產品、品種方面，卻未能與時並進。
梁伯韜稱：“阿里巴巴曾經考慮到香港上市，但由於香港當時不接納同股不同權公司上市，最終香港市場錯失先機。我們（香港）在紅籌國企方面做得很好，但在吸引科技股來港上市方面，卻未能緊隨市場步伐。”
梁伯韜出任香港上市公司商會主席後，曾多次提出革新香港資本市場，並積極推動上市制度改革。他說：“上市規則改革後，小米在香港上市很成功，美團等其他同股不同權公司也計劃來港上市，這證明上市制度改革很成功，同時也證明市場有這類需求。”
梁伯韜還認為，香港的市場環境很適合中資科技公司上市，香港投資者對科技股的看法也越來越成熟。“初期美國市場的確更能吸引中資科技公司前往集資，但隨香港投資者現時對科技股已越來越了解，加上港股獲‘北水’流入，騰訊如果搬到美國上市，未必像在香港一般受追捧。”
1980年代：最初的“中國概念”
梁伯韜口中的創新，他“發明”的紅籌股便是最佳例子，這一創新除了源於時代賦予的運氣，更多的是他對內地改革開放的關注，以及對市場的敏銳嗅覺。梁伯韜1970年代在加拿大留學，適逢內地開始改革開放，當時他已意識到香港有更好的發展機會，於是在1980年代畢業後決定回港就業。
返港之初，梁伯韜獲當時香港最大投行獲多利聘用，參與了很多企業融資和併購活動。當時，雖然國家改革開放已開始，但內地對香港資本市場影響仍然有限。梁伯韜憶述：“獲多利服務的，幾乎百分百是香港公司，少有中資身影。”
內地概念植根香港資本市場，要到1980年代中期。其時，內地生產成本低，吸引許多香港企業投資設廠，內地與香港的關係開始變得密切，這就是最初的“中國概念”。梁伯韜說：“第一輪‘中國概念’，是炒作香港公司進入珠江三角洲興建廠房，到內地做來料加工，但這並不是直接的‘中國概念’。”他聲稱，當時他已意識到內地與香港的關係將會越加密切。
1990年代：“中國熱”興起
英雄造時勢，1988年，梁伯韜與其在萬國寶通共事的前上司杜輝廉合夥創辦投資銀行百富勤，為紅籌股的誕生以及日後的輝煌埋下伏筆。梁伯韜坦言，成立百富勤其中一個目的是服務內地經濟。“當時，已意識到內地與香港的關係將愈加密切，故在成立百富勤之初，便特意引入中資，如香港中信和越秀集團等。”正因如此，百富勤中同時存在港資、英資和中資三大基因。
然而事情並非一帆風順。百富勤成立初期，內地企業仍對香港資本市場有所顧忌。梁伯韜說：“畢竟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有很大距離，加上1987年發生過全球股災，令中資企業對來港集資採取觀望態度。”為吸引中資企業上市，梁伯韜坦言做了大量解釋工作，包括向他們講解資本市場的運作方式，以及如何透過資本市場集資等。
梁伯韜說：“當時，我去了華潤、港中旅以及招商局等中資企業，向他們講解香港資本市場的運作模式。期間，新華社香港分社（即中聯辦前身）亦有派員參與，但當時他們‘得個聽’，仍未敢有實際行動。”
但努力始終沒有白費。1989年，香港股市處於調整期，百富勤先後收購了廣生行和泰盛兩間上市公司，並成功借殼上市。梁伯韜憶述：“當時香港中信想‘有樣學樣’借殼上市，便在百富勤的協助下，成功收購地產商泰富發展，並向其注入資產，改名中信泰富。”於是，中信泰富（現已易名中信股份，267.HK）成為第一隻紅籌股，也是首家借殼上市的中資企業。
中信泰富成功借殼上市後，原本不敢輕舉妄動的其他紅籌，也開始蠢蠢欲動。梁伯韜指：“雖然粵海集團比香港中信更早收購了友聯世界，但在中信泰富成功借殼前，粵海集團仍持觀望態度，不敢動用這個‘殼’。直到中信泰富成功上市，粵海才於1991年主動接觸百富勤，希望同樣以借殼的方式上市。”今天，粵海集團以粵海投資（270）為香港上市旗艦，並沿用至今。
中信泰富和粵海投資是以注資方式借殼上市，至於首隻透過首次公開發行（IPO）上市的紅籌，則要算是招商局。1992年，招商局以旗下油漆生產公司海虹集團作為試點實施上市。梁伯韜說：“1992年，鄧小平南巡期間強調改革開放，當時‘中國熱’開始興起，將紅籌股熱潮帶到高峰；當年百富勤乘勢先後協助了招商局、港中旅、中海外、越秀四間紅籌上市。”
紅籌助中資企業躋國際標準
與此同時，在1990年代，內企為了走出去，曾透過設立“B股”的方式引入外資，但礙於買賣上的限制，且公司質素也一般，交投未如理想。梁伯韜說：“有見及此，當時聯交所北上會見時任總理朱鎔基，建議讓國企來港上市集資，之後中央批准第一批，9間國企到海外上市，其中包括香港首隻H股——青島啤酒（168），再次證明香港是中資企業集資的首選地。”
雖然紅籌股幫助了中資企業“走出去”，但紅籌股熱卻觸動了內地方面的神經。梁伯韜說：“由於紅籌在境外註冊，上市前後都不受內地監管，同時大型國企紛紛以紅籌股形式上市，導致中央擔心資產外流，中證監在97年發出紅籌指引，要求國企須獲中央批准才可在海外上市。”
在監管收緊後，由1990年代後期開始，除了中移動（941）及中海油（883）等個別企業獲得特別批准外，其餘大部分國企和民企，索性以H股方式登陸香港。縱然如此，梁伯韜還是認為，紅籌股比H股更成功、更有吸引力，“因紅籌有政府注入優質資產概念，且規模也較大，對投資者而言更具吸引力。至於H股上市的民企，其公司架構相對複雜，盈利水平亦偏低”。
當問及在紅籌股落戶香港近30年之際梁伯韜對今天的紅籌股有何評價時，他坦言，紅籌股已完成歷史使命，且內地企業現在亦很難再以紅籌方式上市。他又認為，香港帶領紅籌國企進入國際資本市場，間接推動了內地經濟發展，也幫助國企實現改革，公司治理與國際標準看齊。
再造百富勤：追求創新早行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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