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4月24日電／儒家文化是關於群的文化，而從歐美開展的現代性，則強調個體的解放，兩者之間著重明顯有所不同。如果解放的概念從近現代歷史上主要是針對封建主義、帝國主義及殖民主義等，那麼解放的主體必須包括受壓迫的群。這樣群的價值便可與儒家文化對話，如一統、振興等。
無論是儒家或是具有其他內涵的群的價值，都會主張去蕪存精的融合。可是一旦通過國家體制來動員物質力量以抵抗強權的話，就常出現對文化傳承的擯棄。不過，往往在一段時期後，又重燃傳承文化的理念，就如同“中國夢”的提出。到底，傳承與現代化是處於雜糅融混的狀態，還是辯證循環的關係，似乎難以定於一尊。
辯證循環的關係比較適合於描述香港的當代知識史脈絡，從1911年到1949年，香港收容了一批大儒，他們自許負有傳承的使命。因而他們與作為西方殖民地的香港在體制、思想與社會管理等諸多方面，都移植西方現代性的發展格格不入。
影響所及，香港於是提供了同時可以進入傳統和現代性情境的兩種分開的知識資源。這兩種知識資源依照互動對象的需要與行動者的選擇，竟可輪流呈現，猶如是在雙語環境成長下所取得的轉換能力。在香港，儒家文化時而為民族意識的基礎，時而為敬而遠之的封建胎記。而兩種脈絡的延續，都受到殖民統治的鼓勵。
雜糅融混的狀態比較適合描述台灣的當代史脈絡，儒家文化一度是在日本殖民下的潛在民族精神的載體，在1949年之後，轉變為雄厚的儒家知識傳統。由於受到日本殖民現代性對自身文化的壓制，以及冷戰期間模擬西方自由民主體制，儒家文化縱使深入底層，仍然因為逐步失去文化自信，而日益化整為修養之學。
與香港的知識進程中，傳統文化與現代性各自堅持的兩脈並進相比較，台灣的儒家群體價值與現代性之間所形成的，是某種相互掣肘的關係：兩者都不具備自成一格的知識基礎，都缺乏獨占的政治正確性，因此言其一者，必同時表現對其二的熟稔，群體與個性遂成二位一體。若說儒家與現代性的接觸在香港是互不相讓，在台灣則是互不相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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