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翻閱博東兄的《台海風雲見證錄》目錄，我們可以看到，其中很多精彩的篇章，都是涉及民進黨的。從1991年到1999年，他都認真地撰寫民進黨一年來活動言行的述評，為兩岸留下了極其珍貴的分析史料。大陸系統地認識民進黨，說博東兄是先行者和引路人，並不為過。
博東兄的成就來之不易！他最初的日子過得很苦，除了資料匱乏之外，經費是折磨他的主因。如同當時幾乎所有的學術研究機構一樣，經費欠缺。博東創建的機構更是缺乏資金，需要化緣。據我所知，有好幾次論文都寫好了，卻沒有錢買火車票去出席外地召開的學術會議，只好“文到人不到”。博東兄是很善於殺熟的人，他創辦研究所後，很多朋友都為他解囊相助，每次我與他見面，他都要伸出手來：“咱倆合作搞一個研討活動，掏錢請大家吃飯就由你負責！”那個時候，我離開了原來長期服務的新聞媒體，甚至推辭了中央機構的重要職務的安排，在大家都不理解的情況下，聽從汪道涵會長的召喚，到香港創辦《中國評論》月刊，因為沒有政府撥款，靠一點一滴經營起步，實在艱難。但是，對博東兄的要求，我是盡量滿足的。所幸，博東兄也知道我的苦衷，每次的開支都還負擔得起。當然，因為博東很多新的思想與意見都在《中國評論》月刊發表，影響很大，真正賺到的是我們。
資金匱乏可能不算是最大的問題，思想的超前，意見的尖銳，可能更加難容於平庸的氛圍。記得有一次他過境香港赴台灣開會，為了省錢，舍不得住酒店，在我的宿舍擠了一個晚上，我們聊天到天色放亮，剛要入睡，窗外一只大鳥不斷在啼鳴。我說，博東、博東，你研究台灣問題是孤軍作戰，以個人之力、個人之見打天下，實屬罕見。我則在香港辦一份兩岸都不理解、不支持的雜誌。你是孤鳥，我也是孤鳥啊！博東兄，這番話可曾記得？
2000年冬天的一個晚上，博東兄在北京約我見面，從不喜歡喝酒的他卻要喝酒。我這才知道，他正在著手準備把台灣研究室擴展為台灣研究所。對此我是拼命打氣的。因為我知道，如果北京聯合大學台灣研究所能夠建立起來，一定會成為大陸對民進黨乃至台灣問題研究的重鎮。當年12月3日，台灣問題研究所成立了，雖然人不多，實力有限，但卻進入了新的軌道，引起了海峽兩岸各界的關注。再過了4年多，2005年4月23日，台灣研究所又升格為台灣研究院，引進了一批年輕人，分了好幾個研究所，經費也充足了，接連舉辦了好幾場大型的學術活動，一派蓬勃氣象。作為老朋友的我，為此而格外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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