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來香港的時候，每天吃早餐都去吉野家，時間一長，點餐大姐都認識我了。我聽她的廣東話跟我這個北方人不相伯仲，就知道她是新移民。大姐每天的工作簡單卻又無聊，看我來點餐，特別愛在等餐的時候跟我聊幾句。她問我從哪裡來、現在在香港哪裡做事，我說了工作地點，她驚訝道：“你在寫字樓里工作，真好啊！”
原來，早些年不少新移民來到香港時，但凡有點手藝的，南方人做小籠包酸辣湯，北方人烙餅包餃子，再不然就去給人理髮。總之是體力勞動者居多。在寫字樓里工作的大陸人，在大姐眼中就是文化人，屬於“人生勝利組”。
又有一次，樓下看門的保安大姐看到我跟室友說普通話，就跟我聊天，說自己從某省嫁來香港，“女兒已經是香港人了，今年還考上了公務員”，成了“公家的人”。公家人，是我們北方人常說的，就是鐵飯碗，每天坐辦公室，風吹不到雨淋不著。大姐多年做苦工，頭髮灰白，想必她在香港辛苦大半生，省吃儉用供女讀書，才終於讓女兒從基層家庭抽身，成長為香港寫字樓里的優雅小淑女。
每每我跟這些大陸來港的大陸媽媽聊天，聽到她們用帶鄉音的廣東話詢問我的生活，或是絮絮叨叨地聊起自己的兒女，都覺得她們樸實而又熱忱。身為母親，她們為了孩子可以捨棄自己的一切，生活再難再苦，也能安貧樂道，永遠“打不死”，有種傳統中國勞動婦女的生命活力，令人尊敬。
但不知怎麼，這些勤勤懇懇、任勞任怨的大陸媽媽，竟然會在香港主流媒體中集體消失。特別是在中港矛盾比較激烈的這幾年里，我幾乎從未看到哪家媒體敢正視這一話題。每天充斥在電視、網絡、報紙上的新移民婦女常常跟家庭倫常、社會風化等負面新聞相聯繫。這種巨大的落差，讓我不禁去思考，為什麼很多吃苦耐勞的大陸媽媽們會在媒體上集體失聲，以至於一提到新移民婦女，民眾們普遍想到的是性服務從業者、為了一張身份證騙婚等負面新聞。我幾乎從來沒有看到有人站出來為這些勤勤懇懇的新移民大姐正名，全社會好像都心不在焉地眼看著“新移民”這個字眼被慢慢污名化，這些大姐們好像也沒有要站出來為自己說話的意思。
直到有一天，我無意中看到20來歲的香港本土派梁天琦接受傳媒的採訪。當時他剛剛被爆出不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母親是武漢人，而他本人也在武漢出生，小時候持單程證來港。他對傳媒解釋說，雖然自己的媽媽是武漢人，但是媽媽在家從來不說普通話，很早就來了香港，所以不是新移民。
我無意去仔細分辨這段概念不清的答案，只是關注到那句“媽媽在家從來不說普通話”。因為透過這句話，我似乎開始有一絲絲體會到梁媽媽的用心良苦，也終於有點了解大陸媽媽們在香港集體失聲的原因：作為一個大陸女人，一個無論背景如何、只要一來香港就已經因為被貼上不少標簽的異鄉人，與其張揚自己，不如選擇沉默，收斂起自己的過去，不要讓下一代的身上刻上“大陸人”的烙印，讓小朋友自由地、做個堂堂正正的香港人。
多麼隱忍的中國女人。
我到此刻全然理解了大陸媽媽的沉默。她們的個性傳統、堅忍，既來之則安之，努力地融入一個完全陌生的環境。特別是一些來自大陸基層家庭的婦女，她們可能不懂計算機不懂英文，也沒有錢自學，所有生存技能全靠自己在生活中摸爬滾打。她們當然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走回自己的老路，所以她們比任何人都更積極地想要融入這座陌生的城市，比任何人都更希望自己的下一代能掙脫原生家庭的影響，成為真正的香港人。
這些早期來港的大陸媽媽，其實不就是香港人引以為豪的獅子山精神的寫照嗎？無論是目不識丁的農村婦人，還是城市里的小家碧玉，她們來到異鄉，落地生根，白手起家，被甩到生活的泥淖里仍舊奮起拼搏，為了兒女的幸福苦熬大半生，無怨無悔。這些從香港主流媒體上消失的大陸媽媽身上有真正的香港精神，值得所有人的尊敬。（來源：港漂求生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