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憲”的努力目標
然而，從獨派的角度來看，從1991年起經過第七次修憲之後，“中華民國”已經進入“第二共和”。國會中的全國不分區代表，已經將大陸地區排除在外。2000年修訂的“國籍法”，也嚴格區分“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民。目前台灣人民不僅享有入出境的自由，而且享有完全的政治性言論自由。目前“中華民國”的法律是以“比照外人”的方式，在對待大陸地區的人民，甚至比對待外人更為嚴苛。
由於大陸對“一個中國原則”的堅持，台灣內部在藍、綠對立的情況下，深藍的人認為馬英九“總統”只是“長得漂亮的陳水扁”，走的是“獨台路線”。深綠的人不管他怎麼做，都認為他是永遠的“親中賣台”。從“中華民國”憲法的角度來看，馬英九其實是“兩岸和平的締造者”，而不是“麻煩製造者”。張五岳教授認為：目前兩岸的現狀就是“一中兩憲”或“一國兩府”，而“第三憲”則是雙方要努力統合的目標。
“互不隸屬的政法系統”
聽到這裡，辛旗副會長很感慨地說：“三山五嶽依舊在，得饒人處且饒人”，他認為：“時不我予，歲不待人”，現在是兩岸開始展開政治談判的時候了。大陸非常瞭解，只要國民黨一坐上談判桌，立刻會被扣上“賣台”的帽子。但負責任的政治力量必須要有引導的作用，對民意不能逢迎，變成群氓的尾巴。
他認為：不分裂中國主權與領土的完整，是雙方進入談判的底線。大陸絕不可能把台灣當成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也不會把台灣看做是地方政府，大陸自己是中央政府，至於要如何用“內外有別”的方式，安排兩岸之間的關係，這是可以變通的，兩岸必須坐下，關起門來談。
中國人民大學當代政治研究所所長黃嘉樹從民族、文化、國家、和政府四個層面，分析兩岸之間認同分歧的問題，認為：在“國家”認同方面，問題最大。大多數台灣人民堅持自己是“中華民國”人，而以國家名義，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相對抗。台灣的策略是以定期重復舉行民主選舉，來建立政權的合法，迫使大陸接受其“棄中就台”的路線。然而，大陸絕不接受“顯性獨台”，也不可能承認“中華民國”，走上“兩國論”的道路；更堅決反對外國勢力的幹預。
黃嘉樹教授認為雙方要有誠意地降低敵意，坐下來，創造更多合作機會。有些人認為大陸和台灣不論在人口或土地都有極大的差距，雙方關係至少應當是1比0.6，他認為事實上雙方是“兩個互不隸屬的政法系統”，雙方互動，“不必突顯誰是中央誰是地方的問題，也“可以叫自己為中央，叫對方為地方”。
“一國兩憲”的先例
兩岸統合學會理事長張亞中在開幕主題演講中，以投影片說明顯性台獨、穩性台獨、偏安史觀等等各種不同的“統、獨論述”，並說明兩岸統合學會對兩岸關係的主張是“主權重疊”、“治權分立”、“平等不對稱”，認為未來兩岸應當以“兩岸共同體史觀”對抗“台獨史觀”，用“和平發展”對抗“可獨”，用“政治與經濟不可分”對抗“政經分離”不要在“統、獨對立”的泥淖中打泥巴戰。國民黨更應該以此為政策綱領，而非“不統、不獨”的消極式逃避論述。
張亞中表示，西伐利亞的主權國家體系，雖然摧毀了中國的朝貢體系，也創造了殖民體系，但是卻沒有為歐洲帶來和平。在經歷兩次歐洲基督教兄弟的自相殘殺後，歐洲人終於學會了主權並不只是單一或排它，他們透過歐洲共同體創造了主權重疊的新概念。
兩岸情形自然不同於歐洲，但是主權重疊的概念卻值得兩岸參考。兩岸可以用“內、外有別”的方式，對外面對國際法現實，在國際參與上由兩岸共同協商，對內則以“共同體”的思維，互視對方為平等不對稱的“憲政秩序主體”。
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國際政治系主任李義虎則從歷史演變的觀點，說明在毛周體制時代，中共的政策是要“解放台灣”。從1971年提出“一國兩制”之後，便已經放棄這種想法，而要以務實態度逐步解決兩岸間制度分配、權力分配、和觀念分配的問題。認同問題屬於觀念分配，所以最難解決。他建議雙方“都以雙方的底線為前提”，來找出思考的空間。在這種情況下，以“一個中國為前提”的“一中兩憲”來描述兩岸關係的現實，應當是沒有問題的，“第三憲”則是兩岸“未來努力的目標”。“一中兩憲”既不是聯邦，也不是邦聯，而且在國際上也有先例，像坦桑尼亞聯合共和國和桑給巴爾（Zanzibar）之間的關係，便是“一國兩憲”。
強化兩岸共同認同
對於要如何強化兩岸共同認同的問題，與會人員則從各種務實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許多積極的建議。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台港澳研究所所長嚴安林指出：中共中央發佈的“十二五規劃”，對於把“中國締造成兩岸人民的共同家園”，已經作出許多具體規定。他認為：兩岸簽訂ECFA，大陸對台灣作出“讓利措施”，能夠增加台灣人民對大陸的“利益認同”，這是改善兩岸關係的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
設立“涉外事務”的專家小組
從1949到冷戰結束，國、共鬥爭50年，雙方開始搞“合作”、“雙贏”，也不過是兩年多的事，許多人心理上都還適應不過來。
嚴教授建議中共當局給台灣居民國民待遇。持有台胞證，就可以作為身分證明，不必簽證，便可以自由進出。最起碼對於經常往來兩岸的台胞，應該發給多次簽證，方便他們在兩岸間往返。
嚴教授也建議在海基、海協兩會之下設立涉外事務的專家小組，或共同體小組，協助雙方的NGO共同參與國際組織。馬英九在元旦文告中主張“壯大台灣，振興中華”，他認為值得肯定。兩岸間應召開文化教育會議，如果覺得題目太大，不好談，不妨從雙方共同關切的小題目談起，慢慢累積成果。
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東野則建議雙方成立“兩岸文化論壇”，共同幫助對方的存化發展。他認為：兩岸經過六十年的隔閡，雙方人民在價值觀、情感、和生活方式方面，都產生了相當大的差距。台灣家家戶戶拜祖先，講秩序，有很強的公民意識；大陸人民則是天不怕地不怕，不守秩序。要縮短兩岸之間的文化差距，不僅要增進雙方宗教、文化方面的交流，而且要從中小學教育做起，鼓勵青少年正體字、簡體字並用，認識自己的文化傳統，才能縮短雙方的文化差距。
由“反中”到“認宗”
楊開煌教授指出：知識分子處理問題，通常都是“先有理論，後有實踐”，這是無可厚非的。然而，目前兩岸間需要甚麼樣的論述，卻大有商榷的餘地。如果兩岸都用理性分析的方式，各自發展自己的史觀，並批評對方的史觀，這是以一方的“真理”對付另一方的“真理”，並不能解決“認同”的問題，因為“認同”必須訴諸於“感情的理解”，而不能只憑“理性的分析”。
楊教授認為：台灣人民和大陸接觸的第一次震撼是“國民政府”開放老兵返鄉探親，人民的心態從國共對峙時期的“反共”，變為“知共”，對大陸的印象也由“負面”轉變為“全面”。將來台灣人民還必須再經過第二次震撼，其心態由“反中”轉變為“認宗”，認清楚“中國”是自己“生命的泉源”，才能徹底解決其民族認同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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