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馬英九就職以來的兩岸關係，雙方雖然已經簽署了21項協議，但台灣方面對於兩岸關係的設防，仍然遠高於和一般地區或經濟體打交道的處置。每當有促進兩岸關係的構思出現時，在政策討論的過程中，所謂“國家安全”或“社會效應”的考慮，經常會被放大並扭曲地解釋與評估，使得決策作為顯得謹小慎微。許多海峽兩岸互利雙贏的契機，就在瞻前顧後的猶豫中，不斷流失，不再回頭。
“太陽花學運”以來，一種流行甚廣的論調是，加強兩岸經貿往來的結果，“和平紅利”都落入了財團囊中，使得台灣的貧富差距擴大，加劇了台灣社會的不平。所以，為了追求公平正義，要停止和海峽對岸有進一步的往來。
稍微有點國際經濟知識的人都曉得，這種說法把全球化的M型社會作用和兩岸經貿效應攪和在一起，“錯把馮京當馬涼”，未能看到真正問題所在。但是，這樣的論調卻顯然影響到許多台灣民眾的看法和政治人物的態度，使得《兩岸服貿協議》實施在“立法院”中卡關受阻，兩岸貨貿協議談判進度延宕拖緩，ECFA的落實推展步履蹣跚。
文章說，事實上，要解決和平紅利的分配不均，絕對不是用“妖魔化”的眼光看待大陸，限縮兩岸經貿往來；而是要用和對待其它經濟體一樣的“正常化”態度，來處理兩岸經貿關係，打開不必要的門禁，共創雙贏。然後，透過互利共榮促進經濟成長，讓就業機會增加，年輕人的工作待遇能夠改善；讓當局有稅收能夠擴大社會福利，更多的人可以分享到經濟增長的果實。不此之圖，仇視大陸，台灣只好在邊緣化的宿命中自艾自怨、伊於胡底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