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7月8日電／在第7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和第6輪中美人文交流高層磋商剛剛結束之際談論中美互不信任與衝突並不矛盾。事實上，中國通過這次對話特意向美國表達了對中美之間發生戰略誤判的擔憂。雙方口頭上再次達成合作共識，而這種共識在過去曾多次達成卻又或多或少地被束之高閣。
《參考消息》報道，中美衝突本質上是結構性的。在對2大經濟體（以及軍費支出最高的2個國家）之間力量動態的分析中，力量對等情況是衝突與合作的結構條件。問題在於，中國的崛起尚未從根本上改變力量結構，美國就已感到憂心忡忡、焦慮不安，這是為什麼？最流行的解釋是“修昔底德陷阱”，即占主導地位的力量往往會主動採取措施對付它感覺有威脅的對手。結構性劇變也許會帶來重大乃至暴烈的後果，不過，戰爭並非總是不可避免的，上世紀40年代末英美兩國和平移交領導權便是證明。
然而回顧最初的“修昔底德陷阱”的歷史先例，中國並未成為像雅典那樣真正有競爭力的“帝國”，尤其是考慮到雅典的眾多盟友會在與伯羅奔尼撒人的暴烈對峙中站在它這一邊。美國更深切擔憂的是制度性挑戰，比如中國牽頭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而不是在以美國為首的金融體系內遷就妥協。華盛頓視此為屈辱，尤其是在美國的傳統盟友面前。
中美結構性衝突在某些方面或許無所不包，涉及政治、經濟和安全。然而，儘管中美經濟關係幾十年來一直伴隨著不和諧的聲音，中國經濟向來是世界經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與此同時，在各種區域性和全球性問題上，中美兩國間的政治協調日益頻繁。雖然上世紀80年代的軍事交往蜜月期早已結束，但一定級別的雙邊交流從未徹底消失。事實上，儘管時有磕磕碰碰，尤其是在南海問題上，但雙方都在巧妙控制著結構性衝突。
眼下妨礙了中美和解的真正因素與其說是結構上的，還不如說是心理上的——用簡·奧斯汀的話說就是傲慢與偏見。美國的傲慢源於它在政治和社會發展方面史無前例的成就，儘管該國並非十全十美。“偏見”則源於美國始終要求以美國的根本價值觀為全球統一標準來實現世界大同。美國自認為承擔著體現了這些價值觀的精神使命——傳播和支持民主。
同時，在過去幾十年里，美國歡迎和支持中國實施經濟改革和參與國際事務，其預見到並容忍了中國因此給美國為首的全球力量結構帶來的變化。但這一切沒有帶來美國希望看到在中國發生的政治變化，這似乎讓美國難以理解和接受。美國的“傲慢與偏見”遭遇到中國人民對自身歷史與文化毫不遜色甚至更為頑強的自豪感，於是，磕磕碰碰就在所難免了。從某種意義上講，中美衝突是由民族自尊心驅動的。
關於這一點，塞繆爾·亨廷頓已經在《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中提出解決辦法：“在一個多文明的世界里，建設性的做法是譴責普遍性，接受多樣性，謀求共同點。”在中美衝突已然存在且可能始終是常態的情況下尤為如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