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此局面，在回歸幾年後，董建華所率領的政府認為管理運作很困難，畢竟是由“前朝”去管理一個已經回歸了的政府。當時的政府就設立了政策局及高官問責制，一度試圖突破殖民精英大面積壟斷管治班子的問題，但始終原愛國力量在既有力量下無法有效突圍進入行政核心，更妄論建立實質管治經驗與威望，這樣的情況大概維持了20年，直到現在出現了變化。
殖民精英出現大量退休潮，原殖民精英管治格局與威望減弱，但此時愛國愛港管治力量卻無法大面積建立起來，社會在各領域如房屋教育方面出現進退失據局面，讓整體管治威信下降。總體管治威信下降使得各政策局需要特別關注各自關聯團體來維持其管治。
如今香港為何如此民粹，就是因為如果自己的關聯團體越“大聲”則可以爭取到的東西越多，形成一個民粹主義格局，但香港的整體利益就難以維持。例如Uber在大陸市場發展的很好，但在香港，因為要籠絡的士商，照顧的士行業的利益，所以Uber在香港沒有辦法發展。缺乏以香港整體利益為依歸的政策難以持續實施，社會也開始分化，商黨、鄉派、雨傘群體等保護自身利益的群體形成。
政府管治威信下降也反映在過去數年的立法會宣誓中，不僅僅是梁游兩人，其實有10多人在立法會上的宣誓都是很沒有禮貌的。香港內部沒有有效提升管治威信的辦法，中央在其有限的治港權力下，提振特區低迷的管治是必須的。
但中央的權力在回歸時已經被設定得非常有限，一是通過釋法，二是通過對行政長官的指令。在這樣的情形下，我認為，人大主動釋法也算是比較溫和及有效的辦法去提振管治威信，如果管治威信再繼續低下，那麼香港很有可能發生動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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