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則，我們該發展甚麼樣的史觀或論述，來促成這樣的轉變呢？楊教授認為：我們應當發展“民族生命史觀”或“民族發展史觀”，來取代“偏安史觀”。因為“偏安史觀”目的只是在求取自身政權的延續，並不能吸納對方的觀點。更不能夠以平等的立場，和西方人對話。
要發展出“民族生命史觀”，楊教授認為我們對於歷史的回顧不應當從鴉片戰爭開始，而應當溯源至明末清初。因為從鴉片戰爭之後，中國便經歷了一連串的挫敗。反省這段歷史經驗，很容易陷入“追究責任”的迷障，而看不清問題的癥結所在。相反的，明末清初利瑪竇來華，發現中國這個不認識主的國家，沒有受到主的關照，人民居然能夠過著富庶和平的生活。
溯源至中西文化接觸之初，我們便能夠以平等的立場認識對方，我們在反思日後的挫敗經驗時，便比較能夠從對方的立場出發，發現自己的問題所在，再藉由“理解對方”來“理解自己”。
我非常贊同楊教授的論點。然而，我們該如何藉由“理解對方”來“理解自己”？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教授巨克毅從心理學的角度，將“認同”分為“個人認同”和“群體認同”兩大類。海協會副會長張銘清在貴賓致詞時引用錢學森所提出的一個問題：“中國的知識分子該為誰服務？”
我在作總結時綜合他們兩人的說法，指出：今天要想解開兩岸之間認同的困擾，“自我認同”為“中國知識分子”的“群體”，首先必須嚴肅思考張副會長“錢學森之問”。他不能為任何特定的政黨服務，也不必刻意批判任何特定的政治立場，相反的，他應當從特定的政治立場跳脫開來，反思楊教授所謂的“民族生命史”或“民族發展史”，他才能夠提出契合於中華文化的自主社會科學理論，作為政府制訂政策的參考，收到全國台灣研究會執行副會長周志懷所說的“以學促官”的效果。
現代化的路線之爭
我一向認為：中國近代史上國、共之爭，本質上是“中華文化現代化”的路線之爭。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中國在巴黎和會的挫敗激起了“五四運動”。在隨後發生的“新文化運動”中，許多知識分子以一種宗教性的狂熱，宣揚各種不同的西方思想；他們把“德先生”和“賽先生”看做是能夠救中國的兩尊“洋菩薩”，卯盡全力，提倡自己所相信的學說主義，激起了“全盤西化論”的狂瀾，也造成了中國意識的危機。
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的成功，促使“新文化運動”之後的知識分子分裂為壁壘分明的兩派，一派認為中國應當效法英、美，走議會民主的道路；另外一派則認為應當師法蘇俄，採用共產黨的辦法，畢其功於一役，徹底改造社會結構及生產方式。隨後發生的國共鬥爭，一方面固然是政治權利之爭，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做是“中國現代化”的路線之爭。國、共兩黨對於中國現代化所應當走的“路線”雖然各有其堅持，他們所要追求的中國現代化“目標”卻是一致的。
“中華文化現代化”的實驗室
1949年，“國民政府”撤退到台灣之後，為了要貫徹“反共抗俄”的國策，而以國家的力量推動“中華文化復興運動”，蔣介石並且親自擔任“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的會長，在國民小學推行的品格教育，國民中學必須上“公民與道德”課程；到了高中則必須修習“中國文化基本教材”。在人文學科方面，雖然有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等人提倡“新儒家”，沿襲了中華文化的一脈香火。可是，社會科學界卻是“全盤西化論”的天下。大學裡用的教科書不是“原文書”，就是“翻譯本”；大學教授不但套用西方理論講學做研究，而且以之作為社會實踐的依據。
台灣從1970年代開始掀起的民主化運動，其主要推動力量便是所謂“現代化派”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李登輝掌權之後，開始用民粹式的手法發動包括“教改”在內的許多“改革”。到了陳水扁時代，道德教育取消了，“中國文化基本教材”改為選修，大學課程全面“去中國化”。“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也換了招牌，成為“國家文化總會”。旺報總主筆戎撫天在研討會上還述說了許多難以收拾的教改後遺症。
總的來說，台灣社會的現代化固然有許多成就，但也付出了不少代價。台灣民間雖然保有較多中華文化的底蘊，但社會科學界卻是由“全盤西化派”所主導。因此，兩岸關係的最佳安排，是大陸把台灣當做“中華文化現代化”的實驗室，彼此以對方作為借鑑，“擇其善者而從之，擇其不善者而改之”，構成相互競爭的良性循環。
建構“中國理論”
今年年初，中共在北京天安門廣場豎立了高達九點五米的孔子銅像。在經歷文化大革命“批孔揚秦”的狂潮之後，中共在其政治中樞做出這樣的大動作，當然具有非常重要的象徵性意義，說明了中共當局“振興中華文化”的決心。在台灣，去年最後一日，馬英九“總統”把“國家文化總會”又改為“中華文化總會”，劉兆玄總會長呼籲“中華文化的文藝復興”，馬“總統”在元旦祝詞中主張“壯大台灣，振興中華”，提倡有“台灣特色的中華文化”，作“中華文化的領航者”。
在我看來，我們要想“振興中華文化”，不能僅止於建孔子銅像，也不只是要像“佛藏”、“道藏”那樣，把儒家經典印成“佛藏”，當禮物送人；這種做法，只會把中華文化“博物館化”或“圖書館化”。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國際政治系主任李義虎主張要以“中國經驗”和“中國材料”，來建構“中國理論”，並形塑“中國學派”，這個提法是正確的。
新世紀的“王道”
辛旗副會長在他的著作《一個中國學者的世界話語》中一再強調：我們所要突顯的中華文化“不是放風箏，不是扭秧歌，不是京劇變臉，也不是辣子雞丁”，當然更不是台灣方面經常提起的“雲門舞集、文創產業、夜市小吃”。我們推崇的是“典雅的中華文明”，是“仁、義、禮、智、信的精神價值”，是這套價值體系在人民生活世界中的體現，在“中華文化現代化”過程中所發生的作用。今天大陸要想“振興中華文化”，台灣要想當“中華文化的領航者”，中國的知識分子必須要能夠把海峽兩岸的發展經驗建構成各式各樣的社會科學理論，建立自主的社會科學，引領中國社會未來的發展。這就是三十年來我一再強調的“社會科學本土化”。也就是劉兆玄總會長所說的“讓儒家傳統學說徹底融入二十一世紀，結合科學、哲學、經濟、生態、政治等相關學問，重新塑造新世紀的‘王道’”。
李義虎主任認為：建構“中國理論”，不是要搞“中、西對立”的“中論”、或“西論”；不是全盤西化，但也不是全盤否定，而是要做到“雙重閱讀”，一方面瞭解中華文化傳統，一方面吸收西方文明精華，這就是辛旗在其著作中所強調的“雙重啟蒙”、“雙重救亡”。我在最近出版的《心理學的科學革命方案》中，更清楚說明：如何以西方的科學哲學作為基礎，建構本土社會科學理論。唯有如此，建構出來的理論，才具有實用價值，才能說服世界。
中國的民主理論
這樣建構出來的本土社會科學理論，當然也包括中國的民主理論。在這次研討會上，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副院長陶堅從國際關係、地區安全、和國內政治三個方面，客觀而且細微地分析了中共目前面臨的處境。他指出：在追求“和平、安全、和穩定”的前提下，為了維持社會、政治、經濟、環境、和社會福利等各方面的均衡發展，中共當局愈來愈感覺到：在分配社會資源的時候，必須透過民主的方式，來解決利益糾纏的問題。最近，《民主是個好東西》，《民主是現代生活的方式》成為暢銷書；今年元月，胡錦濤訪問美國時也強調：“深化民主改革”是中國未來努力的重點方向。任何人都不難看出：中國所要走的民主道路，絕不是“全盤西化”，不能套用西方任何一種國家的選舉制度。可是，民主改革也不能沒有理論作為實踐的方針，否則很可能被人譏為“畫餅”。
在我看來，中國知識分子要想建立中國式的民主理論，最好的參考讀物，就是國父孫中山先生所著的《三民主義》。中山先生非常瞭解：中國要實施民主憲政，絕不可能“一步到位”，所以他主張：應當以軍政、訓政、憲政，分階段實施憲法。在“南天會議”開幕式上，張銘清副會長引述胡錦濤總書記所說的：“中山先生是中國革命的先行者，對於中山先生振興中華的志業，中國共產黨是最忠實的繼承者”。海峽兩岸在慶祝辛亥革命及建立民國一百週年的時候，如何建構有中國特色的民主理論，進而建立中國自主的社會科學，是當代中國知識分子必須承擔的使命。
在兩岸菁英的參與下，南天會談是極為成功的，不僅為兩岸史觀與認同提出了深入的觀察與具體建議，在探討中國現代化應有的道路也有絕大的共識，期望兩岸知識菁英能夠繼續探索此一嚴肅課題，兩岸統合學會將繼續扮演平台與知識提供角色，以為兩岸建構“共同體史觀”、“重疊認同”、致力兩岸和平發展、共同追求整個中國的現代化而努力。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1年3月號，總第159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