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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8日至11日，中共十六屆六中全會在北京召開。 |
10月8日至11日，中共十六屆六中全會在北京召開，今次會議普遍被海內外認為是攸關中國未來走向的重大政策會議。當局表示，此次會議首要議題是構建和諧社會，而社會問題作為主要議題提交中共中央全會專門討論，這在中共黨史上尚屬首次，其中深意耐人尋味。有論者甚至認為，“樹立科學發展觀、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走和平發展道路”三項方略已在胡錦濤執政過程中日趨系統化，將成為繼“統一戰線、武裝鬥爭、党的建設”後，中共建設小康社會和實現民族復興的新“三大法寶”，此足見和諧社會在當今中國政治理論體系中的地位。本社匯選有關輿論，供讀者參考。（評論員：柯 冠）
一、輪廓逐漸清晰 社會發展目標定位
1、發展模式成形 影響未來政策走向
十六屆六中全會11日閉幕，審議通過《中共中央關於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並決定中共十七大於2007年下半年在北京召開。
國家行政學院公共教研室主任竹立家教授認為，十六屆六中全會是以報告和文件的形式把和諧社會變成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從十六屆二、三、四、五中全會可以看出，以人為本、深化行政管理體制和機構改革、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加快政治民主化進程、科學發展觀、建設小康社會等等理念的提出，使構建和諧社會總體目標的框架逐漸清晰。（北京人民網）
六中全會可以說是對十六大以來幾次全會精神和中共的路線方針進行概括、總結、提高，形成了中共未來二三十年甚至五十年的總的發展目標。這是改革開放近三十年來中共第一次比較明確地形成了對中國社會未來發展戰略目標的定位，可以說，不同於西方國家的具有中國特色發展路徑的中國發展模式已然成形。（北京《中國經營報》）
可以想見，中共六中全會之後，就經濟發展的施政方向而言，中國將從“效率”轉向“公平”傾斜。於是，中國社會保障的力度將會加強，並從城市輻射進入農村；於是，官商勾結將被定位為“特殊利益集團”而遭嚴厲打擊；於是，國有企業的壟斷地位將被一步步剝離。（法國《歐洲時報》）
2、中共戰略思維 關注經濟轉向民生
新一屆中央高層2003年上臺以來，適逢中國社會沉屙和體制積弊終於顯化的矛盾多發時期。SARS疫情、孫志剛事件、禽流感蔓延、農民討薪潮、信訪洪峰、礦難潮、環保風暴、改革大爭論……在頻頻遭遇社會危機、及時化解民生風險的過程中，執政黨開始扭轉一些地方官員的錯誤執政理念，方向盤由關注經濟轉向民生為本，中國大船開始向社會民生航道靠近。（香港《香港商報》）
中共這一戰略思維的變化，還體現在六中全會前實施的一系列大動作上：
首先，在國務院層面，努力解決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領域政府職能嚴重“缺位”的問題。從100多次國務院常務會議的內容不難看出，食品藥品市場整治、愛滋病防治、安全生產、科教文衛、就業和社會保障、社會救助、控制房屋拆遷、信訪條例……這些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議題佔據了常務會議的一半議程。
其次，高層致力於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以縮小收入差距，平息日益增高的民怨。今年7月，在公務員工資改革、中低收入階層加薪的同時，國家電網公司下屬24個省市的電力公司管理層降薪1/3左右，中石油、中石化、煙草等其他壟斷巨頭近期召開的內部會議都離不開降薪話題，一場“降薪風暴”似乎正在高收入壟斷行業醞釀。
第三，中共高層親自部署，舒緩勞資矛盾，協調利益關係。在緩解貧富差距、修正分配不公的同時，協調利益關係、化解內部矛盾成為中央打造社會和諧的又一著力點，其中勞資關係成為突破口之一。
第四，中共考核地方官政績的指標，從原先看重GDP轉變為注重社會整體和諧發展，經濟指標向社會指標傾斜。構建和諧社會，必須建立與之相適應的官員政績觀，在高層宣導下，一個漸趨全面合理的官員政績評價體系今年以來正浮出水面。“幸福感”作為衡量地方社會和諧與否的一個重要指標，已擺上多數地方政府官員的議事日程。
第五，以打擊商業賄賂為重點，拿下一批高官和富商，針對官商勾結，反腐敗向社會層面延伸。（香港《紫荊雜誌》）
3、醞釀政治轉型 共建共用和諧社會
六中全會開宗明義強調，中國構建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中國共產黨領導全體人民共同建設、共同享有的和諧社會。中央黨校資深党建專家葉篤初教授認為，“共同建設、共同享有”的意思雖早有體現，但這一表述也屬最新總結。（北京《瞭望》週刊）
葉篤初認為，和諧社會這一主題牽涉到全社會，與每個人息息相關，“在我的印象中，近年來從來沒有哪次中央全會如此牽動人心，如此引起社會廣泛關切。”（北京《瞭望》週刊）
六中全會為糾正社會失衡而提出的“構建和諧社會”政策調整方案，將在一個相當長時期內影響大陸的發展方向。中共歷史上曾經開過多次糾正政策偏差的“糾偏”會。此前的一次重大政策調整，是改革開放決策。與之相比，改革開放所面對的問題，主要還是國家積累不足以國民消費的問題，亦即是“窮國家如何設法填飽窮光蛋肚子”的問題。如今所面臨的問題則主要是，雖然國家庫房盤滿缽滿，但環境透支嚴重，尤其是社會貧富懸殊嚴重；雖然窮光蛋能夠吃上肉，但因為血汗錢的增長幅度遠遠跟不上生活必需品價格的增長，民眾生存保障開支方面的壓力愈來愈不堪承受，社會矛盾越來越嚴重。（加拿大星網）
從決策思路來看，改革開放對策所側重的是解決社會效率低下的問題，以力求儘快完成從農業國家向工業化國家過渡的原始資本積累。六中全會所要側重解決的，則是社會公平正義缺失的問題，以力求儘快恢復社會常態運行。可以說，這次會議要為改革開放以來在社會公平正義方面的欠帳付出代價。（美國《星島日報》）
二、六中全會主要議題 構建和諧社會
1、中共中央全會 首次專門研究社會事務
外界普遍認為，六中全會已在理論上將“構建和諧社會”推到自提出以來的最高點，為和諧社會理論作為中共新的指導思想並在十七大時進入黨章鋪平道路。而社會問題作為主要議題提交中國執政黨中央全會專門討論，這在中共黨史上尚屬首次，其中深意耐人尋味。（泰國《世界日報》）
在過去的20多年裏，中國已從一個收入分配較為平均的國家，迅速成為貧富差距之大位居世界前列的國家之一。2005年中國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達3.22∶1，如果將城鄉居民收入的計算方式、稅賦負擔、社會保障、基礎設施等因素綜合考慮在內，實際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遠在3倍以上。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係數也已超過0.4的國際警戒線。另外，地區間的貧富差距也很大，中國東部最富省份與西部最窮省份的人均GDP差距達10多倍。貧富差距過大是目前中國社會存在的主要不和諧因素之一。（北京人民網）
分析人士說，六中全會將著重研究從體制上、機制上來保障社會公平，進一步縮小貧富差距，擴大就業，並可能在醫療衛生、教育、社會保險等幾個重點領域進行一系列的重要改革，以利低收入者和貧困群體分享更多改革和發展成果。（新加坡《聯合早報》）
一些分析人士說，中國將加快建立一個雖然水準低但覆蓋面廣的社會保障體系。這個體系將包括：在農村先建立一些初級形式的保障，比如，將農民納入社會保障範圍，在農村建立新型合作醫療制度；在城市推進社區建設，對城市貧困家庭的教育、基本醫療以及水、電、氣、公共交通價格調整給予適當補貼等。有專家指出，“在解決相對貧困的問題時，要把減少機會不公平放在更重要的地位，而在機會均等的問題上，政府的一項重要任務就是投資教育。”（法國《歐洲時報》）
2、中共理論創新 汲取西方政黨執政理念
有觀察人士認為，通過近來中共官方媒體報導，不難看出中共高層正力圖轉變中共的執政綱領。六中全會將對胡錦濤的執政理論做出權威闡述，將會毫不諱言要借鑒汲取西方社會民主黨的執政理念，該人士援引胡錦濤的原話說，“我們要以包容、開放的心態學習外國執政黨的執政經驗和教訓”。（美國《僑報》）
據悉，這裏所說的“就是歐洲的社會民主黨的執政經驗”。因此，六中全會表明胡錦濤的執政理念，大力宣揚在追求和保證社會公平、公正的前提下謀求發展，改變“效益優先，兼顧公平”，對以往政策做出糾正。
六中全會顯示，中共高層與時俱進，就如何實現中國的社會和諧做出理論解釋，為中共理論做出的一項重大創新。（美國《僑報》）
3、現實問題嚴峻 和諧社會亟待制度創新
中共六中全會將建設和諧社會定為主題，這是各界意料之中的。近年來，中國領導人一直在強調和諧社會的建設。人們已經注意到，建設和諧社會的重點已經悄然從思想意識形態層面的論證轉移到制度建設層面。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但說到底，和諧社會的建設必須落實到制度建設上來，否則既不能推動和諧社會理念的落實，更不能保障和諧社會已有的建設成果。（德國《德國之聲》）
在十六大之後，很多政策，尤其是社會政策，是向社會的弱勢群體傾斜的。從前只講“親商”，現在在延續“親商”的同時加上了“親民”。從實行社會低保政策到近來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各種政策從其目標來看是要建設和諧社會的。
最近的一連串法律、法規和政策的出臺更是說明了這一點。在黨的方面，中共中央頒佈了五個人事制度改革檔，同時系統地頒佈這些檔，表明中共意在建立一個完整的吏治制度。這五個檔直接針對的是黨政幹部中間日益盛行的各種形式的腐敗行為，其實施可以強化傳統“党管幹部”的原則。在政府方面，全國人大通過審議20年而未能通過的《監督法》。《監督法》最直接的目標就是監督“一府兩院”(即政府、法院和檢察院)。該法律的通過更具有實質性意義，應當成為人民代表監督政府的起點。
應當指出的是，所有這些法律和規章的通過，並不能等同於它們所針對的問題從此可以解決了。在實踐層面，法律和規章的實施要比它們的制定來得重要。而法律和規章的實施是中國面臨最困難的問題。（新加坡《聯合早報》）
而要實現和諧社會的目標，殊為不易，難度極大。主要的困難在於：
一，和諧社會的目標不是低層次的，十分之高，不是輕易可以達到的。從目前的輿論來看，和諧社會的主要定義，似乎已經變成了一個理想社會了。公平、包容、富裕等等，都出現在和諧社會的概念之中。事實上，社會要和諧，離不開穩定與繁榮，離不開公平與合理。在當前的中國，如何做到公平，是一個重大的新課題。
二，和諧社會在中國實現的難度之大，是與國情緊密相關的。中國社會差距大，地理的差距、經濟的差距、文化教育的差距、社會階層的差距，構成了複雜的多元的社會，摩擦的機會多，和諧的機會來之不易。這與西方發達國家是完全不同的。在西方發達國家，和諧社會的實現是在經濟高度發達之後才實現的。與西方相比，中國是超前追求實現和諧社會。
三，和諧社會的重要內涵，其實是要重建中國社會的現代文明，其中觸及到了民族的思想深處，要求人民的思想意識要作革命的變化，要拋棄很多舊的思想、舊的傳統。這是不容易的。僅僅以包容性舉例，和諧的重要方面，離不開包容，但是要做到廣闊的包容，中國社會還有相當的距離。（香港中評社）
三、加緊收入分配改革 緩解貧富差距
1、收入分配不公平 貧富懸殊主因
分析人士預測，六中全會後，在繼續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前提下，中共將加緊從收入分配、利益調節、社會保障、公民權利保障、政府施政、執法司法等方面採取措施營造公平的社會環境，使全體人民共用改革發展成果，穩步邁向共同富裕。（北京《求是》雜誌）
中央黨校主辦的《學習時報》在曾刊發文章稱，中國居民的收入差距自從2003年以來急劇加大，目前已達到第二嚴重的“黃燈”警戒水準，若不採取有效措施，五年內將惡化為“紅燈”危險水準。（泰國《亞洲時報》）
收入分配問題已牽動著幾乎所有層級的中國人的神經。今年年初，“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課題組公佈對在中央黨校學習的百餘名地廳級領導幹部進行問卷調查的結果，在回答“當前中國要特別注意解決好哪些問題”時，“居民收入差距”成首選；“2006年改革的關注重點是什麼？”“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占鼇頭；“我國當前必須注意的主要風險？”“貧富懸殊”居榜首。（新加坡《聯合早報》）
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指出，造成中國收入差距拉大的原因一是腐敗二是壟斷，要縮小收入差距，最重要的就是把腐敗治住、使壟斷行業實現市場化。知名經濟學者樊綱、中銀國際控股有限公司首席經濟師曹遠征等人也直指體制是導致國民收入懸殊的首要原因，認為貧富差距拉大首先是國有壟斷、政府管制的舊體制沒有改革到位。（北京國際線上網）
2、規範壟斷業收入 已成改革重點
早在今年5月14日的一次高層論壇上，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副部長步正發直言“行業間工資差距過大，壟斷行業員工工資過高、增長過快的問題比較突出”。此被視作當局將對壟斷行業高收入採取措施的信號。
步正發的講話引述有關統計數據稱，目前電力、電信、金融、保險、水電氣供應、煙草等行業職工平均工資是其他行業的2到3倍，再加上工資外收入和福利待遇，實際收入差距可能在5到10倍之間。（美國《僑報》）
壟斷行業工資為什麼高出人均工資的10倍？按勞取酬，一直是社會理順分配秩序和分配關係的基本原則。但在行業壟斷下，往往是誰擁有壟斷權、掌握壟斷資源，誰的工資福利就高、待遇就好，這已是工資分配秩序的“潛規則”。（北京《中國青年報》）
3、改革公務員薪酬 彌合收入差距
自1998年以來，大陸公務員幾乎年年有薪加，至今已6次加薪。現在的第7次加薪是在2003年醞釀，北京、廣東、上海等地已試點進行。跟以往每次加薪50或100元不同的是，這次加薪達到800元甚至上千元，工資單數字大幅增長，北京市則有人們稱之為“三五八一”的工程，意即在新工資制度下，科級官員年薪3萬元，處級5萬，廳級8萬，部級則是10萬。
這次工資改革的特色，是“陽光工資”，即所有工資都體現在工資單上，減少灰色隱形收入。（香港《成報》）
縱觀世界各國公務員工資標準設定的經驗，公務員工資標準設定不僅在原則上要與國民經濟和社會進步緊密相連，在具體操作方式上也要與GDP、物價指數、恩格爾係數等經濟指數掛鈎，這種設定方式不僅保證了公務員工資標準的穩定性，也考慮到了與時俱進調整工資標準的必要性，比較科學也能夠適應社會的快速發展，因而值得中國參考和借鑒。（北京國際線上網）
公務員收入遭受質疑的深層次原因在於，每一次加薪，實際上都是政府自己說了算。中國現行公務員待遇制度的確存在不少問題。比如中、初級公務員工資的確不高，這應該通過改革來解決。但是公務員並不直接從事物質財富的生產，其收入如何改革就該有章法，不能政府自己說了算。如何確定公務員的工資和福利範圍及其標準；公務員工資跟其他職業工資之間應該是什麼樣的關係，如何協調其中的關係才有利於社會穩定和發展；公務員在什麼條件下可以加工資，在什麼條件下不但不能加還要減工資（比如遇到重大災難、未按照《教育法》投足經費等，就該減工資）；公務員加減工資如何考核，由誰來考核，誰來監督等等，都應該建立相關制度來考量。（北京《中國青年報》）
四、達致公平正義 防控特殊利益集團
1、警惕特殊利益集團 六中全會基調
在今次六中全會來臨之際，新華社發表了一篇有關“抑制和防範‘特殊利益集團’衍生”的報導，為會議主題造勢，引人關注。
報導一開頭點出，駐北京的一些觀察家說，中國政府在鼓勵市場競爭的同時，也將採取措施抑制和防範由此衍生“特殊利益集團”，以免其損害公眾利益和破壞社會和諧。（新加坡《聯合早報》）
經過2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社會的不斷增生新的利益群體、利益階層和利益集團。某些利益集團很可能趁社會正在轉型、體制和制度尚未完善之機，通過賄賂、收買、腐蝕政府官員的“錢權交易”非法途徑，形成損害公共利益的“特殊利益集團”。
中國的電力、交通、電信、能源等壟斷行業頗受公眾的不滿，因為它們長期盤踞公共資源高地並獨佔利潤，把相當一部分應當歸社會共用的成果變成部門利益，享受過高的收入和過高的福利。（馬來西亞《南洋商報》）
中共中央黨校社會學教研室主任吳忠民指出：“社會公正是和諧社會的基石和本質特點。胡錦濤總書記重提社會公正，並把它上升到社會主義本質的高度，預示著中國政府職能定位的回歸。”（北京新華網）
2、完善下情上達機制 根除滋生土壤
有觀察家指出，六中全會後，中國將著力于加強防範“特殊利益集團”影響行政立法，疏通和增加民眾的利益表達、訴求管道，著手建立完善的社會利益協調機制。中央黨校社會學教研室教授青連斌稱，如今社會利益訴求正在加速多元化，此一方面要求現有的訴求管道保持暢通，另一方面要求拓展新的更加有效的表達和訴求管道。
一些分析人士預測，六中全會後，中國將著力于加強防範“強勢利益集團”影響行政立法，建立完善的社會利益協調機制。中國將逐步推行直選地方黨政幹部的方式來暢通和拓寬民眾利益訴求管道，民眾的利益訴求將在更高、更廣的選舉制度層次上得到體現。今後，中國還將更多地利用網路、傳統媒體、聽證會等手段為民眾暢通利益訴求管道。（泰國《新中原報》）
3、強力協調利益集團 將有具體動作
深圳大學教授黃衛平說，六中全會後，中共肯定會進一步採取強有力措施去協調各利益集團、各利益群體和各利益階層之間的關係。
其實，中國高層在今年五、六月就開始在反壟斷方面採取新動作，全國人大常委會開始審議“反壟斷法草案”，希望通過立法治理行政和行業壟斷，為市場經濟創造更加公平的環境。現在反壟斷的意識似乎已提升至到警惕特殊利益集團。（香港星島環球網）
中國的改革正在從經濟領域漸入政治領域。而所謂特殊利益集團，自然也會尋求符合其利益的政治代言人。中共對此能否成功抑制和防範，想必各方拭目以待。（法國《歐洲時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