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歸後香港價值地位起變化
這個變動令香港要發揮的作用和在國際舞台扮演的角色有所改變。這是香港回歸後陷入困境的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在回歸前，香港可以稱得上是“天之驕子”，被地區國際上的重要勢力都“錫到濃”，首先中國雖然信奉社會主義，但幾十年來一直貫切實施維護香港的政治經濟措施。第二，當時的宗主國英國，由於在香港及中國押有重大經濟利益，從香港收取巨額利潤作為外匯儲備，自然會全力維護香港的穩定繁榮，美國是英國在冷戰期最親密的盟友（雖然在早期韓戰就香港曾雙方出現矛盾），當然不會作任何對香港不利的舉動，而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來，亞洲其他國家，尤其是一些東南亞國家曾發生多次政治動盪局面，令到不少游資轉到較為穩定的香港。
香港領導階層一直都是擅長搞好經濟，不少更是財經界國際成功人仕，而香港人的意識型態在中英談判前可以說是只拚命“搵錢”，對政治具極端冷感，人生哲學是今朝有酒今朝醉，盡量使錢，錢使曬又復來。對前途從未想過要顧慮，當時有句名言，是由《遠東經濟評論》的主編所講：Borrowed time,borrowed place，確實形容得最透切。
回顧香港在英國管治的時期，雖然是一個殖民地，但卻享受超然的國際地位，不受國際政治紛爭影響。可以說由於香港只看重經濟發展，在互惠互利的原則下，絕大部分外國政府都能夠善意對待香港相互包容。
回歸後香港一直享有的絕有利的國際形勢已有所改變：已引起其他政府的敵視。
1、台獨分子公開不接受“一國兩制”政策，自然不希望香港成功。台獨的敵意已是很明顯，其政府曾公然說若中國襲擊台灣，台灣會率先炸毀香港。可以這樣說他們是唯恐香港不亂的。
2、英國押在香港的利益已大大削減，在“中英聯合聲明”發表前後已開始散播對中國香港不利的懷疑論調，即不相信香港人有能力管治好香港，及中國會給予香港高度自主，以及港人意識形態難與北京認同等。換句話說，已開始部署令香港人變成政治化，以便易於衝擊香港經濟。若果對它整個國家利益有好處，英國絕對不會姑息香港，隨時會衝擊香港。俗語所謂英國與香港“已經無親”，一切關係“只係睇利益份上”。
3、美國“明”支持一個中國，實則“暗”中實施兩個中國政策，最近美國已宣佈重返亞太發揮其舉足輕重的影響力。由於香港已捲入兩岸紛爭，美國已公然利用香港作為灘頭陣地去衝擊中國。未來中美在亞洲的博弈其焦點大有可能移到港澳經濟上。
由於香港已換了宗主國，中國、其他亞洲國家政府亦要視乎他們與中國關係的起伏對待香港，香港已失去過往的超然地位。
可以肯定說，現在唯一全心全意維護香港利益的只有中國這個宗主國。但港人一定要明白，雖然中國一貫政策是維護香港及香港人利益，但亦有其底線，就是香港人不能干預中國內政，在回歸前後，錢其琛更說得明顯，就是不能將香港變為反共基地。而港英政府一直恪守這個底線，並無出大錯。而最近則港澳辦主任王光亞更說得明顯。
港人如何才能成功實踐“一國兩制”
要成功實踐“一國兩制”其實是一個政治任務。首先要保持與資本主義強國的良好關係，爭取他們的認同支持，否則怎能發揮示範作用。其次對有敵意的台灣亦要保持良好關係，這都是要有極大智慧去作處理，但香港人並不擅長從事國際政治活動。港英殖民地教育制度只著重培訓公務人員及金融經濟人才，一直沒有專事培訓政治領導人物的機制。在國際政治舞台運作，港人可算是“初哥”。就是在處理中港關係亦見不到有多少港人有卓越才幹，不是屬於盲目支持中央分子便是盲目反對中央的人。
港人要哪些專業技巧技能才能成功實踐一國兩制？最基本的自然是要瞭解香港的正確歷史演變。當然，瞭解香港歷史是不能僅局限於香港本身的發展，亦要留意香港過往與世界各地的聯繫，尤其是與中國內地的緊密聯繫。自然要對近代中國歷史的成長過程、中國傳統的文化、以及中國近期政治的變遷，都要有基本及正確的認識。另外，更要深切瞭解香港與中國內地在歷史、文化、經濟以及政治方面的聯繫。若有這些基本認識，可以提高各人的國民及民族意識，本港華人會以身為中國人為榮，會更尊重中國文化及傳統。明白到香港在歷史上一直對中國經濟發展有所貢獻，自然會樂於對中國未來的經濟發展作出努力。同時，亦會更深切瞭解中國於過往在維持香港地區的安定繁榮的重要性，從而關注中國最新的發展情況，並嘗試去瞭解香港地區對中國的現代化所能作出的新貢獻。他們亦同時必須熟悉西方國家情況；受過高等教育和在個人專業領域上受國內外行業器重者。但更重要的是這些港人必須長期認同擁護香港本身制度，亦必須熟悉這個制度和從這個制度培訓出來的，並必須維護和銳意推廣從香港制度衍生出來的文化特色。最後他們必須擁護《基本法》，香港的憲法，在民主法治政制下不能無理抗拒法定的規則和程式，否則是蓄意破壞法治精神，非真正民主政制的公民所應做的事，當然亦必須是愛國者。但無須恐懼，因為根據鄧小平的界定，並不是要遵從中國共產黨，而是要尊重自己的民族，誠心誠意擁護祖國，恢復行使香港的主權，不損壞香港的繁榮和穩定。筆者相信從這個角度去評估，全部留在香港的華人都可稱得上是“愛國者”。
研集歷史才可培訓適當人才
回歸後香港是否有做好準備，培訓出上述人才？就以高等教育機構的老大哥港大為例。在回歸前，港大歷史系每年度最少有三、四個香港史課程，而香港通史課程則最少有七、八十人選讀。最少有四、五名香港華人中國近代史專家任教。據消息，現在只有香港史課程由外人任教，甚至連香港華人的中國近代史專家都欠奉。在最關鍵的時刻，在香港人最需要研習香港史和中國近代史的時候，竟然會有這樣的局面。究竟政府在培訓人才方面出了甚麼錯？
從上述的回歸後背景，現嘗試評鑑被一些人認為是這次反“愛國教育”行動的主要成因。第一是大部分港人仍未適應回歸後的重大改變，尤其是意識形態方面，既不清楚港英政府管治的實際政策，又不樂意接受現實；第二是港人未能認識清楚回歸前後中共善待香港華人的政策；而最後則是年輕港人根本不知道香港華人在近代史上一直有著深厚的愛國情懷。
港人是否未能適應重大改變
首先一部分西化的香港華人似乎仍然未能適應回歸後的政治實況，即隨著主權的轉移，香港的宗主國已由英國變回中國這個重大改變。大部分港人由於對中國近代史和香港史認識不深，未能領會這個改變的重要性。很容易被所謂“五十年不變”的口號所誤導，加以絕大部分原為港英政府服務的高官獲得中央批准留任，遂產生一種錯覺，尚以為只是同一個政府的延續，對特區官員接受任命時要公開宣誓效忠中國，當它是形式上一種造作，很少想到其實有法律效力。因而對特區政府和特首及其他官員亦產生錯誤及不符實況的期望。
同樣地不少港人亦未能認真領悟到回歸後，唯一全心全意維護香港利益的就只有中國這個宗主國，而一些香港的西化華人亦未能勇敢面對一個重要事實，就是替香港華人爭取到民主政制的是中共中央，在香港歷史上，香港市民首次嘗試到民主政制滋味，即是政府首長由香港人（一部分）選出，是始自實施“一國兩制”的《基本法》，而這是中共中央在鄧小平領導下長期精心炮製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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