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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與會者合影 |
還有一次，他和台灣來的代表一起開會，看到同行的國台辦官員一臉疲憊，一問之下，才知道他們徹夜沒睡，忙到三、四點，努力地把會議資料中的“中華民國”和政府官銜等字樣全部用黑墨水塗黑，許多人拿到資料，還特別對著光看，想知道塗掉的字是甚麼。
在國、共對立的時代，雙方的知識系統和話語系統都刻意地要醜化對方。劉院長指出：他自己從小就被灌輸許多這種思想，直到鄧小平改革開放之後，態度才開始轉變。現在雙方都應當抱著“還債”的心理，“反求諸己”，糾正自己過去的錯誤。根據他的經驗，雙方民間較有活力，對這個問題敏感度較高，可是公權力部門仍然有“雷區”，大陸有些話語系統仍然留在三十年前，沒有更新。現在雙方都必須正視雙方政治系統的差異，鼓勵兩岸文化的融合與發展，珍惜對方優點，促進雙方之間的正常溝通。
給台灣“中國話語權”
兩岸統合學會秘書長、佛光大學文學系主任謝大寧則以他自己參與台灣課綱修訂委員會的切身經驗指出：現在“中國符號”已經愈來愈難進入台灣學生的知識系統了。陳水扁時代，教育部長杜正勝推動“同心圓史觀”，把台灣史和中國史切割開，現在年輕一代已經普遍接受這種看法。馬政府上台之後，“教育部”的課綱委員仍然以偏綠居多，這種現象也很難加以改變。
以最近發生的一椿事例來說，早年台灣的高中學生都必須讀四書，稱為“中國文化基本教材”，扁政府時代把它改為“選修”；五都選舉之後，馬“總統”要求“教育部”將“中國文化基本教材”恢復為“必修”，並點名謝大寧教授和黃俊傑教授進入課綱委員會。在第一次開會時，主持會議的“教育部”次長卻表示：將來“中國文化基本教材”的內容必須四書和台灣文學各半，“否則做不下去”，謝大寧和黃俊傑發言，堅決反對，結果第二次開會就被除名了。現在這個問題還在發展中。
因此，謝大寧要求大陸必須思考“給台灣中國話語權的空間”。在國、共對立時代，雙方在國際上互相爭奪“中國”的代表權。1971年，“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之後，跟許多國家的外交關係也斷了，許多人認為：你大我小，反正爭不過你，既然“中華民國”在國際上沒有空間，干脆獨立算了。因此，他特別呼籲：大陸必須給台灣一個“重新回到中國”的空間，否則所謂“兩岸共同治理中國”終究會成為一種“畫餅”。
對中共當局的信心
黃光國教授進一步說明：所謂給台灣“中國話語權的空間”，最重要的就是要讓台灣覺得自己是“中國”的一部分。大陸要求台灣在國際上不准使用“中華民國”，而要使用諸如“中華台北”之類的名稱，就讓台灣人民充滿了屈辱感。兩岸統合學會主張：未來的和平協定時，雙方可以“台北中國”和“北京中國”的名義簽訂和平協定，就是一方面希望雙方能夠以平等的立場互相對待，一方面希望大陸“給台灣一個中國話語權的空間”。
然而，台灣大多數人民卻不相信中共願意正視“中華民國”的存在，給台灣一個“中國話語權的空間”。最近黃光國教授和許信良在台灣一起上胡忠信“高點三人行”的節目，提到他最近在台灣出版《最後的亞細亞孤兒》，說明兩岸統合學會的這種主張。胡忠信在電視上公開表示：這本書在大陸一定不能出版。如果中共准許這本書在大陸出版，他願意請在場的所有人吃飯！
他認為：劉國深院長所提出的“國家球體理論”和兩岸統合學會的主張最為接近，而汪道涵先生的“共同締造論”正是兩岸統合的具體實踐。今天我們要改善兩岸關係，學者不能只是關著門在談，也要改變社會大眾的態度。因此，他一方面邀請劉國深院長到台灣和他一起上胡忠信“高點三人行”的節目，一方面要求中共准許《最後的亞細亞孤兒》在大陸出版！
國際參與的空間
北京大學國際法研究所所長饒戈平教授指出：從國際法和國際關係的角度來看，ROC和PRC這兩個國家符號在國際社會上曾經先後代表“中國”。現在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承認或接受“一個中國的原則”。而“中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一點對台灣想以“中華民國”的名義，取得國際法地位是相當不利的。
國際組織的法律系統
饒所長指出，從17世紀以來，國際關係的安排便深受實證主義法權思想的影響。強權政治掌控了國際法的創制權和話語權，有些強權國家任意踐踏國際法，像美國出兵伊拉克，蘇俄攻打車臣，國際社會也對他莫可奈何，只能靠聯合國來收拾殘局。其他弱小國家只有遵守國際法的份。現在台灣的獨派強調“民族自決原則”，要努力打造新的國家，可是“民族自決原則”只適用於前殖民地，非殖民地仍然必須依照各國的憲法行事。
目前有很多人批評國家主權的概念，認為它迂腐而落後，有些人提議要把台灣當成自成一類的“地區性政治實體”，但目前仍然停留在討論階段，無法全面解決台灣國際參與的問題。目前中共必須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即使能夠承認台灣所主張的“一國兩區”，也不會承認台灣在國際上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每一個國際組織，都各自有其法律系統，不會為台灣修改本身的章程規定。像台灣要加入WTO或APEC，都必須跟其他國家一樣，以“單獨關稅區”或“經濟實體”的身分，藉由政治協商後加入。現在世界上有六萬個國際性的NGO組織，大多數國際組織仍然要求會員以“主權國家”的身分加入。這也增加了台灣參與國際社會的難度。
饒所長的發言，引起了與會人士的熱烈討論。亞太和平研究基金會趙春山董事長表示：台灣人民對於參與NGO或聯合國周邊組織都非常介意。兩岸關係的安排，如果硬要套用國際組織的法律規定，雙方是“談不下去”的。國民黨對於“一中三憲、兩岸統合”的建議非常重視，馬“總統”特別交代國民黨智庫，要深入徹底研究。在兩岸進入政治協商之前，他希望中共能夠“易地而處”，想想自己進入聯合國前的情況，找出雙方可以接受的解決方案。
前駐教廷大使戴瑞明以他切身的經驗，說明當年“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時，自己心中感到非常的難過；台灣的長老教會也因此而開始公開提倡建立“新而獨立的國家”。在冷戰結束後，歐洲許多國家都開始在修改傳統主權的概念，喊出Goodbye to national state的口號。現在台灣人民到日本和歐洲國家都可以不要簽證了，但是到大陸還是要簽證。要修改國際法相當困難，但是要修訂國內法卻相對容易，目前台灣有“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他建議中共當局，比照美國的“台灣關係法”，制訂類似“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的國內法，“把台灣同胞當自己人”。
“一中兩憲”的現實
淡江大學大陸研究所教授張五岳發言時，則以弘一大師所說的“悲欣交集”四個字，回顧“中華民國”成立一百年來坎坷的行憲史。他指出：目前“中華民國”的“一中憲法”，不僅包括台灣，而且還包括全大陸。台灣據此而制訂“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並設立“陸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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