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80年代初，1963年出生的他們開始走出家鄉求學。不過，多數人的第一學歷並不十分“顯赫”。如趙勇1979年9月～1982年7月在湖南水利水電學校大專班學習，李海濤1980年9月～1984年8月在黑龍江八一農墾大學財會專業學習等。1980年時，333萬人參加高考，錄取28萬人，錄取率僅8.4%，難度堪比如今的“公考”。
大學畢業後何去何從，想必他們當年不用太擔心，有組織包分配。趙勇、田向利、樊金龍等人，來到鄉村基層，在黨政機關“主幹線”工作。
2012年3月，趙勇曾對河北駐村幹部回憶起當時的情景：“我是第一批下鄉的選調生，當時是人民公社，我在那裡工作了3年半，了解了真正的國情，增進了對老百姓的感情，是一輩子的財富。”他還針對農村環境臟亂差，結合當年經驗，提議對垃圾實行“戶清村收”。
不過，19人中，有11人一開始並未走上從政之路，他們多成為教師。如葛慧君1983年8月開始在浙江省諸暨中學任教，徐麟1982年10月起在上海市南匯縣周浦中學任教等。
無論是教師還是鄉鎮幹部，他們中的多數人，此後都擔任了基層團委領導，開始積累從政經驗。如上海市委常委、秘書長尹弘從上海工業大學畢業後，留校任團委副書記；江蘇省委常委、秘書長樊金龍畢業即擔任江蘇省太倉縣王秀公社團委書記等。
現任上海市委常委、浦東新區書記沈曉明則是例外。他1987年於浙江溫州醫學院兒科碩士研究生畢業後，到浙江醫科大學附屬一院做了一名住院醫生。關於選擇醫學院，沈曉明曾透露，當年妹妹遭遇了嚴重的發育問題，家人幾次三番到大醫院求醫，卻徒勞無功，“恐懼和絕望籠罩著整個家庭”。填報志願時，父母鼓勵熱原本愛乒乓球的他填了兒科。
關於畢業後在溫州的工作，沈曉明曾回憶，“那時候，國家很缺訓練有素的兒科醫生，我只能承擔起雙倍的工作量，確保每個等候著的病人當日能看完。我一天大約要看100來個病人，苦苦支撐，筋疲力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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