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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堂河戒毒所大門外一個標志牌上“勞教所警戒區”的字樣依稀可辨。 |
【人員分流】
有的“原地轉崗”有的進入“社區”
北京教育矯治局“三定方案”在籌備中；勞教所員工期待明確編制問題。
與機構轉型同步進行的則是勞教所工作人員的分流，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馬懷德認為勞教場所再利用、勞教民警轉型不應該成為“後勞教時代”的難題，“很多地區都面臨警力不足問題。去年多數地區的勞教民警或者轉到司法行政機關，從事強制戒毒、社區矯正方面的工作；或者轉到公安機關的其他警種。”。
北京市一名前勞教所幹警告訴新京報記者，去年年中他“轉行”做強制隔離戒毒民警，“估計以後會留在強制隔離戒毒所，有可能轉到其他警種，也有可能徹底轉行，幹社區矯正”。
去年，北京市政府下發勞教所“更名”文件時提出，北京市教育矯治局的“三定方案”，即北京市教育矯治局的機構職責、內設機構、人員編制等，另行印發。前述北京市勞教系統工作人員介紹，目前‘三定方案’正在籌備中。
四川省大堰勞教所是我國較早的勞教所之一，成立於1961年。2008年加掛“四川省資陽強制隔離戒毒所”牌子。勞教制度廢止後，大堰勞教所并入資陽強制隔離戒毒所。“去年強制戒毒收治人數比原來增多了”，該所工作人員任安蓮對新京報記者說，勞教民警也“原地轉崗”，轉為戒毒民警，“工作方式跟原來差別不大，所以都很適應”。
與此相比，轉型為社區矯正的勞教民警，則面臨新工作的適應問題。
去年3月，王立科離開工作了十幾年的勞教所，來到上海市靜安區司法局社區矯正中心，“轉行”做社區矯正民警。去年上海選派218名勞教民警，參與到社區矯正工作中。王立科就是其中之一。
轉崗不久，王立科就遇到了在勞教所不可能出現的場景。一名81歲的社區服刑人員，因家庭糾紛犯故意傷害罪，被判緩刑，“我們的主要任務是監督他不要繼續犯罪，按程序對他履行社區矯正宣告時，他不接受，指著我說，‘你穿警服，我現在不歸公安管，社區矯正是司法局的事’”。
“在勞教所可以依據相關規定，對勞教人員采取談話、關禁閉等一系列教育手段，有些手段具備一定的強制性。但在大牆外，主要的工作方法就是談話”。王立科明顯感覺到，相比大牆內的固定工作模式，按章按規辦事，大牆外要跟形形色色、相對自由的服刑人員溝通，還要協調居委會、派出所方方面面，“更具挑戰性”。
雖然已在靜安區司法局社區矯正中心工作了十個多月，但目前，王立科的編制還在原單位上海市戒毒局，“如果說轉崗後有什麼疑問，主要就是編制問題。期待這個問題能明確。如果編制一直留在戒毒局，那就說明社區矯正是臨時的，我們還會回去”。
上海市社區矯正管理局刑罰執行處處長張國華表示，218名選派民警的編制都在原單位，“目前，218名選派民警的工作狀態總體平穩，適應了新崗位，積極性很高。不過如果編制問題長期不解決，工作積極性也許會受到影響”。
張國華另一方面的困惑是，“從工作實務角度考慮，社區矯正工作迫切需要民警參與，民警參與有利於解決社區矯正的一些難題。但是如果從工作發展角度考慮，是不是應該成立社區矯正官這樣的專職隊伍？”張國華說，社區矯正法已經納入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立法規劃，“期待這部法律早日出台，明確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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