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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錢就給官”？中國換屆牽動官員神經，“跑官要官”將受嚴懲。 |
7月19日，北京中共中央紀委、中央組織部通報7起違反組織人事紀律典型案件，據悉，這是今年中共第二次通報違反組織人事紀律的典型案件。今年至明年上半年，中共在全國省、市、縣、鄉四級黨委分批集中換屆，本次換屆由於貫徹精簡領導職位、幹部推薦創新和民主選舉嘗試等政治體制改革內容，而成為目前最牽動中國各級官員政治心緒的大事。本社匯選有關輿論，供讀者參考。（評論員：柯 冠）
一、縣鄉換屆選舉 過程複雜艱巨
1、縣鄉換屆選舉 首次同步進行
今年3月，中組部（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賀國強表示，今年全國省、市、縣、鄉四級黨委將開始換屆，預計今年下半年完成14個省，明年上半年完成17個省市區。全國人大公佈的消息說，此次縣鄉人大換屆涉及到9億選民，其中僅鄉級人大選舉就涉及到6億人。（上海《第一財經日報》）
此次縣鄉人大第一次實現同步換屆。由於以前縣鄉人大任期分別為五年和三年，15年才可“重逢”一次。2004年3月，全國人大通過憲法修正案，把鄉鎮人大任期改為五年，使兩者同步起來。（北京人民網）
杭州市西湖區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張志鈞說，以前縣鄉人大換屆選舉不同步，15年要舉行8次，再加上村委會選舉，選舉過於頻繁，不僅耗費大量人力、財力，還使得不少民眾產生厭選情緒，而且也不利於通盤考慮縣鄉幹部班子建設。
有專家認為，任期一致、選舉同步之後好處多多，如節約選舉成本，方便選民參選，可以通盤考慮幹部搭配，保持基層領導班子穩定，還可綜合考慮縣鄉五年經濟社會發展規劃等。
但重慶市人大常委會研究室綜合處副處長蔣元慶表示，同步之後工作也有一定難處，如工作量勢必要大大增加，選區劃分、選民登記、選票設計合理化等都必須面對。（北京《瞭望新聞週刊》）
2、換屆牽涉面廣 過程複雜艱巨
中共中央黨校党建專家葉篤初稱，在中國，8—15年通常是一個領導換代週期，現在正處於又一個新老替換的接點，有一大批領導處於退休年齡，同時一批廳、局、處級幹部正處於三四十歲的有為年齡。（香港鳳凰網）
這次縣鄉大換屆，發生在“十一五”的第一年，而今後這五年，被普遍認為是中國進入經濟社會發展的關鍵期。新華社發表文章指出：在這個階段，如果舉措得當，經濟社會發展將實現新的跨越；如果應對失誤，很容易導致經濟徘徊、社會動盪。所以這次大換屆，正是關鍵階段的關鍵之舉。（北京《中國新聞週刊》）
因為牽涉面大，整個換屆過程註定是複雜艱巨的。
調查報告表明，在換屆幹部中，認為自己在“知識、本領、能力”等方面有競爭優勢的不到2/3，其中30歲以下的占72.7%，本科以上的占69.2%，非現任領導幹部占47.1%；而認為自己下一屆仍能保持這種優勢的只有16.0%。特別是一批“45歲以上(年齡弱勢)，中專學歷(學識弱勢)，非高等教育文憑(技能弱勢)”的“三弱”幹部在此次換屆中表現出較強的悲觀情緒，普遍對自己的前景不看好。
而且，這些幹部普遍有“只能進、不能出”“只能上、不能下”“只能官、不能民”的心理。有85.3%的人希望落選後保留級別，有12.6%的希望組織安排易地為官，僅有2.1%的考慮退出幹部隊伍。（北京《學習時報》）
3、幹部換屆之年 謹防官德失守
今次大換屆被視為將決定中國的未來走向，其動作之大、意義之遠、影響之深為歷次罕見。在此過程中，須謹防官德失守，對三種傾向防微杜漸：
一是防止不思進取傾向。換屆之年，必然有幹部的進、退、留、轉，部分幹部的利益也會因此受到一定的影響，有些人可能會思想波動，不求有功，但求無過。
二是防止亂髮錢物傾向。換屆之年牽涉到幹部的更替、交接。根據以往的情況，換屆之前，往往是一些地方、一些部門亂髮錢物的集中期、高發期。有的領導幹部在預感到自己可能要離開一個部門或一個地方後，總是頻頻用公款宴請上級或同級的領導幹部，或給屬下多發一點錢物，或安排屬下外出遊山玩水等等。
三是防止突擊提拔傾向。有的領導幹部為了“把根留住”，使自己離開某個部門和地方後，餘熱猶存、影響長在，常常利用換屆之機，突擊提拔自己信得過的人，搞任人唯親、以人劃圈。（北京人民網）
二、當局三令五申 嚴打“跑官要官”
1、針對四種行為 加大懲治力度
中央紀委、中央組織部聯合召開的兩次新聞發佈會上所通報的13起典型案件，主要涉及四類違反組織人事紀律的惡劣行為。
劣跡一：“買官賣官”。陝西省商洛市商州區原區委書記張改萍在商洛地區任職期間，從2000年11月至2005年9月，利用職務便利，為他人在晉升職務、調動工作方面謀取利益，瘋狂斂財100余萬元。同樣受到嚴懲的還有四川省涼山州委原副書記曹永葆。
劣跡二：“拉票賄選”。2006年1月23日中央紀委和中央組織部聯合召開新聞發佈會，雲南省德宏州梁河縣原副縣長尹黎明“拉票賄選”的典型案件被通報。3個月後，廣西壯族自治區合浦縣石灣鎮原黨委委員兼武裝部長王富遠在換屆選舉期間，為當選鎮黨委委員，通過送現金、打招呼等形式為自己拉選票，許諾當選後以錢物回報。
劣跡三：“搞非組織活動”。2006年４月中旬,湖南省衡陽縣溪江鄉武裝部幹部湯亞軍在鄉黨委換屆考察中，因未被列為鄉黨委委員候選人考察人選，對鄉黨委書記張某、紀委書記劉某產生了怨恨情緒，便同曾擔任溪江鄉黨委書記的衡陽縣交通局副局長彭友明，編造了張某、劉某７個方面的問題，整理列印成傳單，於鄉黨委換屆會召開的前幾天，在溪江鄉四處散播，造成惡劣影響。
劣跡四：“突擊提拔幹部”。河南省平頂山市新華區委原副書記、區長于玲在即將調離舞鋼市委副書記、市長崗位之際，擅自簽批同意舞鋼市31個事業單位突擊進人105名。於玲現已受到黨內嚴重警告處分，並被免去職務。（香港中評社）
2、遏制“帶病提拔” 澄清換屆環境
在中國集中換屆之年，從中央到地方，寶劍頻頻高懸，劍指用人腐敗和不正之風，嚴防幹部“帶病上崗”、“帶病提拔”。（法國《歐洲時報》）
中共湖南省常德市委不久前對換屆中幹部心態特點的調查顯示，對選拔幹部公平性的不信任，已經在幹部中形成一種焦慮，就是認為別人一定會去跑官，如果自己“不跑不送”，就會“原地不動”。
調查顯示，目前換屆中幹部心態的主要問題一是風險焦慮，二是公平焦慮。這些焦慮使黨員幹部對基層民主政治的渴望尤為強烈，他們認為換屆中最需要解決的問題首先是“跑官要官”，其次是“暗箱操作”，第三是“拉票賄選”。（北京新華網）
3、“守土有責”觀念 不宜輕率運用
從詞義解釋，“守土有責”無疑是個褒義詞，但問題在於，換屆中的“守土有責”卻有著多種解讀。其中，“保證經上級審定的班子人選順利當選”是一種習慣版本。對此，相關的負責官員往往會作出這般解釋：確保已確定的人選百分之百當選是穩定大局需要，是實現當地發展目標的需要，也是講黨性、講政治的體現。
其實，這無疑是一種嚴重誤導。比如，對於候選人問題，既然是候選人，就要經得起民眾的評彈審視比較。在審視比較中，可能會進一步認清候選人的不足，也會發現有更合適的候選人。在這種情況下，依據憲法法律和黨章賦予的權利，通過民主評議等合法途徑，提出自己的見解，並通過投票表達投票者的訴求，即使選舉的結果與原來提出的候選名單有出入，也不能輕率地將之與“守土有責”劃上等號。（北京新華網）
三、選拔幹部標準 第三次大轉型
1、幹部考核“顯績” 又要深看“潛績”
隨著中央和地方啟動地方各級黨委分批集中進行換屆，改革開放以來第三次地方領導幹部大換班逐漸拉開帷幕，在大換班中選拔領導幹部的標準也將實現第三次轉型。同時，中央在此次人事換屆中對領導班子配備實行剛性化管理，進行了數額量化。
前兩次地方領導幹部選拔標準分別是：上世紀80年代中期中央提出要培養成千上萬的接班人，並提出“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的選拔標準；上世紀90年代初期，建設市場經濟的指導思想確立，選拔幹部側重在市場上敢闖敢幹，能帶來GDP最大化的官員。（香港鳳凰網）
不同的時代背景形成不同的幹部選拔標準。據透露，當前抓好中共各項工作最終落腳點是科學發展和社會和諧。近期下發的《中共中央關於認真做好今明兩年省自治區、直轄市黨委換屆工作的通知》也強調，要把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實效作為考核幹部政績、評價幹部的基本標準。對此，葉篤初解讀道，促進社會和諧和科學發展觀必然要求選拔幹部時要綜合更多方面的因素，比如需要考慮候選幹部人氣指數和支持比例、環境保護等等。（北京人民網）
在引入“群眾滿意度”指標之前，GDP增長曾是地方幹部考核體系中的一項關鍵指標。但是在一些地方幹部片面追求GDP增長數字的畸形發展思路指引下，一些地方GDP數字雖然極為漂亮，但民眾卻無法分享經濟增長成果。
據中央組織部透露，地方幹部新考評辦法包括民主測評、民意調查、實績分析、個別談話和綜合評價五個基本環節。實績分析是幹部綜合考核的重點，實績指標中除了GDP增長等可量化的經濟指標外，眾多難以量化的有關內容將整合到民意調查中進行，通過“群眾滿意度”來檢驗。
在幹部任用中增加“群眾滿意度”指標，加強民眾監督，也是中共防止和杜絕用人制度腐敗的重要措施。中央黨校黨建教研部党建原理教研室主任高新民認為，只有實現黨內民主與人民民主的互動，改變幹部“只對上、不對下”的工作方式，才能讓“該用的、能用的人，不‘跑’也能用”，從根本上遏制“跑官要官”，鞏固共產黨的執政合法性。（北京中國網）
2、大量規章頒佈 保障力度空前
今次地方黨委換屆有如此之多的黨內法規作支撐和保障，這是歷次換屆不曾有過的，使此次換屆向制度化進程邁進一大步。
舉要說來，如十六大修改了黨章，中央於2004年密集出臺《公開選拔黨政領導幹部工作暫行規定》《黨政機關競爭上崗工作暫行規定》《黨的地方委員會全體會議對下一級黨委、政府領導班子正職擬任人選和推薦人選表決辦法》《黨政領導幹部辭職暫行規定》等“5+1”檔，還出臺了《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試行)》《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等檔。這無疑使此次換屆向制度化進程邁進一大步。（北京《瞭望》週刊）
3、“交流”替代“升貶” 幹部任免突破
葉篤初指出，過去換屆，任免幹部是“上去了”和“下來了”，而現在的概念是交流，由於所有幹部不是終身，為了人盡其才，實行幹部交流，這是一個突破。
葉篤初認為，交流的意義在於增加領導幹部知識和能力的多面性，東部幹部到西部交流，少數民族幹部去非少數民族地方交流，省裏幹部到市里任職進行交流或反之，在交流過程中實現領導班子的結構優化。（上海《第一財經日報》）
四、政治體制改革 開始低調試水
1、精簡領導職位 “一正兩副”定局
這次幹部大換中最吸引人眼球的是“三減”改革：精簡黨委班子職數，也就是“減人”；減少各級黨委副書記的職數，也就是“減層”；擴大黨政交叉任職比例，也就是“減線”。這“三減”是中共完善地方黨委領導機制、減少黨政分工重疊、提高工作效率的重大嘗試，也是以胡錦濤、溫家寶主導的新一屆中共領導層試圖實現“從嚴治黨、科學執政、保持先進”理念的具體體現。（北京新華網）
北京有關政治學者指出，鑒於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複雜和艱難，前年秋天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通過有關政治體制改革決議後，官方不再高調宣傳有關政治改革的事務，並禁止媒體炒作有關政治改革的話題，但探索政治改革的努力並沒有停止。
高層雖然沒有發動宣傳機器為政改造勢，但嚴令這次地方幹部大換屆必須堅決貫徹“三減”改革，表明官方正在以“先做再說”的態度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泰國《世界日報》）
2、幹部推薦創新 克服換屆積弊
中共江蘇省委要求所有鄉鎮在換屆工作中實行黨委書記候選人公開推薦制度。浙江、四川等地使用問卷調查、入戶調查、網上調研、座談會調研等多種手段，由民眾給幹部政績打分。江蘇東海縣在推行領導班子成員實績聽證考核制度後，有8人因聽證排名靠後被改任非領導職務。（天津北方網）
上述種種措施，正是試圖克服黨政換屆中存在的一些問題。還在今年4月《學習時報》所登載的一篇針對市縣鄉鎮換屆幹部的調研報告表明，具體到換屆，在競爭優勢指標選擇中，“領導器重”和“在單位人緣好”排在第一、二位，“有成績”和“有關係”排在第三、四位。（湖南紅網）
3、完善民主程序 明確選舉原則
此外，本次縣鄉人大換屆選舉還力圖通過下述一些舉措進一步完善民主程序。在此次選舉中，進一步明確了直選、無記名投票、差額等選舉原則；並明確規定，賄選當選無效。而對一些具體的問題也予以了一定的操作空間。譬如城鄉人口不同比例確定選舉代表名額的問題。（廣東南方網）
例如，按照《選舉法》規定，農村與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數的比例為四比一。但在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聯絡局在山西召開的關於縣鄉人大換屆選舉工作調研片會上，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國家法室副主任許安標即表示，法律已經明確規定，在一些農民人口比例並不太高的鄉鎮，經省、自治區、直轄市人大常委會決定，農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數同鎮或者企業事業單位職工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數的比例可以小於四比一，可以是三比一、二比一，也可能是一比一。（北京中新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