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美國總統：
我懷著沉重的心情給您寫這封信，因為我和我先生以及我們的女兒此時正在認真考慮是否要放棄美國國籍。我們這樣做不是為了要避稅，而是對一個制度發出強烈抗議——旅居海外的守法美國公民正在受到公然歧視和不公平對待。除此之外，要完全遵守目前對海外公民的所有報稅要求，已經變得極度昂貴和無比困難。並且坦白地講，這讓人極其恐懼。
我先生今年70歲，我69歲。我出生在聖路易斯，我先生出生在丹佛，我們的女兒出生在多倫多。1971年我先生從賓夕法尼亞大學獲得歷史學博士學位，同年我在維拉諾瓦大學（Villanova）獲得法學學位，之後，他接受了到加拿大一所大學教授美國歷史的工作邀請。我也開始在同一家大學教授法律。我們從未想過要留在加拿大，但是生活常常是無法預知的，我們現在已經在這裡幸福地生活了43年。我多年以前就已經退休，我先生的退休時間則要稍晚一些。
位於華盛頓特區的美國財政部後景。該建築是美國的歷史性地標之一。
為了在自己專業領域就業，我不得不加入安大略省律師公會（Ontario Bar）。1985年，我加入該公會，同時按照要求加入了加拿大國籍。我先生幾年後也加入加拿大國籍，因為他也希望在我們居住並撫養女兒長大的國家獲得投票權。之後，我們仍然投票參加美國聯邦大選，我們同時持有美國和加拿大護照，並且43年以來一直堅持按照美國法律針對旅居海外居民的要求進行納稅申報。當然，向美國進行納稅申報，並未免除我們每年在加拿大進行納稅申報的義務，並且有時需要同時在兩個國家納稅。（請注意，我們兩人都沒有享受美國的社保或醫保，所以我們沒有從美國獲取任何回報。）
可是，我們現在感覺自己充其量就是二等公民，甚至跟罪犯差不多。我們每年必須填寫《海外銀行和金融機構賬戶申報》（FBAR）表格，詳細說明我們擁有的每一個金融賬戶的金額，從存款到支票再到投資和退休賬戶，都要向美國財政部欺詐調查科（Fraud Division of the U.S. Treasury Department）進行申報。這些要求我們提供此類信息的規定，加上未正確申報就將面臨的巨額罰款，讓我們這些美國公民感覺就像是罪犯，必須要證明自己的清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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